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梦想是可以纸上谈兵的。想到梦想立即行动，趁着兴奋感还未完全消磨殆尽，不要错过最佳的时机。第一步，不要去考虑能跨出去多远，踩得多深。你够勇敢，这比什么都重要。】
2004年9月24日星期五晴
今天，我和王一、阿彬一起捡垃圾。我们用手一点点的（地）把易拉罐从垃圾堆里扒出来。垃圾堆又脏又臭，还有恶心的残渣和骨头。我们细嫩的手很快也变的（得）又脏又臭。我们把扒出来的易拉罐放到一个抬（拾）来的袋子里，虽然很恶心，我们却像珍宝似的搂在怀里，轮流提着。
在学校里，我们共抬（拾）了1个易拉罐与7个塑料瓶。我们在学校里转了又转，转了好久，在确定没有罐子后，才走出学校。我们先向后走，把每个可能有垃圾的地方都一一盘查（翻看）。每个花莆（圃），我们都刨土，观察。路过的行人都看着我们，像是看稀有动物似的，那目光，好像是看不起，又好像是怜悯。有两个男中学生盯着我们，好像看着四处乞讨的乞丐。我们愕然了。
洋下新村最前面的小花莆（圃）臭气熏天。这里，是老鼠、野猫生存的偏僻地方，也是垃圾最多的地方。花莆（圃）里长着长长的野草和一种带刺的花，蚊子数不胜数。我们小心翼翼地踏入草丛，惊起了几只野猫。找到了！在臭烘烘的垃圾山上，有一个瓶子。为了这个瓶子，我们很小心地踏入草丛，把身子俯下来捡。
终于走完了，我们在校外抬（拾）了5个塑料瓶。我们好不容易从巷子里拖回一个（收废品的）叔叔。我们恳求他多给我们两角钱，叔叔显然不愿意，像看着一群小饿鬼一样望着我们。我们可怜巴巴的（地）求他，恨不得跪下来求他。我们缠着叔叔，叔叔心软了，拿出一块钱，我们恳求他多给我们两角钱，当时，我们只有一角零钱（可以找给他）。叔叔收下了，没说什么，便骑车走了。
我们三个卖了9角钱，走遍了附近的铺子，没有一家愿意给一群肮脏的小鬼头换（零）钱。我们跑到王一家，王一的奶奶犹豫了很久才把钱换给我们，我们高兴极了，把钱平分了，忘了累忘了饿。我们为了这些小罐子累的（得）受不了。疲惫不堪的我一回家便躺在椅子上，再也不想起来了。
总计：1个易拉罐、12个瓶子
合计：9角
分得：3角
2004年9月24日这一天，我们第一次上街拾垃圾，成了一群在别人眼中臭烘烘的小孩。
这是第一天的日记，我将它完完整整、毫不删减地复制下来。我无从揣摩自己当时的心迹，但它无疑是疲惫却兴奋的。
第一天上街拾荒，我们和每个行业的初学者一样束手无策，甚至连装垃圾的袋子都没准备，顺手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个。
经历虽然狼狈，但对于三个年仅十岁的孩子来说已经足够振奋人心。
2004年，电视上正热播一部赚人热泪的电视剧，叫《亲情树》。故事主要讲述的是母亲去世后，大姐独自抚养三个弟妹。有一天，三个孩子为了赚钱去大街小巷拾垃圾，后来被大姐拎回家狠狠揍了一顿。
我们虽年少，但隐约能从电视里知道这是件见不得光的事。阿彬、王一和我，相约要保守这个秘密。
阿彬刚从泉州一个叫永春的地方转学过来，据她说，她住的地方盛产芦柑，却没有公路可以到达，想要见到四轮车的影子，就要先走出村再走出山再雇个小摩托到镇上。在我尚分不清柑子、橘子、橙子的年纪，曾经在大夏天望着英子店里大通铺上的橘子，将其想成阿彬家乡成片的芦柑。小时候看过《橘子红了》，也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秀禾和耀辉少爷在橘子园里你侬我侬的模样，于是就以为那橘子树真像剧里那样高高大大的，总幻想能和阿彬奔跑在其中，恣意撒野。后来才知道那是剧组特意千辛万苦摘下来后往高树上挂的，以掩盖橘子树本身矮坨坨的惨状。
阿彬的父亲曾经是个泥瓦匠，读过很多年书，在城里干过很多活儿。后来摔断了腿，每天卧在老家的土坯房里，活生生把阿彬的妈妈给吓走了。他们租在离学校有几条街的地方，离我们家也不近，所以我并不担心阿彬走漏风声。
我贪玩，成绩忽上忽下，没个定数。老师总说：“项瑶啊，脑子是很好用，要是能再努力些就好了。”我属于“赞美藏进耳朵，挨批就装耳聋”的人，往往只听了前半句，就自觉聪明，扬扬得意。而阿彬的成绩是扎扎实实的好，甚至比我还好那么一点点。她说自己在老家总是拿第一，而我虽然摆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心里却想着：她怎么能这么厉害，回回都考前几名。
他们家只有一间屋子，灶台、马桶、床、书桌都在那间屋里。灶台挨着床，一到回暖天的时候，天穹似盖，将屋子闷得透不过气时，烧起火来整间屋子都烟熏火燎的。“马桶”其实是个小红痰盂，没有管道连接地下，进进出出都要倒马桶刷马桶。
阿彬的父亲终年卧病在床，但穿着很考究。褥子很干净，就算在回潮的日子里，也没什么难闻的气味。他每天都要挣扎着在床上翻几次身，所以并没有长褥疮。我们去阿彬家找她的时候，多半是看见这样的情景：阿彬爸爸斜靠在床上或是拄拐站在墙边，拿着一根小竹鞭，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小同学，你们再等等，阿彬做完作业就来”，回头对着阿彬一甩棍子骂：“阿彬，还不快写，没写完不准出去！”
我挺害怕阿彬爸爸的，每次见面都像是老鼠见了猫，飞快地跑掉，生怕那小鞭子落在自己身上。
王一和我一样，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在这所学校的。她和我住在同一条巷子里，隔在巷头和巷尾。她的脑子比别人慢半拍，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支吾半天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王一虽然叫王一，但甭说拿第一了，从上一年级起她就从没及格过。在五年级之前，我戴着“二道杠”，总和别的“三道杠”“一道杠”玩成一伙，后来“三道杠”“一道杠”都转学走了，因为我俩住得近，就成了共同上下学的玩伴。
在小学生心里，同样坐在教室里的学生早已分了梯队，成人世界里的规矩在这里一样盛行。不同的就是，这梯队并没有显得多么重要，一颗糖、一支铅笔就能将它瞬间瓦解。
王一跟着姥姥和姥爷生活。姥姥老了，有些耳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脸慈祥地看着我们，偶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硬要塞到王一的兜里。休息时她就搬着一张破藤椅，坐在巷子口，边晒太阳边等王一放学。
王一的母亲在远郊的县城做公务员，一周只能回来一次。母亲快要回来的前一天，是王一最紧张的时候。倒不是情感上的紧张，只是小孩子通常都不像父母期望的那般期望父母回来，毕竟父母一回来，就意味着多了一份约束。她的父亲在外地做生意，平时见不到几次。小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羡慕王一到了有点嫉妒的地步，以至于在这之后，听到媒体报道“留守儿童”这四个字，我还有些不能理解——爸妈不在身边，该是个多么快活自在的事儿啊！
我对王一还是有些不放心，攥紧拳头，恶狠狠地吓唬她：“王一，你千万别和我妈说，否则要你好看！”
“啊？唔……那好吧。”
别看王一平时是闷声不响的，但以她这一触即惊的胆量，说不准哪天被逼问，就说漏嘴了。
曾经看过某部外国作品上形容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说每个孩子都是脆弱的白瓷杯。它没有釉彩，不盛汤水，有些粗心的家长一接过就失手打碎了，有些家长在不经意间就让杯子有了条裂纹还浑然不知，有些父母安了把手小心翼翼呵护着，却因为那把手让它失去了原貌。
有的时候我观察那些最终达成梦想的人，他们的路越走越宽，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在与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轻松与舒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犹如春风拂面，都给予另一方百分之百的尊重。
那时候我才发现，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孤军奋战，还可以协同作战；可以单枪匹马，也可以带队同行。
王一和阿彬成了我在拾荒路上最初的伙伴。第一天组队，我们揣着三个钢镚儿，带着一身腐化物的臭气，哼哼唱唱地回了家，结束了拾荒的初体验。
我们总被某些“鸡汤”欺骗，以为化蛹成蝶是生命的必经之途，实则不然。某些成长，就像蝼蛄，从若虫化为成虫，只是形貌与心理顺其自然地发展。我所谓的成长，如同破茧成蝶，彻底放弃原来的外形和样貌。它从具体的某一天某个时刻开始，那一刻的布景能随时在脑海里重建起来，原景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