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1905－1980），法国着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萨特是当代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以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的着作除《恶心》以外，着名的还有短篇小说集《墙》，长篇巨着《自由之路》三部曲：《懂事的年龄》、《弥留期》和《心灵之死》；剧本《苍蝇》、《密室》、《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哲学着作、论文和作家传记，并主办了很有影响的《现代》杂志。1964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但萨特没有接受这一奖金，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走向死亡就是一系列被剥夺的过程。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
在这里，我的目的是要对存在主义所受到的一些指责，提出答辩。
首先，存在主义曾被指责为诱导人们安于一种绝望的无为主义。因为如果每一条解决事物之道被阻断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在这世界上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最后就会走到一种瞑想的哲学里去。而更甚的是，由于瞑想是一种奢侈，因此我们的学说就不过是另一种布尔乔亚的哲学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被指责为偏重了人类处境中黯淡的一面，只看到下贱，卑鄙和低劣，而忽略了人性光明面中某些仁慈而美好的事物。例如根据天主教的批评者默契尔小姐所说，我们忘记了婴儿是怎样微笑的。从这两方面，我们又被指责为无视于人类的协和一致，而认为人是处于孤立之中。有人说我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说纯粹建筑在主观性上——建筑在笛卡尔所谓“我思”这个观念之上：这是孤立的人面对他们的时刻，这是一个无法和其他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人取得协和一致的地位。自我不能透过思维而与他们相通。
从基督教这一面，我们则被指责为否定了人事的真实和严肃。因为我们忽视了上帝的诫言和他规定的所有的永恒价值，那就除了自由意愿之外，别无所有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从这一个观点来看，就不能谴责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了。
今天，我将尽量来答复这些不同的指责。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把这短文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理由。许多人对于我在这里提到“人文主义”一词，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我将试图寻出我们所了解的意义。无论如何，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说，存在主义乃是使人生成为可能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并宣称任何真理和行为都包含着环境和人的主观性。
对于我们最基本的攻击，当然是说我们过份强调了人生的罪恶面。最近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太太，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她神经过敏地说了一句粗俗的话，就自我解嘲地叫道：“我想我要变成一个存在主义者了。”由此可以看出，丑恶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同义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是“自然主义的”，假使我们是的话，这倒奇怪了，因为今天我们却比名符其实的自然主义者更使他们感到震惊和畏惧。那些可以安然读完一本象左拉的《大地》那样的小说的人，却无法忍受存在主义者的小说。那些诉诸于大众智慧的人——那是一种悲哀的智慧——发现我们的更为悲哀。然而，又有什么话比说“仁爱始于家庭”或者“升擢歹徒，他会反咬；将他击倒，他则崇拜”更会使人感到丧气呢？我们都很熟悉许多可以这样引用的老话，它们的意义大抵相同——你不可反抗现存努力，你不可违反权威，你不可逾越本份，干涉他人。或者说，任何不依从一些传统的行为都只是浪漫主义；或者说不根据过去经验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的；并且由于经验显示出人总是不变地倾向于罪恶，所以必须有严厉的规则来约束，否则我们就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咀嚼着这些丧气的老话，每当他们听到一些讨厌的行为时，就会说：“多么象人性呀！”——就是这些重视写实主义老调的人，在抱怨存在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太过于阴郁。的确，他们那些过度的抗议倒使我怀疑触怒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悲观，而是我们的乐观。因为追根究底，在我正要向你们解释的学说之中有警告作用的是——人有选择的可能性。——难道不是吗？为证实这点，我们必须在纯哲学的水准上，把它重新研究一番。那就是我们称为存在主义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
对大多数正在使用这个名词的人，如果请他说明一下它的意义，一定总会感到极其含混不清。因为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字眼，人们常兴之所至地称呼这个音乐家或者那个画家是“存在主义者”。一位《光明报》的专栏作家竟自己签名为“存在主义者”，然而，事实上，这个名词现在被广泛地使用在众多的事实上，以致它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这好象是由于象超现实主义这种思想一样缺乏新的学说，于是，一班渴望诋毁和捣乱的人，都找到我们的哲学上来，实际上，在我们的学说里，他们找不出有什么能满足于他们的目标的。因为事实上这在所有的学说中是最少诽谤和最为严谨的：它是将为专家和哲学家而建的一种学说。同样的，它是易于界说的。
这问题之所以复杂，乃是因为存在主义者有两派所致。一派是基督教，其中我将举出雅斯培与马色尔，这两人都自称为天主教徒。另一派则是存在的无神论者，其中我们必须举出海德格和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以及我自己。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他们都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是：主体必须作为一切的起点。我们所意指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人们研究一件工业制品——譬如说一本书或者切纸刀——人们就可以了解，制造它的工匠必定先有关于它的概念存乎心中。同样地，他曾对切纸刀的概念以及先于存在的制作技巧加以注意过。这种制作的技巧是那概念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就是定则。因此，切纸刀就成了在某种一定方法之下所制成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有某种特定的用途，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人会制造一把切纸刀而不知道它的用途的。所以，对于这把切纸刀，我们可以说它的本质——也就是使它可能被制作出来以及具有意义的这种定则与性质之总和——先于它的存在。这类的切纸刀或书本就这样注定了呈现于我们的眼前。在这里，我们是以一种技术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制作先于存在。
当我们把上帝视为造物者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把他当作超级的工匠。无论我们研究哪一种学说，不管是笛卡儿的，或者莱布尼兹的，我们多少总认为理念先于创作，或者至少是伴随而来，所以上帝造物的时候，他是确切地知道他正在创造什么。因此，上帝心中人的概念亦如工匠心中切纸刀的概念。上帝根据一种程序和概念造人，恰好工匠依照一个方式和定则造切纸刀。所以，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是上帝睿智中某一个概念的实现。在十八世纪的无神论哲学中，曾抛弃过上帝这个观念，但是并没有抛弃本质先于存在的想法。
这种想法仍然到处可见，在狄德罗、伏尔泰甚至康德的学说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思想的存在。人具有人性，这种“人性”乃是人的概念，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到，这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普遍概念的一个个别的例子。在康德的思想中这种普遍性是如此的广泛，以致森林中的野人，即还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以及布尔乔亚阶级的人都包括到这同样的定义中去，而且具有相同的基本性质。在这里又和上面一样，人的本质先于我们在经验中所遭逢到的历史存在。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我就是一个代表，极为一致地宣称，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所说的人的实在性。我们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人首先存在着，首先碰到各种际遇，首先活动于这世界——然后，开始限定了自己。若依存在主义者看来，一个人如果无法予以限定，那是因为人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什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某种东西，他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因此，就无所谓人的天性，因为没有上帝来给予它一个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着，他之赤裸裸并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而是他是他自己所意欲的——他跃进存在之后，他才意欲自己成为什么东西。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也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人们称它为主体性并用这个字来谴责我们的。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意思，还不是指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更为尊严？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说，人是首先就自己存在了的——人在一切之前某种自行向未来推进并自觉正在这样推进的东西。人确实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而不是青苔，兰花，或是花椰菜。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先，无物存在。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也没有。人只有在他计划成为什么时才能获得存在，只是希望，还不够。因为“希望”或者“意愿”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在我们已塑造出我们自己之后所作的一种自觉决定。我们可以希望加入一个政党，写一本书，或是结婚——但是在这些情形下，通常所谓“我的意愿”可能是一种先验的表现以及更自发的决定。然而，假如存在先于本质是真实的话，人就要对他自己负责。因此，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所以，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主体论”具有两种意义，而我们的反对者只是接触到其中的一个而已。主体论一方面是指个人主体的自由，另方面则指人是无法超越人类的主体性。后者才是存在主义比较深层的意义。
当我们说一个人选择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必须选择他自己。但是由此我们也意指选择他自己的时候，他也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一个我们所想要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在创造一个为我们认为当然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两者之中作选择时，同时也就是在肯定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选择没有价值的。我们所选择的常常是较为有价值的，同时没有对我们更有价值的，除非对大家都更有价值。进言之，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形象，则这个形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的。我们的责任因此较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比如，假使我是一个工人，我可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工会，而不加入某个政党的工会。假如由于这个会员的资格，我要表示，为人处世最好是忍让为先，人的国度并不在这世界上，那么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归依于这个观点。
忍让是我对每个人的意愿，结果，我的行动也就成为全人类的一种行为。或者，举一个较为私人性的例子，我决定结婚生子，纵然这个决定只是从我的情境，情爱，欲望中发展而出的，但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上面，我就涉及到全人类，而不只我自己。所以，我对自己固然有责任，对别人也有责任。同时，我也塑造了某种我所希望的人的形象，我塑造我自己，我也塑造了别人。
这可使我们了解下面这些名词的意义——或许有一点夸大——例如焦虑、舍弃和绝望。你立刻可以看出，这是非常明了的。
首先，我们所谓的焦虑是什么意思呢？存在主义者坦白地说人是处于焦虑之中，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当一个人有所行动时，他充分地自觉他不只是选择他所意愿的，同时也是一个为全人类裁决的立法者——在这时刻，一个人就不能从一种整体与沉重的责任感中逃避开来。有许多人确实是没有这种焦虑。但是我们可以断言他们仅仅是在掩饰他们的苦闷或由其中逃避开来。必然地，有许多人会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和别人无关。如果你问他们：“假使每个人都这么做又曾如何呢？”他们会耸耸肩膀回答说：“不会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应该问他自己假如每一个都像他一样的做时，会如何呢？一个人除了自欺之外，不可能由这种烦恼的思想中逃避开去。一个自我宽恕的人，常说：“不会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但他良心上一定会感到不安的。因为说谎的行为蕴含着它所否定的普遍性的价值。正由于他的掩饰，焦虑忧思却反而显露了出来，这种焦虑，就是齐克果所谓的“亚伯拉罕的焦虑”。你知道这个故事的：一个天使命令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假使真的有一位天使出现而且说：“你，亚伯拉罕，必须牺牲你的儿子。”那么服从就是义务，但是任何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表示怀疑，首先要问它是否确实是天使，其次，我是否真正是亚伯拉罕。证据在哪里？某一个疯妇说有人打电话给她，并且还给他下命令。医生问她：“但是，对你说话的人是谁呢？”她回答说：“他说他是上帝。”
事实上，能用什么对她证明他是上帝呢？假若一位天使对我显现，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天使呢？或者，假如我听到声，谁能够证明这声音是来自天堂而不是来自地狱，或者是自己的潜意识，或者是某种病状？谁能够证明他们确是对我而说的呢？
那么，谁能证明我是借我的决择把我对于人的概念来加诸全人类的适当人选呢？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出任何证明的；也没有迹象会使我相信它。如果有一种声音在叫唤我，我仍得自己去决定这声音是否来自天使。如果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好的，那也只是我自己的选择，说它是好的而不是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