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名人的故乡也多了起来。目前已有三个省的三处地方均自称是老子故里，曹雪芹故乡则是三省四地，而李白故里竟增至两国四地……“人挪活”，谁不是从居无定所的原始状态进化而来？但故乡是生命之根。曹禺出生于天津，其远祖也是从江西南昌宦游到湖北潜江，并定居于此。待年深日久，其故乡何处说不定也会成谜。曹禺之幸，在于离世前7年，便亲笔写下了：“我是潜江人”！
1989年11月5日，趁潜江“曹禺著作陈列馆”开馆，他派夫人李玉茹到场献上了自己的题词：“悠悠白云，故乡情切。”让女儿万方临场宣读了《我是潜江人》的亲笔长信：“多少年来，我像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走过不少地方，没有一处使我感到这是我的故乡，是我的父母之邦……我从来没有到过潜江，但是近八十年了，我认为我是潜江人，这种贴心的情感……像是其中有血与肉的联系。”
潜江，楚文化的发祥地，北枕汉水，南接长江，东临仙桃通武汉，西靠荆州达宜昌，正是江汉平原腹地。此地有曹禺也是一幸。近几十年来，潜江又陆续建起了曹禺公园、曹禺广场、曹禺陵园、曹禺戏楼、曹禺纪念馆……城市的文化面貌正因曹禺而发生变化，而曹禺在家乡也有了最完整、真实的展现，令许多曾不止一次看过他的几部经典大戏、自觉对他有兴趣且绝不陌生的人，也感到惊异，会情不自禁地举一反三，深长思之。曹禺的个人生活很马虎，戏剧学校搬到四川江安后，他晚上写作，白天给学生上课，有时课正讲到兴头上，老鼠从他的脖子里爬出来。其实老鼠早就钻进他的棉衣里，穿衣服的时候他竟全然不知。当时他家里的地上全是手稿，老鼠没有把《原野》吃掉，已属万幸。一次在公众场合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胳膊很凉，那时候穿衣服，里面会有一件厚点的，外面罩件大褂，原来他出门穿衣服时没有把里面厚衣服的袖子穿上。为此他毁了自己才子佳人型的因戏结缘的第一次婚姻，太太爱干净，管他又不听，就连让他洗澡这样的小事都别别扭扭，他用脚把水搅得哗哗响，从外面听声音像在洗澡，其实他在里面捧着本书看入了迷。
就是这样一个自己不修边幅的人，却能指导专业演员化出精致的戏妆：“你知道搽粉应该从哪儿开始？脸的最高点——鼻子。”一个在生活中看似糊里糊涂的人，对待创作的态度却极端严谨、勤奋、精细，大到结构、人物、情节，小到每一句台词，每一件道具，无不潜心设计，所以《雷雨》的问世成了“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有的导演在排练时想删掉某个部分，他的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心脏被拿掉了！他常说，戏剧效果不是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后的思索。“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戏比天大，院比人大！”在创作选材上更是决不马虎、决不迁就，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问题剧非常受欢迎，有人劝正处于“创作苦闷期”的曹禺不妨一试。他却断然拒绝：“戏不能这样写，要写人，写人生，写人类。我的戏绝不是社会问题剧，是一首诗。”“我的作品是用感情写出来的，我是一堆感情。”他是一个为戏而生，自己也一身是戏的人。追求生活简单，是不想让任何享受成为自己的负担，所有那些生活中的邋遢趣事，都是对创作的一种成全。
曹禺性格中的“两极”特点，还体现在对别人随和，对自己苛刻。在戏剧界他是出名的“三好先生”，别人演他的作品总是说赞扬的话：导演好，演员好，舞美好。碰上实在不满意的顶多就是叹叹气：“你讲的比我写的好”——还是绕着弯子说句好话。钱谷融评价他：“人太好，总是说好话，善良人。”他的基本做人态度就是“诚恳、歉疚、自责”。1942年用一个夏天改编巴金的《家》，是非常成功的，巴金在桂林读完手稿极为赞赏他的才华，称其是“真正的艺术家！”然而曹禺在提到巴金时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不如老巴。“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要写他的传，他却说：“你要写我的传，就把我的苦闷写出来。”
写不出“大东西”而苦闷的大家，不止他一个，究其实又有哪个作家能心想事成、下笔就能达到自己向往的境界？但最是他为此痛心疾首，公开说出自己的苦闷乃至绝望：“我要写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情愿不活下去。”什么是“大东西”？他23岁写出《雷雨》，25岁发表《日出》，27岁创作《原野》……两年一部经典，这就是大手笔、大东西。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曾家岩50号对曹禺说过一句话：“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他能不一生掂量此言？那时文艺界的精英们常在张瑞芳家里聚会，曹禺穿长袍嘟嘟地跑来了，见到周恩来便将就着斜坐在椅子边上，周恩来就说：“你好好坐着，别这样坐”，这句话到后来就演变成“要这样，别那样”的警语，也让他掂量了一生。“文革”前，已经贵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却总是不能拿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一天偶尔照镜子，从镜中竟看到了两个自己。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周总理知道后嘱托大家再不要和他谈创作、论艺术，为分散他的注意力，轮流请他出去吃饭。吴祖光去看望他，说你太听话了。他立刻站起来：“你说得太对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揣摩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呢！”他还将黄永玉批评他的信挂在墙上……如此这般本来是一种司空见惯、心照不宣的现象，因曹禺的自责和不甘，成了著名的“世纪苦闷”，整个“文艺界的苦闷”。
曹禺的“苦闷”，像“钱学森之问”一样，是很难有答案的，他却至终都在寻找原因，企图冲破这个困局。他说外因是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开会，总是开会就写不出东西来啦。内因是沉不下去，“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他甚至公开承认“我读过几章《资本论》，可是没看懂。”半个多世纪来，经常可看到文化人精心引用《资本论》里的话语，或大讲读此书的心得感悟，或许只读了几章还没有读懂，甚至连一章都没读过的也大有人在，但敢于说出来的恐怕就是这位曹公了。
“悲剧有滋味，人生不是滋味”，这是曹禺表达苦闷的名句。荣格说性格即命运，人们普遍将曹禺的特别苦闷归结于他的性格。然而性格哪儿来，又焉知不是命运造成的？他出生三天丧母，母亲的胞妹随即成为他的继母，此大不幸却使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与戏剧结缘，并剧烈影响乃至决定了他生命的色彩和走向。因为继母是戏迷，常怀抱着他去看各种戏，于是他才能自襁褓中就开始接受戏剧的哺育和熏陶。祖母为他取名万家宝，在戏迷圈里他很快就得了个“小宝贝”的雅号。他5岁进私塾，读经背诗之余最热衷的游戏，就是与小伙伴们编戏演戏。10岁结束私塾，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英文。15岁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及创建于1909年的南开新剧团。16岁将繁写的“万”拆开，演化为“曹禺”这个名字，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小说……
所以他说自己是“童年苦闷，少年苦闷，中年苦闷，老年苦闷（只将处于创作巅峰的青年期除外）”，苦闷的缘由就是母亲的死，还有姐姐的死、父亲的死，他们活着的时候门庭若市，死后又是另一种眼神，看到了世人的嘴脸……这是他苦闷的源头，或许也是他创作的动力。
正因为他的苦闷如此真实、如此深刻，在这个时代特别具典型意义，当人们有机会重读曹禺时，就觉得格外感天动地。2004年纪念《雷雨》发表70周年，南北演艺界的“大腕”，组成“明星版”强大演出阵容，在全国巡演《雷雨》100场，每场历时3个多小时，连100元的站票也一抢而空。而且“演到哪，雷雨下到哪，在北京宝利剧院一开门便雷雨大作”，曹禺女儿万方不禁一次次呼喊父亲的名字。演员和观众都说是曹公“显灵”。若曹禺果真泉下有知，当是积郁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苦闷的终极爆发，得到了天地万物的呼应和同情。
曹禺晚年泪多，潜江花鼓剧团进京，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走上舞台，放开嗓子大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老乡是可以堂皇放开泪闸的机会。话剧舞台上有口皆碑的传奇人物于是之过六十寿诞，曹禺即兴题词：“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思虑通审，志气和平。风归自远，才见天心。求艺无垠，可胜言哉。”这何尝不是他想要的境界？自况中不无钦羡。
其实，曹禺有一部《雷雨》就足以不朽，何况《雷雨》之后还有两三部好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些巨匠就是以一部、甚或半部经典传世。看看潜江修建的七个纪念曹禺的建筑物，是当地最有品位、也是最吸引人的景观，就可证明这一点。曹禺最终能魂归故里，何况是这样一个丰富而深刻的灵魂，被故乡如此隆重地敬奉着、纪念着，是个巨大的福报。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想摆脱英国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有记者问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莎士比亚与印度哪个更重要？”丘吉尔随口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宁可失去五十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这不是对印度的蔑视，而是对可遇不可求的文化巨星的崇敬。没有这样的巨星，人类便不能进步，他们的光芒照耀和滋养着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正是潜江，将曹禺和楚风汉韵连接起来，实乃文化之福，潜江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