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之川从它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像萌芽一般，在一个真理之下又生一个疑问，真理疑问互为滋养。
——培根
我努力通过迅速地把握住生命来阻止生命的飞逝，通过运用生命的活力来补偿生命的仓促潜逃。我对生命的占有越是短暂，我必须使它更深沉更充分。
——蒙田
1.呼唤没有竞争的教育
王阳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心学”影响深远。
有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汝云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哉？”这个反问可谓有力。谁知王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此句回答何其巧妙！一下子转被动为主动，他人的例证反过来为我所用，大有孟子的论辩之风。
但真正让我对王阳明刮目相看的，还是下面这则材料。
王阳明十二岁时问他的老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当然说，读书考状元。王阳明说，好像不是。老师吓了一跳，才十二岁的孩子，居然说好像不是。于是问他，那你认为是什么呢？王阳明说，应该是读书成为圣人吧。
做状元，还是做圣人，这是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考状元，几年才有一个；而成为圣人，则人人皆有可能，只是人人都很难做到而已。
之所以对王阳明的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它和我生活中的一个教学案例密切相关。
在老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叫陈跃军，成绩一般，但毅力超群。高一的时候，他的班主任鬼鬼祟祟地交给我他写的一篇文章，班主任断言这个孩子的神经有点问题。我打开文章一看，也吓了一跳。文章的标题是《论我有可能成为马克思》。好在我还有耐心，先看看这个孩子的逻辑有没有问题。仔细一读，逻辑缜密，思维深刻。文章说，马克思在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之前，也是一个普通人，还不成其为我们现在心目中的马克思。那么，我现在也是一个普通人，只要我努力，向马克思方向发奋努力，那么，我就有可能会成为马克思。哪怕这种可能是数亿分之一的之一，但只要有这种可能，我就有成为马克思的潜在希望。至于希望的大小，和究竟有没有希望，这应该是两码事。
我告诉班主任，这个孩子的逻辑没有任何问题，文章写得很好。应该是他上了哲学课之后的一些随想，没问题，不要放在心上。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学生。因为体质不好，他从小就练习长跑，一种超强的毅力支撑他一直跑下去，像阿甘一样奔跑。后来，他代表学校参加市长跑比赛，还获得了金牌。高三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又在部队里大放异彩，并最终考上了军事院校，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应该说，陈跃军没有选择常规意义上的学习竞争之路（他智力一般，这条路很可能会失败，会受挫折，会失望，会绝望），而是选择了一条挑战自我、挑战自己惰性之路，这是他对自己潜在力量的挖掘，因此，他活得自在而丰茂，肆意而坦荡。
那个时候，我还很少读书，偶然有一天我读到孟子的名言——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说，人人都可以做尧舜，陈跃军说，“我有可能成为马克思”。这两者一脉相承，如出一辙。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感慨良深，深感愧疚。作为老师，我们的贫瘠、单薄、偏激，曾经扼杀了多少飞扬的灵感和个性的才情啊！
是引导学生以竞争为本，还是以自我充盈为本？老师常常会被现实所裹挟，脱离了教育的本意。我的观点很清楚。
首先，不能争。
王阳明说得好，状元好几年才有一个。如果把自己的成功界定在社会竞争上，后果一定很严重，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人成功却有数万人的失败，一个状元的脚下不知道有多少垫背的孤魂野鬼，一个范进的诞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孔乙己在地上爬来爬去！但读书做圣人就不一样了。圣人之间不但不会互相冲突，互相拆台，反而会互相帮助，互相凭借，相得益彰。
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王阳明摒弃了竞争，放弃了对状元的向往，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自我的完善上，他后来的成就却远远在状元之上。王阳明的父亲就是状元，请问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王阳明的父亲呢？
耶鲁大学校长曾经说过，一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做三件事：第一个要学习，第二个要理解，第三个要能够品味。也就是说，学习是极其私人的事情，是自我的提高，与他人本质上没有任何关系。知识本质上也是非竞争性的。这是因为，知识不是稀缺性资源，也不是排他性的、独占性的资源，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竞争的目标。别人懂得了一个勾股定理，我难道就不能懂得了吗？我有必要和他竞争吗？只有职位、机会、金钱才具有竞争性。
知识没有稀缺性，但与知识相关的入学资格却具有稀缺性，因而在现在的中国，竞争似乎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能否在教育中广泛适用？恐怕还是有疑问的。
在出外听课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高三学生都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贴在墙上。这种赤裸裸的竞争关系，会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能会说，孩子们只是互相促进而已，他们会在竞争中合作。想想看，社会上那些你死我活的竞争，甚至买凶杀人，他们有没有做到合作中竞争？再问问自己，同一个教研组之内，有没有做到和谐竞争？要知道这种竞争会加重大部分同学的失败阴影，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影响，甚至影响到他们今后的人生。竞争是应试教育的怪胎。有多少风华正茂的学子，成了竞争中被淘汰的大多数。心灵上的创伤，一辈子都很难抚平；而那些在竞争中春风得意的孩子们，会不会因此而失去一种平民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我觉得不适当地强调竞争，是一种双重的伤害。
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在《我，阿尔贝·雅卡尔，教育部长，我发布》中提出：“必须消除学校中的一切竞争观念”，必须放弃“打分数”，同样要结束“筛选，这竞争的必然附属品”，因为“它类似于一种形式的惩罚，会给学生终生带来梦魇”。
其次，不必争。
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一个人只有不去争，天下才会没有人能与之争。”这句话具有很深的思想内涵，老子最强调辩证法，辩证法讲“转换”，这句话在讲“不争”转换成“争”的道理。
老子不反对人积极进取，只是这种积极进取的前提是顺应天道，而不能逆天道。所谓“争”，乃是刻意之为，既然刻意就是逆天道而行，以老子看来，逆天道而行，结果往往是失败的。所谓不争，即不刻意而行，应先认识事物的规律，即天道，再顺应事物的规律做事。人的行为一旦顺应天道则“无为无不为”，当然“天下莫能与之争”。
事实也正是这样。因为自己与大家不争，大家就不会与自己争，如果自己既能把事情做好，又不与大家争名争利，就能体现出自己高贵的道德品质、优秀的思想素质和良好的处世作风。这种大将之风无疑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维护。这就把“不争”转换成了非常有策略的“争”。当然，我们选择不争，并非是要达到策略性的争。虽然不争的结果只是意外的奖赏，但谁又能降低这种不争的价值呢？
最后，另一种争。
很多人担心在学校里，如果不强调竞争，不训练竞争，学生没有养成竞争的习惯，不具备竞争的技能，一旦走入社会，是否能适应这个竞争的社会？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这个始终接近却永远无法抵达的过程，所依靠的绝对不仅是学校里的智力竞争，更多的是对自我的提升，对情商的修炼。一旦自我不断提升，情商不断丰富，不断强大，其结果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无往而不胜。
这里所说的情商是指人认识情绪和管理情绪的能力。牛津词典对情绪的定义为：心灵、感觉或感情的激动或骚动，泛指任何激动或兴奋的心理状态。
人的情绪很多，可以分成若干族，每一族又有很多小类。而对这些情绪的认识和管理能力就是情商。这种认识和管理能力能够发展情绪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比如羡慕这个情绪，既可以向下发展，也可以向上发展。向下发展，羡慕会变成妒忌，妒忌会变成憎恨，憎恨会变成陷害，其次序就是：羡慕→妒忌→憎恨→陷害。向上发展，羡慕会变成亲近，亲近会变成学习，学习会变成超越，其次序是：羡慕→亲近→学习→超越。
同样的一种情绪，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哪一种结果更具有社会竞争力，答案自然不言而喻。高情商的人总是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向上发展，因此真正的竞争，应该是对自我情商的发展，使自己变成一个高情商的人。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恰恰是那些在学校里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同学，走入社会之后，往往失去了竞争力。很多读书时成绩一流的学生走上社会并不出众，常去打工，而成绩二流、三流的却做老板。这样的事情，也许我们并不陌生。
因为那些成绩一流的学生过分专心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竞争中越钻研越深，往往忽视了情商的培养；而那些成绩二流、三流的人却因为善于为人处世，善于推销自己，会有效说话，在人际交往中掌握了处世之道，早在走入社会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竞争的资本。
戴尔·卡耐基曾这样说：“一个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依靠专业知识，而百分之八十五却要依靠人际交往、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
然而，我们的教育却过分地偏重于前面的百分之十五，在这个百分之十五上刀兵相见，刺刀见红。但对后面的百分之八十五，却几乎可以说是置之不理，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失误。
戈尔曼在《情绪智力》中指出，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关键是情商能力而不是智商能力。情商高了，吸引力、影响力、人格魅力就出来了，就能产生一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
西方有一句名言，知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品质。
品质就是竞争力，情商就是竞争力，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条件下，都最终会超越他的同类，环境条件只能制约成功的大小，但却无法阻止他最终获得成功。
遗憾的是，现在学校里的竞争，主要是指向智力上的竞争，指向他者，有很明确的对象，具有现时性和现实性，一旦对象发生变化，竞争就无从谈起。这是一种短视的竞争，根本无法衡量出学生将来的水平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而情商却指向我们自己，让我们直面自己的情绪和内心，使我们面对任何竞争和困难时，都能够获得情绪管理力量的支撑。这才是我们长远地立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竞争。
由此看来，建立一个不竞争的学校，并非不可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非但能够适应一个竞争的社会，而且适应得更好。一个人之所以失败，是他自己要失败；一个人之所以成功，也是他自己要成功。一个登上珠峰的运动员说得好：“当登上珠峰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什么也没有征服，征服的只有我自己。”
最好的竞争，是对自己的征服。
2.向有个性的学生致敬
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提出：“教育的最大成功是师生合作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我喜欢品味这一句话。学生崇拜老师，不难理解，很多老师或多或少都被崇拜过，被敬仰过，被喜爱过。那么，作为老师，我们有没有崇拜过学生？崇拜过什么样的学生？
就我而言，不敢说我崇拜我的学生，但我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日本诗人大沼枕山先生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晚唐诗就不谈了，对于六朝人物，我可是珍爱不已。相信无数的读书人，内心里恐怕都有这种情结。在六朝人物的身上，放飞自己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个性的碧海蓝天，偷得浮生半日闲。
那个逝去的时代，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呼吁人格自由，有一点点慵懒，有一点点颓废，还有一点点另类。但他们决然是“这一个”，这一个熠熠生辉，特立独行，可以被批评，但绝不可以被漠视，被遗忘。这就是这种人的价值所在。
著名杂文家吴非老师曾经说过他的一个学生，依稀可以窥见一些六朝人物的风范。我颠来倒去地喜欢那一个场景，常常在内心里模拟体会，每一次都能获得快慰。
有一次，南师附中历史组要搞一个活动，想请一个学生朗诵诗歌，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于是，各班推选了一些人选。
中午，有一个学生来到历史组，刚刚朗诵两句，就技惊四座。老师欣喜若狂，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你了！”
这位同学愣了一下，随即很有风度地对老师说：“老师，诗是不能中断的，请允许我把这首诗朗诵完。”说罢，旁若无人地继续朗诵。
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镇住了。这才是一个真正懂诗的人！他没有读断诗歌的习惯。是否会被老师选中，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读这首诗，沉浸在诗歌的王国之中，此刻，当下。
这就是有个性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不仅让人敬畏，甚至还让人仰望。这让我想起了《世说新语》中徽之访戴的故事。王徽之跑了整整一个晚上，好不容易到了戴逵家门口，马上开始打道回府。有人大惑不解。徽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还有南师附中的那个徐海，为了给女同学董维青治病，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东奔西走，四处借贷。虽然经济拮据，但最终还是和女友结婚，就为了能给她依靠。在董维青去世后的第三天，徐海写了6封遗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一年，他只有23岁。他是一代大师徐懋庸的孙子。
这些孩子的真性情，每每让我潸然泪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尽管命运不尽相同。但人的脆弱在此，高贵也在于此。
同样是名校的缘故，在汪曾祺先生的《跑警报》中，西南联大也有一大批个性学生，他们狷狂耿介，快意恩仇，无不让人怦然心动。
汪先生这样记载：“一旦我们跑警报遇雨，我们有一个姓侯的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跑。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捡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更为有趣的是，西南联大还有两个不跑警报的学生。境界超拔，全然将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顺着汪先生的记叙，我依稀看见这两个学生，面容清晰，真纯坦白，面对凶残的日寇轰炸，他们视死如归，平心静气。这是何等气度？
如此个性的学生，需要个性的老师。西南联大就不乏这样的老师。西南联大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恃才傲物，不可一世。他曾在三五月圆之夜，与学生团团围坐在草坪上，吟诵《月赋》，那种情景，让钱理群先生思慕不已。
同样是刘文典，有一次警报响起，他挟着一个破布包，往郊外逃窜，正好遇见沈从文夺路狂奔。刘文典火冒三丈，侧过身大骂沈从文：“我跑是为了庄子而跑，你这个该死的，你为谁而跑？”
每每读至此，我一方面震惊于刘文典的狂妄，另一方面又同情沈从文。
作为先生，首先是真性情，其次才是真学问。
才高八斗的刘文典，自认为世界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冯友兰。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吴宓等西南联大几位重量级教授便前往听讲。刘文典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讲到精彩处，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吴宓号称清华四大教授之一，是钱钟书先生的授业恩师，都对其恭敬如此。老师有真性情，洒脱不羁，随心所欲，呈现一种自然生命的姿态。这种教学，就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而是一种生命的唤醒和启迪，它给予学生的必然是生命的浸染、熏陶、舒展，传递的则必然是自由天性的裸露，个体生命的承担，独立人格的追寻。
真实的生命，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教育也该如此。
我在这样的夜晚，慢慢回想我的学生，我的教育生活。也有一些类似的学子，让我激动不已。
有一次模拟考试之后，试卷下发。很多学生都因登记分数错了，来找我加分。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怎么从来没有人要求减分？照理说，算错分数的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可巧有一次，我班的一个女生，就要求减分，因为老师多加了她10分。我于是很高兴，就对她说：“你是第一个要求减分的，老师奖励你，这10分属于你了。”
女孩子涨红脸，对我说：“老师，我不要加分。苏子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我们全班人都哈哈大笑，那以后找我减分的人，陆陆续续。
还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突然有学生告诉我，某某学生正在画小人，我立刻停下来问她，她画得如何？旁边的女生恭敬地回答道：“罔不因势象形。”全班笑倒。
我之所以能够宽容学生的个性，可能还在于我学生时代就好幻想，因而保留了一些真性情。
高中时，我的同桌很喜欢一个女生，但那个女孩子骄傲得一塌糊涂，文学才华极高。同桌于是向我求救。
我于是花了一个晚上，帮他写了一封情书，引经据典，煽情点染，不一而足。最后还别出心裁地写了一句诗：此中有真意。
过了几天，女生把信退回来了，只在后面加了一句——欲辨已忘言。
我们看了，气不打一处来，更加想难倒她。我于是撰写了一个谜语。“×……，÷……。（唐诗）”意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是痴心不改。
可爱的女生很快又回信了，也是一个谜语：“人……，月……。（宋词）”同桌看了不明白，以为“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只有我狂笑，因为她写的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隐含意思为下一句——此事古难全。
我们从此不再追她，只把她看成天空里的星星。很多年之后，老同学聚会，说起这样的往事，女生说：“你们为什么就不写了，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这样的游戏很好玩，我喜欢。”
呜呼，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学生，连早恋都如此不同一般。可惜现在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3.假如学生是学徒
前天去理发，老板娘不在，大师傅不在，只有两个小学徒。
他们的头发就像乱稻草，我一见就怵。我其实不是烦那种头发，是烦乱，烦稻草，我喜欢有条理的东西。本质上这也是一种理性主义。
德国美学家席勒把人的喜好分为三种：一种叫感性冲动，这是一种低级的冲动。所谓欲壑难填，只要有这种东西存在，人就是不自由的。第二种叫理性冲动。理性冲动也是一个限制，也是不自由的。第三种叫游戏冲动。游戏冲动最大的特点在于玩，没竞争，没压力，无所谓而为之，因而就是自由的，超道德的。这可能就是游戏的魅力之所在。比理性的东西好玩多了。
小徒弟照例是很谦卑的，问我用什么洗发膏。我没有这种繁文缛节，但不说出一种，小徒弟就手足无措。照顾到小徒弟的情绪，我用眼睛余光瞟了一眼，说，就“力士”吧。
小徒弟高高兴兴地动手了。
首先是干洗，头上都是泡沫，有点凉，紧接着一点水倒在我的头心。我的天，烫了我一跳，像针扎一样。我说了一声，水烫了点。小徒弟没有听见，也许他太专注了。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在想念女友。重复洗发是一件很糟糕的工作。
紧接着又是针扎一下，我又说了一声，水烫。小徒弟还是没有听见，两只手搓揉得正起劲。
也许是我普通话不标准，又或许是我头皮过于娇贵，反正我自己也有原因，干脆就“迎忍而上”吧。
好不容易洗好头，小徒弟怯生生地问我，你剪头发吗？这是我最害怕的时候，我这个人很难开口说“不”字的。但让他帮我剪头发，我又心有余悸。记得有一次，也是人多，一个小徒弟满脸谄笑，简直是乞求我了。我真的无法说“不”，于是就答应了。小徒弟获得授权之后，简直就把我脑袋当作了殖民地，乱砍滥伐，最后还把我脖子弄破了……听说他们平常都是在葫芦上练手法的，今天逮着了一个机会，把一个老葫芦娃脑袋糟蹋得一塌糊涂。往事不堪回首啊。
想到这里，我赶紧说：“啊，我不剪头发，就是洗头。”然后，埋单，落荒而逃。
想起了我大哥家的孩子，没有走高考的路，早早去天津学理发。那是一个很大的场子，有很多学徒。我让他和那些学徒之间互相练习，直到手艺差不多了，再找老主顾，就说某某的头是自己弄的，让他们自主选择。他听了我的话，一方面自己勤学苦练；另一方面对待客人谦恭有礼，服务周到。人人都喜欢他，慢慢地也就接纳他了，让他练习，他确实表现很好。后来老主顾来了，反而是点名要他做。他，现在也是大师傅了。
其实，每次面对学徒们渴望的眼光，真挚的恳求，我都非常愧疚。我想起了我的侄子，更重要的，我还是老师啊，我拒绝了这些孩子，不让他们有动手实践的机会，这和我的教育理念大相径庭。
这些孩子也不同凡响，他们察言观色，从不找别人，似乎吃定了我的羞涩。我知道他们需要实践，没有实践，他们永远也拿不起剪刀。而一个拿不起剪刀的人，就只能永远帮老板打工，翅膀就永远硬不起来，飞不动，飞不走。
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医院里的实习生，跟在老师的后面观察，屡屡被病人呵斥，甚至引发很多医疗纠纷。对于病人，这虽然是人之常情，本来生病了，心情就不好，再让老师带着学员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确实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不这样做，又该如何呢？一旦这些实习生们得不到培养，那么，我们未来的身体保障，也就后继无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又想起当年在老家的时候，不少农村孩子读不上学，都出去学裁缝。我就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主要是女学生。师傅为了长久地留住她们，多多榨取剩余价值，学了好多年，就是不允许她们拿剪刀，比理发师傅还要恶劣。
理发师傅还有挡箭牌，就是顾客不允许；裁缝师傅没有箭牌可挡，剪坏了赔偿也不允许，这是潜规则，三年让孩子拿剪刀的就是好师傅了。
而孩子们为了学好一门手艺，简直是讨好卖乖一起上，耳听眼看默想一起来。学得辛苦，学得悲壮，学得波澜壮阔，也学得感天动地。
这样，问题就来了。同样是教育，为什么这些孩子，如饥似渴地希望实践？师傅不允许，还要偷着学，偷着练？而我们的孩子，给他们一片广阔的天空，他们却畏缩不前，推三阻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究其原因，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是被动学，徒弟是主动学。学生学的东西，将来基本没用，只是考试的敲门砖；徒弟学的不是本领，而是饭碗，是要在社会熔炉中考验的。从教的角度来看：手艺，是真刀实枪赚钱吃饭的技艺。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生存不容易，真把看家本事都教给徒弟了，自己就不值钱了，因此师傅难免都要留一手。老师则不同，几乎每个老师都渴望青出于蓝。他们低声下气，苦口婆心，甚至于摇尾乞怜。巴结、讨好、献媚、戴高帽，无所不用其极。如此惯坏学生，宠坏学生，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分数好，才是真的好。分、分、分，教师的命根啊！有了分，职称来了，奖金来了，家长的笑脸来了，校长的褒扬来了，社会的知名度也来了；没有分，你就是无能，就是蠢蛋，就是南郭先生，就是误人子弟的恶棍。
4.一堂迟到四年的政治课
前天，三个2006届的学生来看我。
她们是我到外校的第一届学生，今年大四。她们三个都很优秀：李鑫，苏州文科状元，北京大学。王贤，中国人民大学。秦瑶，湖南大学。往事一下子重来，那时候，师生相处何其融洽。
我一个个叫起她们的名字，回忆起她们当初的样子，喜欢穿的衣服，甚至她们的口头禅和习惯动作，把她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要知道很多东西，连她们自己也不记得了，比如高考的语文成绩。
我说王贤语文113，秦瑶114，李鑫130。那一年我们全班选择题满分的有7人，可惜李鑫错了一道，否则比全省语文最高分还要高2分。而王贤的字就像扫帚一样，向一个地方扫。因为害怕作文跑题，每一次都写书信。秦瑶则是不温不火，质朴诚实。
说着说着，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梅莹。
梅莹上的是南京大学。由于寒假里被保送为南大本校研究生，正好在忙入学的事，就没有赶过来。对于梅莹的保送，我们早有预料，当年梅莹横扫港城无对手，可惜在高考中马失前蹄，最后只得去了南大。去南大的第一年，梅莹就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南大把喜报都邮寄到学校来了，让校长们非常高兴，同时获得该项殊荣的还有谭洁。
梅莹上南大的时候，给我们每个老师都送了一把天堂伞，她说，老师们风里来雨里去的，送一把天堂雨伞，放办公室里，备用。老实说，这把伞，是那个暑假里最珍贵的礼物。
应该说，这四个学生是我最喜爱的四个人。那时候，为了给她们提优，我每周都要给她们印几篇美文，让她们慢慢品读，星期天早早赶过来，五个人坐在一起。从秦瑶开始，一个一个谈，谈认识，谈感悟，谈疑惑，谈精巧的构思、心灵的震撼、艺术的美感……我们常常迷醉在美妙的文学殿堂中，沉醉不知归路。每一次交谈完毕，我们都有身轻如燕，生命如此美好，可以享受如此美文之叹。应该说，那段时间是我教学生涯中难得的一场文学盛宴，精神盛宴。对于她们，我坚持做到了既脚踏实地，又仰望天空。
一直延续到了高考前一个月，我们的这项活动才停下来。
那个下午，她们也谈了很多，比如社会对女生就业的不公，就业和就学的矛盾。……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
现在的状况是，秦瑶出来工作了，刚刚进入本市的一家银行。王贤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李鑫考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结果都要到三月份出来。相信她们都会心想事成。
后来，秦瑶突然问我：“老师，我马上就进入职场了。您能否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
这番话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往事并不如烟。
我说：“秦瑶，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个切分开的具体目标，然后一个一个地去实现它。其次，你的业务水平一定要精湛，数钱要比人家快，做账要比人家好，干事要比人家漂亮。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吃苦，一定要比人家来得早，比人家走得迟，每天早上打开窗户，清理好办公室，拖好地，持之以恒，真诚待人。要知道这些都是大学生不愿意做的，人家不愿意做，你偏偏主动去做，这就不一样了，要知道这也是竞争力，而且是核心竞争力。”
说到这里，我犹豫了一下，我想起了那件往事，我该不该提醒提醒秦瑶呢。最终，我还是决定说一说。因为她已经成人，即将要走入职场了。
我说：“秦瑶，你还记得我们在高三时发生过一次摩擦吗？”
她说：“是吗？我不记得了。”
我说：“不可能，你想想看。”
秦瑶的脸红了，说：“有点印象。但记不得是为了什么。”
我说：“这还差不多，秦瑶，你肯定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回忆说：“那个时候的秦瑶啊，坐在第二组的第一排，是高考前的22天，我正在激动地讲一篇现代文阅读。秦瑶，你突然站起来，大声责问我，老师，你怎么能这样，你这样说，简直是在侮辱人，然后你就浑身颤抖，泪水横流。”
秦瑶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听。
我继续说：“我当时就蒙了，我问，秦瑶，秦瑶，你怎么啦？你就是不停地哭，似乎愤怒到了极点。秦瑶，说实话，我什么也没有说啊，当时我尽管委屈到了极点，但是一想到你马上就要高考了，为了平息你的心情，不影响你考前的心境，我马上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给你道歉。我说，秦瑶，我错了，对不起，是老师不对，我请求你原谅。你可以恨老师，但老师是无心的，真的，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李鑫和王贤也都回忆起来了。我想，我那时候肯定是哽咽了。在我10年的教育生涯中，那是最严重的时刻。
我说：“那天晚上回家，我整晚的睡不着，我一遍遍地回忆，就是不知道我说了啥，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暴怒，那不是你的性格，你从来不这样啊。我就这样委屈着，到了第三天，我继续请你回答问题，努力消除隔阂，让你慢慢平息，心静下来，如一泓清水，一缕春风。我小心翼翼地，不得要领地呵护着你们，生怕影响了你们敏感的心灵。那以后，我的笑声少了，但还是强颜欢笑，直到你们都考上理想的大学。
“其实，我理解你们，我当然理解你们，我怎么不理解你们呢？我是从学生过来的，我能够设身处地想象你们的压力，而你们却没有我的经历，我真的不怪你们。但我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近乎苛求。那是我在外国语学校第一次和学生有摩擦，我不能原谅自己。所以，我很难过，尤其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我们欣赏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每天定时看日出，但却没有培养起真正的友谊，这是我最大的伤心。
“不过，今天说完了，我就一次性轻松地放下了。我们以后也许会忘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但从此之后，那一次的误会就是美好回忆了。最重要的是，秦瑶，我还要提醒你，现在你工作了，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你一定要保持冷静，相信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向他们倾诉，没有走不过去的坎，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永远笑看风云，笑对人生。”
秦瑶重重地点点头，她们三个都笑了。后来李鑫的妈妈打来电话，我送她们下楼，并且期待三月份我能够收到她们的好消息。那简直是一定的了。
5.大师的败笔
偶然读到一则材料，百味丛生，忧伤弥漫。
材料说的是：一位建筑设计大师杰作无数，阅历无数，但最大的遗憾就是时下人们批评的，把城市空间分割得支离破碎，楼房之间的绝对独立加速了都市人情的冷漠。过完65岁寿辰，大师意欲封笔，而在封笔之作中，他想打破传统的楼房设计形式，力求在住户之间开辟一条交流和交往的通道，使人们相互之间不再隔离而充满大家庭般的欢乐与温馨。
一位颇具胆识和超前意识的房地产商很赞同他的观点和理念，出巨资请他设计。新作果然不同凡响。
然而，大师的全新设计叫好不叫座。社会上炒得火热，市场反应却非常冷漠，乃至创出了楼市新低。
房地产商急了，急命市场调研。调研结果出来，让人大跌眼镜：人们不肯掏钱买房的原因，是嫌这样的设计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邻里之间交往多了，不利于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活动空间大了，但不好看管；还有，空间一大，人员复杂，于防盗之类人人担心的事十分不利……
设计大师听到反馈，心中绞痛不已：我只识图纸不识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我们可以拆除隔断空间的砖墙，而谁又能拆除人与人之间坚厚的心墙？大师退还了所有的设计费，与老伴回乡下老家隐居去了。
“大师杰作无数，阅历无数”，这应该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原因。由此可以断定，大师只是世俗造就的大师。
然而，世俗的大师却并非世俗之人，这是大师的高尚所在，也是大师的痛苦所在。可能在无数个现实的设计之外，大师驰骋自己的想象，翱翔于梦想的天空，但一旦回到现实，梦想的翅膀就折断了，大师赶紧夹起尾巴，构思出世人喜欢实用的作品。何其狼狈哉！
大师在封笔之际，世俗金盆洗手，良心突然发现，想真正做一回自己，创造一件真正的杰作，以完成对大师头衔的证明和救赎。
大师的楼房设计，果然石破天惊，果然不同凡响。
空间开畅，四通八达，所有的住户都能自由交通，无间距交往，触手可及，人们不再隔离，不再张望。大师的设计，犹如桃花源，充满着童年般的温馨和大家庭的欢乐。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然而，悲剧发生了。大师真正的杰作，“叫好不叫座”，竟然开出了楼市新低。
“叫好”的原因，在于大师满足了人们内心的呼唤和梦想，充满了一种久违的亲切。钢筋水泥中，人与人间最缺少的就是彼此照料，互相取暖。但梦想只应该在梦中梦，在心里想，现实中根本没办法存活。
“不叫座”的原因在于，四通八达，邻里之间交往多了，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会不会更有利于香艳女子的红杏出墙？孩子们活动空间大了，如何看管好孩子？会不会出现安全上的问题？小孩子打架了，大人如何处理？还有空间大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何防偷、防盗？
所有这一切，使得大师的封笔之作，惨遭滑铁卢。
大师感叹，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砖墙可撤，心墙难除”。既然世俗不能存留，那就干脆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于是退隐江湖，怆然离去。
回到我们的教育，当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砖墙刚刚垒起，紧箍咒刚刚戴上，可能每个人都觉得不便，讨厌，怒骂，诅咒。但时间久了，嗓子哑了，骂得累了，恨得疲倦了，我们就会从一开始对高墙的恐惧到逐渐适应，以致最后形成了对高墙的依赖。我们习惯了砖墙的封闭和保护，满足了圈养和安全，我们越来越被体制格式化了。
伟大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就描写了一个格式化和反格式化的斗争。
瑞德说：“希望是危险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根源。”当进入监狱之后，你就必须被监狱体制化、格式化，你必须成为监狱的一部分，否则就无限痛苦。
在肖申克监狱中，每个人都经历了拼命反抗，再到逐渐习惯，再到本能依赖，直至离开监狱就无法生存的过程。
罪犯托马斯在50年牢狱生活之后，获得第一次宝贵的假释，离开了格式化的高墙，完全自由的托马斯感到无比惊惶和恐惧，最终自杀身亡。临死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个自由的社会，我小时候只看过一次汽车，现在到处都是汽车。”因此，托马斯必须死，只能死。有时候，我也常常想，一旦我们离开这种恶劣的教育体制，还有没有谋生的可能？
要知道，一张未被格式化的磁盘，电脑就无法阅读和写入。那么人呢？一个被拒绝格式化的人呢？是不是也要被社会拒绝，被世界遗忘？
答案是肯定的。人的思想的格式化是必然的，否则将没有沟通的平台。一切思想的根源都有文化DNA的烙印。这种文化的DNA，如同生命本能一样控制你的思考，塑造着你的一举一动。这是每个人存在的必然经历。
承认这一点并不羞耻。我们都是肖申克里的犯人，体制改造人，从肉体到灵魂，直到我们彻底地放弃自由与希望，与它融为一体，甚至成为这个体制最坚固的捍卫者。可悲吗？确实可悲，但也正常。
小时候，我们总要问父亲：
“山的那边是什么？”
“山的那边还是山。”
“山的那边的那边呢？”
“还是山。”
山让我们很疲倦，我们总想看到海，但在没有看到海之前，我们就老了。
于是，同样的对话产生了。只是角色换掉了。我们成了“山的那边还是山”的坚定捍卫者。我们不仅自己不再想海，还试图阻止我们的孩子向往海。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一个没有被格式化的人的内心履历，以及被改造过程中的挣扎和痛苦。当你桀骜不驯，特立独行，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杜绝被改造，被中庸，被和谐，你就会遭受烟熏火燎，洗脑洗心，最终被剥离于群体之外，无可皈依，无枝可栖，两鬓苍苍十指黑，尘满面，鬓如霜。
你会为你的坚守付出代价，当你不是对抗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对抗一个强大的无物之阵，就算你是堂吉诃德，挥舞起丈八长矛，也只是和风车作战，止增笑耳。
当“江苏省五条禁令”到来之前，怀疑之声，此起彼伏；当“五条禁令”到来之时，叫好之声，响彻云霄。
然而，现在呢？
家长不断给学校施加压力，要求补课，不能拿孩子做试验品，让孩子输在冲刺线上。有的家长甚至把这次禁令看成绝佳战机，巴不得人家都不补，自己的孩子持之以恒地“补”下去，补得肥头大脑，身强体壮，然后，捷足先登，抢占高考的有利地形。
一些学生也逐渐被格式化了，没有作业就不知道做什么，不默写就无法学习，心甘情愿地做学习的奴隶。一旦老师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就会老虎吃天，无从下爪。
这是长期圈养的代价，突然散养了，格式化已经完成，没办法觅食，没办法存活。张爱玲曾经深切地慨叹：“我们回不去了。”是的，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更让人不解的是一些老师，一天到晚都呼唤减负，他们是禁令最热切的呼吁者、鼓吹者、铁杆支持者，但当禁令真的来了，他们又无所适从。多年来的职业习惯，使得他们找机会，想点子，加担子，偷偷摸摸地多上一节课，多抢一点时间，多布置一道作业，成了五条禁令实施的最大阻碍……
鲁迅很多年前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绝非易事。教育的改革，也当作如是观。
6.有时候，真理并非那么重要
昨天晚上，我给一位尊敬的长者发了一条短信：“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可能是觉得这条短信很可能被老师责怪，于是，又补充道：“因为真理都是相对的，而你作为我的老师则是绝对的。”感觉还有问题，于是幽默一下，“真理往前一步则是谬误，老师在新的一年里，向前十步，依然伟大光荣正确。”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大笑，接着陷入对真理的想象之中。有时候，真理并非是最重要的，一切都须看情形而定，真理是有条件的。
齐诺芬的《纪念录》中有一段关于苏格拉底和欧西德的对话。
他们两人讨论的是关于“正”与“不正”的话题：
欧：我生平所做之事，没有“不正”的。
苏：那么，你能举例说明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吗？（让对方下定义）
欧：能。
苏：虚伪是“正”还是“不正”？
欧：不正。
苏：偷窃呢？
欧：不正。
苏：诱敌而窃敌物，是“正”还是“不正”？
欧：正。
苏：你方才说偷窃是不正，现在又何言正呢？
欧：以前是对友，现在是对敌。
苏：小孩生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味很甜”。小孩吃了，救了性命。这是“正”还是“不正”？
欧：正。
苏：你的朋友因精神失常欲取刀自杀，你将他的刀偷走，这是“正”还是“不正”？
欧：正。
苏：你说不正只可对敌，不可对友，现在又何以对友呢？
欧：苏格拉底，我不能回答你了……
真理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正与不正，并非那么简单。还是苏格拉底，在最终判决之后，他做最后发言：“我缺的不是言辞，而是厚颜无耻，哭哭啼啼，说你们爱听的话。你们习惯看到别人这样，但这种事不配我做。”“逃死不难，逃罪恶难，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老又钝，所以被跑慢的追上，你们敏捷，所以被跑快的追上。我们各受各的惩罚，合当如此。”“我儿子长大后，如果关注钱财先于德行，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请责备他们。”“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这是苏格拉底的雄辩，但这是苏格拉底的雄辩呢，还是真理的雄辩？
有一回，日本歌伎大师勘弥扮演一位徒步旅行的百姓，正当他要上场时，一个门生提醒他：“师傅，您的鞋带松了。”他回了声“谢谢你”，然后立刻蹲下，系紧了鞋带。当他走到门生看不到的舞台入口处时，却又蹲下，把鞋带复又弄松。显然，他是想以松垮的鞋带表达一个长途旅行者的疲惫。那天，有位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戏演完后，他问勘弥：“您为什么不当场教那位门生呢？”勘弥答道：“别人的亲切必须坦率接受，要教导门生演戏的技能，机会多得是。在今天的场合，最要紧的是要以感谢之心去接受别人的亲切，并给予回报。”
看了这个故事，我内心里的触动，不亚于一场风暴。就我个人而言，只要真理在握，就会以道德的压迫力，挥舞真理的大棒，条分缕析，引经据典，让别人哑口无言，理屈词穷，有时候就会闹得不欢而散。退一步来说，就算自己成功地说服了对方，他人也会“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我把自己辛苦所得，倾囊告诉别人，使别人获得了新知，别人却对我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我这又是何苦呢？
回到学生这一面，我也有简单粗暴的一面，越来越失去平和之心。有时候抓住学生的错误，把偶然当作必然，痛心疾首，大加讨伐。以为自己苦口婆心，一切为了学生，就能够“心底无私天地宽”。
当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耐心一点，以宽容之心，面对犯错的学生，让他们在错误中成长，哪怕挫折，哪怕受伤，这是学生成长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就算真理也可以打折，何况学生的错误？尤其是在学生人性化的错误面前，在伟大的人性光辉面前，所谓干巴巴的真理，又价值几何呢？
7.穿行在师生之间
学车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说它有趣，不在于学车这件事，而在于自己新的身份。对老师而言，重新做学生是一种很好的感觉。适当的换位，能够把我们置换在另一个角度上审视师生关系，从而获得诸多启示。
教练是一个军人，给首长开过车，技术一流，人也自信得很。常常说自己教了72期，人人通过。这72期就像孙悟空的72变一样，成了教练的火眼金睛和本钱。
但作为老师，自信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自己提高精气神，却也很容易因自信而滑入自负，从而失去对教育应有的敬畏之心，而真正的教育恰恰像一个魔鬼。
第一步是学倒库，教练让我们坐在车上，不发动，只熟悉车子的构造、名称，还有操作的顺序。每一步骤都有口诀的，什么“一灯、二发、三喇、四刹”之类的。
然后，让我们上车，练前进和后退，每人练两次。我的天，我在车上动作僵硬，用尽了力气，手忙脚乱。下了车，浑身酸痛。
然后，就开始倒库了，自己倒。教练只给了十二个字：“对好点，速度慢，不熄火，车要直。”他老是重复这十二个字，这是他总结的精华。
可是我有一个臭毛病，就是爱琢磨问题，不理解就没办法接受。别说精华，就是脑白金也没有用。
第一次倒库，我熄火12次，被教练骂得一塌糊涂。我内心非常沮丧，了解了一个差生的所有感受。我发誓，我绝不骂学生，决不。第二次又熄火8次。教练就不让我上车了。
回家之后，一个人慢慢地想。觉得教练的教学有很大问题，可能他传授的的确是精华，但精华一旦不为学生理解、消化、接受、使用，从教学上来说，这个精华就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学生，遇见了这样的老师，唯有自己慢慢琢磨，细细辨析。教练只说“不熄火”，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车为什么熄火？导致熄火的原因有哪些？
我搜寻各种资料，很快找到了熄火的原因。第一，没有挂空挡，就松开离合器。第二，松离合器的速度过快。
找到原因之后，我再次倒库，居然一次也没有熄火，这让教练大跌眼镜，他还以为自己的教学高超呢。
还有一个师兄，也被教练劈头盖脸，骂得体无完肤。他的问题在于每次不知道方向盘往哪个方向打。旁观者清，我帮他总结。
教练说：“车要直。”那么，是什么导致车不直的？那一定是向某个方向打了方向盘的。因此，我告诉师兄，每次车对直之后，一定要还原方向盘，可以慢慢想一想，自己刚才向那个方向打了几圈。我只讲了一次，下一次师兄打方向盘，一次都没有错。
由此看来，没有理解，就没有学问，解释力很重要。作为一个老师，一定要把自己的知识和学生的实践结合起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分析错误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高效的。
我只练了5次，画了几张草图，弄清了所有的道理，感觉自己完全可以过关了，有一点得意，有一点欣喜，但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
作为老师，有时候真的需要转化一下角色，设身处地地体味一下学生的处境，经历一下学生那种面对未知的恐惧，试探未知的谨慎，遭受挫折的无助，不被理解的苦闷……这个时候，我们会对教育增添一份理想和信任。
8.从梅兰芳学艺看优秀教师的发展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生，绝对是传奇一生。把这样的人生作为标本，剖析探讨大师是怎样炼就的，显然有助于我们提纯自己的庸常人生，使我们在走向优秀教师之路上得到一些启示，少走一些弯路。
严格来说，梅兰芳成为梅兰芳有三个过程。
第一是技巧的层面。
京剧很重视技巧和技术。梅兰芳小时候，眼睛是耷拉的，没有什么神光。这对一个旦角是致命的。因为女人的眼睛要能说话，要“染作江南秋水色”，要“秋波一转销魂”，要“回眸一笑百媚生”，所以，梅兰芳必须要苦练眼神。
梅兰芳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他在家里养了好多鸽子。为了练眼神，梅兰芳天天放鸽子，把家里的鸽子轰上天去，再用眼睛追逐鸽子，渐渐远去，越来越小，锻炼自己的眼神。梅兰芳还举着一个大竹竿，竹竿顶上绑上红布条，就是轰鸽子往上飞；绑上绿布条，就是召鸽子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既练了臂力，又练了眼神，一举而两得。
后来的梅兰芳，眼睛炯炯有神，顾盼神飞，非常之漂亮。这就是苦练的结果。
梅兰芳还花很多的时间来打磨指法，旦角的手指俗称兰花指，这是很考究的。旦角平常不出手，兰花指隐藏在水袖之中，只利用水袖传达出各种各样的心情，梅兰芳的水袖技巧是梅派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旦角平常是不出手的，一出手就要漂亮至极。因此，旦角的兰花指既要好好保养，更须好好练习。
为了练就脚步轻盈，梅兰芳甚至踩高跷，在冰上行走，保持不倒，长年累月下来，这才练就了梅兰芳后来的凌波微步。
技术的层面，实质上就是科学的层面。而任何科学的东西，都是可以通过训练练出来的。由此看来，教师要成为优秀教师，必须要过技巧关。像梅兰芳一样，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练好普通话、粉笔字、简笔画、朗诵水平。还有一些课堂技巧，比如文本解读的技巧、课堂结构的技巧、课堂程序的技巧、师生交流的技巧等等。
要知道，没有这些技巧，没有这些噱头，就算是再好的精华，也很难吆喝出来。技巧是课堂效率的排头兵，艺术效果的催化剂。
第二个就是艺术层面。
梅兰芳身上有一则经典案例。
梅兰芳曾经和俞振飞先生合演《断桥》，演绎白娘子和许仙悲欢离合的故事。白娘子面对负心许仙，心情如同翻倒了五味瓶。她有一个动作，拿手指去戳许仙的脑门，许仙是跪在地上哀求她。她说冤家呀，说完就戳许仙一下。梅先生用力大了一点，一戳，许仙跪在那儿没有防备，向后一仰，险些就要摔倒。
梅先生发觉这个舞台失误，立刻双手去搀扶，等搀住了，再一想，不对啊，我演的是白娘子，他演的是许仙，是他负心于我，我搀他做甚啊？因此，又轻轻一推许仙。先是一戳，表示对负心人的不屑，但是戳得过重了，然后急忙去搀，不要造成舞台失误；搀住之后立刻又回到戏里来，又往后一推。一戳、一搀、一推，这就把一个舞台事故掩饰过去了。又岂止是掩饰过去了？反而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更好的艺术效果。此后，不但梅先生和俞先生演出这出戏这样处理，其余的所有剧种，任何人演到这出戏都这样处理。可见这出戏的艺术效果。
也许，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舞台事故的避免，但是这个避免却成为一个经典，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没有对人物的深入解读，没有对艺术的大胆求新，没有这一种舞台灵性和处理手法的自信，绝对不可能实现，也没办法实现。一个人一旦达到了一定境界，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艺术。连失误也能为我所用，化险为夷，别有风味。
从教师的层面来说，这就是技巧之上的活用。课堂需要理论支撑，否则就站不稳，一旦出现状况了，就无法安顿，这种应急处理机智，看上去是灵机一动，实质上需要教育学支撑。
我身上的一些案例，也可用来说明。
2006届的时候，一天下午，我走进高三（3）班，突然看到在教室正中央的投影机下，用细长的线吊着一个小球，挂在那里。学生都看着我，我并没有理会他们，我知道他们等着看笑话。
那节课讲黄冈试卷的现代文阅读，选文是张家港高级中学郭婧娟的《逃离》，其中有一句话要求阐释：“人生就像荡秋千，总想荡到生活的最高处，但最终却回到起点。”当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悬挂的小球上轻轻一推，说，人生就像这个小球一样。
小球荡了起来，荡到了最高，又最终无奈地回到原点。教室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天，我很兴奋，我知道，将来我的学生们，可能会忘记我教给他们的很多语文知识，但却一定不会忘记我在教室里所荡起的“秋千”！
我把一件棘手的教学冲突，变成了一种巧妙的教学资源。我觉得很成功。
还有一次我外出上课，上《祥林嫂》，有学生围绕课文提出——祥林嫂“克夫”。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观点。但我顺势而为，提问学生，认为祥林嫂“克夫”的究竟是哪些人？学生一一道来。我再问，祥林嫂认为自己“克夫”吗？一步步把学生思考引向深入。
“克夫”这个荒唐的观点，竟然被迫害祥林嫂的、同情祥林嫂的，甚至祥林嫂自己所认同。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现实。鲁迅就是要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封建社会中国妇女被压迫、被愚弄、被损害的悲惨命运。
但我觉得还不够，我问学生今天有没有“克夫”之说？学生都说有。我再问那有没有“克妇”之说呢？学生大为震惊。我说，照理说，一个男人连续死几个妻子，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在农村，“克夫”之说屡见不鲜，而“克妇”这个词甚至都没有呢？这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这说明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依然没有真正的完成，妇女当家做主的春天依然没有真正到来。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我觉得，老师一旦深入理解了教育，对教育对象所思所想了然于心，对教学内容融会贯通，并逐渐脱去匠气，洗去技术化的雕琢，走向真正心灵的教育，老师就可能在教学中挥洒自如，妙手偶得之。
技术的层面是科学的，但这种科学的层面必须要上升到艺术层面，才能取法乎上，逐渐走入文化的殿堂。教育是科学的，但教育又是艺术的，是科学和艺术的交融，艺术和科学的匹配。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层面。
一切艺术，如果最终不能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这个艺术是无法长久的。梅兰芳的京剧就达到了极致，在所有的各家艺术纷纷陨落的基础上，梅派却呈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文化的滋养。
天下的东西，只要做到极端的优秀，就能完成三个超越。比方说贝多芬的音乐，徐悲鸿的奔马，齐白石的虾，古希腊的雕塑，都具有三大超越。
首先是时间上的超越，过去的人喜欢，现在的人也喜欢，能够经受时间的淘洗；其次是空间上的超越，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最后，就是对题材的超越。凡·高的《向日葵》、齐白石的《虾》，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题材不可谓不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更是借助一年，写尽一个王朝，而且又借一个王朝，写尽中国历史。
这些东西都达到了极端的优秀，所以就完成了伟大的超越。这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就是文化。
但是，如何涵养文化素养，如何提高文化积淀，逐渐上出有文化味的课堂，显然对老师提出了高要求。这是一个立体阅读的过程，需要教师文史哲都要跟上，打通各个关节。
同时还需要结构主义的知识背景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知识，才能探究出经典作品的原型意象。
结构主义总是把作品放在很多作品当中，从它们的关系中来寻求意义。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就有很多类似的主题，有一种相似的原型结构。
比如古希腊神话是很多文学的源头，很多英雄不满足现状，他们离开家，寻找美女海伦，寻找金羊毛，寻找圣杯等等，总之，是一个任务促使他们离开家，又总要经历种种磨难、艰险、伤痛，最后终于成熟起来，然后，回家。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结构，就是“离家—经历苦难—对人生有了深刻的领悟—回家”。
中国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是如此。离开花果山，为了取经任务，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修成正果，回到花果山。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不例外，离开青埂峰，到了大观园这个花花世界里，经历了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最后，终于又回到大荒山下，青埂峰旁。
当然在原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因为，一个故事被视为经典或者神话，它一定是揭示了人类深厚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某一原型，它一定是人类灵魂或者集体智慧的一个高度浓缩的“原始意象”，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最终转化为民族心理。
通过对这些民族心理的分析，并结合西方民族心理的比较，我们就可能把自己的课堂打造成一种文化浓郁的课堂，而这种课堂是不会死的。
尽管我们也许穷其一生也不能至，但要敢于向往。
9.师生关系和老师境界
毋庸置疑，教育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生关系。很多教育专家致力于探讨师生关系，追求师生关系带来教育成效的最大化，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好的动机，未必产生好的成效。有时甚至混淆是非，造成混乱。
譬如师生平等，这是教育界的共识。于是，很多专家都在意淫，最好的老师，应该“如母亲般慈爱，如父亲般严厉，如朋友般坦诚”。
师生平等应该是这个样子吗？如果应该是这个样子，它的理据是什么？如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恰切的师生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少人认为所谓的师生平等，就是教师和学生应该大一统，一视同仁，以便亲密无间。为了达到这种平等，一些老师放低身段，降低教师权威，放弃师道尊严，乐于做和事佬、好好先生，甚至鼓励学生揭自己的短，出自己的洋相，以为这才是民主、公平、平等，孰料学生并不买账，反而无法无天，在老师头上做巢拉屎，最终造成了逆向的师生不平等。这种逆向的师生不平等一旦造成，正常的师生关系都维护不了了，本来还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教育还怎么进行？遑论什么教育成效？
师生关系就是一种职业关系，过于强调它的神圣性和家庭性，有害无益。如果真像父母一样教育孩子，问题就大了去了。古人易子而教不就是为了杜绝父母教育的弊端？而我们现在却把最好的师生关系界定为此，不是太荒唐了吗？
其实，师生平等的要义在于尊重学生，而尊重学生的底线在于尊重学生的人格。
但尊重学生不等于放任学生，该批评的应该严肃批评，该教育的绝不能心慈手软，必要时甚至要给予适当体罚，当头棒喝，促其猛醒。有了痛苦的教训和疼痛，学生或许才会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所谓“打是疼，骂是爱，急了用脚踹”也并非毫无道理。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不但训斥过学生，甚至还打过一个孩子的耳光。在他看来，只要对学生的精神成长有利，可以运用非常手段。杂文家吴非老师，也是如此。在《要向学生表明我们的爱憎》一文中，吴老师记载了这样两个事例。
一个身高一米八的高才生已经被保送一所名校，但却连续三次故意把大便拉在厕所的过道上。吴老师义愤填膺，因为他损害了公共利益，坚决要求他公开道歉。一个宿舍女管理员回家的路上跌倒了，手臂绑了石膏，吊了夹板，第二天又来值班了。因为她平常管女生很凶，女生们幸灾乐祸，有个女生说：“她怎么没摔死？”她的话引起了三四个女生的哄笑。尽管这不是吴非老师的学生，但吴非老师依然拍案而起，痛骂这些学生。他鄙夷地对这名学生说：“她的年纪可以做你的祖母。我为你的这句话感到羞耻。你必须向她赔礼道歉。”
吴老师最后说：“在教育工作中，如果我们不敬重崇高，下一代将变得猥琐；如果我们不维护正义，下一代就会丧失羞耻感；如果我们不看重诚信，下一代将以奸诈为荣；如果我们不尊重文明，下一代将会比赛粗野……及时地向学生表明自己的愤怒，也是一种教育。”
当然，在批评教育学生时，我们要维护学生的人格，不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给学生留一点面子。错了可以改，可以从头再来。但如果损害了学生的人格，使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感，他们就会破罐子破摔。所以，任何时候，维护学生的人格，这是做老师的底线。
尊重学生还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自主选择。
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点化和润泽生命是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的本源。学生学习，不只是学习知识，也不只是训练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从教育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体验自己，丰富自己。最完美的教育就是鼓励学生做梦，然后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而最重要的教育过程无非就是帮助学生认识他自己，然后成长为他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教育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生有独立赋予自己教育意义的权利，教师只起着提醒、引导、展望、告诫的作用。
无论我们的个性多么好，选择多么聪明，意见多么正确，动机多么善良，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代替学生做出选择，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实质正义不能以程序不正义的手段获得，更何况这种实质正义本身还要打一个问号。
探究这些师生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老师所达到的境界。
师生关系如何，主要不看动作的施予者老师，而要看动作的受者学生。也就是通过学生对师生关系的感受，来看不同的老师所达到的境界。
我想借用老子《道德经》来说明这个问题。
《道德经》第十七章记载：“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几句本来说的是统治者的四个境界。
最高明的统治者，老百姓知道有这个人，但他不扰民，一切都自然而然；其次的统治者，具有亲民思想，老百姓都乐于亲近他，赞美他；再下一层的统治者，老百姓都畏惧他，害怕他；最不成功的统治者，老百姓都不在乎他，欺凌他，羞辱他。
老子谈的虽然是统治者，但《道德经》是哲学论著，哲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出老师的几重境界。
最高明的老师，第一重境界的老师，永远不会站在舞台前面，张牙舞爪，而是隐在学生的后面，不扰民，不折腾。学生只知道有这么个人，丝毫没感到老师的威权，反而在不知不觉中，由他律变成自律，由他发变成自发，并且认为是自我的发现呢。
这就是高明教师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暗合了道家的“道”。这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不待老师教，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改，学生自能作文。”而“不待老师教，学生自我教育”，应该是第一层老师所追求的境界。
第二种境界的老师，水平很高，爱心很盛，对学生的关心和呵护无微不至。如前文所述，如慈母一样关心，如严父一样严厉，学生在这样的老师的教导下，具有健康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他们喜欢这样的老师，亲近这样的老师，赞美这样的老师。
但这样的老师只给了学生现实的教育高效，无非是让学生考上个理想大学，却未能关注到学生的终身教育，换言之，只是“达人”，而没有“立人”。故只能屈居第二。
第三种境界的老师，雷厉风行，努力树立权威人格。
他们信奉“一个人人说好的老师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畏之”。一旦告诉了学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会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绝不姑息，决不手软。学生因为害怕、恐惧，因为这种外在的压迫感，而暂时戒除了自身的懒惰，遵守规章，勤奋学习，并最终取得了高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严师出高徒”。
第四种境界的老师是“温顺”的老师。
这种温顺不一定是性格上的温顺，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温顺，他们没有把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上，而是放在师生的人际关系上，以为学生“亲其师，信其教”，于是，千方百计地讨好学生，以博得学生的好感。
孰料学生最为看重的还是老师的水平，“信其教”，还是信在“教”的质量上，没有金刚钻，仅仅想靠讨好学生来和稀泥，揽瓷器活，必然会左支右绌，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公然欺凌老师，侮辱老师。
后两种的排法非常有意思。不论是从现实的教育效果上，还是从教育哲学上来看，在同等教育水平的情况下，严厉的老师要比温顺的老师优秀，这一点常常不为老师所接受。
“水性柔，人们都戏弄之，所以多溺死者；火性烈，人们畏之，所以少有焚死者。”可见使人有所畏，也是教育人、管理人、成长人的一种方式。而所谓温顺的水性，因为人们不怕它，就轻慢它，戏弄它，孰料当你在戏弄它的时候，也为它戏弄，你的这一辈子就玩完了。
10.像农民一样教育
每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农忙。
那个时候，刚刚经历了学校摧残的我，一放暑假，又要经受农业的再教育。我爸爸认为我平常读书舒服惯了，总要在双抢的时候治治我，给我点颜色瞧瞧，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让我明白他平常的艰苦。
至今还记得双抢时所吃过的苦。
农民常常陷入两难之中。下田早一点，可以获得一些阴凉，但蚊子实在太多，随手就能在腿上抓一把。下田迟一些，在炎炎烈日之下，脚一伸进水里去，就烫得嗞嗞地响。田埂上站满了稻草，遮住了四面八方的风，人如同在蒸笼中一样，一低头，汗水吧嗒吧嗒地往下滴，眼睛全被汗水淹没了，又不能揩，因为满手都是泥，胳膊上也全是汗水。我想尽一切办法，连一个揩汗的工具都找不到，只能任汗水肆虐。
我是在农业上吃过苦的人，但也从农业中积累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比如，我一直主张教育不能多快好省，应该类似于精细化的农耕文明，应该努力向农民学教育。
一届一届的学生，多么像我们一茬一茬的庄稼。教师要看升学率，农民要看收成，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农民盼望庄稼快快成长，父母希望孩子早日成才，这两种心情一模一样，可具体做法却大相径庭。
农民总能从庄稼的角度思考问题，庄稼是不是干旱需水了？是不是贫瘠需施肥了？该不该再打点除草剂？农民日夜思考的是如何满足庄稼的需要，一切以庄稼为本。身上衣裳口中食，农民岂能不加重视？
老师和父母则不然。
他们为孩子的教育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但效果却并不见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老师很少是从学生的需求入手，而是从社会的需求着眼，一些家长甚至只想让孩子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根本不在乎孩子想什么，要什么，最终使得孩子失去进取的信心。
我们没有农民那种对粮食的珍惜，也没有农民那种对粮食的情怀。庄稼歉收了，农民不会责怪稻子长得不好，只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究竟是施肥不够，还是除草不及时，治虫不够多等等。他们从来不会说，庄稼啊，你为什么不学好，为什么不能自觉地躲避害虫和瘟疫？稻子啊，你为什么被风一吹就倒了，抗压性怎么就那么差？稻子啊，你看看人家麦子长得多么旺盛，亩产万斤，你们怎么就这样拙劣？
所以，学生学习出现问题了，我们常常对学生横加指责，说他们学习不踏实，作业不认真，复习不及时，巩固不到位，一味抱怨这抱怨那，毁人不倦，把一个个活泼可爱、朝气蓬勃的孩子，变成了没有志气、没有理想、自暴自弃、平平庸庸的人。我们从来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农民，我们不能反思自己。有很多老师说，我和李镇西老师一样爱学生，为什么学生却不买我的账？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就要指责学生的忘恩负义，却根本不知道同样是爱学生，李镇西老师是真爱，发自内心，源于心灵。而有的老师爱学生，却是有很大的功利目的，甚至当成了一种交换，我如此爱你们，你们该如何回报我？这样的爱，学生当然不会买账。
要知道，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民，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和老师。
当然，我倾向于向农民学教育，并非是保守，更不是故步自封，其实农业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
过去，农民要选种，先用大缸装满水，里面加一些泥浆搅拌，然后把种子放在中间，和泥浆混杂在一起，再把漂浮的种子都清除掉。这就是选种。选好种之后，就是发酵。温度不够不行，因为不能吐芽；温度高了也不行，种子会被烧死。对待种子，农民对种子像对待孩子一样精心。
好不容易都吐芽了，农民又要整理好一块秧田，把泥地平整得像一面镜子，然后，把种子均匀地撒下去。等秧苗长好了，再把它们拔起来，移到别的田里去插秧。
可怜的秧苗一般都会蔫去，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抽青，稻子就此一天天长起来。
现在，农民已经不这样做了，而是普遍采用撒播法。撒播法的好处：第一，直接把撒种子当作了插秧，省略了育秧、移栽环节，便于机械化播种。第二，撒播不用秧田，可以扩大种植面积。第三，撒播稻没有拔秧伤根和移栽后返青过程，一般能早分蘖，发育较快。
更重要的是，撒播稻的生育特点是根系比较发达，植株健壮，抗病力强，产量结构上表现为效穗数多，亩产量高。
不折腾，反而获得了巨大效益，这是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启示。想想我们现在，平常的迎检评比，能不能更少一点？一切雷声大雨点小的课堂改革，能不能不再干扰我们的课堂？一些怪异的舶来品、新名词，能不能不再压迫我们可怜的神经？就算是必要的课堂，教学环节是不是冗余，是不是可以再精简一些？不折腾，也许是我们教育的振兴之路。
11.保卫童心
这是小学一个真实的课堂。
老师正在上《狐狸和乌鸦》的文章，课堂进行得很顺利。
狐狸用自己的甜言蜜语骗到了乌鸦，乌鸦一张口，小曲还没有唱起来，嘴里的肉就掉了。狡猾的狐狸衔起大肉，高高兴兴地走了。
孩子们说，千万不能做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否则很可能会失去一切。可怜的愚蠢的乌鸦就是例证。
最后一个环节，老师让孩子们设想，假如乌鸦再次见到狐狸。乌鸦依然在树上，乌鸦的嘴里又有了一块肉，故事会怎么发展。
孩子们的设想非常有意思。有一个小姑娘的设想是，乌鸦原谅了狐狸，并且对它说，狐狸姐姐，你一定是饿坏了，才想到那个办法的，对不对？今天，我分一半肉给你，你一定要改掉骗人的小毛病喔，好不好？
很多孩子都笑了，老师也笑了，可能是笑小姑娘的幼稚。
有一个男孩子虚构的故事，犹如希区柯克的悬疑大片。
狐狸马上向着乌鸦忏悔，悔恨自己不该为了区区的一块肉，失去了伟大的友谊。一开始乌鸦不相信，看也不看狐狸，可是，狐狸的忏悔太真切了，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流，说到辛酸处，狐狸竟然拿自己的脑袋往地上撞，咣——咣——咣。
善良的乌鸦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随着嘴巴一张，乌鸦嘴里的肉又掉下去了。
狐狸一个健步上前，把肉踩在脚下，哈哈大笑。
狐狸说，乌鸦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乌鸦嘴，你怎么那么好骗啊？怎么连一块肉也衔不住？说完，叼起肉，就准备走了。
谁知道乌鸦在树上大笑，笑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乌鸦说，为了报复，我策划了很久，狐狸，你的死期到了，我在肉上下了毒。
狐狸一听，赶紧把肉吐掉了，然后，不断地吐唾沫。
乌鸦一个俯冲下来，叼起肉飞回树上。乌鸦说，狡猾的狐狸，谁说你是最聪明的啊，你是大笨瓜啊，如果有毒，我还能把肉衔在嘴里吗？
终于，乌鸦通过自己的智慧，报了一箭之仇。
老师对这个孩子的想象力，给予极大的夸赞，其他孩子们羡慕的眼光，让这个孩子收获了自信和光荣。我却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忧虑。我为那个小姑娘的善良和单纯感到欣慰。像草叶上的小露珠，小姑娘纤细的情感，触动了我内心柔软的东西。在我眼里，一个水晶一样童心的价值，要大于所谓的智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的警觉度和鉴别度，似乎到处都是大灰狼和狼外婆，却忽略了孩子心灵的纯度和亮度的浇灌。要知道，孩子浸染在一种什么里面，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具备这种特质。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童话和寓言，孩子需要，大人也需要，它们犹如佛勒德里克田鼠收集的阳光、颜色和词儿，当我们感觉寒冷、寂寥的时候，童话让我们相信曾经的温暖还会再次来临。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记下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全校师生每天都来看。这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的一个四岁的女孩在花房里摘下了那朵玫瑰花，抓在手里，从容地往外走。
苏霍姆林斯基很想知道这个小孩为什么摘花，他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给谁的？能告诉我吗？”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奶奶有点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她看，看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
听了孩子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搀着小女孩，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对孩子说：“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苏氏此举让我泪流满面。教育，应该像春风一样，唤醒一颗颗善和美的种子，唤醒一颗颗对美孜孜追求的心灵，让它们像清泉流过，像微风吹拂。如果换成我们，极有可能采取的是责罚、训斥，至少是道德说教，这自然没有错，但只能这样吗？为什么要把成人世界的规则强加于孩子身上？为什么不能用孩子纯净的眼光和世界，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有些东西是不能代替的，比如成长的过程。缩短了这个成长的过程，无异于谋杀了孩子的童年生命。这是很可怕的。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责罚了这个四岁的小姑娘，将来那个天真的孩子，看见玫瑰还会有鲜嫩的美感吗？孩子说不定从此就会恐惧花朵。还有，那个可爱的孩子对祖母的孝敬，会不会因此蒙上阴影？是让可爱的孩子蒙受道德愧疚，还是让天真的孩子因爱心而自豪？我们常常会因人性美、人情美的缺失而做错选择。
感谢苏霍姆林斯基，用另外的花朵奖励了孩子的善良和爱心，在童心面前，一切都是附属。
12.教育，如同魔鬼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今天读起来，却惊出我一身冷汗。
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头，特别喜爱安静。每天傍晚，同小区的小孩子放学后，都要在楼下玩，他们都热爱上了一项活动，就是拼命踢楼下堆放的空油桶，咚咚咚，咚咚咚，如战鼓，如响雷。老头苦不堪言，但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孩子的“激情燃烧”。
冷静下来的老头，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他走过去，让孩子们用最大的力气踢油桶，声音越大越好。这样结束的时候，他要给每个孩子五元钱的奖励。
孩子们可高兴了，踢得很欢。当然他们也都获得了奖励。
这样过了几天，老头又请求孩子们，让他们还继续踢，可是，由于最近手头比较困难，只能每个人奖励两元钱了。那天，孩子们还在踢，但明显积极性不高，发出的响声也不大，有些孩子甚至开始心猿意马，消极怠工。
再后来，老人让孩子们继续踢，只是，他再也不拿钱来奖励孩子们了。孩子们很愤怒，厌恶地看了看老头，悻悻而去，心里想：“老家伙，你做梦吧，我们可不想白踢！”
老头漂亮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世界又恢复安静了。
然而，读完这个故事，我却久久不能平静。
关键的不是事情的结果，而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换言之，这个故事背后的心理学元素是什么？是什么让孩子在短时间之内，就失去了踢油桶的动力，而且避之唯恐不及？
我想到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所谓内在动机，是指活动本身能带来满足感和乐趣，从而产生一种主动性的内驱力，促使人做出相应的行为。而所谓外在动机，是指因外在的表扬和奖励而促使自己被动的行为。
孩子喜欢闹，他们踢油桶，只是觉得好玩、有趣、带劲，踢油桶是他们的内在动机，这种主动性的内驱力，驱使他们乐此不疲，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不怕疼。
老人的高明在于，他巧妙地利用物质奖励，把孩子的内在动机转化为外在动机，把孩子单纯的、有趣的、快乐的踢油桶行为，转化为仅仅为了五元钱的刺激踢油桶，然后又逐步减少金钱，直至最终斩断外在动机，从而使得孩子既失去了内驱力，也失去了外驱力，最后感到索然寡味，无聊至极。
道理很简单，先前的孩子是为了快乐而踢，后来的孩子是为了钱而踢。钱少了，他们就会怠工；没有钱，他们当然就不踢了。
推而广之，我为我们的教育感到极端的恐惧，并且涌起深深的悲哀。
本来，教育是多彩的，鲜艳的，湿润的，水灵的，幸福的，完整的，魅惑的。成长的过程中，哪个孩子头脑里没有十万个为什么？哪个孩子不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好奇？也就是说，探究知识，追求道理，本来就是孩子莫大的欲望，无限的兴趣，天然就有巨大的内驱力。
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老头一样，用成绩、名次、三好生、名牌学校、奖状、奖金、光耀门楣、光宗耀祖来激励孩子努力，甚至用挣大钱、娶美女来刺激孩子勤奋，殊不知我们是在用一些可怜的外在动机，压抑了孩子内在的求知欲望。辛辛苦苦的老师，苦口婆心的家长，并不明白，奖励外在动机引发的行为，会促使积极的内在动机向外在动机转化，反而严重地抑制了孩子。
可怜的孩子，他们对世界探究的乐趣，是因为我们的谋杀，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对外在奖励的追求。一旦孩子不再为兴趣而学习，不再为求知而努力，只是为一些所谓的外在功利而奋斗，有一天，当他们感到外在的奖励不值得他们为之奋斗时，动机就没有了。孩子们就会停止下来，不再“踢油桶”，并且远远地躲开。
道理就这么简单。反思我自己的教育，也问题多多。
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做家务，我们就采取奖励的措施，孩子妈妈甚至把做什么家务获得什么报酬，明码标价。比如洗碗两块，晾衣服三块，拖地五块等等。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做法可以杜绝孩子不劳而获的习惯，让孩子明白劳动创造财富。可是，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权利和义务不是对等的么？孩子享受了家庭的好处，难道不应该为家庭做出应有的贡献？通过孩子为家庭的义务劳动，培养起孩子的责任心、奉献精神和爱心，让孩子流一些必要的汗水，不是可以让孩子和家庭建立起真正的驯养关系？为什么要用金钱把高尚的劳动变成一种交易？
孩子如果没有对家庭付出过汗水和劳动，他就不知道珍惜家庭，也不会懂得疼爱父母和获得感恩之心。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经过努力而得来的东西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无价值的。
当孩子的劳动，不是因为“我要为家庭尽责任”的内在动机而驱动，而是受“帮父母干活就可以得到钱”这样的外在动机做驱使，其结局可想而知：一旦父母不给孩子钱，孩子就失去了干活的驱动力，或者当父母的奖金不能对孩子产生吸引力的时候，孩子就会拒绝劳动，而且振振有词，不会有丝毫的愧疚。
由此看来，教育首先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因为好奇而学习，因为想学习而学习。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让孩子捍卫他自己的这个权利。
毋庸置疑，批评、打骂、惩罚等痛苦驱动，赞美、鼓励、肯定等快乐驱动，都属于外在动机。外在动机是短视的，暂时的，功利的，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其效果都比不上内在动机。最可怕的是，一旦外在动机消失，或者刺激性不够，孩子就会厌学，甚至因痛苦而厌世。
教育，如同魔鬼，我们该怎么做？可能要改变的东西有很多，但首先要切记：坚决不要奖励孩子喜欢做的事情，而要奖励孩子改正了不良习惯。
13.假如学生不向你问好
昨天听郭校长介绍师生打招呼，非常有感触。
第一时间想起了老家的一个同事，因为学生在作文簿教师一栏上写了他的大名，竟然恼羞成怒，不仅撕掉了学生的作文本，还把学生叫过来骂得狗血喷头。“老师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配叫老师的名字吗？你对你父亲也是直呼其名吗？你还是高中学生，你还有一点点素质没有？”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少学生都叫我东哥，我只觉得亲切。我不明白，连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是可以叫的，为什么学生叫老师名字就是大逆不道呢？这有点儿像赵太爷不允许阿Q姓赵一样。其实，学生叫我们的名字，有时候只是他们的一种天性，或者是调皮，并非完全是不敬。孔庆东在《遥远的高三八班》中曾经说：“高中阶段，我们很多对老师的敬重，恰恰是通过不敬体现出来的。”
还是回到学生和老师问好的制度上来。
很多学校都规定：“学生在任何地方看见任何老师，都要主动问好。”这个规定没有任何问题，但规定出来了，就是执行力的问题。假如学生在校园里看见我们了，不向我们问好，我们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能够看出教师教育学的素养。
第一重境界：两不相干型，学生不理我，我也懒得理他。
这样的老师分为几种：
一种是怕麻烦型，大家天天见面，有什么好问的。就算学生向他问好，他也是面无表情地走过，不会在心里产生任何涟漪。
第二种是赌气型，你不问我好，我凭什么问你好？老师由此心里窝着火，可能还会因此产生不良情绪。
还有一种是反思性，学生为什么不叫我？是不是我无意中损害了学生的自尊？还是我的教学出现了问题，以致降低了自己的威信？老师这样想着想着，心头也是一团乱麻。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对师生的心境产生影响。
第二重境界：逃避现实型，学生不理我，我干脆躲开。
因为估计到学生不叫自己，老师三十六计走为上，干脆远远地躲开，或者是学生躲开，师生成了校园里熟悉的陌生人。这样一方面固然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另一方面还是对制度的消极尊重。师生彼此合作，大家心照不宣，但这毕竟是一种逃避主义，师生问好问题并没有解决，久而久之，很可能会形成更大的隔阂，导致师生之间水是水，油是油，两不相干，对教育教学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重境界：越挫越勇型，学生不理我，我偏要理他。
学生不向自己问好，老师直面这件事。最好当即把学生叫住，让学生必须面对自己问好，老师再向学生回礼。
这是解决问题型的老师。因为任何一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常常是用强制的手段来达成对习惯的培养的。老师通过这样的手段，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学生看见自己就问好为止。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很强，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会对其他的学生产生威慑作用。
但问题是这种做法符合实质正义，却不符合程序正义。换言之，是用不正确的程序过程达成了正确的行为结果。尽管成效极其显著，但依然是不可取的。学生只是嘴巴问好我们，但却心不甘情不愿的，甚至用懒洋洋的肢体语言诉说自己的不满。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那么，不发自内心的情感自然也是无价值的情感。
第四重境界：死缠烂打型，学生不叫我，我坚持先叫他。
学生不叫老师，老师反过来主动叫学生，而且一直主动地叫下去，生命不息，问好不止。俗话说，一两身教大于一吨的言传，老师的谦和、胸怀、包容，如同一面镜子，说不定会让一部分学生反躬自省，或许下次学生就会抢着叫自己了。但是，如果学生不领情呢？“你叫你叫好了，我自岿然不动”，或许还有学生认为，“你是讨好，是卖乖，是做贼心虚，是活该”。这个时候，该种教育所达到的就不是正效应，而是负效应。
这种现象也启迪我们，一个老师，如果自身硬不起来，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向心力，没有磁场效应，光靠取悦学生，甚至装傻卖乖，是很难让学生买账的。
第五重境界：以攻代守型，我叫他，是为了让他叫我。
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学生不叫老师，老师主动叫学生，叫得很勤、很欢。但叫过几次之后，老师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幽默地对学生说：“我们师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总是先叫你，你总该先叫我一次吧！OK？”这种婉转的批评教育，会让一部分学生感到羞愧，但也仅仅是羞愧而已，实质上并没有触动学生的心灵。常常有老师感到困惑，人家老师爱学生，深受学生爱戴，为什么我爱学生，为学生付出了那么多，学生就不领情呢？当老师问出这样的话，这个现象就不难解释了。人家老师爱学生，是真爱，如林肯的母亲，无论孩子做总统，还是种土豆，都一样地爱。而我们给予学生一点点关心和爱，就想看回报，想着交换。“我对你这么好，付出这么多，你总该好好学习我的课了吧？”
可以说，这种功利主义的爱，是庸俗的，肤浅的，也是很难受到学生珍惜的。每个学生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而一切教育，一旦没有触及学生的心灵和灵魂，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不管这种教育有没有实际效果。
第六重境界：心灵需要型，我叫他，只是因为我必须叫他。
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就像我含辛茹苦养育的孩子，叫他是因为喜欢他，爱他，是心田里的真情流露，是老师的一种需要。看见他，就要叫他，就要问好他，这是老师的一种本能，一种自然而然的动作。在叫孩子的同时，我获得了一种愉悦，一种莫大的快乐，一种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的快乐。
印度圣雄甘地身上的一个故事，发人深省。曾经有一次，甘地看见一只毒蝎子掉进水中，在水中拼命地挣扎，甘地身边没有任何东西，于是，就伸出手来捞它。毒蝎子狠狠地蜇了他一下，在巨大的疼痛中，毒蝎子又掉进水中，甘地又伸手去救，毒蝎子又蜇他……身边的人终于看不下去了，说，它那么蜇你，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它？甘地的回答是，蜇人是蝎子的本性，而救人是我的本性啊。
作为老师，我们爱学生、爱孩子，应该是我们的一种快乐，甚至是我们的一种需要，一种本性，为什么还要在乎问好学生之后，学生怎么对待我们呢？
第七重境界：大道无言型，忘记了谁叫谁，达到了最高境界。
这种老师，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爱无言的境界。他们自身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他们的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姿势，学生都要拼命地模仿、回味。老师就如磁铁，吸引着孩子们的心灵。大道至简，道法自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谁还想起谁先问好谁呢？谁还在乎这外在的一切呢？师生彼此都是对方生命里最重要的贵人，都珍惜在一起不多的每一天，都在对方的生命里打下烙印，比恒星更长久，比烟花更美丽。
14.学生有选择不优秀的权利
很偶然看到一个故事。
一个欧洲商人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发现一位老者手编的草帽很漂亮，每只售价20比索。商人想要倒一些到欧洲去卖，便问老者：“如果一次买一万顶，每顶可以减价多少？”
你们猜猜老人怎么回答的？
我想，这个回答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浸染太久了。世俗意义上的对与错，得与失，囚禁了我们的心灵，很多回答看起来是我们所要的，我们也以为那是我们内心的真实表达，但实际上那些都不是我们的，只是社会规则下格式化、自动化的应答。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内心是热的，是柔软的，我们没有关照好我们的灵魂。
老者的回答，石破天惊，他说：“如果是那样，每顶还要多加10比索。因为编一万顶相同的帽子会让人乏味而死！”
我爱死了这个老人，这种浪漫的追求，让我如饮甘醇。
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做事并不以追求物质利益为最终目的，而只为了追求美好的内心感受。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那种竞争性、淘汰性、功利性的教育让一些学生生不如死。其实，每个学生都有选择的权利，包括他选择不优秀的权利。
然而，我们的学生却从来不会选择。
有一个留学生给著名教育专家李开复老师写信说：
“很小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长大，长大了做什么，我当时没有想；读小学的时候，父母给我的目标就是考最好的初中，考上初中做什么，我没有想过；读初中的时候，父母给我的目标就是考四星级高中，考上高中做什么，我没有想过；读高中的时候，父母给我的目标就是考名牌大学，考上大学做什么，我没有想过；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我的目标就是要出国，出国做什么，我也没有想过；现在留学拿到了学位，要找工作了，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还是没想过，关键是我已经不会想了。”
这段话让人深思。父母和老师总是越俎代庖，用社会的价值准则，代替了孩子的本真追求。当孩子感觉到不是在为自己而活，不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而是他人的傀儡和附庸，是代替他人而活的工具，甚至自己越奋斗，离自己的人生理想反而越来越远，这种人生还有什么滋味？
作为寓言的故事，是大人进行说教的好帮手。比如“坐井观天”的寓言，明显是要小青蛙变得更加优秀，不要眼界狭隘，所见有限。
但我们想想看，谁能说那口井不是最适合青蛙的？我敢断言，大海同样也是不适合青蛙的，大海里有淡水吗？大海里的暴风恶浪，小青蛙能够承受得了吗？还有大海里的弱肉强食，青蛙准备好了吗？很多时候，那些宏大叙事不一定属于真正的生活。
最好的教育，根本没有固定的标准。“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适合儿童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为了迎合某种目的，强迫学生接受他人规定好的所谓的优秀教育，那么，教育就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控制力量。一旦教育不能顺应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生的本性和身心就会得不到发展，那么，不管这种教育如何规范有效，本质上都是失败的教育。
其实，优秀一词，本来就是相对的。更何况优秀总是和不优秀，甚至平庸相比较的，那么，为了少部分人的优秀，逼迫很多孩子陪同他们悲壮地送行，是会导致很多孩子水土不服的。
我常常和学生说，中国教育最大的残忍在于，一旦我们失败了，我们就是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最缺乏的金钱，在证明给世人看，我很笨，我不够优秀，我平庸，他们都比我行。这是不是一种残忍？
但假如我们每个人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是自己主动地选择，主动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并且规划它们，然后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样的人生才是属于自己的，也是有意识的。
一直以来，我心中理想的教育是，让孩子们眼界开阔，精神舒展，灵魂自由。帮助孩子，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并让他们独立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
不能自主的人生是可怕的，也是无意义的。想起了常州北郊中学自杀的那个优秀学生，他的遗书最具有代表性：
不说这个了
我的梦想嘛
开个不为赚钱的咖啡店啥的
不出风头，生活俭朴
但是许多声音说：不！你要好好读书！读大学！读研！读博！最后出国！
这样念下去完全没有意义
离我的梦越来越远
可能这样死了很不负责任
死前的话不仅有逻辑的错误也很幼稚
我也想让你们看看你们倾注的心血造就了怎样的一个人
明天的化学考试不想考了
作业也许会做但也不想做了
累了
唯一的羁绊就是爷爷和奶奶
我先走一步了……
生命是我的
没有人能为我决定
想想看，这个孩子，所有的勤勤恳恳，结果就是拉开他和自己梦想的距离，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生命是孩子的，我们没有谁能为他决定，孩子有选择自己不优秀，甚至有选择自己平凡的权利，没有谁能够干涉，哪怕是他的父母！哪怕以挚爱的名义！
15.父教缺失的忧思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沉着冷静、勇救他人的小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和孔融让梨的故事，成了我们多少代不变的教育素材。然而，这种宏大叙事的背后也有隐忧，如果司马光不是施救者，而是溺水者，而且旁边没有另一个救他的“司马光”，此时，司马光究竟该怎么办？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捉襟见肘，我们历来都强调“他救教育”，却很少关注到孩子们的“自救教育”。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学会自救，其次才能救人，否则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谁？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让人扼腕叹息。苏州河旁边一个女孩子跳水轻生，三个民工奋不顾身地下水施救，结果因为不会水，有两个小伙子被淹死，女孩最后也未能获救。
我们的教育常常从美德出发，着眼于公德的弘扬，关注的是社会效益，何曾在乎过具体的人啊，比如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舍身为公等等。“他救教育”固然重要，“自救教育”也必不可少。号召十多岁的小孩子去学习小英雄赖宁，让他们在森林大火面前迎难而上，无异于让他们点火自焚。
由此，我又想到了学生们的母教。“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的母爱教育源远流长，蔚为大观，与此相应的是，我们的母教也大为兴盛。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否忽视了父亲的爱，以及与此相连的父教？
从传统教育中的严父慈母，一直到现在的父主外母主内，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孩子妈的事，父亲只管挣钱。只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母亲把孩子交给父亲来“执行家法”，要不然家庭教育基本上没有父亲的事。而父亲扮演这种角色的尴尬，也使得父亲和孩子失去了天然的亲近感，避躲父亲成为一个趋势，贾宝玉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母亲教育孩子时，常常说，孩子你再不听话，我就告诉你爸爸了。这种教育，父亲其实并不在场，并基本上沦落为一个符号。可以说，父教的缺失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的一大隐患。
不久前，孙云晓先生对“中美日韩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显示：高中生的首选倾诉对象中，中国父亲的排名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
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一点儿也不奇怪，只觉得十分有趣。我们的父亲不大教育自己的孩子，但对孩子的要求却是最高的。这是典型的“小投入、大产出”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也许他们是这样想的：“我负责挣好钱，你们负责读好书。”这两者就像是一个契约，一种交换，否则孩子就辜负了老子，就没有良心，就是不孝。
我们不妨和日本做个比较，日本的教育是鼓励孩子做普通人，我们的教育是让孩子做非凡的人。中国的传统一向是不甘心平凡，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但非凡毕竟是极少数，僧多粥少，这就是矛盾所在。
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阿德勒认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母亲之爱和父亲之爱。无论缺少哪一个方面，孩子的成长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母亲之爱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教育和指导孩子怎样为人处世，怎样面对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的爱不应该成为孩子成长的障碍，也不应该助长孩子的依赖性。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鼓励孩子最终能够离开自己。父亲的爱应该坚持某些原则并对孩子提出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专横而粗暴。父爱应该帮助孩子认识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建立自信，最终让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摆脱父亲的影响，独立地健康地成长。
孩子婴幼儿时期，以母亲之爱为主，让孩子感到安宁、温馨、安全和温暖，建立起对世界的初步认知和联系。到了小学阶段，父母之爱，责任各半，感性和理性匹配，规训和教化同在。到了初高中阶段，母亲之爱的影响力逐步下降，父亲应该承担主要的教育责任，但我们正是因为传统的思想影响，以及应试教育的挤压，使得父教严重缺失，又因为男教师的严重缺乏，使得孩子人生教育中阳刚一面大为欠缺。这对孩子健康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发展极为不利。
和谐的教育，应该是孩子在母亲之爱和父亲之爱的交融中成长，并在青春期，通过对父母权威人格的降低、叛逆或者是打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底座，然后健康地阳光地成长。
而我们应该乐于看见孩子们对我们的背叛，这也是他们成长的必需。“孩子像河流一样唱着歌流去，冲破所有的堤坝。但是，父母却像山峰那样留在那里，忆念着，满怀依依之情。”
这是泰戈尔的诗歌。尽管有一点痛，但我们还是快乐着。
16.清官的死穴和优秀教师的误区
清官崇拜，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文学体裁中，不入流的小说，很显然最能体现民众的愿望和人生憧憬。
面对社会的不公，贫苦百姓的寄托无非是：
第一，寄托圣明君主。但圣明君主常常累世不见。浩浩历史，究竟有几个圣君？
第二，期待清官贤臣，为民张本。这是百姓不得已而求之，无数的公案小说因此而诞生。譬如《包龙图》《狄公案》，还有荒谬的《徐九经升官记》。
第三，期待英雄人物打抱不平，杀富济贫。于是，英雄侠义小说大行其道。譬如《水浒传》《瓦岗寨》等等。
第四，寄托于虚幻的鬼神，神魔小说又甚嚣尘上。
其中最为典型的还是老百姓的“清官情结”。由于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迫切希望有人能为自己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
伴随着清官在百姓中的神圣化，更多的士大夫则对清官颇有微词，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认为“赃官墨吏固不好，清官则也未必佳”，更有甚者反而认为“清官误国”。
其中代表人物当属晚清小说家刘鹗。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非唯刘鹗，就连封建最高统治者也对清官进行委婉的批评。康熙曾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
因为清官道德上的优越感，甚至是道德洁癖，一方面，使他们自认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对得起皇天后土，天地良心，因而居高临下，刚愎自用，为人苛刻，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疾恶如仇，滥施刑罚，草菅人命。所有这些对国计民生不但毫无裨益，甚而祸害有加。
由清官误国，我猛然间想到了我们的优秀教师。
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唤优秀教师，那么，优秀教师是否或多或少也有清官的毛病？
这样一思考，不由得大吃一惊。相对于清官，优秀教师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领导和学校而言，一些优秀教师说不得、管不得。
一些公认的优秀教师、品牌老师、金牌老师，居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视学校规章制度如无物，甚至以践踏制度为快乐。因为制度只针对平庸的老师，而破坏制度正是优秀教师的个性之所在。于是，我们常常看到，校园里这些人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横着膀子走路，竖着眼睛看人。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我就这个德行，校长又能拿我怎么样”。
对同事而言，这类人很难相处，无法合作。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其他人都是尘埃、傻瓜、废品，苍天独降大任于他一身，只有他一个人是能人，必须他独挑大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当他看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眼神游离于九霄云外；当他和我们谈话时，我知道他们并不在倾听……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独到见解能否被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接受，并且信奉不疑。当他的眼光，含着一种说不清的笑容，从我们的脸上划过，我知道，他们正在同情我们的不幸，并且嘲弄我们的愚蠢。
对学生而言，优秀教师或许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场灾难。
那些平庸的老师，就像刘鹗笔下的贪官，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因为肚里没货，心中有愧，反而善待学生，倾听学生意见，时时修正，勤勉有加，最终情商战胜了智商，学生反而获得了好成绩。那些实习老师往往能和学生建立最真挚的关系，一些年轻教师更容易取得成绩，原因就在于此。
而一些所谓的优秀教师，因为无须证明自己，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江山已经坐稳，天下已经打下，对学生的关注度严重不够，学生考得好，就是名师高徒；学生考得不好，就是生源问题。如果一个老师不能对学生持续保持热情，他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名师甚至说，那些只会抓分数的老师，是可怜的口力劳动者，是奴才教师，真是岂有此理！
呜呼，所谓的优秀教师，走不出优秀背后的误区，走不出因优秀而产生的傲慢和偏见，如何才能走远？
17.教育，要相信种子和岁月
米兰·昆德拉的《缓慢》，是很有冲击力的一篇小说，保持了他一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之所以谈到这篇小说，是因为看到杜郎口经验总结中，有一条“主体式、大容量、快节奏”。主体式的正确性自不必说，我对“大容量”和“快节奏”非常反感。中国人患上了“高大全快”的毛病，想想看，一个学生平均一天有那么多课，都这么“大容量”和“快节奏”，学生受得了吗？
《缓慢》触及了一个现代社会极为扭曲的现象。快节奏，高速度，飞速的炫目，让现代人失去了耐心，很多人为物所役，已经变成了空心人，甚至与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没有两样。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被考试的指挥棒支配着，每天赶进度、赶时间、赶效率，是不是像极了姚明的菜鸟赛季，不断做毫无作用的折返跑？
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一个刚才经历的令人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逃过那一段离他最近的时间。”在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人被锁定在功利的现在忙碌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就消失了。
而教育是需要回忆和眺望的。
晏殊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一种眺望；辛弃疾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回忆。
卢梭说：“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而要浪费时间。”因为“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的使命就应该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什么是最好的环境？第一是自由的时间，第二是好的老师。这里的环境既有时间“物”的因素，更有好的老师“人”的因素，而所谓老师的“好”一定还包括对学生时间的捍卫。学生只有有了宽裕的时间沉思和体验，才能自由地发展心智。文艺理论中的“独悟”和“默会”，都提醒我们，教育应该潜滋暗长，润物细无声。不是棰的击打，而是水的日复一日轻柔的打磨，让鹅卵石臻于完美。功利的教学都是短视的，鼠目寸光的，贫乏的，教育一旦不关注人长远的成长，不关注人精神的发育和丰富，不关注终极价值的取向，教育就永远不可能进入人的心灵深处，而教育如果没有进入学生心灵，就永远不可能是成功的。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和农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可以是快节奏的，大容量的，流水线的，批量出产的。而农业则是有季节、时令、成长规律的，是需要缓慢地播种、施肥、除草、杀毒的，是需要阳光、水分和等待的。教育，是慢的艺术。
这种慢，是遵循教育内在的规律，尊重教育自然生长的性态。日本的佐藤学认为：教育变革应该是“静悄悄的革命”，“它绝非是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才越能得到确实的成果”。美国教育家博耶则说，学校还是小的好。那么“小”到什么程度为好呢？“小到学校所有师生都能彼此叫出对方的名字。”只有这样才适合于老师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打持久战，并最终取得教育的成功。
好的教育应该是朴实无华的，要回到教育最基本的立场。教育，是急不得的。急功近利、急躁冒进、揠苗助长都是不当的。教育，需要平静和平和，需要细致和细腻，需要耐心和耐性，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期待，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心理等待。教育，要相信种子和岁月，这是教育的唯一出路。
台湾杂文家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中这样写道：“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我一直以为这是最美丽的教育场景，是的，最美丽的。
18.如果·恨
读《爱的教育》，常常感动不已。亚米契斯通过三年级的安利柯水晶一样的眼睛，观察新鲜光亮的世界。他看到大人们是怎么相爱的，也从中学会了爱别人。石匠的儿子穿了他父亲的衣服来做客，弄脏了椅子，要不要当他的面把灰擦去？在异国他乡遇见别人辱骂自己的祖国该怎么办？同学生病了该怎么样去安慰他？《小小抄写员》则告诉我们，在家庭收入减少时，该怎么样帮助父母减轻负担。信任、理解、爱心、尊重、承担……散落其间，我一次次在其中迷失，沉醉不知归路。
爱，是一种最纯真的感情，它不是靠说教，更不是靠强制，甚至也不是靠利诱能够培养起来的。我们当然不会糊涂到以为有了爱，教育就一定能搞得好；但如果没有爱，孩子教育不好，却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我们的传统却是“恨”的教育。做老师的是“恨铁不成钢”，做父母的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什么“严师出高徒”，什么“戒尺底下出状元”，什么“不打不成才”，什么“打是疼，骂是爱，急了用脚踹”。我们的教育杀气腾腾，充满了刀光棍影。
我大学时的校长，他两个孩子都极其优秀，竟然同年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后来，日本一个教育考察团来访问，特意要求去采访他，可怜我们的校长指着书房里的一个藤条，说，我的教育很简单，靠的就是它。结果，吓得“日本鬼子”落荒而逃。
教育的成长其实就是一种变化，变化意味着人永远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一种趋向，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高扬着爱的旗帜，显得至关重要。鲁迅说，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
美国人珍妮特·沃斯女士和新西兰人戈登·德莱顿先生在《学习的革命》中，则形象地表述：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就学会了谴责；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中，他就学会了争斗；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恐惧中，他就学会了忧虑；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怜悯中，他就学会了自责；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讽刺中，他就学会了害羞；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嫉妒中，他就学会了嫉妒；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耻辱中，他就学会了负罪感；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学会了自信；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忍耐中，他就学会了耐心；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表扬中，他就学会了感激；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接受中，他就学会了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认可中，他就学会了自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承认中，他就学会了要有一个目标；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分享中，他就学会了慷慨；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诚实和正直中，他就学会了什么是真理和公正；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安全中，他就学会了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中，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真诚之中，他就会头脑平静地生活。
而一个孩子生活在“恨”之中呢？
恨的教育，尽管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所谓的“爱”，但却将一种暴力元素，通过直观的方式植入孩子的心田，也就是说，它培育的其实是仇恨的思想和复仇的种子，它激发的往往也是暴力倾向。如果一种教育以某种方式摧毁人的自尊，使人自觉地放弃自己；如果一种教育以某种方式强制人对生活和道德价值的追求，使人不能自治；如果一种教育仅仅为了满足一个人当下或未来的欲望，使人不能自我控制，这种教育一定是荒谬的、失败的、可耻的教育。恨铁不成钢的教育，孩子非但成不了钢，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废铁！
我们许多家长，包括老师到现在还不懂得爱的教育，或者不屑于爱心教育。教育应该撒播真善美的种子，应该身体力行地帮助孩子打开一扇扇窗口，让孩子懂得和平、尊重、爱心、宽容、乐观、责任、合作、谦虚、诚实、朴素、自由、团结、专注、想象、宁静、勇气、敬畏、热忱、虔诚、感恩、纪律……这些都将编织出一张美丽的网，呵护孩子在漫长的旅途中保持着纯真、快乐与勇气！
极其迷恋韩东《爱之哲文》中的一段文字，我以为那是爱的教育的极致：
“我多么怀念那些有过的交谈！相对而坐，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我多么怀念她倾听时的样子，专注而关切，怀着同情，灯光和阴影，她的年轻，那样干净无染的眼白，那样幽深黑亮的瞳仁，那样稳定勇敢的目光。她的附和不是附和，而是理解。她的提问不是打岔，而是探寻。我记得她的说，但更记得她的听。我爱她美好温柔的嘴唇，更爱她美丽明亮的眼睛。我爱她黑发间的一道白色耳轮。她的眼睛因注意而美丽，因认真而闪烁，在此注视和鼓励下我的谈话变得流畅和绝妙……”
如果·恨，那么，未来，在尚未走近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许多美好。
19.两个神话的比较
鲁迅先生曾经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把一切都当成了游戏，所谓的鬼神崇拜，也只是荒谬的把戏。比如，送灶的时候，用糯米糖粘住灶神的嘴巴，让他上天奏不了坏事。比如那些虔诚的老太太一步一叩地上了佛教圣地，简单地烧一些香火，却一定会许下许多宏愿。这哪里是信仰，分明是赤裸裸的物物交换。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敬畏和崇拜，中国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宗教。那么，原因何在？
也许，我们能从东西方两个古老的神话中发掘出一些端倪。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用泥土和水混合在一起，造出了人类。调皮的智慧女神雅典娜觉得很有意思，就向这些人类的躯体吹了一口气，结果人就有了智慧，也有了灵魂。从此，人类繁衍生息，越来越壮大，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也感到了惶恐。于是，宙斯就下山来和普罗米修斯谈判。都说宙斯是无所不知的神，普罗米修斯偏偏想捉弄他，他杀了一头硕大的牛，把它分成两份，让宙斯选择。用牛皮盖起来的都是大块的好肉，用一层厚厚的油盖住的却是骨头和杂碎，宙斯看花了眼，选择了骨头，于是，恼羞成怒，誓不给人类用火，让人类永远活在黑暗之中。
看到了人类的黑暗和困苦，普罗米修斯感到了深深的悔恨，于是，趁着黑夜，从奥林匹斯山上用柏树枝偷来圣火，人们围在圣火边载歌载舞。人世间的冲天火焰，让宙斯大为震怒。他派人抓走普罗米修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并且发下毒誓，要永远把他囚禁在高加索的山上。
每天都有一只秃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每当太阳升起，他的肝脏却又重新长上，于是，秃鹰又开始啄食……这种苦难无止境地轮回，普罗米修斯却始终坚毅不屈。几千年过后，古希腊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为寻找金羊毛来到悬崖边，把恶鹰射死，并让半人半马的喀戎来代替，解救了普罗米修斯。但普罗米修斯必须永远戴一只铁环，环上镶一块高加索山上的石子，以便宙斯可以自豪地宣称他的仇敌仍然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和一个最伟大的英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定。西方的人们为了纪念伟大的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纪念自己光明的由来，世世代代敬畏着、崇拜着他。
为了表达这种虔诚，西方的情人们在结婚的时候，也戴上了铁环和石头，这就是今天的戒指，既表达对光明的难以忘怀，也表达坚信自己能够忍受无止境的苦难。
传说中国远古时代，洪水泛滥，长达二十二年。大地成了一片汪洋，人民成了鱼鳖，人口迅速减少。尧非常焦急，召集各部落首领商量，大家决定派鲧去治理洪水。
天神鲧为了人类的苦难，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昆仑山，偷走了息壤，息壤十分神奇，它能够随着水的涨高而自动生长。洪水涨一米，息壤就长一米，洪水涨十米，息壤就长十米，很快洪水就被阻隔在大堤之外。正当鲧治水快要成功的时候，天帝发现了他偷走了息壤，大为震怒，派火神祝融下界将鲧杀死于羽山，收回了息壤。终于被堵住的洪水一泻而下，淹死了更多的人。鲧的遭遇非但没有得到人类的同情，反而被人们诅咒，因为他用错误的方式给人类带来了严重后果。
鲧死之后，死不瞑目，三年尸体都没有腐烂，只是肚子变大了。后来，可能还是那个祝融，用斧子劈开了鲧的肚子，结果，禹从他肚子里走出来，横空出世。禹不负重托，终于用导的方式，制服了洪水。人民为了表达对禹的爱戴，禹死之后，他的儿子启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
这两个神话的比较阅读很有意思。一个西方，一个东方；一个盗火，一个偷土；一个被囚禁在高加索山之上，成为真正的神，化为西方文化的图腾，被万世敬仰和崇拜，于是，宗教情怀因此而产生；一个却遗尸留子，突然从神话转入历史，于是，现实的河流由此而流淌。两种神话，截然分开，泾渭分明。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懂得为什么西方人充满了想象，而中国人却现实得可怕，西方人悲天悯人，中国人功利短浅，西方人高举飘扬的乌托邦，中国人却固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在还债，还历史不能承受之重的债。
20.我们为什么需要故事
澳大利亚的诺尔·高夫教授曾经说过：“世界是由一个个故事构成的，而不是由原子。”这个极端的论断，充满了野性的气息，和对人生命存在的本体诉求。
事实也正是这样。故事，是温暖的，也是湿润的，是绝对的真实表现，或者是潮湿的暗流涌动。故事，是人存在于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既是说故事的人，也是看故事的人。诺尔·高夫说，故事也许是通向某些真实的唯一途径。卞之琳的《风景》写得好：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故事里的人，故事外的人，永远存在着交集和并集，他们既是风景的欣赏者、旁观者，也是真正的风景主体。或者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人，就是故事。
故事的魅力不可抵挡。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记叙了一个大孩子给小孩子讲故事，给这些小孩子带去的心灵冲击：
“他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中的惊险覆盖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接着，他讲了凡尔纳讲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讲的令人感伤的故事、梅里美讲的让人痴想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讲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当我看到这里，我被故事的巨大魅惑震撼了。那种在悠漫的时间长河里，咀嚼着百味丛生的经历，把自己的生命体验纳入一个遥远的生命主体，经历颠簸、流浪、坎坷和流离之苦，最后结晶出来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挣扎在时间和空间中，当我们感到生命的纤细和脆弱，当我们觉得被侮辱和被损害，当我们被轻贱和被鄙视，当生活的重压让我们无所适从，甚至失去了最简单的想象，当我们变得破碎不堪、茫然无措、荒诞虚无，是故事，让我们找回了自我，找回生命的圆润感觉，找回生活的第一层空间，甚至捡回被岁月的无常所抹杀的自我。我怀念故事，主要是因为故事的清新和清澈。
然而，现在很多专家指点江山，指手画脚，指导我们教师不能做文化的复制者，而应该做文化的研究者、文化的创造者。殊不知考试压力之下的教师，事实上已经心力交瘁，能够坚持到退休就已经是烧香拜佛了，成为研究者，自然成了老师凌空蹈虚的一个梦。看看这则短信吧：
投身教育英勇无畏，西装革履貌似高贵；
其实生活极其琐碎，为了生计吃苦受累；
鞍前马后终日疲惫，家长投诉照死赔罪；
点头哈腰就差下跪，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校长一叫立即到位，一年到头吃苦受累；
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憔悴暗自流泪；
屁大点事反复开会，迎接检查让人崩溃；
工资不高自己交税，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所以，很多的理论和研究对于一般教师，是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教师需要的是故事，是案例，切近生活和教学的案例，这种典型的草根文化，代表着普通大众的精神诉求，它是教师的心路历程，是教育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留下的印记，是彰显教师知识、分享教师智慧的重要途径。
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一道分享我初高中两位语文老师所带给我们的鲜活的故事。与其说是语文打动了我，不如说是故事征服了我的心。这是我《斜风细雨不须归》中的一段记载：
初中语文老师本是某名牌学校的高才生，“文革”时，因撰写对联“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惹火上身，结果被整得精神失常。我读书的时候，先生还是冬天穿着单衣，夏天却穿着棉袄，以示自己一身的反骨和傲骨。于是每当夏天和冬天，先生的棉袄和单衣就成了我们校园的一大景观。据说，先生流浪过大半个中国，所以，说起各地的风土人情，常常如数家珍。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先生的动物课，比如，在东北遭遇狼群，狼跑起来就像小牯牛，声音沉重得让人胸口发闷。而北方人抓狼，简直是一绝。他们会在白天挖好深坑，带好干粮，抱着一个小羊，躲藏到坑里去，上面用一块厚厚的木板盖好，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仅仅让狼的脚能够伸进来。到了晚上，猎人把小羊弄叫起来，狼循声而来，因为够不到羊，狼只有把脚伸到板里去掏，躲在坑里的人不慌不忙地把狼的腿一把抓住，狼一下子进退不得，只有鬼哭狼嚎，这时候猎人一定要沉住气，果然，就有很多狼赶来了。但终究束手无策，而且还感到害怕，终于，所有的狼悻悻离去，猎人然后从坑里站起来，抓住狼的脚，背起木板，大摇大摆地回家……
高中语文老师是一个庄子式的人物，名叫卞贵明，他的开场白是，用手轻轻梳理自己可怜的稀疏的一缕秃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人们都叫我小卞（谐音“辫”），我的人就像我的头发一样柔软。这个经典的见面会，常常会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敲响我的心门，让我忍俊不禁……除此之外，最有印象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他自叙作为人大代表，曾经与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相遇，宴席上，恺老听到我们先生方言说话，朗声大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故乡无为人！”先生也端起酒杯向恺老敬酒，说：“恺老您老人家——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乡音有改，鬓毛未衰啊！”我们很喜欢听这样的逸事，不仅仅因为新鲜，还因为恺老是我们的家乡人，而且是所有家乡人的救命恩人，小时候父母常常说起。后来上到《为了忘却的记念》，我才知道这样一件史实，恺老任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时被捕入狱，曾和柔石等同囚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英勇就义之后，墙上无名氏的挽诗就是恺老所作，诗云：“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鲜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对烈士表示哀悼！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乡饿死了很多人，正值恺老第一次回故乡，面对饿死人的惨状，恺老声泪俱下。于是，带头砸碎了公社的大锅饭的锅，石破天惊。远在北京的毛泽东说，安徽有个张恺帆，他砸了人民公社的锅。可能是主席想起了一件小事，而这件事或许救了恺老的命。1956年，毛主席视察安徽，途经合肥，发现街头四个大字“人民新村”，主席停下车，对这几个字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后来打听到，这个写字的人就是张恺帆。恺老为人宽厚，老百姓的要求有求必应，而且特别重视教育，所以，我所在地方的学校，几乎都有恺老的墨宝。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听父母说，那时候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对恺老的批斗。在批斗期间，恺老有诗云：“经年未许下高楼，难得巡回批斗游。人间自是春常在，一路烟花过池州。”历史有时候和我们就是这样靠近，大学期间，我曾经写过文章，来怀念恺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现在的我，每当阐述道理的时候，也不自觉地运用故事，这些小故事中蕴育着大智慧。比如我在引导学生不要定势思维的时候，就举出了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他们靠酿酒生活。因为贫穷，妻子每天早晨就用酒酿烘成的饼给丈夫充饥，这种充饥使得丈夫每天都醉醺醺的。一天，有个老头问他，今天喝酒了吗？丈夫回答说，吃酒酿了。回家后，妻子不高兴，说：“下次人家问起来，你就说喝酒了，面子上也好过得去。”丈夫答应了，第二天老头又问他：“今天吃了几何？”丈夫回答道：“两个。”老头诡秘地一笑，说：“还是酒糟。”回家之后，妻子数说他：“你应该说，吃了几两，怎么能说吃了几个？那不是饼子是什么？”丈夫点了点头，第二天丈夫一早出门，又看见老头了，老头问：“冷饮乎？热饮乎？”丈夫回答：“炕的。”老头大笑：“还是酒糟饼子！”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学生对定势思维非常警惕，唯有每时每刻保持清醒，我们才能够创新学习。我的经验，教师的德育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故事，可以是反面，但一定要真诚，效果一定会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