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开始
1917年7月1日，阴历五月十三日，紫禁城的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国师一齐出现在末代皇帝溥仪面前，面色十分严峻，年仅十一岁的皇帝一时不知所措，还是老师陈宝琛先开口：“张勋又来了……”
“他又来请安了？”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陈宝琛看见溥仪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必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予人归。”
这时候张勋已穿上了纱袍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康有为、张镇芳等人乘车进宫。在养心殿，张勋先对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向溥仪奏请复辟。张勋中气如牛地说：“隆裕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十来岁的溥仪哪知此事厉害，只能按照师傅陈宝琛的嘱咐，假意进行推托：“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又力谏道：“皇上圣民，天下皆知，过去圣祖康熙也是冲龄践祚。”溥仪这才接过话：“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张勋退出之后，有成批的人来给溥仪磕头请安。奏事处的太监拿来写好的一大堆“上谕”让溥仪签字。这样，第一天溥仪一连下了八道“上谕”：
一、封黎元洪为一等公；
二、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刘廷深、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拭为内阁阁丞；
三、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
四、恢复宣统三年的官制，授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
五、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六、授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京办事；锡封张勋为忠勇亲王；
七、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八、授陆荣廷为两广总督；曹锟为直隶巡抚；齐耀琳为江苏巡抚；倪嗣冲为安徽巡抚；张怀芝为山东巡抚；阎锡山为山西巡抚；赵倜为河南巡抚；李纯为江西巡抚；杨善德为浙江巡抚；谭延闿为湖南巡抚；陈炳焜为广东巡抚；谭浩明为广西巡抚；王占元为湖北巡抚；李厚基为福建巡抚；唐继尧为云南巡抚；刘显世为贵州巡抚；杨增新为新疆巡抚；张广建为甘肃巡抚；张作霖为奉天巡抚；孟恩远为吉林巡抚；许兰州署理黑龙江巡抚；刘存厚为四川巡抚；陈树藩为陕西巡抚；授姜桂题为热河都统；王丕焕署理绥远都统；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王廷桢为江北提督；卢永祥为江南提督；张敬尧为长江水师提督。
这一天清晨，北京市民有一种突回梦魇的感觉，街面到处都站立着留着长长辫子的军人，像是时空里钻出来的僵尸一样。张勋的五千辫子军接管了京城的治安，对一些地点实行戒行。北京的警察挨门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遗老遗少们如打了回魂针一样诈尸还魂，急切地把丢在衣柜最底层的长袍马褂翻出；市面上滞销的旧式袍褂，也成了抢手货。一些买不到衣服的遗老情急之下，竟上戏班子出高价买来戏服；更有人跑到寿衣店，买了一些寿衣穿在身上，如死尸复生一样走出来。至于龙旗，因为一时找不到，有人用纸裁个三角旗，画一个小龙，涂成黄色挂出去；有的龙还画得耀武扬威，另一些龙，则画得就像死蛇一样。更有一些人，因为头发早已剃掉，便剪了女人的头发，盘在自己头上，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好好的京城顿时乌烟瘴气。
在紫禁城，已任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张勋通电全国，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追其原因，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乃共和所致。着实必须实行复辟，重新让清帝出山。对于张勋来说，他根本就不愿意区分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也不懂“满清帝国”与“中华帝国”有什么不同，通电含糊其事，把康有为提醒的“中华帝国”和“虚君立宪”之事忘得干干净净。以张勋做事的鲁莽和草率，他哪里能控制住局面呢？——后来有人分析张勋复辟失败的原因，指出其最大失误在于指使宣统授予一干人官衔之时，没有给声望极高的段祺瑞安排一个重要职务，从而将个性极强的段祺瑞推向了反复辟的阵营当中。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王士珍和梁鼎芬一帮人按照张勋的要求对黎大总统进行劝退工作。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只剩下总统府依旧飘扬一面五色旗，总统府的外部布满了辫子军，黎元洪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勋部队的监视之下。黎元洪很为自己的“引狼入室”追悔莫及，面对上门劝说的王士珍和梁鼎芬，黎元洪大发雷霆，厉声斥责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严厉告知梁鼎芬，“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黎元洪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7月2日，一宵未睡的黎元洪秘密签署了总统令：准免李经羲国务总理一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勉其讨伐复辟；特任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张勋的驱逐令到来之后，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馆宣布按国际惯例对黎元洪实行保护。
张勋复辟如晴空霹雳一般在全国上下炸响，除了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吉林督军孟恩远公开响应外，其他省份都处于观望之中。安徽督军倪嗣冲先是表示了一下声援，令安庆、芜湖等地官衙悬挂龙旗，不过随即觉得风向不对，赶忙通电反对。最先站出来通电反对的，是副总统冯国璋，冯国璋历数张勋复辟八大罪状，对其行为进行了声讨。紧接着，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前海军总长程璧光、淞沪护军卢永祥等人也站出来对复辟表示反对。
7月3日，当年积极组织“筹安会”谋划袁世凯改变政体的杨度发布通电，坚决不赞成清廷“复辟”，在他看来，当年自己和袁世凯努力所做的只是“君主立宪”，推行的依然是宪政民主制；而张勋和康有为所为完全是倒退。杨度在电文中谴责道：
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君主，势本等于逆流。
……公等于复辟之妆，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
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这一次张勋和康有为的做法让一直坚持“君主立宪最合中国国情”的杨度彻底绝望。杨度伤心的是，从此之后中国人再不会认真辨明“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之区别了。凡“君主”必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杨度悲愤地写道：“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南北夹击
张勋在徐州召集十三省督军开会的时候，落寞的段祺瑞来到了天津。段祺瑞先是暂居天津意大利租界段芝贵家中，然后，租了一幢楼房，搬了进去，将家眷们也从北京接了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北洋时代，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客军人，都有种割舍不了的“天津情结”——这种情结，追溯前因，还是来自淮军创始人李鸿章。李鸿章虽身为直隶总督在保定办公，不过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北洋事务大臣”，在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都待在天津。袁世凯以天津小站练兵发家，北洋系更是把天津看作大本营——在外发了迹要到天津投资、置地产；退休下野便选择来天津做寓公。比较起京城政治中心的尔虞我诈，拥有一百万人的天津更像是一个安静的避风港，它有着北京没有的宁静、方便和舒适，这里秩序稳定、商业繁荣；有全新的戏院、卡巴乐（可跳舞唱歌的餐厅）、保龄球馆、饭店、舞厅、酒吧、台球室及地下赌场；在街头，白俄姑娘遍布，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天津另一个优势就是跟洋人打交道方便，这里共有九个国家开有租界，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借助洋人和租界以避风险。因此，天津自然而然地成为北京政坛政治人物进退自如的好去处。
不过段祺瑞很快就耐不住寂寞了——段祺瑞还是比不了袁世凯，袁世凯当年由于“脚疾”曾来到河南洹上村清心寡欲地住上了一阵，对外部政局不管不问；段祺瑞就不行，虽然离开京城，却一直对于朝中之事放不下，仍关注着北京的一举一动。段祺瑞那幢租下来的小洋楼很快成为“大人物俱乐部”：段芝贵、靳云鹏、傅良佐、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倪嗣冲、徐世昌等，大部分都是“皖系”的人。这些皖人大都与段祺瑞有相同特点：能力突出，抱团入伙，不甘寂寞，胆大心细。以段祺瑞为例，表面上，随和大度，不拘小节，散漫无原则，但在骨子里，自尊，固执，有心机，尤其信任自己人。
在天津做寓公的段祺瑞是第一时间得到清廷复辟消息的。7月1日清晨，段芝贵的副官打电话到段府，告知北京发生的一切。很快，段祺瑞接到黎元洪发来的签署令。当天夜里，梁启超、汤化龙赶到段祺瑞住处。段祺瑞正在寓所跟一帮人打牌。梁启超激越地向段祺瑞表达自己反对复辟帝制的立场。在得知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后，段祺瑞立刻召集傅良佐、段芝贵等人开会，并且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联系。有种说法是，段祺瑞通过日本三菱公司北京分公司借来了一百万日元，随后又弄到了盐余款五十万元；另一种说法认为这笔款项是梁启超以私人名义替段祺瑞从日本有关方面借到的。7月2日，段祺瑞和梁启超赶到了京津之间的马厂，面见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劝说其带兵讨逆。另一种说法是段祺瑞通过李长泰小妾，说服了这位精锐师的师长进行讨逆。这样的说法，似更具有中国戏剧特色。在得到李长泰的支持后，段祺瑞在马厂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召开了誓师大会，调集到大批人马进攻北京。时为段祺瑞部下、参战军讲武团的陈文运记述了他在马厂的见闻：“我走进师长办公室，段祺瑞果然坐在那里，办公桌上放有地图、电稿，他大概正和左右的人分析情况，筹划进行的步骤，忙得不可开交。随他同来的，只有傅良佐一个人。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参谋长王汝勤，都或坐或立随侍在段的左右。段祺瑞一看我来到，也顾不上向我寒暄，就说：你来了，好极了。赶紧回天津去，找杨敬林（即杨以德，直隶警察厅厅长），叫他把龙旗撤销，让朱家宝离开总督衙门（省长公署设在前清总督衙门），天津治安由他负责，我就给他直隶省长。如果他不同意，我的兵随后就到，那只好武力解决了。办的结果怎样，赶紧给我电话。”这一段的描述可见段祺瑞指挥情景。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确需要勇气和果敢。
7月3日，冯国璋在江苏通电全国：“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同一天，段祺瑞正式通电出师讨伐张勋，令交通部通知徐州附近火车站，将所有空皮列车开走，让张勋部主力无法北上。为了防范张作霖部可能从东北南下，对东北各火车站同样下了秘密指令。以曹锟为西路司令，率领第三师由保定乘坐火车，到跑马厂集合向北京进攻；以段芝贵为东路司令，率领第八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廊坊集合，第八师在铁路以西，第十六混成旅在铁路以东，齐头并进。又使张怀芝率部在山东设防，阻截张勋兵马的强制北上；徐树铮则留守蚌埠进行牵制。
讨逆军的进展出人意料地顺利。7月5日，西路军曹锟军队由旅长吴佩孚率领占领了卢沟桥。东路军段芝贵的部队也在这一天占领了黄村。同一天，冯国璋在南京召集了有湖北、江西、浙江三省督军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长江中游四省如何控制张勋辫子军盘踞的徐兖地区及北伐诸事。冯国璋心里非常清楚，凭张勋带到北京的五千人，很难抵挡讨逆军的进攻。当务之急是收回徐州，决不能错失良机。
7月6日，段祺瑞动用了南苑航空学校的两架飞机，由校长秦国镛亲自驾机，飞临辫子军阵地投弹，继而又在紫禁城投弹三枚：一枚落在隆宁门外，炸伤一名抬轿夫；一枚落在御花园荷花池里，炸死池里几条小鱼；第三枚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落下来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吓得半死。这也是北洋军首次以飞机配合地面作战。同一天，冯国璋于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公布讨逆计划：先派兵攻占徐州，断张勋后路，再进行北伐；调驻苏第二师编入北伐队，七十四旅和第五混成旅驻防浦口，以防辫子军南犯。
7月7日，讨逆军东路西路各队前后夹攻，击溃了张勋的守军，从廊坊一直进发至丰台。辫子军退到北京城，张勋电参加徐州会议各督军飞速赞成复辟，以践前约，准备固守待援。各省督军已没人响应张勋。同一天，代理总统冯国璋发出总统令，免去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等职，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齐耀琳兼代江苏督军，曹锟兼署直隶省长，免去朱家宝直隶省长的职务，命令各省军队各驻原防，不得借口号召进京。驻扎在京苑的李奎元师发起响应，与东西路军联合攻打辫子军。张勋的主力龟缩在天坛、天安门、景山一带进行抵抗。英、俄、法、日、美五国联合向张勋发出警告，不支持清廷复辟，要求保证黎元洪的人身安全。当天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天空出现了奇怪的景象：煤一样漆黑的云层堆积在西边天空，乌云滚滚之上，突现火烧云。突然，夕阳光辉不见，天色昏黑，狂风大作，沙尘扑天盖地。紧接着雷电交加，大雨如注……这一场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后来在书中有清晰的描述。
7月8日，张勋见大势已去，通电辞职，请徐世昌组内阁，召国会，议宪法，徐未到京以前，暂请王士珍执行。宣统准张勋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缺。内阁政务由王士珍办理，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研一切交接善后事宜。同一天，康有为避入美使馆；孙中山离上海赴广东，陈炯明、朱执信、章炳麟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