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威不得不承认冉阿让的品质高尚，不得不承认冉阿让是一个行善的坏人，不得不承认冉阿让是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苦役犯，不得不承认他温和，乐于助人，仁慈，以德报怨，以宽容回报仇恨，以怜悯替代复仇，宁可毁掉自己，也不断送敌人，因此，救出了打击过他的人……尽管这一切是他沙威不愿承认的。他看到，这是尊崇高尚的道德。这冉阿让是凡人，又是天使，而他更接近于天使！
但事情毕竟不能再这样延续下去。他并非毫无抗拒地向这个使他既感到愤慨又觉得惊愕的怪物、向这个令人厌恶的天使、向这个丑恶的英雄举起白旗的。当他面对面和冉阿让坐在马车里的时候，法制曾像猛虎那样无数次在他内心里怒吼。不知多少次，他要冲上去，想一把抓住冉阿让，把他一口吞掉。他要逮捕他。确实，他要那样做是轻而易举的。经过第一个哨所时，他只需叫一声：“这是一个潜逃的惯犯！”把警察叫来说：“这个人交你们处理！”他就可以把犯人留下，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再问后事如何，反正法律会处置他。他确实有动手逮捕此人的念头，但没能做到。每当他的手痉挛地伸向冉阿让的领子的时候，那手又好像在一种重负之下垂了下来。他似乎听见他思想深处有个声音在喊他：“好啊，出卖救命恩人，端过本丢彼拉多本丢彼拉多，人们在坚持要处死耶稣时，他叫人端水洗手，表示对此事不负责任。的水，洗你的爪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退缩了，失败了。
另外，他有一个感觉，在高尚的冉阿让面前，自己的地位降低了。
一个苦役犯居然成了他的恩人！
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保全性命？在那街垒里，他有权被处死。他应该行使那种权利。寻求别的起义者的帮助，制止冉阿让，迫使他们枪毙自己，那岂不更好些？
他痛苦万分，是因为他失去了坚定的信心，感到自己失去了根基。法典成了一根断株残桩。从今以后，自己将和从未遇到过的顾虑纠缠在一起。眼下，他的心里出现了一种和法律不相容的感情，过去，法律，这个行事的惟一准绳，现在被冲破了，以往那种正直作风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一系列事情的出现将他征服，他的心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就是：接受行善又予以报答；一种牺牲精神，一种仁慈和宽恕之情，一种怜悯之情令他做出了违反严峻法纪之事；尊重一个人，再不存在最终的判决，再不存在值得打入地狱的罪过，法律之目也会滴下一滴泪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帝正义与人的正义在打架。如此等等。此时，他看见，黑暗中升起了一轮红日。这是一个道义的太阳，尽管他对这道义的太阳十分生疏，感到可怕，看得眼花缭乱。这是一只猫头鹰在被迫作雄鹰的俯瞰。
他自言自语道，这真实之物，这例外之事，权力在它面前也会感到窘迫，规章在它面前也可以变得不知所措。原来，万事万物，并不像自己理解的那样，都框在一个法规条文框子之内，不得越雷池一步。法规之外，也有让人顺从之物。一个苦役犯的崇高品质可以成为一个正直的公务员的陷阱。魔鬼也能变为神圣。他想，这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无法躲避。他被迫地承认，世上存在着善良，而他自己尽管对此闻所未闻，但现在，自己也在实践，做了善事。也就是说，自己竟然也脱离开了法规的约束，堕落了。他觉得自己十分懦弱，并且对自己产生了厌恶之感。
对沙威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原是，不去讲什么人道，讲什么伟大和崇高，无过，便是最高的境界。
他认为，现在自己出了错儿，而对自己为什么会犯这样的过错的问题说不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茫然不解。
他一直都在努力让冉阿让再度伏法。冉阿让是法律的俘虏，而他则是法律的奴才。他从未想到他抓获冉阿让后会把他放掉。放走冉阿让，他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冒出的种种难解的问题在他眼前一一闪过。他自问自答，答案令他吃惊。他自问：“这个绝望的人，这个我一直在追捕的苦役犯，迫害他，而当我倒在他的脚下时，他没有复仇，没有泄恨，却将我放掉了。为什么他这样做？出于责任？显然不是。对我来说，他不存什么责任问题。后来，我放了他，也不是出于责任，而是一种失职行为。这样说来，在职责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一想到这个问题，沙威便感到惊慌失措，好像天平散了架，一边的砝码跌入深渊，而另一边却飞上了天。无论对跌掉的，还是对飞起的，他都感到恐怖。他一点也不是一个所说的伏尔泰主义者、一个哲学家或是一个无神论者，相反地，他本能地尊敬教会，把教会当做整个社会的一个庄严的部分来看待，维护公共秩序是他的信条。有此一点足矣。成年后，他当了警察。公安警务几乎成了他的宗教。做密探，犹如别人做神甫。我们这样说是严肃的，绝对没有讥讽的成分。他只有一个上级，即吉斯凯先生。他从没想到过，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上级：上帝。
可现在，他的这个新长官——上帝，似乎被感觉到了。他的这种感觉越是清晰，他的心情就越是紊乱，以致他迷失了方向，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这个新上级。但有一条他是明白的：作为下级，应当永远服从，不得违抗，不得责怪，不得争辩。他知道，在一个使他感到惊奇、无法适应的上级面前，下级只有一条路好走——辞职。
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向上帝递辞呈。而另一方面，他释放了一个苦役犯，一个服刑期间潜逃的惯犯，这等于从法律那里取走一个被法律制裁之人，那是犯了一桩可怕的违法的罪行。他想着，思索着，而且反反复复。这弄得他头晕目眩。但不管他感到如何眩晕，有一点他已经明白：迄今为止，他一直靠一种盲目的信仰行事，由此便产生了他的正直。但是，那是一种黑暗的正直。现在，这种信仰不存在了，而他不愿接受的真理要他必须接受。这自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因此，他感到一种奇特的痛苦。但是，这是一种良心在清除蒙蔽它的灰尘时产生的一种痛苦。他此时感到空虚，感到和过去脱节了，感到被撤了职，思想上的权力已经死亡，再没有理由自由地存在下去。很明显，这可怕的遭遇，使他感动了。
无疑，在花岗石一样坚实的东西上出现了裂痕！一个用法律模子浇铸的掌管惩罚的铜像，却流淌出不顺从之物。是什么？它像一颗心！自己居然也在以德报德，尽管时至今日这德仍被人看做是怨的！看门狗却舔了人！本是冰块，现却已融化！本是铁钳，现却成为一双柔软的手！而且，这双手，还一下子松开了！可怕极了！一个勇往直前的人迷失了方向，正在退向后方。
不能不面对现实。许多事都应重作评价。事实所迫，不能不承认。原以为正确无误的，未必是有效的；教条出了错；法典并未包容一切，社会并非尽善尽美；权力并非无懈可击；永恒之物会发生破裂；法官并非圣贤；法律可能出错；法庭可能错判。在无边无际的碧色玻璃般的苍穹之上，原来也有一条裂痕！
目前的沙威，其憨直的良心运行到了方布。他的灵魂就像一列火车，开到这里之后，出了轨。正直，在无法抗拒的情况下被抛了出去，它沿着笔直的轨道行进，结果，与上帝迎面相撞，被撞了个粉碎。这是一列奇特的机车。权力的骑手骑着一匹盲目的铁马飞驰在一条笔直的、僵硬的路上，被一道强光打下马来！严格得如同几何学，结果还是走了形！火车头只有通往大马士革《圣经·新约》，耶稣门徒圣保罗说，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了幻影，于是，他由一个基督信徒的迫害者变成了一名基督的信徒。这是比喻一道突然出现的光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见解。的路途！
上帝在我们心中永存，他是诚实的良心，不为虚假的良心所左右。上帝不让火星熄灭，命令光不忘太阳，换句话说，心灵遇到虚假，它指示心灵认识诚实。人心是不灭的。这一光辉的现象，便是人们内心最壮丽的奇迹。对此，沙威能理解吗？能洞察吗？能体会吗？肯定是不能的。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脑袋便像开裂一样疼痛起来了。
对沙威这样一个人来说，心灵上出现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不但不能改变其面貌，反而令他受害了。他异常恼火，又无法发泄，简直喘不过气来。头上出现这样一种他不能认识、不能理解的事物，他是根本不习惯的。
过去，他的头的上方是一个平面，清晰、简单、透彻，没有一处是不可知的，没有一处是模棱两可的，没有任何地方是不确定的。它是调整好了的，是相互连接的，是清楚明白的，是准确无误的。它的界限已被划定，有边有沿，一切皆可预测。权力，那是一个平平正正的东西，自身不会倾覆，站在它面前不会感到晕头转向。沙威自己没有见过不可知的东西。那些不正当的、意外的东西，那种无序的缺口，种种滑入深渊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只有下等人、叛乱者、坏分子和卑贱者才遇到。可现在，沙威仰起了头，忽然，他发现上面也有深渊。他惊讶了，于是，他手足无措，往日确信的事物在一一崩溃，头脑中的秩序乱套了，可遵循的教条消失了。
怎么回事呢？社会的弱点为什么会被一个宽宏大量的坏人找到呢？他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忠实于法律的人竟会处于两种罪行——让人逃脱之罪和逮捕此人之罪——之间不能自拔？为什么政府向职员下达的命令不都是确实可靠的？为什么在尽职的过程中会出现走不通的路？为什么一个屈服在刑罚之下的昔日匪徒，能够挺起腰板，最后占了理？这一切难道都要真实可信？难道会出现这种情况：法律必须在改变面貌的罪人面前退却，而且还要向他表示歉意？
问题是，这些事统统实实在在存在着。沙威看到了，接触到了！对此，他没有办法否认。他参预了，是事实。
事实只有在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方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今，上帝赋予了事实的另一种责任。这样看，这些事实是上帝送来的。而如此下去，无政府状态是否也将接踵而至呢？
他痛苦，他沮丧。本来，这些事实可以限制和改正他往日的印象，但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去。社会、人类、宇宙，这一切在他的眼里只剩下了一个简单的、令人厌恶的轮廓。现存的刑罚、判决、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最高法院的审判、司法界、政府、逮捕、关押、镇压、官方的才智、法律的正确性、权力、政治及公民安全所依据的信条、主权、法权、法典的逻辑、社会的存在、大众的真理，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他脑子里，都成了残砖破瓦，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总之，沙威，这名秩序的护卫者，这位廉洁的警务员，这个社会的看门狗，已被战败，被打翻在地；而在这片废墟之上，却站立着一个人，他头戴绿帽指苦役犯。，头上有个光环。沙威的思想完全混乱了。在他心灵中，出现了可怖的幻影。
现在，他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转回去，找到冉阿让，把他投入监牢，另一条……
沙威离开原处，仰起头，迈着稳健的步子向沙特雷广场角落里的一个哨所走去。
到了那里，他从窗外向里看，见里面有一个警察，便推门进了哨所。他那推门的方式，警卫人员一眼就认出他是自己人。沙威报了自己的名字，并出示了证件，然后，在放有一支燃着的蜡烛的桌子旁坐了下来。桌子上有笔、铅质墨水缸，还有一些纸张。这是为警方笔录和夜巡者寄存物品写便条准备的。
椅子上配有麦秸坐垫。这是一种规矩，所有警卫哨所都有这种装配；桌上还配有一个装满木屑的黄杨木碟子，一个硬纸盒，还有封印用的红糨糊。这是低级警官所用的桌子。政府公文的草拟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沙威拿起笔，选了一张纸，写下了下面的内容：
几点建议：
一、此件请送署长过目。
二、被拘押者从预审处到达时，赤着脚站在石板上等待搜查，致使很多人回狱后出现咳嗽之疾，从而增加了医药的开支。
三、跟踪一个可疑的人的时候，在一定的距离之内有另一名警察接替，这个办法是好的。但在重要的情况下，至少要有两个警察共同执行任务，相互接应，因为在某种场合下，如果一个警察表现软弱，另一个便可以监视他，替代他。
四、不知为什么，对玛德栾内特监狱会有那样的特殊规定，禁止犯人有一把椅子，即使支付租费也不准许。
五、玛德栾内特监狱食堂的打饭窗口只有两根栏杆，似有不妥，因为这样可以使犯人轻易地摸到女炊事员的手。
六、有些被拘押者，即被人称作吠犬的人，是负责把其他被拘押者叫到探监室去的，而他们要犯人交给他两个苏才肯把名字喊清楚。这简直是一种强盗行径。
七、在纺织车间，断线一根要扣犯人10个苏，这是工头滥用权力，其实断线对纺织品并没什么妨碍。
八、拉弗尔斯监狱的访问者需经孩子院方可到“埃及人圣玛丽接待室”，这似不妥。
九、警署的院子里，警察们天天都在谈论司法官审问嫌疑犯的事。警察应是神圣的，不应有传播预审办公室里听到的话的泄密行为。
十、亨利夫人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她所管理的监狱食堂十分清洁，但让她掌握秘密监狱的旁门则是不妥的。因为妇女做这项工作是与伟大文明国家的规定不相符的。
沙威工整地写了上面的这些文字，不遗漏一个标点，最后还郑重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