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人啊，注意用心听啦！因为这一切，都是如今已驯化的动物还处于野生状态下发生和变化的。当时，狗没有驯化，马没有驯化，牛也没有驯化……这些动物孤独地行走在潮湿的野森林中……
——鲁德亚德·吉卜林《独来独往的猫》
数十万年的时间里，我们祖先都依赖于野生动植物生存。他们狩猎、采集，具有高超的生存技能，但他们只是在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少有以己之力改造之。
后来，发生了新石器革命，虽然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方式各异，但都不妨碍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作为猎人和采集者，我们的祖先也决定性地改变了与其他物种交流的方式。他们驯化了野生物种，成为牧人和农民。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和培养为人类走向现代社会铺平了道路，使得人口激增，早期的文明也开始萌芽壮大。
揭开我们熟悉的物种背后所深藏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些动植物从过去到现在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多么重要。这些“他者”已经和我们一起遍布整个世界，它们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不可估量。在本书中，我们将发掘历史，探寻那些往往是令人惊讶的源头。我们还要探究，在人类驯化它们使之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时，这些动植物有了怎样的变化。
驯化物种的起源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着手写当今进化生物学的基石《物种起源》时，他知道，他将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不仅仅在生物学领域。他明白，在着手之前，必须进行认真的基础准备工作。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理解物种是如何在历经无数代的时间后，在不经意的自然选择中，变魔术般地发生了变化。他需要带着读者一起爬山，虽然途中会荆棘满布，但只有“凌绝顶”才能见到惊人之美。
因此，达尔文并没有急于直接解释他的发现。相反，他用了整整一章——在我读的版本中篇幅达27页，来描述各物种在人类影响之下进化的实例。在众多植物或动物中，都存在变种。通过与某一变种的接触，农民和牧民能够一代一代地改良品种乃至物种。在成百上千年间，人类对一些物种变种的生存和繁殖有促进作用，又对其他物种变种的发展有限制作用。我们祖先的这种塑造行为使得部分物种种类能够更加契合人类的需求、欲望和品味，从而也给驯化物种带来了变化。达尔文将人类选择对驯化物种的影响称为“人工选择”。他知道，读者对这一观点更加熟悉，也更易于接受。他描写了农牧民的选择——在选择特定的个体用以繁殖的同时抛弃其他个体，是如何在无数代的时间里产生许多微小变化，而这些微小变化又随着时间而聚集，从而产生不同的物种品种或亚型。
事实上，关于人工选择能够带来的生物学变化，达尔文的这一介绍不仅仅是文学性的。他本人此前已经着手研究野生物种的驯化问题，因为他相信，这种研究能够更概括地阐明物种进化的机制，也就是如何能够逐渐改进野生动植物。他写道：“在我看来，认真研究驯化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很有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佳的机会，去弄明白这一晦涩的问题。”他还补充说：“这种研究没有令我失望。”后人读到此处，仿佛能够看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
在讨论了人工选择的影响之后，达尔文接着介绍了他的关键理论——自然选择是这个星球上生命的进化机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各种改进会得以传播，最终不仅会催生出新的品种，而且会引发全新物种的出现。
今天读达尔文的书，“人工”（artificial）一词会给我们的理解带来困难。首先，这个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与“假冒”（fake）同义。达尔文所使用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使用某种方法”。即便如此，“人工”一词还是隐含着一种“知晓”的含义，因此，它夸大了人在物种驯化中的作用。在现代动植物的繁育中，可能预先会有仔细而审慎的目标。但在早期，我们与那些如今已经成为我们主要盟友的物种接触时，是缺少任何计划的。这一点很令人惊讶。
所以，我们也可以努力找一个新词来取代“人工”。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自然选择在物种进化中的根本性作用，而且大多数人也已经接受了这一生物学现实，那么，对于人类如何影响驯化物种的进化，我们还需要另起炉灶，再做一番描述吗？
区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有助于达尔文建构其论述，有助于他提出一种挑战旧理论的新思想。但是，这种区分实际上是错误的。在将物种个体归为易于繁殖或不易繁殖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人类还是自然环境抑或其他物种发挥作用并不重要。对其他任何物种，也都不会有这一区别。以蜜蜂对花的选择进化的影响为例，经过很长时间，这种影响能够改变花朵，使之对授粉昆虫更具吸引力。花的颜色、形状和气味并不是为了使人类感官愉悦，它们的进化只是为了吸引那些长着翅膀的朋友。那么，是蜜蜂进行了人工选择吗？或者这还是自然选择，蜜蜂只是起了媒介的作用？也许，说到人类对驯化物种的影响时，我们不应认为其是“人工选择”，更应把它当作“有人类参与的自然选择”（虽然这样说有点拗口）。
自然选择能够创造奇迹，是通过淘汰一些特定物种变体，而让其他变体存活并繁殖，从而将基因传给下一代。人工选择或“有人类参与的自然选择”经常也是如此。对一些不够温驯、繁殖力不强、不够健壮、高大或乖巧的物种，农牧民也会淘汰掉。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如此描述这种反向选择：
某一种植物一旦培育好了，育种者并不会去挑选长得最好的，而只会在苗圃里走一圈，将那些长得不合标准、被他们称为“劣种”的苗拔掉。动物实际上也有这样的选择过程，因为谁也不会任由长得最差的动物繁殖后代。
拔掉劣种，剔除那些我们不想用于繁殖后代的动物，或者，更加精心地照顾某些动物，这些行为都使得人类成为自然选择的强大影响因素。我们也使许多种动植物成为我们在生活这场比赛中的盟友。
然而，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有时候，驯化这一过程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有时候，那些动植物实际上好像是自我驯化了一样。也许，我们并不如我们曾经想的那样无所不能。甚至当我们专门去驯化某一物种，让其有用于我们时，所做的也不过是激发了一种隐藏的自然驯化的潜力。
要探究那些如今已司空见惯的动植物的历史，我们往往会被带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现在是追根溯源的好时机。关于每一种被驯化的物种是如何出现的，历来争论激烈：是一个源头、一个独立的驯化区，还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里，不同的野生物种或亚种被驯化，然后再互相杂交。19世纪，达尔文认为不同野生物种的杂交能够解释我们所见的驯化过程中出现的众多亚种。相比之下，20世纪早期伟大的植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认为，他能够准确找出各个不同物种的起源中心。考古学、历史学和植物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但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随着基因科学——一种新的历史证据源的出现，我们有望对各种互相矛盾的假说进行测试，解释这些看似难解的谜团，揭示出已经被人类所驯化的动植物背后的故事。
生物所携带的基因序列之中，不仅包含形成现代生物体的信息，而且还包含其先祖的蛛丝马迹。通过研究现有物种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我们能够探寻到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前的一些线索。如果我们能再找到一些从古化石中提取的DNA线索，就能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基因科学最初的贡献集中在碎片化的基因序列上。但是，就在前几年，基因科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整个基因组。于是，关于那些与人类最亲近的动植物的起源与历史，出现了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
其中有些发现对我们划分生物世界的方法构成了挑战。当然，识别物种是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它将看起来相似的生物体归为一类，看起来相异的归为其他类。但事实是，生物群体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进化意义上的变化，这使得明确区分一些物种变得困难。人类确实偏好将事物归类，而生物学似乎更偏向突破类别的界限，这一点我们在本书中将多次体会到。物种世系要差异到什么程度才能形成真正不同的物种？这个问题仍使分类学家困惑。关于被驯化的动植物，其中一些被认为是其野生同类的亚种，因此也被赋予与其野生祖先以及现有同类（如果这些近亲物种还存在）相同的物种名称。有一些生物学家认为，为了称呼方便，即使被驯化物种与其野生同类非常相似，也应提倡赋予其完全不同的物种名称。这种关于命名的争论显示出家养和野生物种之间的界限是何等模糊。
每一种情况下，从牛、鸡到土豆和水稻，驯化物种都与一种早前已经遍布世界的非洲大猩猩[1]的生活发生交汇，因而在进化轨迹上受到深刻影响。这其中的故事多种多样、不同寻常，但我只重点讲述十个物种，其中一个物种就是我们“智人”。从野生猿猴到文明人类，我们经历了骇人的变化，也可以说，人类从某种程度上是自己驯化了自己。只有自己得到驯化，我们才能驯化其他物种。我将人类的故事放在了最后一章。届时会讲到许多稀奇之事和科学界的最新发现。但是，读者们，你们得耐心等待，首先要了解一下其他九个物种。它们每一种都曾对我们和我们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现在对我们也很重要。这些驯化物种在时空上分布很广，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与动植物发生联系的。这些物种散布全球的过程伴随着我们人类的移动轨迹，有时候甚至还促成、催生着人类的迁徙。我们发现，狗伴随着猎人；小麦、水稻和牛伴随着早期农民；马驮着牧民走向历史舞台；苹果被放在鞍囊之中；鸡随着帝国的扩张而遍布全球；土豆和玉米则在信风吹拂下跨越大西洋。
新石器时代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根基，它起始于约1.1万年前的东亚和中东。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这时，人类的命运与其他物种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进化路径也发生交汇。农业的发展，具备了供养地球激增人口的能力。现在，人口仍在增长，但是这个星球养活人类的能力正逐渐被推向极限。很快，我们就得想法找出一些可持续的方法，去养活比现有人口至少还多10亿的人。
有些解决之法可能技术含量较低，譬如有机农业。甚至在15年前，还有人对它并不看好，但它现在已经显露出非常雄厚的发展潜力。高新技术也会提供一部分解决方案，最新一代的转基因技术能够对生物基因做出调整，使之适应人类需求。这样我们就不必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单纯依赖选择性育种。甚至可以说，人类想象力的边界在哪儿，转基因技术的潜能就能到哪儿。所以，我们人类需要决定的是接受还是拒绝最新的转基因技术。
人类还面临着其他挑战；世界人口仍在增长，而40%的土地已经用于农业，要尽可能多地保护野生物种，我们需要充分的证据帮忙找到最佳解决之法。人类是聪明的——聪明一直是人类的特点之一。但是，世界人口还在增长，人们的胃口巨大，生存又离不开成群的驯化物种。人类要通过生物多样性和保留真正的野生环境实现二者的平衡，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有时候会感觉，人类似乎是这个星球上的瘟疫。如果因为人类的新石器革命而最终导致大量物种灭绝和生物毁灭，那将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我们希望人类和我们驯化的物种能够有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科学研究不仅会阐明我们与其他物种互动的历史，也会给我们提供强大的手段，让我们能够选择未来的方向。而更多地了解驯化物种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规划未来。
但是，让我们还是从历史开始，看看它会带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的探寻之旅将始于久远的史前社会。那是一个如今已经不可辨识的世界，那里没有城市，没有定居点，没有农场；当时仍处于冰河时代，就在那个时候，人类与他们最早的盟友相遇。
注释：
[1]指人类的祖先。——译注（文中脚注皆为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