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苦没有妨碍钟扬的成长
1964年5月2日早上8点45分，在湖北黄冈县黄州镇的一所医院里，二十八岁的王彩燕诞下了一个男婴。
就在前一天，这位黄冈中学的化学老师王彩燕还挺着大肚子，参加学校组织的“五一”游行的队伍。这一切在当时充满革命热情的人们眼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由于人多拥挤，被人推撞一下都很正常，而对于一个预产期在6月的孕妇来说，每一次推撞都很危险。
游行归来后，王彩燕继续给学生上化学课。上课途中，她突然感到腹痛难忍，就被紧急送到医院就诊。经历了一个晚上的待产，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来到了这个新奇的世界。
由于工作繁忙，第二天早上，王彩燕的丈夫钟美鸣才匆匆赶到医院，见到自己的妻儿。钟美鸣觉得，虽然没能守在妻子的身边，见证儿子的出世，有些许遗憾和满心愧疚，但把一切献给党是一件值得他骄傲的事情。
初做父亲的钟美鸣春风满面，并颇费心思地开始给孩子取名字。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很多人的名字都与时代有着很大的关联。钟美鸣的同事给他“出谋划策”，取名“刚阳”，既包含了黄冈和邵阳这两个地区名，又寓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的希望。
一开始，钟美鸣对这个名字颇为满意。孩子是早产儿，所以一出生就被放在暖箱里。等到出院了，孩子由妻子王彩燕和孩子的外婆看护，后来因为王彩燕也要工作，他们才不得不请了一个保姆。
保姆不识字，对孩子的名字颇为不满，“钢洋钢洋，那还不如叫袁大头呢”。钟美鸣一听，自此又陷入了给孩子换名的思考中。他将“刚”换成“黄冈”的“冈”，但思忖片刻，又觉得不妥。后来，干脆将“冈”去掉，“阳”字也换成了“扬子江”的“扬”，最终敲定就叫钟扬，小名叫扬子，意寓着他将在自己的出生地扬子江扬帆远航。这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的殷切期望。
钟扬从小身体就不好，经常生病。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钟美鸣和王彩燕带着他遍访名医。那时候，钟扬感冒发烧吃药都是家常便饭，一家三口都已习以为常。由于吃药吃得多，到后来哪怕吃再苦的药，钟扬也是不哭不闹。是药三分毒，频繁地服用药物肯定会影响到肾。钟扬五岁时，果然被诊断出了肾病。这对只有一个孩子的钟美鸣、王彩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心疼之余，夫妇俩带着孩子去武汉求名中医张梦龙诊断开了药方，连吃了一百多副药，才好了些。
钟美鸣和王彩燕当时都是普通教师，工资本身就不高，再加上王彩燕的哥哥嫂子没有固定收入，一家人都要靠王彩燕的工资来接济，使得这个原本就不宽裕的小家庭生活得更加紧张。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即使生活如此困难，“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念头支撑着钟美鸣和王彩燕。为了给小钟扬补充营养，他们坚持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钟扬订了一份牛奶。
虽然他们一家住在学校半间宿舍里，一张小床承担了三个人的重量，但是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压倒钟美鸣和王彩燕，也没有妨碍钟扬的成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钟美鸣、王彩燕自然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投身上山下乡教育运动。小钟扬只能由他的奶奶来照顾。闲暇时，钟美鸣为了能让孩子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认字学习，就教他认识《毛主席语录》上的字，并让他背诵。
钟美鸣教钟扬背《毛主席语录》的效果很好。每天让钟扬背一条，第二天再把前一天的再背一遍，一直到他能背出来了，再进行第二条的学习。直到后来，钟美鸣指着其中的一个字，钟扬就能顺着这个字往下背，一字不落。
或许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想象这样的学习方式了。但我们要知道《毛主席语录》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习资源，又是经过中央一个字一个字斟酌出来的，语言很精炼，这为钟扬打好语文基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够年龄的“合格生”被破格录取
1967年，钟扬三岁了。
这年9月，钟扬很顺利地在湖北省黄冈地区第一幼儿园入学。此时，仅仅靠着在闲暇时听父亲钟美鸣讲《毛主席语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小钟扬的知识渴求了。他央求父亲给他讲故事。于是，父亲钟美鸣会选择当时最流行的红色故事讲给他听。此外，也会选择一些连环画，丰富钟扬的知识宝库。
除了这些，钟美鸣还选择四大名著中《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片段讲给钟扬听，比如“武松打虎”之类的故事。钟美鸣有时只讲几句，讲述一下故事冲突，钟扬听了就会给故事添枝加叶，再去讲给别人听。
钟美鸣不仅是一个慈父，也是一个严父。
钟扬三四岁的时候，父亲钟美鸣第一次很重地打了钟扬。那个年代买布要凭布票，而布票又很紧张。钟扬稍大一些的时候，依然穿着开裆裤，况且家里条件一直不是很好。钟扬的奶奶就用自己种的棉花织布，在农村给钟扬做好了一身衣服。钟美鸣给钟扬将衣服带了回来，原本以为钟扬会爱惜，没想到钟扬穿着这身衣服去跟别的孩子玩时，衣服被别人脱光了，他就光着身子哭着回家。钟美鸣就问钟扬为何不穿着衣服回来，钟扬就回答说衣服让别人脱掉弄丢了。这一次，父亲打在了他的身上，也让他记在了心里。
钟扬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小，只有五岁多。但因为路比较远，要有专人来回接送。而钟美鸣、王彩燕工作又比较忙，没有办法两头兼顾，只能让钟扬退出幼儿园，选择上小学。钟美鸣当时在教育局工作，钟扬本来可以上黄州实验小学，但也是因为路途遥远而放弃了，最后选择了黄冈中学旁边的八一小学。
而钟扬此时还没有到可以上小学的年纪，所以需要考试。当时的八一小学，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考试的内容就是《毛主席语录》。八一小学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的人考钟扬《毛主席语录》，他点一个字，让钟扬顺着这个字往下背，他连点了好几个字，钟扬都屡试不爽。最后，钟扬又背了一些语录，也顺利过关了。贫宣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校长，校长破格录取了钟扬这一不够年龄的“合格生”。
骨子里有一股倔劲儿
1970年3月，钟扬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和全国各地一样，学校也没有多少课可以上，做得最多的就是劳动、开会、游行。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钟扬除了继续读《毛主席语录》外，还看了不少其他书。当时黄州街上只有小人书卖，街上还有钟扬最喜欢吃的一种零食，叫锅盔。但是只要看到小人书，钟扬就什么吃的都不要了，一心要买书。实在买不到新书了，他才选择买自己喜欢吃的锅盔。
在没有新书可看的时候，钟扬就把家里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些课本和老书搬出来看。钟扬不仅喜欢看书，还喜欢将所看到的内容讲出来。所以，不管学校是在开会、游行还是劳动，只要有同学在，他们必定围着钟扬，听他讲故事。
有一次，学校组织劳动，去扯棉花秆，扯着扯着，同学们就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在钟扬身边围成了一个圈，听他讲故事。班主任看到后，又生气又高兴。他气的是劳动时间不好好劳动，耽误劳动进程；喜的是钟扬有这样一种才能，作为自己的学生，很是自豪。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同学们又都挤到钟扬的床上，继续听他讲故事。钟扬的故事，给同学们那段枯燥的劳动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讲故事的能力给钟扬带来自豪感的同时，也让少部分同学对他产生了嫉妒。当时住在钟扬家隔壁的一个同学，就非常嫉妒班主任偏爱钟扬。在一次劳动途中，他怂恿其他也嫉妒钟扬的同学，一起朝钟扬扔石子。结果钟扬就哭着回了家，但他却一个字都不说。后来，钟扬的妈妈才得知是邻居家的孩子打的。
钟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欺负他，他从来不知道还手，甚至连告状都不敢。钟扬班主任知道后，在批评那些欺负钟扬的同学的同时，也批评了钟扬，因为钟扬讲故事会惹出一些麻烦来。但老师越是批评他，他就越讲得起劲儿，他骨子里其实是有一股倔劲儿在的。
爱讲故事的同时，钟扬的父亲钟美鸣要求钟扬每天都要记一篇日记，写日记的要求不是很高，几句话就可以，只需记他今天做了什么事。这对训练钟扬的书面表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钟扬也写得一手好字，这跟钟美鸣要求钟扬在写完日记后，再用稿纸写一页小字和一页大字不无关系。
父亲钟美鸣对钟扬的高要求实际跟钟美鸣的父亲有关。钟美鸣的父亲，也就是钟扬的爷爷，读过半年私塾，认得几个字。后来钟美鸣读书的时候，钟美鸣的父亲就对钟美鸣要求很严，如果讲假话，就要挨打，他要求钟美鸣养成强烈的是非观。不论寒冬酷暑，钟美鸣放学回来后，必须写一页字。由于没有钢笔，钟美鸣都是用毛笔来练习写字。那个时候，钟美鸣的父亲就会把墨磨好，把纸摊开，要求钟美鸣每天用毛笔写一张大字，写一张小字。钟美鸣也如此要求儿子钟扬。
不同于父亲钟美鸣，钟扬的母亲王彩燕对钟扬的教育更多是引导式的。钟扬上小学二年级时，对化学产生的反应颇为感兴趣，而钟扬的母亲王彩燕又是化学老师。有一次钟扬用电池做实验，弄坏了很多正在使用的家用电池。但王彩燕不仅没有责怪钟扬，还耐心引导他，带他去自己学校的实验室观察实验过程。这一事件，为钟扬的化学热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使得他后来的化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钟扬的母亲虽然能给钟扬一些启示性的教育，但是她的工作性质导致她没有很多时间陪着钟扬学习。加上当时的大环境影响，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去开会、学习。钟扬小的时候很懂事，不吵不闹，他做完自己的作业后就看书。王彩燕担心他的身体，就让他学习累的时候以唱歌来缓解。
1971年，钟扬七岁。这一年他第一次随父母回到祖籍湖南省新宁县丰田乡故里坪。家乡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感到亲切。都说故土情深，他的根长在这里，不管走多远，都惦记着自己的家乡。他甚至在临走时还跟父亲说要留在老家，钟扬的父亲想着各种办法才将他哄回了黄冈。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钟扬因为肾炎住院治疗。为此，学校已经为他办了休学手续。或许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能有个假期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但对钟扬不是，身体上的病痛并没有压制钟扬对书本的热情。这一期间，他阅读了很多书籍，给他的“故事”宝库增添了很多材料。出院之后，他还是手不释卷。
钟扬的父母以及老师都想让钟扬留一级，毕竟生病住院耽误了他的课程。但钟扬不肯，他坚持参加期末考试，结果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各科成绩都遥遥领先。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才能，又怎么会得不到老师的喜爱呢？
1974年，钟扬十岁。这一年钟扬在《黄冈报》刊发他的处女作《电影〈闪闪的红星〉观后感》。这与钟扬平时的阅读积累和练笔密不可分，这让小小的钟扬在同龄人中也有了小小的名气。
第二年8月，钟扬小学顺利毕业。
文科学霸锋芒初露
1975年9月，钟扬进入湖北省黄冈中学初中部，也是其父母教书的地方。
钟扬读初中一年级，被分在文艺班。那个年代，学校受到大环境影响，不是特别重视课堂学习，也没有按照成绩分班。文化课成绩好的同学并不受到关注，相反，体育好的或者文艺好的学生更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而钟扬不管是体育还是文艺，都不出色。学校体育课60米测验时，甚至还有同学嘲笑他后脚跟着地的跑步习惯。吹、拉、弹、唱、舞，更是没有钟扬的一席之地。在同学的眼中，钟扬只是个“平庸之辈”。
虽然在体育和文艺方面并没有显现出钟扬的才能，但是钟扬在写作方面的才华还是展露了出来。钟扬负责年级的黑板报，黑板报上面经常可以看到他写的文章。在这一方之地，钟扬是自由的甚至是畅意的。
每当学校把作文作业批改出来的时候，钟扬的作文就会被作为范文挂在学校门口的墙上，并得到老师的嘉奖。钟扬的作文用词简洁，内容感人，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钟扬的记忆力很好，很多东西看一次便能了然于心。他的眼界很开阔，这跟他从小的阅读习惯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钟扬都能超出同龄人。在这一点上，钟扬是比同龄人成熟的。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对于一直在主流环境中还能继续学习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一年钟扬上初三。学校开始重视学生的成绩，并开始按成绩分班。黄冈中学文艺班成了全年级文科最好的班级，而体育班成了全年级理科最好的班级。
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钟扬的成绩都很好，而且他还是年级文科第一名。钟扬的好友黄梵则是理科第一。初中的各种比赛都有他俩的身影，据黄梵回忆：
“那时初中的各种学科竞赛，都有我俩的身影，我俩也成了所谓的竞争‘对手’。每次年级考试排名，我俩互有胜负，几乎霸占了第一第二的排名。因经常要参加县、地区，甚至省里的各种学科竞赛，我俩常在一起参加短期集训。我记得他长得很帅，高高瘦瘦的，言谈自信，气度豁达。”
钟扬对待学业一丝不苟，经常在学校学到很晚才回去睡觉。尽管钟扬一家住在学校，这也会给钟扬带来便利，但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钟扬还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这对他的意志是很好的锻炼，同时，也使得他养成了慎独的习惯。
1978年4月，钟扬在黄冈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时，由唐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一职。同年6月，钟扬参加黄冈中学在初三组数学竞赛，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1978年9月，钟扬顺利考入黄冈中学高中部。
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高考制度的恢复，无疑如春雨般复苏了中国高等教育。1974年，钟扬的父亲钟美鸣开始担任地区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一职。作为黄冈市教育局的一名教育工作者，钟美鸣无时无刻不关心着黄冈中学的教育质量问题和招生问题。但令人痛心的是，黄冈中学的高考录取率极其低下。在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一年高考中，只有四个学生如愿考上大学。
学校为这四名学生举办了欢送仪式，而这一幕深深感染了场下所有备考的学生。能站在台上，对备考学生来说，是一种荣誉，钟扬也不例外。这个场景深深感染着钟扬，甚至在很多年以后，也就是在2016年5月28日，他还以“索顿”这个藏族名字，写了一篇回忆性散文《一个招生办主任儿子的高考》，发表在《文汇报》上。文章写道：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我所在的中学在大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学校的表彰和师生的夸赞，他们还不到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1%，却成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初中生，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榜样，那从未走进过的大学校园对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遥远了。”
高考的结果无非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考上大学的学生笑容满面，未考上的学生却愁容满面。同样愁容满面的还有钟扬的父亲钟美鸣。作为本职工作，钟美鸣兢兢业业，力求找到录取率低下的原因。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原因终于让钟美鸣找到了。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黄冈地区的招生计划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之前，黄冈地区是面向全县招生的，而现在，则只向黄冈县城关镇内招生，这大大减少了优秀学生的输入。对此，钟美鸣全力上报，申请继续向全县招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上级批准了这一申请。自此，来自黄冈地区各个县的优秀学生集中在了黄冈中学，这为黄冈中学的优质生源供应提供了保障。
除此以外，黄冈中学为了保证升学率，还办了一个“跃进班”，把高一的包括钟扬在内的23个优秀学生，编进一个班，集训半年就参加高考。而最初“跃进班”只有22名成员，钟扬是后来加上去的。
钟扬的情况有些特殊。
学校准备办“跃进班”时，也就是1979年1月，这年钟扬十五岁。钟扬的奶奶去世，作为唯一的孙子，钟扬随着父母亲回到祖籍地新宁县丰田乡故里坪，给奶奶奔丧。等到将丧事办完，将钟扬的爷爷一并接回来的第二天，正好赶上钟扬参加“跃进班”招生考试。这次钟扬只考了第九名，没有资格进入“跃进班”了，这对钟扬来说是个打击。
虽然因准备不充分与“跃进班”失之交臂，但钟扬的优秀足以让“跃进班”破格录取这名学生。钟扬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跃进班”。
这23人中，只有钟扬和黄梵是黄州镇的，其余同学均来自地区下属的各县，都要住在学校宿舍。对他们来说，提前一年高考，无疑可以减轻一年的住校费用负担。所以，其余21人纷纷争取提前毕业。
而钟扬和黄梵则不然，对他们俩来说，正常高考，考上北大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但是当时的“跃进班”已经被“炒”得很热了，他们同样经不起声名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学校还对他俩委以重任，经常要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在这种情况下，留给他们复习的时间是短之又短。
据黄梵回忆：“我当时很忧心，觉得如此‘备考’，于我十分不利，有两次打退堂鼓，想回到原来高一的正常班级，等到高二时再参加高考。记得我每次跟老师说，我已决定要退回原来的班级时，大概因为不再忧心忡忡，那几天的考试成绩就特别好。学校因为怕有人一退，会造成‘跃进班’‘军心动摇’，每次就让老师找我谈话，谈话的结果当然是继续留在‘跃进班’。一旦决定留下来，大概因为心理压力大，考试成绩立马就变得不理想。因为钟扬比我小一岁，他的‘摇摆’与我不同，一开始他似乎考入‘跃进班’的成绩没过线，他家人也不主张他提前考。”
钟扬进入高中以后，学习就更加刻苦了。经常在课堂之外的一切时间捧着本书看，神情专注。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钟扬不仅思维灵活多变，还经常拿起笔记记画画，熟稔课本上的每一道题目。
同钟扬的小学班主任一样，钟扬的高中班主任余楚东也很喜爱这个热爱学习的学生。除了课堂知识外，他还经常给钟扬开拓思维，讲解一些诸如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流体力学中的流线之类的物理知识。考虑到钟扬这个年纪，余老师生怕钟扬不能理解，经常举一些例子让他更好地融会贯通。而钟扬举一反三的能力更让余老师对他刮目相看。
黄冈中学当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高考制度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高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学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但是，这对应届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们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在教育改革提上日程的同时，学生和家长的心声被教育部门听到了，他们立即调整政策，规定只有应届毕业生才可以参加高考。而这又让钟美鸣为这些正在备考的低年级学生感到遗憾。
为了安抚学生们的情绪，同时也为帮助这些学生争取到参加考试的名额，钟美鸣可谓是倾尽全力。为了能让高中一年级的优秀学生提前参加高考，他不停地争取，最终教育部同意让这批学生提前参加高考，但是条件是高考只能参加一次。如果这一次考不上，那就意味着没有机会再参加考试了。这一申请下来后，倒也抚平了那些应届生和家长们的情绪。
但钟美鸣为了避嫌，就让钟扬放弃提前参加高考的机会。这一决定对于钟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时间让他难以接受。在钟扬心里，他埋怨父亲的这一做法，甚至当面和父亲争辩。但这一做法却抚平了民心，无一人敢再提出异议。
钟扬神情沮丧，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一做法对钟扬不公平。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作为教育工作者，钟美鸣都是身先士卒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9年，钟美鸣到湖北武汉去参加一个招生会议，巧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老师，详述了中国科技大学面向湖北招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信息。这对钟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父亲钟美鸣也难掩喜悦之情，这样一来就能让儿子没有遗憾，做父亲的又怎能不高兴呢。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顺应科学技术和教育两项指标应运而生，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被委以重任，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科大以理工科为主，学校旨在培养国家未来的高端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声誉，在当时几乎不亚于清华、北大。最早提出要培养青少年优秀生的是李政道，但由于国情等原因，这一意见并未被采纳。1977年以后，这一意见被爱才的教育人士重新提起，这才有了如日中天的少年班。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1978年就已经招收了第一批学生。1978年3月8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21名优秀少年成功入学。“神童”宁铂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十三岁便精通数理化、中医、围棋以及天文地理的小少年曾轰动一时，学校派出专人前去录取。据统计，到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就已办满31期，共有超过3970名的毕业生。其中很多毕业生分布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
钟扬意识到自己有资格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立时神情振奋，心心念念要考上少年班，为此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是心甘情愿。钟扬上学从来不需要父母管教，有时候父母不在家，他就自己弄点吃的去学校，从来不在乎吃得好不好。对他来说，学习才是他离不开的“食粮”。
其实，“跃进班”的每个学生都顶着升学压力，但他们从未言弃，“十年寒窗苦读日”方换来“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跃进班”的学生可谓是拼尽了全力。他们本身就是各个县最优秀的学生，智商和学习能力优于普通学生，而且他们下的苦功夫又是常人难及的。当时很多同学家庭条件都很艰苦，吃不饱穿不暖都是常态，很多寒门学生就是靠着学校补贴的8元奖学金度日。尽管到了冬天他们的手上脚上都是冻疮，但路灯下仍旧站着苦读的学生；夏天他们被蚊虫叮咬得都是包，但还是在教室里孜孜不倦地学习。最终，他们都走向了光明的道路，有了美好的前途。
1979年，十五岁的钟扬在湖北武汉参加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尽管准备得十分充足，但出了考场的钟扬神情沮丧，跟父亲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无望了。父亲安慰了他许久。
钟扬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孩子，他从不轻言放弃，回到住处，立马又重拾课本，心无旁骛地看了起来，力争下一年能考上。
时间匆匆逝去，这件事在钟扬的内心激起一个小波澜，但又很快平静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发到了钟扬的手里，钟扬顺利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第三期少年班。在与全省60名同学的竞争中，钟扬以初试排名第二的成绩遥遥领先。甚至钟美鸣的同事听说了这一喜讯，都想见见这位惊人的“小少年”。全家人在激动之余，还是理性地教导钟扬要保持低调，叮嘱他谦虚方能进步。另外，父亲还偷偷地告诉钟扬省招办主任的儿子这一次高考又落了榜。
钟扬对这件事印象极深，他回忆道：
“孙伯伯任省招生办公室主任和省教委主任十多年，他的儿子却一直未能上大学。我所经历的1979年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而除我外，参加高考的省地市招生办主任的孩子竟无一人上大学。”
“跃进班”的23名学生不负众望，均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其中有5人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人考入北京大学，4人考入清华大学。与钟扬关系最好的黄梵，也考入了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
大学的锻造和历练
由于钟扬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父母的生活负担又很重，钟扬很少能有自己的新衣服穿，衣服都是改了又改，穿了又穿。这一次去在安徽合肥办学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大学，母亲王彩燕也是想着给儿子做一身新衣服。钟扬倒不在意，他认为只要有得穿就好，根本不在乎衣服是补的还是改的。
这件事王彩燕一直记挂着，但又买不起新布料，无奈之下，王彩燕只能找到家里仅剩的一块新布，将钟扬的裤子接了一截，虽说颜色对比鲜明，但这也是做母亲的所能尽的最大的努力了。由于钟扬的衣服都是拼接的，王彩燕就又想出来一个办法，将钟扬父亲钟美鸣的一身单衣改小给钟扬穿，这大概算是钟扬比较体面的一身衣服了。王彩燕担心钟扬因为衣服单薄会受寒，又请人给钟扬做了一件棉袄。这些准备妥当之后，行程在即。
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合肥，尽管安徽与湖北接壤，但是在1979年，全国的交通还不是那么发达，从武汉到合肥，并不容易。9月12日，钟美鸣便带着儿子钟扬远赴合肥了。
路途上父子俩很辛苦，他们先要离开黄冈，之后到黄石坐轮船，渡江之后，再坐汽车。好不容易到了芜湖之后，再渡江，之后转乘汽车、火车最终才到达合肥。这一路下来，共用了三天的时间。但父子俩不辞辛劳，心中还涌动着兴奋与激动。
父亲钟美鸣带着钟扬报到时，是用扁担挑着麻包装的行李出现在大家面前，这在很多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眼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很多同学们都觉得钟扬比较“土气”。
作为父亲，钟美鸣把自己工资的近一半都给钟扬当生活费，希望他在学校能够生活得好一些，不至于委屈自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学制是五年制，前三年不分专业，主要学习数学分析、数学物理方法、概率统计、普通物理、电磁学、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普通化学、政治以及英语等这些课程，等到大三以后才开始让学生根据个人的志愿选择专业。
钟扬当时所在少年班的班主任是朱源，他认为少年班的学生的自学能力都很强，老师往往只起着点拨作用，学生自己就把课程学完了。这些学生对学习有着极强的自觉性并且能把握好未来的方向，因此他们的表现几乎都很优秀。
而理科本就是少年班的优质学科，文科相对较好的钟扬很难在少年班崭露头角。况且少年班的同学都是“怪才”，个个都“身怀绝技”。
钟扬当时的班里有个同学叫黄茂芳，考中科大的试卷，她的物理能考一百分。她虽然从没接触过英语，但后来英语考试也都考过了。像这样的同学，在钟扬身边比比皆是。他无形中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产生了失落感甚至挫败感。这种压力非常大，甚至一度使他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那天，钟美鸣刚从外地出差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了钟扬，他一下子很着急。因为学校既没放假，又不是周末，加上钟扬进入少年班后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如果再耽误了课程就更难追上。钟扬没有打声招呼便独自跑回家，这让钟美鸣很是恼火。教子心切的钟美鸣连原因都没询问，当即将钟扬赶回了学校。
在回学校的汽车上，钟扬思考了很多。
钟扬在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书前，就曾去了好友黄梵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这也开始了他们相伴一生的友谊。他们上大学后经常书信往来，将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倾诉给对方。
1979年9月25日，钟扬给黄梵写了第一封信，将学校的住宿、图书馆借书、校园电影、学习课程以及合肥到南京的路费情况都详细述之。
但他们同样喜欢“报喜”不“报忧”。这就跟在外地工作的人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给家里人打电话时，也总是会说“一切安好”。但他们只要一见面，话匣子里也难免会装着各自的精神挫折之类的事情。而在信里，更多的是相互勉励：
曼曲（黄梵乳名）：你好！
来信及钱都已收到，放心好了。
你我近况都好。你们学习不是很紧张，正好可以多搞点“自留地”。最近，我们班在学习《解析几何》（马上接着就是《多元微积分》），因为我们班同学都是靠自学起家的，所以老师就让我们采取互教互学的形式，每一段由一个同学讲（这有点类似研究生所采取的“讨论班”的方式）。我想这会加深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当然，功课不会太紧，老师管得松，只是作业太多，课外要多花一些时间才能完成。
的确，到了大学，要靠自觉。我现在对学习的认识提高了，要干一番事，非下苦功不可。正是“不经一番寒窗苦，哪得蜡梅放清香”，我们不都是经过几年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么？但是，比起别的优秀的同学来说，我们还相差很远。就说科大吧，七八级有个学生去年就跳几级考上了研究生，像这样的还有好几个，他们都是在中学期间就自学完了大学课程。七九级有的同学不光要考研究生，而且还要考国外大学的研究生，很有雄心壮志。就说我上次讲的那个同学，给我们介绍过经验，他也是跳级的（办少年班也有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班同学能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业）。科大实行学分制，完全允许成绩优异的同学提前学完大学课程。七九级也有一个同学就去听了研究生的课，等于节省了大学五年时间。我们简直没法比。
关于外语的学习，你的经验丰富，相信你能取得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发音要注意一下，力争标准化。如有可能可听听日语广播，要克服语言后遗症。英语原版书，你若认为好，可以看看，当然要克服盲目性。
童唯群、欧阳旭是准备出国去西德的。他们正在同济大学学习，可能明年出国，耿伍进也在那里。唯群来信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很好（刘少奇的女儿也是跟他们一批的），他们真是幸福。
李云帆同学那里你已去信，我放心，只是《电磁学》是伯克利物理教程，你要写清楚，他是学文科的，不要弄错了。当然你是细心的人，我想问题不大。
现在我们的学习条件好了，大概每个班安装一个电视机，可能我们班要安装。科大电视台每天都播节目，最近有《Mary in Peking》等。以后条件会慢慢好的。
好了，就写到这里。信要赶紧发给你，以免你着急。
我是第一次听说你有一个乳名叫曼曲，像个女性的名字，大概你们家很早就把你当女孩子看待了吧，我小时候也有人把我当女孩子看。
祝身体健康
学习进步！
扬子
1980年3月26日草于科大
有时，钟扬也会到黄梵所在的大学，他们谈天说地，往往在操场上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钟扬曾对黄梵说他会对着镜子练习怎样说话，不断调整自己的神态、语气，目的就是做好当老师的准备。到钟扬后来当了老师，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钟扬每次演讲前，都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九遍才肯罢休。
钟扬想当老师，还有一些渊源。
钟扬的父亲钟美鸣原来也是教师，毕业分配到中学讲课，但却因为不太会讲普通话，只能用方言给同学上课，以至于很多学生听不懂这位老师在讲什么。所以短短几个月时间，钟美鸣就被小学生“赶”下了讲台，结束了给学生讲课的教师生涯。后来才到黄冈教育局做起了行政工作。
钟扬很小就听说了父亲的这段经历，这段过往不仅没有让钟扬替父亲感到羞愧，反而更加激发了钟扬想当教师的这一志愿。
把普通话讲好，当个好老师，一直是钟扬的梦想。
除此之外，钟扬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打篮球、踢足球、打羽毛球、滑雪等等。每一样他都能玩得得心应手。从大二开始，钟扬开始花大量时间，去学习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人才学。同时，他还在自学日语。闲暇时，他也热爱集邮、打桥牌和画漫画。但最让他感兴趣的莫过于文学了，文学给他紧张的学习生活带来的更多的是自由的慰藉。
这一爱好，是钟扬的执着，钟扬的父母并没有过多干涉。钟扬知道对自己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他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方式。相反，和钟扬同在少年班的高飞也因为考试不理想，转而对文学生出了别样的爱好。通过文学他们可以释放心中的压力，这不得不说是一条很好的减压渠道。但是高飞的父母认为这不是一条正路，也因为他过于听从父母的话，没有主见，反倒离自己的本心越来越远。
钟扬经常在信中和黄梵谈论读书的情况。他们看的书基本相同，但也有些差异。黄梵对歌德很是崇拜，但钟扬认为德国的学者训诫人的成分偏多。对于赫尔曼·黑塞和茨威格的作品，最让钟扬感兴趣的是心理描写，而他对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推崇备至。
因为喜欢文学，钟扬将他讲故事的才能带到了大学。在理科氛围弥漫着整个校园的环境下，钟扬给同学们讲的文学故事无疑是一股清泉。同学们都很喜欢听钟扬讲故事，只要钟扬一开口，他们都默契地围着钟扬，生怕听漏了一个字。在学生普遍优秀的少年班，钟扬的优秀还是有些特别的。
1980年，钟扬十六岁。这一年，钟扬和少年班的一个同学，也是他的舍友冯珑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他们甚至一起合写了15000字的美学论文。虽然天寒地冻，但他们都充满着极大的热情，在课业十分紧张的间隙，完成了这篇论文。对此，钟扬还专门去信告知黄梵关于他对这篇科学论文的感想。
冯珑珑提前两年考取了研究生。离别之际，他和钟扬一起去爬了黄山，作为最后的告别，这次旅行也让冯珑珑记忆犹新。
1981年4月，钟扬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委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也是在1981年，十七岁的钟扬开始在中国科技大学校报上发表诗歌，每篇稿费2元至4元不等，钟扬平生第一次拿稿费就是源于此。后来，钟扬又陆陆续续发了不少文章，最高一次稿酬拿到了10元。这也让钟扬的同学羡慕不已。
但是钟扬拿到稿费后也毫不吝啬，经常在拿了稿费后请同学们美餐一顿。钟扬的好人缘儿就源自他身上的某一种魅力，不只是谈吐，更多的是行胜于言。
最让好友黄梵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舍友听过很多关于钟扬的事迹，在没见钟扬本人之前，黄梵的舍友对钟扬这个理科生的印象就是讷于言，敏于行，但直到见了钟扬本人，才发现不然。黄梵当时共有15个舍友，他们都不服气一个理科生居然能有如此出色的辩论口才，于是他们轮番上阵与钟扬辩论，结果最后都相继败下阵来。从此他们对钟扬是心服口服。
钟扬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这种劲还表现在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上。为了不让少年班输掉比赛，钟扬可谓拼尽全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而这种性格，很大一部分遗传自她的母亲王彩燕。
钟扬的母亲王彩燕，是黄冈中学的化学老师。她曾经因为身体不好，每天到操场上去长跑，原来身体的很多疾病，在长期坚持长跑中也慢慢好转了。她这种毅力曾鼓舞不少学生，钟扬身上，就有他母亲的影子。
学术眼光初露峥嵘
1982年，钟扬十八岁。选专业的时候终于到了，这也让钟扬陷入了沉思。对于这个偏文科的学生来说，学理科毕竟是一件难熬的事情。钟扬别无他选，最终选择了理科中的文科“无线电专业”，因而从少年班转到信息与系统专业。
与此同时，钟扬依旧在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足以见得钟扬选择“无线电专业”的无可奈何。但是精力过于分散，各种探索都得不到成效，令这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男孩儿陷入了情绪的低迷期。
此时好友黄梵的来信，警醒了钟扬，支撑着他慢慢走了出来，也逐渐对无线电专业上了心。他在给黄梵的回信中说：
你的来信，我看了很多遍了。（甚至从后到前）你的结尾是“祝你愉快”——可是，我能够愉快么？！你的话语直爽，态度严峻，使我不得不次次按捺住不平静的心情，读着，读着……是的，正如你信中所说的，我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求上进，得过且过。”说老实话，愈是在上游的时候，或是在下游的时候，反而能够进取，而在中游的时候就老想安居了，直到有一天又变成下游。我很痛心，印证了董老的话：“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浔。”——我这松劲的一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呢？我在反省着……进大学后，我变“油”了，什么事都不在乎，大概这是以前一路顺风得意的缘故，如此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得不“上下而求索”了！我多么希望我们将来再有机会交谈，推心置腹地交谈！
——钟扬1982年9月给黄梵的信（节选）
此后，钟扬又恢复了之前的刻苦努力的精神状态，努力钻研现在的专业。虽然也会有怀疑，但钟扬眼里更多的是对未来方向的一种探索与渴求。
越是对无线电电子学深入了解，钟扬越是能得到一种乐趣。无线电电子学由无线电和电子学共同组成，这种学科的交融，恰好符合钟扬身上那种不服输、爱钻研的倔劲儿。这为钟扬后来将所学专业应用到生物学、生态学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样对自己专业感到迷茫的还有钟扬的高中同学高扬，他读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他得知钟扬在六系，就想了解一些专业上的建议，转到六系。和钟扬交谈一番后，他豁然开朗，听取钟扬的建议去做了新兴科学。可见，在当时，钟扬的学术眼光就很有前瞻性。
1983年至1984年7月，钟扬兼任了无线电电子学系团支部副书记一职。
读大五这一年，在发表文章的同时，钟扬计划着报考华中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葛果行教授的研究生。班里的其他同学也都在积极备考，考研究生对他们来说，算是不二之选。而这一次，钟扬落榜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对此，钟扬的中学同学黄回忆说：
“钟扬考研究生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报的是我所在的学校西军电，因为以前是军工院校，比如我们第一任校长是中将，也因为钟扬是外校的，所以很难考上。外校就连北大、清华的学生，也很难考上。因为我校有很多专业，并且以前是军工院校，所以从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一套，包括那些名词，连叫法都不一样。外校生一般很难理解，所以很难考上。这对钟扬也是一个打击。”
1984年7月7日，十八岁的钟扬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获得无线电电子学工学学士学位。同年8月，钟扬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以研究实习员的身份在所内搞研究创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