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曾卓（1922—2002）

胡风先生——作为七月派掌门——对旗下诗人亦有南阮北阮的分辨。他的偏爱，在前期，乃是艾青和田间，在后期，则是绿原和牛汉。据说，他不太看好曾卓。时当日寇犯境，国贼乱华，故而胡风所好，鼓点也，号角也，壮夫也，烈士也。曾卓十四岁为诗，“忧郁像一只小虫，/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很显然，他不是胡风和那个时代急需的哪吒。此诗名曰《生活》，前引两行，化用自冯至的《蛇》，由此或可见出少年曾卓的师承。冯至，里尔克，现代主义，却并没有成为曾卓的诗学进阶。1941年，重庆，曾卓参与领办《诗垦地》。在此前后，曾卓进入了“去冯至”时期。《诗垦地》前承《七月》，后启《希望》，这些刊物，都是七月派的重镇。七月派何所奉？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文学里的现实主义。曾卓也得了雄心和热血，他的诗，变得直接、肯定而激昂。可以参读《门》和《青春》。然而，曾卓的投明，却给他的中年生涯埋下了可怕的伏笔。自1952年，周扬、舒芜等人先后发难，到1955年，胡风被捕，牵连数千人，曾卓和牛汉亦参差同时下狱——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笔者称为“七月派诗案”。接着来读《生活》：“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漩涡。”这几句诗，本是少年强说愁，不料却预言了——或预演了——这批诗人的漫长的苦难。这样的苦难，这样的屈辱，这样的撕裂感，催熟了曾卓——还有牛汉——在写作上的中年和晚年。来读《悬崖边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悬崖边的树”，既是诗人的镜像，亦是七月派的遗像，还是那几代知识分子的摩崖造像。曾卓的此类咏物诗，是自传，是痛史，亦是纪念碑——这是不得已的蒙面和取巧。曾卓如此，牛汉亦如此，《悬崖边的树》如此，《半棵树》亦如此。《悬崖边的树》完成于1970年，《半棵树》完成于1972年，但是要到1981年，曾卓和牛汉才实现了交换阅读。故而，这两件作品，很有可能乃是一对“平行文本”。当然，对于牛汉来说，某种程度上，曾卓确是一个近在咫尺的输出者（Transmitter）、一个细缝般的上游、一册有点儿单调的启示录。比如，曾卓的《铁栏与火》完成于1946年，牛汉的《华南虎》完成于1973年，前者写到在笼中旋转的老虎，后者写到在铁栅栏里安卧的老虎，前者写到灿烂，后者写到斑斓，前者写到发光的眼睛，后者写到火焰般的眼睛，前者写到对大山、森林和深谷的怀念，后者写到对山林的梦见，前者写到长牙，后者写到趾爪，前者写到长啸，后者写到咆哮。两者相距二十七年，无疑，前者乃是后者的上游文本。只不过，曾卓的困虎，变成了牛汉的伤虎，四十年代的“火”，变成了七十年代的“血”。从1978年，到1988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迎来三次昭雪。其间，曾卓面对大海，迎来了写作的小高潮。可参读《我眺望》和《老水手的歌》。1985年，胡风去世；2002年，曾卓去世。八十年代初期，设若胡风仍有余力续编“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定会给曾卓留出重要位席，哪怕他已经永远听不到后者的遗言：“我没有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