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巴黎有个小沙特雷，那里有个地牢，长长的，紧贴着塞纳河。它比河水还要低8法尺。没有任何通风设施，惟一的一个洞口是一道门，人进得去，空气却进不去。石砌的圆拱顶，地面是稀泥，有10法寸厚。地面原是铺着石板的，水把地上的石板沤烂了，满地都是大裂缝。离地8法尺高的地方，有一根粗重的长梁，从地牢的这端一直伸到那一端。巨梁之上，每隔一段距离垂下一段铁链，链子头上挂一个铁枷。这地牢是用来关押发配到大桡船上去的苦役犯的。他们在此等待，直到被送到土伦。这些犯人，一个个被推到那巨梁的下面，接受在黑暗中摇摇摆摆的铁器的接待。那些条条下垂的链子，像垂着的胳膊；那些个个张开的铁枷，像伸着的手掌。它们通力合作，便把那些可怜人的颈子掐了起来。铆上钉子，他们便待在那里。链条太短，他们无法躺下去。他们愣愣地待着，在那样的一个黑洞里，在那样的一根横梁下面，几乎是被挂起来的。他们得使足了劲儿才能够到面包或水罐，头抵着圆拱顶，双腿浸在稀泥里，粪便顺着双腿淌下去，疲乏得浑身再没有任何支撑之力，像受五马分尸之刑。每想喘一口气，要弯着胯骨，屈着膝头，两手攀住链条。他们只能站着睡觉，睡着之后又随时被铁枷掐醒。很多人就这样长睡不醒了。面包是如何吃到嘴的？看守人员把面包丢在地上——烂泥之中，他们得用双脚把这面包夹住，然后把腿蜷起来，将面包送到自己的手里。这个样子，他们得待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六个月，有时甚至是整整一年。这里是大桡船的接待室。偷猎了国王的一只野兔，那就对不起了。如此这般，他们到了这接待室。人在坟墓里能干什么呢，那当然是死。人在地狱里能做什么呢？唱歌。凡是绝望之人所待的地方，总会传出歌声。在马耳他的水面上，在没有听到桡声之前，总会先听到歌声。苏尔旺尚，那个违禁打猎的可怜人，便在这小沙特雷的地牢里待过，他说：“当时，支持我的是诗韵。”诗韵会有如此大的效用吗？所有用黑话唱出的歌统统出自这个地牢。蒙哥马利大桡船上的那首悲切的叠歌Timaloumisaine，timoulamison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歌大多是凄凄惨惨的，愉快的只有几首，有一首却温柔：
Icicailleestlethétre
Dupetitdardant作者原注：dardant(小投枪手)，指射箭的爱神。
(这儿是小投枪手的舞台。)
不要白费力气了——爱，人心中这永存的残余是无法消灭的。
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人们相互保守秘密。秘密，是大众性的，是普遍存在的，对穷苦人来说，只有秘密才能构成团结统一的整体。泄密是他们失去本性的一种行为。因此，在那黑话里，“揭发”成了“吃那块东西”。这种表达是强有力的，仿佛是说，揭发者，为了他自己，从大众的实体中取走了一块东西，是撕下每个人身上的一块肉从而肥了他自己。
什么叫做挨耳光？平庸的隐喻：“c′estvoirtientesixchandelles.（就是看36支蜡烛。）”黑话插进来说：“不是chandelle，而是camoufle。”于是，在日常用语中，camouflet和“耳光”便成了同义词。就这样，在隐喻的帮助下，黑话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文学殿堂。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现象。普拉耶说道：“我点燃我的camoufle。”伏尔泰便也写下了这样的话：“朗勒维·拉波梅尔够得上挨100下camouflets了。”
对黑话的挖掘，每深一步都会有新的发现。这种挖掘会使我们发现文明社会与黑暗社会交叉之所在。
黑话，便是语言中的苦役犯。
愿人的思维的活力能够深深地降到那样的底层去，让厄运的黑暗势力把它拖住，把它拴在那里，让一种说不上来的工具把它紧紧捆绑在那万丈深渊里，那样，看你会不会产生沮丧之感！
啊，穷困中人的苦心！
唉！难道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灵魂就无人拯救吗？难道骑着飞马和半马半鹰怪兽的伟大天神，身披霞光、膀插双翅从天而降的战士，代表未来光辉灿烂的飞将军，那位精神解放者不来，我们就永远在原处等待吗？难道人们向理想呼唤而毫无结果吗？难道这些人会永远困在那黑暗的洞里，揪心地等待着恶魔的进逼，眼睁睁看那狰狞严酷的脑袋，看着那咽着唾沫的下颏，看着那虎爪，看着那蛇身，看着那虺腹，在恶水之中时起时伏，翻腾出没吗？难道这些人就活该待在那里，希望和光明与他们无缘，灾祸和不幸却与他们为伴，听任魔怪发落，心惊胆战、蓬头散发、扼腕绞臂、像昏天黑地中惨痛的、白洁的、赤身露体的安德洛墨达安德洛墨达，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的少女。那样，永远被拴在幽冥的岩石上吗？
三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黑话，无论是400年前，还是今天，都有这样一种现象：时而把抑郁的姿态，时而把威吓的神情变成一种象征意义，赋予每个词一种阴暗的个性。从这些词中，我们不难看到当年那些流浪汉在圣迹区玩纸牌时流露出的那种郁愤的情绪。那些人玩的纸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我们还保存了几副。他们的梅花八用一株有八片大花瓣的大树标志。这是表现森林的一种怪诞手法。那大树之下画了一堆燃烧着的火，猎人把三只野兔穿在烤叉上在那堆火上烤着，树的后面有一口锅，正冒着热气，锅里煮着一只狗。这画面所表达的，是对那种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铸私钱犯的火刑的反击情绪。还有什么比这更阴森呢？在黑话的王国里，表达思想的方式各不相同，采用歌曲的形式也好，使用嘲笑的方式也好，使用恐吓的方式也好，全都带有一种压抑和无可奈何的味道。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经收集到——全都是悲切的、催人泪下的。他们把他们生活的天地称为“鬼蜮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像一只野兔那样，随时准备隐藏起来，像一只老鼠那样，随时准备逃窜，像一只小鸟那样，随时准备飞走。它稍微表示了一点意见，便立刻又抑制自己，以一叹而终了。我们的耳朵边曾响过这样一句诉苦的话：“我们不明白，上帝作为人父，竟如此虐待他的子孙，且任他们呼号而无动于衷。”这些穷苦人，每当思考问题时，总认为在法律面前自己是渺小的，在社会面前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他乞求怜悯总是显得那么殷切，甚至做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据此，人们感到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然而，从上个世纪中叶起，情况发生了变化。歹徒们经常唱的调子，监狱里流行的歌曲，忽然出现了一种傲慢和欢快的味道。Larifla已经代替了哀怨的malure。到了19世纪，从所有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传出的任何歌曲，都有着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感。下面这几句刺耳的、跳动的叠歌，经常掠过人们的耳际，它们好像被微弱的磷光照亮着，是随着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的：
在那里，在那里，
昂首高歌，大吃大喝！
在那里，在那里，
歌声要响，酒肉要多！
在地窖里，或在森林里，当一个人在角落里被掐死时，人们便能听到这支歌。
这症状是严重的。18世纪古老的伤感情绪在阴沉阶级中已经消失，他们开始欢快起来。上帝和国王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路易十五，被他们轻松地称为“庞坦侯爷”。从这些苦难的人群当中，透出一种微光，往日那种压抑之情似乎从此与他们挥手告别。这些在黑暗中生活的悲惨人群的语言，已不仅表现了他们行动上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同时还表现了他们精神上的那种无所顾忌的胆量。这说明，他们已经摆脱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观念与某些思想家或空想家的观点倒是吻合的。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快慰感。这说明，偷盗行径和劫掠行为已经被收入某些学说，被列入诡辩的论题，从而稍稍减掉一点它们的那种恶性。不过，反过来，倒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恶性。总而言之，这一切说明，假使照这种路子走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便会出现巨大的暴动了。
可是，请等一等。我们在此时此地要对谁进行控诉呢？对18世纪吗？对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18世纪是蓬勃向上的。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杜尔哥，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推行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为代表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哲学家，以卢梭为代表的乌托邦主义者，组成了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奔向光明取得的巨大进展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是人类走向进步的四个方面军的四个先锋。狄德罗率领大军驰向美的境界，杜尔哥率领大军驰向功利的园林，伏尔泰率领大军驰向真理的地界，卢梭率领大军驰向正义的疆域。然而，哲学家的周围，却有诡辩派在活动，香花之中杂有恶赘，处女林之内混有毒芹。一面是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的、旨在解放人类的书籍，一面是许多作家——现在他们被遗忘了——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数量多得无法统计的破坏性极强的文章。穷苦人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阅读到它们。说也奇怪，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被收藏在“秘密图书馆”内。这是些小事，但意味深长，表面上未被觉察。但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处于隐秘状态。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民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得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勒蒂夫·德·拉布雷东(1734-1806)，法国作家。的那大作了。
这部著作，曾在整个欧洲风靡一时，尤以德国为甚。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偷盗和劫掠便盛行起来，从而财产受到了威胁，工作受到了怠慢。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行径披上了某些浅薄的、似是而非的、虚伪的、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的外衣，给自己起了个抽象的名词，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一种理论，在勤劳、诚实、痛苦的人民大众中间流传开来。民众并没有察觉到它们有什么不妥，连管配药的化学师也没有闻出什么异味儿。这才是严重的。痛苦产生怒火。每当亨通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睡觉总是闭着眼的)时，苦难阶级积起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的或不怀好心待在角落里想入非非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搜寻。这种仇恨所作的这种探索，可怕极了！
因此，假使时代一定要进行这种灾难性的活动，那么，骇人听闻的“扎克雷运动”扎克雷运动，原指14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后泛指一般暴力运动。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相比，前者只不过是一种儿戏。那种运动已不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反抗的斗争，而是成为一种窘迫反对宽裕的暴动。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要崩溃了。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这危机关头，发生了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截住了这种危机的发展。
法国革命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当它挺身而出时，善门开启，恶门关闭。
革命解决了难题。它宣布了真理，涤荡了瘴气，净化了世纪，给人民加了冕。
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又一次使人类获得了新生，赋予了人类第二个灵魂，那便是人权。
19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时至今日，我们上面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经变得不可能发生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呼小叫！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胆战心惊！革命是疫苗。它预防了扎克雷运动的发生。
亏了那次革命，社会改变了它的走向。我们的血液中不再有封建制和君主制的毒素。我们不再属于中世纪。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抗争，我们的脚下不再有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也不会再遇到鼹鼠挖掘的那种坑道，在文明表层不再有那种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发生地裂，不会再发生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脑袋突然间从地底下钻将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升华成为责任感。全民的法律便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说法，某人自由的终结，便是他人自由的开始。从1789年开始，全体人民都在个性升华，每一个穷人都因人权的降临而兴高采烈，即使饿得要死了，仍对法兰西的未来信心百倍。尊严是公民精神的最大满足，谁拥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拥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廉洁由此而生，贪欲由此而亡。从此之后，在诱惑面前，人们的眼睛英勇地垂了下去。这是革命的净化作用。这种作用是如此之大，一朝得救，例如在7月14日，例如在8月10日，所有的贱民统统不存在了。光耀的、伟大的民众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是个正派人，理想和绝对真理是堂堂正正的。1848年，押送载运杜伊勒里宫的财宝的车子的是什么人呢？是圣安东尼郊区收破烂的人。破烂儿护卫着财宝。好品德使那些身着破衣烂衫的人显得无比庄严。那些箱子有的没有关严，有的则半开着。在100只光彩夺目的宝石里，有一顶王冠，上面镶满了钻石，其中一颗红宝石象征着王权和摄政权，值3000万法郎。押车人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