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我的脸是一下子臊起来的，一直烫到耳根，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样羞耻。
“站起来。”班主任这样说。
我站起来。
“我在跟你说话。”
我低着头，不言语。
“有很多老师跟我反映你总是上课写写画画。”
“那我不是没影响课堂纪律吗？”
“你写的什么，拿来我看。”
“不。”
一开始写日记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它的内容大都与长安有关，但落下笔，就尽是长安。
我怕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我说：“你还管着我干嘛？”
班主任竟有点恼：“什么话？先抛去亲戚关系不说，作为一名教师，我有必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你的所有表现我都看在眼里。”
装腔作势的，很像优秀的人民教师。但或许职业素养就是那么一个东西。一个人，在工作中跟在平时的状态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过去觉得，如果一个人不会做人，那他也一定不会做事；但事实时，很多人不会做人，却会做事。管你用什么技巧花招，总之事情完成了。
我对这种腔调来不得语言反驳，只好沉默。
“快点。”她在显她教师的威严，她要在班级立威。
我取了画画的本，交了上去。心虚着走回座位。
“你是在干这个？”
“是。”我斩钉截铁。
“好。”她出乎意料的没有刁难，我也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延续到了一周以后，我一天中午吃过午饭后回来，发现我的本子不见了。我强装淡定的翻遍了所有它或许能出现的地方，都没有踪影。
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心里说：一个破本儿，丢就丢了吧。没必要，没必要。
眼泪却越积攒越多。
怎么回事，你不是不会哭的吗？
长安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说我丢了东西。
“什么东西？”他问。
“王小波全集。”我眼泪婆娑的看着他，随口一编。
“你识字吗？能看懂？”他皱皱眉。
“滚。”
“给你买新的。”
“不用，我看不懂。”我用衣服擦了擦眼泪。
整个下午我都沉浸在这种悲伤中。
可能是那个时候还小，正值青春期，过于敏感了；也可能是性格所致，就像见不得自己慢慢养大的小狗死在眼前；还有可能是喜欢这东西，本身就让人多愁善感，把我的铁石心肠融化了。
结果，晚上放学的时候，它出现在了班级后面的储物柜里，柜子里面装满了破抹布、破刷子、粘满头发的洗衣皂、黏黏糊糊的洗衣粉袋还有刺鼻的消毒液。
我没想到它是以这样的状态出现在我的眼前——表面上沾满了污水点，并且皱皱巴巴；翻开封面，里面的折痕与缺边少角的位置让我心痛不已。
这次眼泪没积攒，是一下子掉下来的，它可能知道我有多难过。这份难过很快的就转换为愤怒，可以做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就是游戏里互相打架的小人，我的愤怒值冲破了最高点，红色的愤怒从那个束缚着的框框里喷涌出来，火山喷发，不计后果，
“谁他妈干的？！？”我在后面大喊一声，用了全身的力气外加上周围感染的愤怒空气。
同学在乱七八糟的收拾书包的声音瞬间安静下来。
“都别他妈走！！！”我随手抹了一下眼泪，冲到讲台前面。
“谁干的？”我举起我的本。“谁！？！”
同学们面面相觑，小声嘀咕，也没人站起来。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当我好欺负？我是不是没找你们麻烦，你们着急挨打怎么着？啊——？？？”我一边吼一边用我的本愤怒的拍着讲台。
下面静悄悄的，我在跟他们对峙。
长安冲上来，小声对我说：“怎么了，先下来。”
“卧槽！你们他妈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他妈弄死他！操！”
说着最狠的话，掉最没出息的眼泪。
我当时真的好丢人。
最丢人的是，长安跟我从讲台上走下来，有人在门外轻唤：“赵良。”
我转头。
“班主任找你过去。”
“行，你们都针对我。你们好样的。”我的声音难听极了。
我走出班级门外的时候，能听见平时最看不上我的几个女孩子在嘲笑我“神经病”，能听见一些男生发出不屑的声音，然后书包甩到桌子上，发出尖锐的声音。
班里又热闹起来，我这个精神病退场了，大家看完了戏，要回家了，然后津津乐道的我跟他们的父母谈起我这个傻瓜——今天做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
“赵良。”
我回头。
“怎么回事？”是长安。
“好孩子，这是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哎。”我颤抖着说，要往班主任办公室走。
他抓住我的胳膊，他说：“我等你一起放学回家。”
“长安，”我叫他，他一怔，可能也是没有听过我唤他的名字。“他们都欺负我。”
“我等你一起回家，我不走。”
“好。”
其实我后来想起这场面的时候，我都险些以为他会站出来大喊一声什么东西，让班里少一些怨气来平复我的心情；或者是跟我一起进办公室，帮着我说些什么；或者是在我说“他们欺负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保护你”。
长安从不是那样的人。
大概两周以后，一切都平静的不能再平静，大家都忘了有这样一场闹剧。只有我损兵折将，不仅已经破烂的本子被抢走，还被身为班主任的教育和身为舅妈的立场大面积洗脑，没爸妈疼的孩子话语权从来都少得可怜。
我认了，认命。
第三周开始了，没见长安。
年部告示板上贴着长安的处分。上面还有几个高年级的不认识的人名，看样子是都是男孩子。
他打人了，停课一周，记过。
我撇见我旁边座位的那个小马尾也没来。这是他以前的女朋友。
原来长安没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