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罗门（1928—2017）

罗门由军人而诗人，由《现代诗》集团而《蓝星》集团，应该归功于女诗人蓉子；其由浪漫派而现代派，则应该归功于乐圣贝多芬。蓉子是他的仙眷，而贝多芬，据说是他的心灵的老管家。为纪念这位乐圣，在1960年，罗门写出《第九日的底流》，自此，其风格由“红色火焰”转变为“蓝色火焰”。红色火焰者，浪漫派也；蓝色火焰者，现代派也。到1961年，诗人就写出《麦坚利堡》。麦坚利堡是著名的美军公墓，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城郊，排列着一万七千座——诗人误记为七万座——白色大理石十字架。从1961年，到1987年，先后有多批汉语诗人前往凭吊。罗门而外，尚有余光中写出《马金利堡》，流沙河写出《麦金利堡》，洛夫写出《白色墓园》，张默写出《初访美坚利堡》——这几位诗人对McKinley Fort的译法可谓各臻其妙。这场横跨两岸纵跨廿余年的同题诗竞赛，早已尘埃落定，时人皆推罗门《麦坚利堡》为鳌头。“你们的盲睛不分季节地睡着/睡醒了一个死不透的世界/睡熟了麦坚利堡绿得格外忧郁的草场”。此诗饱满而冷冽，静穆而汹涌，惨况骇人，哀情动人，反问逼人，很快就震烁诗界，其他诗人每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史密斯”，“威廉斯”，诗人对他们的低唤至今——并将永远——敲击着我们的耳鼓。按照罗门的分类法，《麦坚利堡》乃是战争诗。战争诗、都市诗、死亡诗和山水诗，乃是其全部作品中的四个大宗。四个大宗，颇有长诗，清人袁枚所谓“汤汤来潮”者也。台湾诗“养小以失大”，每每只见纤毫，未见堂庑，而罗门承芬于《恶之花》，受惠于《荒原》，每将长诗导向人类生存悲剧，故而算是台湾诗——甚至整个当代诗——的异数。除了《麦坚利堡》，笔者却不愿给罗门其他长诗太高的分数。何以然？其他长诗多有粗线条，间以细针脚，然而局部的“好榜样”，难改整体的“乔模样”。罗门全部作品中的四个大宗，战争诗、都市诗和死亡诗，关乎少年经历和中年感喟，风格均趋于西洋；而山水诗，关乎晚年心境，风格则转向古典。这是被动的、跟风的、非常有限的转向，附带的结果，就是长诗渐寡而短诗渐夥。古典，短诗，居然恰好救了罗门。如果巴尔扎克雕像的手过于完美，甚于面部和身躯，雕塑家罗丹就会举起斧头。他砍掉了什么？是手吗？不，他砍掉的是手以外的面部和身躯。罗门也能如此，他留下的是局部与短诗——局部与短诗反而无碍于某种完整度。这不是小乘大乘的问题，而是扁担断不断的问题。可参读《窗》《车祸》《迷你裙》和《伞》。无论是长诗，还是短诗，尤其是短诗，就修辞而言，罗门都非常用力，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凛然。诗人好用悖论，“雨在伞里落/伞外无雨”；好用倒装，“克劳酸喝得你好累/咖啡把你冲入最疲惫的下午”；好用佯谬，“他不走了/路反过来走他”；好用变形，“当第一扇百叶窗/将太阳拉成一把梯子”；好用超现实，“一棵树倒在最后的斧声里/树便在建筑里流亡到死”。旁生枝节，反弹琵琶，点铁成金，撒豆成兵，罗门每每能够小角度破门。其所制造的惊奇感，简直要让我们跳起来。罗门甚至还有后现代的表现，“燕尾服穿上牛仔裤”，对台湾青年诗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说到罗门的修辞，张汉良先生指认以“灵视（Poetic Vision）”，终不如诗人自供以“多向导航仪（NDB）”。灵视，为很多诗人所共有；多向导航仪，则为罗门所独专。罗门当过空军飞行官，当过民航技术员，其论诗也，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