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页历史
一开局不错
七月革命的前两年，1831年和1832年，在历史上是一段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个年份，各自形成了一个高峰，耸立于历史的年代之中。它们所具有的革命意义，是其他历史年份无法比拟的。在这两年当中，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社会文明的基础，上下左右的各种利益因素相互结合，法兰西社会苍老的风貌，一切的一切，都随着各种制度、各种狂潮、各种理论的喧嚣，在风云激荡中时隐时现。这种隐现便是抵抗，便是运动。就在这抵抗和运动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人类灵魂——真理——所放射的光芒。
如今，我们这些人对那样一个时期差不多都感到陌生了。现在，我们既要谈它，那就让我们来试一试，看看是否能够抓住它的脉搏。
王朝复辟时期，是一个中介阶段，对这个时期，人们是很不容易下一个定义的。这一时期人们感到了疲乏，渴望酣睡，同时又在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甚至出现呐喊和喧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刚刚赶完了一段路程之后的间歇。这就形成了时代的奇特性。这种特点常使那些企图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产生错觉。起初，人们只有一个要求——休息，只有一个愿望——和平。总之，是想蜷缩起来，不再折腾，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什么大事业，什么大机会，什么大风险，什么大人物，感谢上帝，见多了，见够了，再也不想接受了。人们不再要恺撒而宁肯接受普吕西亚斯普吕西亚斯，比西尼亚国王，他向罗马出卖了汉尼拔。；不再要拿破仑，而宁肯接受伊弗佗王伊弗佗王，出现在法国民歌中的人物。。“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小国王啊！”人们曾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赶了一整天的路，天黑下来了；先是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随后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接着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都精疲力竭。于是，人们渴望有一张床。
献身精神——厌倦了，英雄主义——陈旧了，野心——满足了，利益——得到了。在此情况下，人们下一个目标，寻找、索取、央请、恳求，是什么呢？一个安乐窝。有了这样一个安乐窝，便得到了安宁，便得到了平静，便得到了闲适，便可以心满意足。但是，得到这一切之后，有些东西又从大地上冒出来，让你接受它。它在敲打着人们的家门。这些东西产生于革命和战争，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有定居社会的资格，并且已经住下了。而这些定居者是何物呢？它们是为将要到来的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这样，便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形势：
当人们疲乏了亟待休息的时候，既成事实也要求确认自己的地位。这种确认对于既成事实来说，与休息对于疲乏的人来说意义是同等重要的。
在英国，护国公之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种要求；在法国，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这种保证是向时代提出的。时代非给予不可。表面看，这种保证由亲王们“赐予”，而实际上使这种保证得到保证的却是这些既成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需要认识的深刻的真理。在英国，斯图亚特家族1660年对这条真理不加怀疑，并按真理的要求做了；可在法国，波旁家族1814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拿破仑垮台后，那个事先预定返回法国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他们的脑瓜儿里能想得到的，只能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它的。它可以赐予，也可以收回；它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无权可享。路易十八制定了宪章。那宪章中给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之上的一根枝桠，它由波旁家族摘将下来，堂而皇之地赐予了人民。不过，某一天赶上国王高兴那样做，它可将这根枝桠收回。实际上，它早就应该明白，就连这不情愿赐予的权利也并非是属于它的。
这个家族一直憋着气注视着我们这个世纪。每逢人民欢欣鼓舞之时，它便怒气冲冲。对它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选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就是说选用一个通俗而真切的词儿来加以形容：它老在咬牙切齿。对此，人民早就看在了眼里。
它自以为强大无比。它只看到，在它的眼皮底下，帝国像演完一场戏的布景那样，被搬走了。它却看不到，自己也是被搬来的。它看不透，它自己与被搬走的拿破仑一样，是被捏在同一只手里的。
它自以为根深无比。它认为它有它的过去。它错了；它只是过去的一个部分，而整体是法兰西。法国社会之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之内，它根植于人民，那些深深扎于沃土之内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属于一个家族。它的发育史，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它向四处伸发，但绝不在王位之下。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王朝成了它机体一个醒目的、淌着鲜血的节疤，它已不是这个机体的主要部位，它已丧失其政治的基础地位。它完全可以被切除。实际上它已经被切下抛在一边达22年之久。在被抛开的年月里，它还存活着。它只看到了这一点，而没有看到另一点。它是不会看到另一点的。它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马伦哥胜利之日它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这样，它又如何能够看到另一点呢？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像这些亲王们那样，闭着眼睛不看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些神权。也不会看到，任何一种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自灭之物会像它这样，把上界赋予社会的这种权利否认到如此地步。
荒谬绝伦的观念导致这个家族收回了它1814年所“赐予”的那些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真是令人悲叹！而这些所谓的让步，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斗争取得的果实；而它所说的那些被我们“蹂躏”的那些东西，却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权利。
总之，复辟王朝自以为力量强大无比，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于是，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孤注一掷，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它果然站在法兰西面前，大声宣告，取消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作为人民的那种权利和公民之所以作为公民的那种本性。
被称为七月敕令的那些有名的法案，其实质便是如此。
复辟王朝垮了台。
这是合理的。不过，有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个王朝对进步运动并没有一概采取敌视的态度。许多历史大事的完成，都是在它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民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讨论问题，而且已习以为常。这在共和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复辟王朝给法兰西带来了和平，而且在靠和平发展壮大。人民也习惯了这种环境。这又是帝国时期不曾有过的。整个欧洲都对这样一个自由、强大的法兰西产生景仰之情。罗伯斯庇尔时期靠革命发言，波拿巴时期靠大炮发言，轮到靠才智来发言，那还只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之下发生的事。火炬在风停之后被重新点燃。宁静的顶峰之上，纯洁的思想光芒重新闪烁。这是动人的、有益的灿烂景象。15年当中，人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在公众场合又见到了那些伟大的原理。这些原理，思想家以为相当陈旧，但政治家却认为它新颖可取。这些伟大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实现法律的平等，信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和量才授职的甄选制。这种状态延续至1830年，一直到波旁家族作为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被粉碎为止。
波旁家族的垮台是惊天动地的，这并不是指这个家族的气势，而是指人民的气势。这个家族大模大样地，但绝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犹如进黑洞似的下了台。绝没留下能使后代黯然伤怀的那种堂堂正正退出的气概；没有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没有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就是这样，让离开便离开了，放下了冠冕，失掉了光环。保住了面子，没有保住威严。他们缺少必要的面对灾难的那种尊严。查理十世去瑟堡时，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了方桌。在危难之中，他对仪式比崩溃的君权更看得重些。这当然是一件琐事，但他的这种作风却引起了每个忠于王室、热爱家族的人的伤怀。人民与他们相比，就显得可敬可佩。全国的人民，在一天的早晨遭到了王族叛军的武装进攻，但他们自知自己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克制住自己，不曾动怒。他们组织了反击，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运行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继续前进。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庇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搬出来，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要知道，他们用这种凄切和审慎的态度这样做所触及的，绝不是一两个王爷，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是胜利了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此时此刻，法兰西似乎记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践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巷战，指1588年5月12日巴黎爆发的群众武装起义。第二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家。结束后讲过的那些严肃的话：“那些平日拼命博得君王欢心的人，此时此刻却尤其大胆地反抗起君王来，就像一只从这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的小鸟。在此情势下，对那些丢掉危难中的荣誉捞取昌盛中的荣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不难的。可是，我们，对君王的尊敬却始终如一，对那些落难中的君王，我们尤其如此。”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贵，却没有带走惋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重于他们本身。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之上。
七月革命立即在全世界获得了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敌人。有的欣喜地投入了革命之中，有的对它则咬牙切齿。这是不奇怪的。对欧洲的君主们来说，起初就像猫头鹰看见了旭日，先是紧闭双目，备感伤心，不知所措，直到想出对策，要对革命进行威胁时才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恐惧那是自然的事。他们感到愤慨也是自然的事。这次革命是奇特的。没有发生任何动荡，对于被击败的王室没有过火行为，没有使战败的敌人得到流血牺牲那样的光荣。专制政府总希望自由发生内讧，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次革命进行得如此温和。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都没有发生。对它最不满意、对它最愤慨、对它最惊悸的人都转而对它表示了敬意。不管人们的私心有多么重，宿怨有多么深，种种事态中均显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而感到，肯定有一个天神助了一臂之力。
七月革命是人权对现实的胜利。它是光辉灿烂的。
人权战胜了现实。1830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射出的，1830年革命的温和也是从这里学到的。它说明，人权可以无须通过暴力获得。
人权，便是正义，便是真理。
保持美好，保持纯洁，这是人权的特性。那事实会如何呢？事实是，即使人权是最需要的，即使它是得到当代人赞同的，但一旦它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着，它一定会减少含量，改变味道，无可避免地演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是荒谬的东西。如果要我们立即拿出例子来证实这一点，看看这种演变达到了怎样的丑恶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几百年前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君主论》的作者，主张统治者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凶神，也不是一个魔鬼，更不是一个无耻下流的作家，他只是当时的一个现实。并且那也不只是意大利的一个现实，而是欧洲的一个现实，16世纪的一个现实。结果，他已变得恶劣不堪，从19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尤其如此。
这种人权和现实的斗争，古已有之。结束这种争斗，让纯洁、美好的思想和人类的现实结合起来，融合起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这便是哲人的使命。
二结局糟糕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权势者的工作又是另一回事。
1830年的革命很快就停顿下来。
革命的航船一旦搁浅，权势者便立刻着手破坏这只航船。
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纪里，权势者多半自加封号，戴上政治家的桂冠。正因为如此，政治家这个词越到后来就越具有行话的色彩。我们不应该忘记，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庸人。所以，权势者也，庸人之谓也。
与此同时，所谓政治家，有时可以如此称呼——民贼。
按照权势者的看法，七月革命这类性质的革命，是动脉破裂症，应当赶快把它缝补起来。对人权的要求如果过于苛刻，那就很难收场了。因此，人权一经获得认可，就应当着手治理国家。自由有了保障，也就应当想想巩固政权的事了。
走到这里，哲人和权势者还不至于分道扬镳，但是已经产生了离心倾向。为政权着想？那好吧！但问题是，首先得搞清楚，要巩固的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其次，它是如何来的？
人们就此问题在窃窃私语。但权势者似乎听不见这种反对意见。他们照旧干着他们的所谓缝补手术。
一些政治家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惯于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实际需要。他们说，革命之后，作为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最最需要的，是快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在革命之后享有和平，换句话说，唯有如此，才可以医治创伤、修补房屋。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所。
但是，找一个王室后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