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关于人民阵线的所有争议中，最少被争论的问题一直是这么一个政治联盟是否能赢得选举。
从一开始，英国人民阵线与迫于内部的法西斯威胁而形成的法国人民阵线就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异。如果人民阵线得以组建，它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与德国打仗。高喊集体安全等等意味着和平而不是战争有什么用呢？没有人会相信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是左翼人士是否应该支持一场意味着支持大英帝国主义的战争。人民阵线的支持者高喊着：“阻止希特勒！”而它的反对者高喊着：“不要与资本家联手！”但双方似乎都认为如果人民阵线能够成立的话，英国的公众就会投票给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接着战争的危机到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要绝对肯定仍为时过早，但如果种种迹象值得关注的话，这场危机揭示了两件事。其一，英国人民在命令下将奔赴战场。其二，他们不想要战争，会投票反对任何标榜自己是主战派的政党。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时，他没有遭遇嘘声和诅咒，而是得到延绵数英里、兴高采烈的民众的迎接。当事情过后，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觉得反感，但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工党借助这一情绪或许赢得了几场补选。但在决定性的时候，人民群众选择了张伯伦，如果大选让他们想起危机时刻的心情，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会发生，他们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然而，过去两年来，《新闻纪实报》、《工人日报》、《雷诺报》、《新政治家报》和左翼书社的赞助者一直在忽悠自己和一部分读者，整个英国，除了几个西区俱乐部的老派绅士之外，没有人希望打一场会有上千万人丧命的战争以捍卫民主。
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一小群聒噪的人能在一段时间内让人误以为他们要比真正的数目更加人多势众。人民群众通常是沉默的。他们不会在宣言上签名，参加示威，回答问卷，甚至不会加入政党。结果，你很容易就误以为一小撮高喊口号的人代表了整个国家。乍一看会员有5万人的左翼书社很庞大，但5万人在5千万人中算得了什么呢？要对力量的平衡有真正的认识，你不应该看着那5000个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叫嚣的人，而是应该看着那5万个在外面默不作声但可能正在思考的人，他们将在下一次选举时投下选票。左翼书社之类的政治宣传组织就是想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他们没有尝试去了解民意，而是反复重申他们代表了民意，到最后他们和身边的一小群人相信了这一点。
斯特拉奇和他的同伴做了那么多事情，其结果就是对英国人民的想法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将工党的领袖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推得更远一些。他们这么做为工党输掉大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从法国报刊的内容进行判断，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科里利斯【2】之外，法国没有人真心想要打仗。我认为很多事件表明英国人也不希望打仗，但硬要说英国不存在有影响力且非常热切地希望打仗，当事不遂愿的时候就会失望地大吼大叫的少数派会是很荒唐的事情。但这些人绝对不会是共产主义者。
在法国那些迫切希望打仗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似乎人数比较少。为什么这类人在一个国家会比在另一个国家更加普遍呢？你可以想到几个附属性的原因，但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一个词就给出满意的回答：征兵制度。
与英国相比，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由地位决定的特权要少一些，很难逃避兵役。几乎每个成年的法国男子都曾经服役过，法国军队严苛的纪律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里。除非他上了年纪或地位受到格外的优待，否则战争对他的意义与战争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
它意味着墙上的一张告示“全体动员令”，三个星期后如果他不走运的话，肚皮就吃了枪子儿。
这么一个人怎么会不负责任地声称“我们”应该向德国、日本或任何刚好撞上枪口的国家宣战呢？他一定会以非常现实的目光看待战争。
你不能说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英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有那些日日夜夜宣称如果某某某事件发生的话“我们”就非打不可的左翼报刊记者，有多少人想到战争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呢？当战争爆发时，他们会做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撰写政治宣传文章。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这类为左翼政党写文章的人并不觉得在“战争”中他将蒙受伤害。“战争”是纸上发生的事情，是外交行动，它固然是悲惨的，却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主义而“必须”做的事情。他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高高兴兴地撰写煽动性的文章。奇怪的是，或许他是错的。我们还不知道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会是什么情形，下一场战争或许就连报刊记者也会很不好过。但这些人生来就是富裕的知识分子，从骨子里认为自己属于特权阶级，他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的能力。战争是纸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能够决定哪场战争是“必须”的，就像在下象棋一样轻松自若。
我们的文明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两种人：暴徒和娘娘腔。他们从来不会碰到一块儿，却又彼此需要。有人在东欧“清算”一个托派分子，有人在布伦斯伯里写文章证明这是正当的。当然，这完全是因为英国的生活太舒适太安全了，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渴望发生流血事件——在遥远的地方发生流血事件。奥登先生能写出“承担必要的谋杀的罪责”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从未杀过人，或许没有一个朋友被谋杀，甚至可能从未见过一具被谋杀者的尸体。这群完全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在十年前“接纳”了罗马天主教，今天“接纳”了共产主义，再过几年将会“接纳”英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出现是英国局势的一个特征。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能凭借金钱、影响力和文学才华占据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
三
抛开某件意料之外的丑闻或保守党出现一场真正的大规模内讧不谈，工党赢得大选的机会似乎非常渺茫。如果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得以组建，它的机会或许比单枪匹马的工党还要低。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如果工党失败了，这场失败将促使它重回正确的“纲领”。
但时间这个因素至关重要。英国政府正在备战。无疑他们会虚张声势，浑水摸鱼并作出进一步的妥协以争取多一点时间——但是，他们正在备战。有一些人认定政府的备战工作只是一场骗局，甚至认定他们想要对付的是苏联。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真正鼓舞它的，是人们知道当张伯伦向德国宣战时（当然是为了捍卫民主），他将按照他的对手的要求去做，让他们无话可说。英国统治阶级的态度或许可以用最近我从一位驻守直布罗陀海峡的士兵那里听到的评论加以总结：“该来的总会来的。希特勒显然就是想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最好就让他吞并吧。到了1941年我们就准备就绪了。”事实上，右派的主战派和左派的主战派的区别只是在于策略有所不同。
真正的问题是，假定战争真的会爆发，工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有效地反对政府的战争计划。几份态度比较暧昧的报纸最近已经在讨论“在什么条件下”工党应该“支持”政府进行战争，似乎有哪个战时政府能允许它的人民“提出条件”！一旦战争打响，左翼政党将只能在无条件地服从与被消灭之间作出选择。唯一规模大得足够抵制政府，甚至或许能让政府服软并避开战争的团体就只有工党。但要是它不立刻展开工作，或许它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心照不宣地默许备战只消两年，甚至一年，它的力量就将被挫败。
如果工党输掉了选举，一定会有人叫嚷说要是我们有人民阵线的话，本来是可以获胜的。这或许会使得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澄清，或许会长达两年之久。因此就有了更多的支持人民阵线的想法，更多的握拳呐喊，要求成立“坚固的阵线”，更多的聒噪要求大规模的军备——一言以蔽之，把政府朝正在前进的方向再推上一把。只要工党要求有“坚定的纲领”，承担起打仗的风险，它就只能假意地抵抗战争准备所要求的法西斯化进程。一边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一边又假惺惺地反对工时增加、工资削减、出版审查甚至征兵制又有什么意义呢？别人总是可以提出反驳：“如果你阻止重整军备，我们怎么能阻止希特勒呢？”战争，甚至备战，能够成为任何事情的理由，我们或许可以肯定政府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到最后，对于局势的判断将驱使工党回到其正确的“纲领”，但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9月28日，全国总工会采取了在这场战争危机中少有的理性行动。它在电台向德国人民呼吁抵制希特勒。这次呼吁并没有足够深入地进行下去。它的语气自命正义，没有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一样有其缺陷。但它至少表明有人想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如果工党在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希望在哪里呢？或许迟早作为反对党的这一事实能让工党回到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但这种事情宜早不宜迟。如果它还继续像现在这样做一只没头苍蝇，它的敌人就会将它击垮。
【注释】
【1】刊于1938年12月《艾德菲月刊》。
【2】亨利·卡洛奇·德·科里利斯（Henri Calloc'h de Kérillis,1889—1958），法国记者、作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激烈反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法国沦陷后与“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并肩作战，但后来与戴高乐决裂，流亡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