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阿水的吩咐，姑娘们，伙计们全部称呼我为“清夫人”，连红梅也苦着脸改了口，不再直呼我“阿默”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我的艺馆在偌大个百卉千葩竞相争艳的汴京城一炮打响呢？阿水虽然有些我不知道数字的钱，却在汴京城毫无人脉。我打算以段夫人之名，就这么一辈子混下去，不想和从前的亲人朋友们再有牵扯，毕竟，沈天音，沈灵曦，葛狄卡，已经死了。
小宝儿已经长到了半岁，成了艺馆所有女人们的干儿子，小脸都快被她们给亲肿了。不论阿水如何推辞，我都求他做了我儿子的“干爹”，这位干爹当上瘾了以后，居然对小宝儿的乳名挑剔起来，自作主张唤上宝儿“阿风”，日子一久，我的小宝儿就被艺馆十三个女人，连阿水在内的七位员工叫成“阿风”。
阿水成了管事，我是老总，红梅是经理，兰香当了队长。
虽然阿水什么账都不跟我报，可我了解他已经花了巨资，至少在五千两以上。我的腿在他不肯放弃的治疗下渐有好转，虽然走起路来有些异样，但我却可以跳舞了，只是，极疼。
五月头，汴京有场一年一度声势隆重的“选花魁”，届时汴京及江南的各大妓院、歌舞坊都会派出头牌参赛，由八位最有权，最有势，最会品花又肯花钱的男人做评委，根据评委的点评，和在场有请的观众送给姑娘的盘头，来最终确定头三甲。
不经阿水同意，我代表“清泓艺馆”替自己报了名，名字用的就是清泓。
幸好阿水会吹笛，在百般无奈下，他成了我的伴奏。见他吹笛的姿势，我猜，一定是素意教的。
在日以继夜的苦练下，我终于等来了花魁赛那一天。
那是个五月中旬的月圆夜，选的是汴京最大的烟花地，名伶汇聚的春水楼旁。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春水楼报名的情景：因清泓艺馆尚未开业，在汴京毫无名气，春水楼中年男执事在我要求报名时并不如何搭理我，我只好解下面纱对他开足火力频频放电，足足让他被电了一分钟。
他挺住我的攻势后，假意漫不经心地问我：“你就是那什么馆的头牌吗？”
“我就是馆主。”
他又呆了一分钟。
我冲他一笑，随即又摆出副无限凄苦的样子：“馆主不能参赛么？哎，为了开馆我已用尽了所有积蓄，现负债累累。”
“你有何才艺？”
“请问，花魁赛比的是何才艺？”
“琴，画，诗赋，歌，舞都行。”
“如果我说自己样样精通呢？”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情不自禁地脸红。
那人竟看我看得痴了：“馆主要用什么花名？”
“清泓。”
我坐在轿子里，掀开轿帘向路上瞧着：一千年前繁华的汴京城啊！多少宝马香车，又有多少商贾巨富，他们岂只是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他们拥有几代，甚至几十代吃不尽，用不完的财富；而又有多少人，身无分文，流离无依，就比如大半年前的自己，不就褴褛地在街头乞讨吗？
到春水楼附近的主街上时，当真宝马争驰，雕车竞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春水楼里张灯结彩，亮如白昼；春水楼外水泄不通，摩肩擦踵。贫民路人都被圈在外场不能进，嘉宾须执邀请函才能进入，我到的时候已经算很晚了，那位春水楼中年执事这回是热情地接待我，将我和阿水红梅一众领进赛场。
春水楼位于汴河旁，河边停满了许多画舫轻舟，那些舞坊妓院各自都有自己的船舫让头牌姑娘打扮准备；那位执事见我什么都没备，竟单独为我备了艘画舫，说是他们楼主特意为我留下的。
“陈总管，不知春水楼主贵姓？”
“这个您不需要知道，汴京城人人都称他老人家楼主就行。”
我瞟了眼评委席，头排座位里还空着大半呢，评委席后面却已经坐满，看穿着打扮，应该全是汴京巨富吧，中年人居多，也有些年轻的公子夹在里头，一个个翘首以盼，交头接耳，所谈论者无非是些，“听说了吗？连杭州的舞雪姑娘都来啦！”
“嗨，你是没见过我们汴京的前一届花魁绮梦诗姑娘，起步成诗，落笔作画，歌舞双绝！”
说实话，他们说的这些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过；其实自己根本也没出去打听。我就像个刚从火星探险回来的新人类，一无所知。索性什么都不去想，免得给自己增添无形的压力。据实而论，我文不能诗，词更是狗屁不通，棋只算小学水平，画虽然略微谈得上专业，在这一世却不被人欣赏。我会唱歌，偏偏不会唱他们那些词牌令；我会跳舞，跳的都是即兴杂牌舞。哎……
当真是美女如云哪！燕瘦环肥，百媚千娇，醉目是佳人，入眼即芬芳。连些丫头们配舞们都如此，更别提一会即将要开场献艺，风华绝代的妓中翘楚，国色天香们了。
随意左右环视了些大概，我便不讲客气地跟着陈总管踩上春水楼主为自己准备的画舫，到了我出场时自会有人来传讯。
阿水难为情地问我：“夫人，您当真要跳那支兰香舞么？”
“嗯，是啊，上次我跳的时候，你可是抹泪了的。不好看吗？”
红梅和几个伙计凑热闹去看先上场的名妓开赛了，据说，我好像被春水楼主有意无意地排在了最后一个出场，当时红梅十分不满，我拉过她：“傻瓜，最后的才叫压轴戏！”
“什么叫压轴？”
“压轴呀，就是震场子的！”
“哈哈……”那时我们几个笑成一团，个个东倒西歪。
我正盘腿坐着聚敛心神，将外面的丝竹歌乐排诸在脑海之外，心中幻想着，编织着，强化一个故事，并将那个故事溶于心，揉于情，直到确定那个主角就是自己，事情刚刚发生，我就是李兰香，李兰香就是我，一个十七岁的苦命柳巷妓女。父亲死得早，母亲又常年有病，十四岁被人骗了身，接着就干起了这个让女人最为无奈的行当，苟且偷生。母亲死后，我靠洗衣服，给人做绣活为生，日子倒也过得去，只是清苦孤独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