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战场上殒命，历史却对这些战场大加宣扬；我们在耕地里繁荣，历史却对这些耕地充满轻蔑、不愿提及；国王的私生子都能在历史上留名，而小麦的源头却无人知晓。人类就是如此愚蠢。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
19世纪法国植物学家
土地中的幽灵
8000年前，在欧洲西北部海岸附近的某地，有一粒种子掉在了肥沃的土地上。它远道而来，不是风吹来的，也不是鸟衔在嘴里或存在肚子里带来的，而是用船运来的。这是一批珍贵的货物，但这粒种子太小了，掉在林间一块空地上，并未有人注意到。
这粒种子开始发芽，并长出长长的叶子。但周围的野草长得更旺盛。这个外来户未能结出自己的种子就死掉了。然而，它的灵魂仍在土中。即使腐生真菌和细菌用尽全力要将它全部分解，这株异域植物的一些分子还是存活了下来。随着岁月轮回，森林中的土壤逐渐累积，那层土被埋得更深了。后来，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莎草和芦苇。它们生生死死，变成了半腐状。海平面上升，芦苇床又被海蓬子和海滩滨藜取代。涨潮时，细细的沉积物被冲上岸，在泥炭土上又形成了一层土壤。有些日子里，这个泥滩只有在春季潮水最高位时才会被淹没。后来，一天要被淹没两回。再后来它完全被淹没了，甚至连海滩滨藜也生长不了。海平面上升，海浪涌来。但是，那株古老的异域植物的分子灵魂仍然留在深深的泥炭沉积物中，它被埋在了索伦特海峡底部几米厚的海泥中。
一只龙虾成就的考古发现
1999年，在雅茅斯以东、怀特岛北岸接近布德诺的海床上，有一只龙虾成就了一次惊人的发现。它一直在一个被淹没的海中悬崖的底部挖洞，将沙石从海床中挖出来。
有两名潜水者发现了这只龙虾和它挖出的、通向虾洞的沟。这条沟就在一棵倒了的古橡树旁。其中，潜水者发现了龙虾从洞中运出来的石块。这两位潜水者是海洋考古学家，他们对布德诺悬崖附近海中保存完好的树林很感兴趣。他们捞起龙虾挖出的石块后发现，这些石块都是人加工的燧石。这些石头并非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首次发现的石制工具，但是，其他的石头都被从海底沉积物中冲刷出来，随着海流漂移。而龙虾挖出的燧石看起来似乎只漂了不远的距离。于是，这两位潜水者怀疑，这些人工燧石原来很可能就在这个悬崖里面，就在那只龙虾安家的地方。
水下考古学家开始工作了，他们每次潜水一小时，对布德诺悬崖底部附近区域进行勘察和发掘。虽然能见度低，暗流汹涌，但他们还是发现了大量考古资料，并开始描绘当地还未被水淹没时的环境。他们发现了一片古树林的遗迹，那里曾有松树、橡树、榆树和榛子树。还发现了赤杨树，这是一种喜欢把根扎在水中的树，也许它们是生活在一条古河流的岸上。就在那片肯定是古河岸的沙质沉积物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证据：大量燧石，其中一些已经烧过；一些木炭和烧焦了的榛子壳；还有英国最早的一根绳子。经过放射性碳测，人们知道这个考古遗址在约6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潜水员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有层层火烧残留物的土堆，还有一堆木材，这可能（仅仅可能）是中石器时代用于支撑房屋的高台。还有大量用过的木料，其上的古代工具印记仍然清晰可见。这些木料包括一根巨大的劈开的橡木，有可能是一艘木船的一部分，还有一根木柱，现在仍然直立在海中的古代沉积物中。这些东西保存得非常好。很显然，当时，这里被人类遗弃后，其上很快就堆满了泥炭，将其在原地完好地封存了起来。这些遗留物就一直在海底，等待着8000年后那只幸运的龙虾前来发现。
布德诺悬崖附近的水下发掘工作从2000年一直持续到2012年，对所有的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还需要很多年。从考古和古环境角度来讲，要让一群来自各领域的研究人员认真研究这些资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潜水员从海底带上来的东西，除了一些明显属于考古资料的东西，比如凿制的燧石、木炭块以及碳化的榛子壳，还有大量的海底淤泥。这些沉积物样本无疑会包含更多与布德诺悬崖附近史前环境相关的线索，可能是啮齿动物的碎骨、植物碎片，甚至花粉。通过过滤和显微镜检查，这些线索会被清楚地展现出来。但是，2013年，另一组研究人员来找怀特岛的考古人员了。他们想索要那些淤泥，但他们想找的东西即使用最先进的显微镜也不能看到。他们找的是分子，一些信息富集的长线条状分子。他们找的是DNA。
遗传学家以开放的心态对索伦特海泥进行了研究。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预想会找到什么，然后努力去寻找。他们对包含榛子壳的那层海泥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一种被称为“鸟枪法测序”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名字就显示出其特点是随意性强。优秀的科学家都努力使用“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黄金准则是以假说来推动研究。而“鸟枪法测序”听起来则恰恰相反。然而，“科学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有时候，要更容易地理解某种事物，最佳方法可能就是直接问——它是什么？然后再搜集和研究相关数据。但是，即使在这么开放式的方法里，也有假说的存在，这一假说指导着搜集哪些数据。但是，这里却没有实验，只是认真的观察。基因组学研究主要就是这样进行的，收集大量数据，然后从中寻找有关模式。这种情况下的假说就具有外延性：“从标本中可以发现当今生物体上的古DNA。”尽管说起来有些脱离常规，但是我认为，要有真正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发现，就应该使假说有最大的外延性，就应该摆脱所有预设想法和期待。
研究布德诺悬崖海泥的遗传学家提取了8000多年前在那里生活过的生物的所有DNA序列，除了野草和香草外，他们还发现了橡树、白杨树、苹果树和山毛榉的基因线索。一种是狗或狼的犬科动物也在那里生活过，还有一种欧洲野牛（牛的祖先）的痕迹。海底沉积物中还有鹿、松鸡和啮齿动物的分子残留。遗传学家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了索伦特森林古时生态系统的细节，在那里，中石器时代的人类曾经定居过。
但是，就在从海底提取的各种DNA中，有一种东西令人大为惊奇：竟然有无疑是小麦属植物的痕迹。对，就是小麦，它本不该出现在那里。那时的英国还未步入农业时代。一般来讲，花粉能够清楚显示过去植物的生长。所以，研究人员就对沉积物样本进行了检查，以寻找花粉。然而，在样本中却没有小麦花粉。是哪里出错了吗？这一发现太不同寻常了，遗传学家必须搞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物种。但是，小麦属植物的基因序列似乎相当明显。研究团队仔细检查，以确保这一基因特征不是来自英国土生的其他形似小麦实为野草的植物，比如沙丘野麦、茅草或者芽麦。而它的DNA与所有上述植物都不同，相反，与一种小麦最为接近，即一粒小麦。这种小麦的主穗上的每一个小穗中都包含一粒种子，就包在硬壳当中。一粒小麦是第一种被驯化和种植的谷类植物。但是人们以前认为，英国要到6000年前（公元前4000年）才有这种植物的，这比布德诺悬崖发现的基因线索要晚整整2000年。
因此，索伦特海峡底部沉积物中埋藏的一粒小麦肯定是在很久以前，途经万里，才抵达英国的。而人类种植的一粒小麦则诞生于2500英里之外的地中海东岸。第一个集中研究一粒小麦和其他小麦诞生地的人是188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位植物育种学家和遗传学家。
瓦维洛夫勇敢的探索
1916年，29岁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离开圣彼得堡前往波斯（今伊朗）探险。他内心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探寻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谷物的起源。
瓦维洛夫曾在英国学习，师从著名植物学家威廉·贝特森。在老师那里，他熟知了孟德尔关于遗传的理论。格里戈·孟德尔是一名奥古斯丁修会教士，他的研究工作通过威廉·贝特森得到了重振和推广，其中就包括他著名的豆科植物实验。孟德尔发现，肯定有某种“遗传单元”能够影响他的豌豆最后会长成绿色还是黄色，表面光滑还是充满褶皱。他并不知道这些“单元”是什么，但他却预言出这种东西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单元”就是基因。1866年，孟德尔出版了德文版的《遗传原理》（Principles of Heredity）。40年后，贝特森将这部重要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并在孟德尔观测资料和理论的基础上，为科学地研究遗传的学科取名“遗传学”（genetics）。
瓦维洛夫还熟知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在英国期间，他花费大量时间在达尔文的个人图书馆阅读书籍和笔记。这个图书馆就在剑桥大学，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则是剑桥的植物生理学教授。在那里，瓦维洛夫亲眼看到了查尔斯·达尔文对其前人的著作进行了多么详细和全面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德国著名植物学家阿尔方斯·德·康多尔的著作。在1855年出版的两本巨著中，康多尔研究了驯化植物的起源。达尔文在这两本书的页边和末尾处随手写了许多笔记。很显然，瓦维洛夫很高兴能从这些笔记中追踪达尔文思想的演变。达尔文的学者精神、思想的凝练、对生物进化过程的清晰理解，都让瓦维洛夫敬佩不已。他写道：“在达尔文之前，从未有人对生物变异以及选择的巨大作用进行过如此清晰、确定和充实的阐述。”
尼古拉·瓦维洛夫相信，达尔文的观点对于确定物种（包括驯化物种）最初形成于什么地方非常关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阐述了他关于物种地理源头的观点，它实质上非常简单。任何物种的起源地都可能会在拥有该物种各型变体最多的地方。在现代研究中，这仍然是一条指导性的原则：拥有最强基因多样性和表型多样性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该物种存在时间最久的地方。这一原则很有用，但还是遇到了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植物会发生迁移。但是，瓦维洛夫相信，亲缘关系紧密的野生物种当中，变种也可能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于是，他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将他所感兴趣的驯化谷物和其野生同类都纳入了研究范围。
作为一名植物育种学家，瓦维洛夫是为自己的国家工作的。为了能对俄国的农业经济和植物培育有用，他将各种植物的驯化变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他同样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历史和考古维度非常着迷。他相信，确定驯化物种的起源对于解释各民族的历史命运也是很重要的。他还意识到，弄清小麦的起源地，会使人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即我们的祖先从仅仅采集野生食物进化到种植食物，从四处觅食的人向农民转变的时刻。瓦维洛夫知道，他是在寻找史前的历史。在人类发明文字书写之前很久，最早的物种驯化就发生了。他写道：“无疑，相比各种物件、刻印文字和雕塑等古时记录所能揭示的内容，人类文明和农业的历史与起源都要久远得多。”
长久以来，寻找驯化物种起源地一直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专属领域。但是，瓦维洛夫相信，植物学和新兴的遗传学也能做出重要贡献。实际上，他非常蔑视传统证据的本质属性。“文献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只会说‘小麦’‘燕麦’和‘大麦’，”他于1924年写道，“而现有的植物学知识要求，种植的小麦分成13个品种，燕麦分成6个品种，所有品种都有很大差异。”
他知道，研究不应该是不切实际的科学。他得到野外去，他需要了解土地和其上生长的植物。而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标本。他写道：“每一小包谷物、每一撮种子和每一捆成熟的穗子都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瓦维洛夫从波斯科考回去时，找到了各个品种种植小麦中存在巨大多样性的证据。他将小麦分成三类，每一类都有数量不同的染色体。软质小麦（包括普通小麦和面包小麦）有21对染色体，硬质小麦（包括二粒小麦）有14对，而一粒小麦则只有7对。当时，在俄国，只种植六七种软质小麦。在波斯、布哈拉（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瓦维洛夫记录了约60种不同的小麦品种。他清楚，西南亚肯定是这种种植小麦的故乡。硬质小麦的分布则略有不同，在东地中海地区发生的变异最多。一粒小麦则又有不同——在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发现了大量不同的品种。他写道：“最可能的情况是，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及其邻近地区是一粒小麦发生变异的中心。”
瓦维洛夫相信，不同的种植中心都对每一种小麦的特点有影响。这些影响对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致力于改良谷物的人）的他都有意义。硬质小麦，比如二粒小麦，源于地中海沿岸，那里春秋潮湿而夏季干燥。它们发芽和初生时期需要水分，但是一旦成熟就非常耐旱。瓦维洛夫相信，二粒小麦是种植最早的小麦，他在文章中把它称为“古代农业民族用于做面包的小麦”。对于后来一粒小麦的出现，他的理论也很令人感兴趣。
当最早的农民开始种植小麦时，他们就发现，有一些其他的植物似乎很喜欢与小麦生活在一起。他们发现了杂草，其中一些杂草自身最终也成为人们种植的植物。在当时的小麦和大麦田里，野生黑麦和燕麦都是很常见的杂草。瓦维洛夫认为，在冬天，或者在贫瘠的土地上，又或者在恶劣的气候下，人们会用黑麦取代小麦，因为在上述环境下，黑麦要比原本种的小麦耐受力更强。这样，人类就开始种植黑麦了。瓦维洛夫在波斯科考时发现，二粒小麦地里生长了一种杂草般的燕麦。他认为，农民如果想在更北的地区种植二粒小麦，就会发现燕麦会占据他们的田地。实际上，农民是将燕麦作为一种谷物来种植的。
瓦维洛夫相信有许多植物开始都是伴生杂草，后来才变成人类种植的谷物。在这一点上，他提供了大量证据。亚麻最先就是亚麻籽作物当中的杂草，而芝麻菜最先则是亚麻地里的杂草。瓦维洛夫指出，野生胡萝卜通常就是阿富汗葡萄园里的杂草。他写到，在阿富汗，“野生胡萝卜实际上是主动让当地农学家培育出来的”。与此相似，野豌豆、豌豆和芫荽最先很可能就是禾谷类作物当中的杂草。瓦维洛夫认为，安纳托利亚二粒小麦田里蔓延生长的杂草中，有一种自身后来也变成了一种重要的谷类作物——一粒小麦。
新月与镰刀
关于谷物起源，瓦维洛夫进行了大胆而有开创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收集了植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使中东一大片土地作为“农业摇篮”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及附近的区域，一直延伸到约旦河谷的这一“肥沃新月地带”，如今已经被人们公认是欧亚大陆新石器文明的发源地，这里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之一。后来成为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奠基农作物”的所有植物都是在这里出现的，比如最早种植的小麦、大麦、豌豆、扁豆、苦苕子、鹰嘴豆和亚麻。最新研究显示，还应该再加上蚕豆和无花果。
考古结果显示，在距今1.16万年到1.05万年的今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就存在着早期的农业部落。但有证据显示，在种植野生谷类植物之前很久，中东地区的人就已经对其加以利用了。种植类谷物（包括大麦、二粒小麦和一粒小麦）的痕迹经常在更浅且距今更近的考古层中被发现。再往下是更深且距今更远的考古层，其中包含了与这些种植类谷物对应的野生品种。这说明，出现在考古遗址的早期小麦、大麦、黑麦和燕麦都是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
在约旦河谷的吉甲，人们发现了几千颗距今1.14万年到1.12万年的大麦和燕麦。在幼发拉底河河畔的阿布胡赖拉，人们发现了有着早期种植痕迹的野生黑麦，它们的颗粒更丰满，显示出人们已经开始给谷物脱粒。在一些地方，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证据，说明早期人类怎么处理采集来的野生谷物。
几十年以来，在南黎凡特的考古遗址里，石块上的一些刻出的小洞令考古学家费解。有人认为，这些杯状的洞可能是古人进行石工比赛时所刻，或者，它们也可能象征着生殖器（认为这些文物可能就代表如此重要的解剖学因素，我完全接受。如果它们不代表这些，倒是会很奇怪。但是，不难看出，将任何一块鼓起物或小洞都看作性暗示，更可能是考古学家的想法，古代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并没有这么想）。不管怎样，对这些小洞更接地气的解释反倒更可能接近事实，它们就是一些制作食物的石臼，具体用途就是将谷物磨成面粉。
在纳图夫考古遗址，人们发现了许多这种所谓的石臼。纳图夫属于一个距今1.25万年已经很成熟的文化圈。这些石臼比该地最早出现的新石器文明还要早800年。这一文化圈是因在约旦河西岸瓦迪纳图夫的一处洞穴而得名的。20世纪20年代，多萝西·加罗德发掘了这处洞穴。纳图夫文化时期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其意思类似“旧石器时代边缘”，这一术语充满了对变化的暗示和期待。从考古中可以清楚看到，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都在进化，但还没有进入新石器时代。
南黎凡特的纳图夫文化出现于1.45万年前，它带来了一个重要变化，人类从不停地游荡状态转向定居生活。纳图夫人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但他们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他们居住在永久的村落里，一住就是几年，而不是居住在临时帐篷之中。到了1.25万年前时，这些村民就开始在石头上刻杯状洞了，这些杯状洞看起来就像是石臼。当时在这一地区生长的唯一大粒谷物是野生大麦。所以，最近有一群考古学家决定试一下这些石臼，看看它们能否将大麦粒磨成面粉。
考古学家尽了最大努力使实验接近历史真相。虽然不太可能穿着古时纳图夫人的衣服进行测试，但他们还是确保了整个操作过程都使用纳图夫风格的工具。首先，他们用石镰刀收割野生大麦。从考古遗址发现的燧石工具被认为是镰刀。而使用现代复制的燧石镰刀去割大麦秆能产生与古时工具完全一样的效果。然后他们将麦穗收到篮子里。接下来，他们用一根弯曲的木棍来打大麦，将麦芒从麦穗上分离下来。之后，麦穗被放入一个圆锥形石臼中用木杵打，这是为了将麦芒和麦壳弄掉。麦糠则通过轻吹被扬走。最后，麦粒被装进石臼，再用木杵搅拌击打，从而磨成面粉。实验结束时，考古学家将面粉做成面团，然后在柴火上烤成类似皮塔饼的未发酵的扁平面包。他们将这一实验成果吃掉了，可能还喝了点啤酒。
在实验中，考古学家使用的是从胡祖克穆萨考古遗址发现的石臼。在这个考古遗址，共有31个窄圆锥形的石臼，附近还有4个大型打谷场。基于这一试验，考古学家推理，在1.25万年前，胡祖克穆萨的纳图夫人能够很容易地加工出足够的大麦，使它成为当地百十位居民的主食。很重要的一点是，圆锥形石臼能够很好地给谷物脱壳。带壳的大麦能够做成粗碾谷粒、麦片或者粗面粉。但是，去壳的大麦可以被磨成细得多的面粉，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做面包。在人们开始种植任何谷物之前至少1000年，胡祖克穆萨的居民就会采集大麦，会打谷，会磨面粉并做成面包一起享用。这确实让人称奇。
在农业发端前的数百年，面包就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居民的主食。这使得新石器革命易于理解。实际上，一旦人们开始采集和加工野生谷物，我认为种植这些谷物几乎是必然的。不仅是大麦，小麦和其他谷物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特别依赖某一种食物，那么只靠采集野生谷物就变得风险很大。最好还是自己种植。但是，这会暗示出，我们的祖先是有意识地培育野生植物的。但很可能的情形是，农业的发端更多是归因于偶然因素和运气，而不是仔细制订的计划。
在种植类谷物与其野生祖先的差异中，至少有一些是偶然出现的，或者，至少也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偶然结果。野生和种植类谷物的一项关键差异是其中央脊柱（或者叫叶轴）的强度。种子就长在这些叶轴之上，形成了小麦的穗。在野生谷物中，叶轴脆弱易碎，包含种子的小穗成熟时就会脱离主穗，被风吹散。另一方面，种植类谷物的主穗成熟后仍然是完整的，这是因为它们的叶轴很结实，一点都不脆。对野草来说，这一特点非常不利，因为种子不能自由地被风吹散。在野生环境下，这一特点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突变，因此，自然选择很快就会将这种植物淘汰。但在农作物中，结实的叶轴却成了优势。
如果等到绝大多数主穗成熟才收割，那么叶轴脆弱的禾苗可能已经丢失了很多种子，但是对于那些发生了突变、叶轴结实的植物来说，所有的小穗都还长在禾苗之上。所以，那些仍然长在禾苗之上的种子就会被收到打谷场上，有的被人们吃掉，有的则被当作种子再种回地里。这样，拥有结实叶轴的种子和禾苗，其比例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这也说明了有的生物特点会自我选择。农民们不需要主动去挑选那些种子不掉的植物。他们只需要等到绝大多数小麦成熟，然后收割就行了。这些收割的小麦当中，拥有结实叶轴的品种相对会更多一些。因此，这一特点的扩散很可能是早期农业活动无意识的结果。
实际上，选择结实叶轴这一现象可能比农业出现得还要早。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将一些野生谷物带回部落加工，会有很多种子洒落在路上。但是，如果收获的谷物当中有一株发生了突变，拥有结实的叶轴，其主穗就会完整保存。当回去打谷时，一些谷粒难免会遗失、发芽并成长。最早的农田会不会在任何形式的农业种植出现之前，就出现在打谷场周围呢？当然有这种可能。但是，拥有结实叶轴的小麦还是要由人类播种的。这一特点的形成可能只是人们收获和加工谷物产生的一个无意识的结果，但是，一旦某些小麦进化成如此，它们就不得不与人类结盟，因为没有人类的帮助，它们就不可能继续生存。它们只能在打谷场边上或者人们耕种的田地里生长。
在约3000年的时间里，随着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并培育谷物，这种结实叶轴的特点在古代的小麦中逐渐扩散。在黎凡特的一些考古遗址中就发掘出少量1.1万年前不易脱落的一粒小麦或二粒小麦。但是，在9000年前（公元前7000年）的许多考古遗址中，100%的小麦都属于不易脱落的品种，这一特点已经变成了通例。用遗传学术语讲，这一特点已经“固化”在了古代的种植类作物当中。
小麦从野生变为种植类植物的过程很漫长。在这一缓慢的转变中，人类脱离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成了农民，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镰刀开始慢慢出现在考古遗址中。最早出现的镰刀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金属刀刃弯刀，它们是用燧石或黑硅石做成的——毕竟当时还是石器时代啊。这些镰刀有长长的刀刃，被固定在木柄之上（考古学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发现这种镰刀中有一些是保存完好的）。这种镰刀因为被反复用于切割富含硅土的草茎，沿着刀刃显出典型的“镰刀光泽”。镰刀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在用于收割野生谷物之前，它们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用于切割芦苇和莎草。从1.2万年前起，镰刀频繁出现于考古记录当中，绝大部分是在黎凡特，即“肥沃新月地带”的西部。对于镰刀使用的增多，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了人类对谷物的依赖，因为黎凡特人不大可能只执着于砍更多的芦苇。
大约9000年前，在整个“肥沃新月地带”，镰刀已经变得更为普及，但还没有达到无处不在的程度。这使得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使用镰刀可能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偏好，而不全是为了收获谷物。这听起来令人惊讶，但实际并非如此。有证据显示，用手摘小麦和大麦可能与用石制甚至金属工具一样有效。实际上佩特拉河谷中的贝都因人现在仍然用手摘麦子。也许，近东地区在距今9000年到6000年间镰刀使用的增加更多是与文化身份有关——这是农耕的标志，而不是与收获的效率有关。不管怎样，镰刀数量的增加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反映出人们对谷物的依赖真实存在，并且日益增加。而在一些考古遗址中，谷物起初只占人们所采集植物的一小部分。但是，到了公元前7000年，在绝大多数保存有植物残留物的考古遗址里，谷物都占了多数。在那些收割回去的小麦上，小穗不仅长在上面，谷粒也比其野生祖先要大。在这里，对农民而言，在野生状态下原本是不利的因素（种子太大就不能被风吹散）却成了红利。
在结实的叶轴这一特征出现之前，野生小麦的麦粒就出现了增大。在之后的三四千年里，麦粒变得越来越大。谷粒增大无疑部分归因于基因变化，但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环境原因引起的——农作物都生长在准备好的土壤中，与野草的竞争减少，甚至还能得到良好的灌溉。
现代种植的小麦，其颗粒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植物胚胎，或者叫胚芽，实际上就是种子；二是种皮（果皮和外种皮），它占了谷粒重量的大约12%，通常叫作麦麸；但是，麦粒中最重的部分是胚乳，它要占麦粒重量的86%，它就像蛋黄一样，要给发育中的小麦胚胎提供营养。除了脂肪和蛋白质外，胚乳中还含有淀粉。随着麦粒增大，胚乳也不成比例地变大，将更多的营养装进每一粒麦子。但是，尽管增幅根本赶不上胚乳，胚胎确实也会变大很多。说到发芽和早期生长，大粒谷物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与小粒相比，它们的幼苗更加茁壮。
我们似乎有理由猜测，麦粒增大是早期农民有意识认真选择大粒植物的结果。但是，这一特点也可能是无意中选择的。早期的农民很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土地面积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上，而不是提高单粒麦子的大小上。大粒小麦品种由于幼苗更加茁壮，能竞争过小粒品种，这仅仅是一个内在优势。在播种很稠密的农田里，幼苗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很激烈，这种情况在由风吹播的野生品种之间却可能不会发生。一年又一年，农田里慢慢长满了大粒品种，这会让农民很欣喜。
结实的、不易折断的叶轴和更大的麦粒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品种身上得以发展。与犬类的温驯和毛色特点不同，这些特性不是一起出现的，它们进化的速度不同，诱因也不同。但与冰河时代狼开始追随早期人类从而开始被驯化的过程很像，在小麦培育的过程中，人类实际上预先考虑得很少，这一点与人们经常推测的不同。但是即使没有专门的意图，人类的行为还是偶然地在这些谷物身上产生重大影响，使之具有更强的繁殖力。随着人工种植的一些特点的扩散和固化，它们对人类变得更有价值了。小麦在古代人类饮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在后来作为一种主食的地位也得以稳固。
小麦漫长而复杂的种植史就如同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的情节线索一般。其中，有两个伙伴角色相遇，一个是人，另一个是小麦属植物。它们本来很可能会分道扬镳，但却被命运撮合在了一起。但是互相接触激发了双方身上的某种东西。它们开始共舞，共同生长。人类文化发生改变，以接纳小麦；而小麦也发生改变，以更吸引人类。
当然，人和小麦的结合要更复杂一些。首先，小麦不止一种。现代植物学仍然承认被瓦维洛夫确认的三大类小麦，这三种小麦的特点是具有不同数量的染色体组。而现代遗传学则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粒小麦，不管是野生还是种植的，都属于一类。这一类的染色体组简单一些，而且是成对的——只有7对。用遗传学术语讲，它们是二倍体生物（就如同你和我一样）。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刻，某一谱系小麦的染色体发生了倍增。从根本上讲，是细胞分裂发生了错误，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细胞使染色体倍增但又未能将它们分成两部分，这就形成了一个细胞有两组染色体的情况。古时的这种倍增还创造出了一种四倍体小麦，它有14对染色体（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两组7对染色体）。这种情况发生在距今50万年到15万年（即新石器革命之前很久）的二粒小麦和硬质小麦身上。
然后在种植类二粒小麦（四倍染色体）和山羊草（二倍染色体）之间发生了一次杂交，结果产生了一种有21对染色体的小麦，它有3组成对的染色体，即六倍染色体。据估计，这次杂交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就是它创造出了小麦——普通小麦或面包小麦。
染色体倍增似乎显得很贪婪。对绝大多数生物而言，有二倍染色体就能生长得很好，四倍似乎没有必要，六倍好像就特别挥霍了。但是，还有许多植物展现出了一种多倍性。它们拥有多倍染色体，也未产生任何害处。实际上，还可以产生相当的优势。多余基因的存在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基因被突变破坏，另一个就能代替它发挥功能。突变的基因甚至可能在基因组中发挥新的、更有趣的功能。即使没有新的突变，随着新的基因组合开始共同运作，不同来源的基因材料聚集在一起（正如同二粒小麦与山羊草杂交一样）也能够产生杂交的活力。此外，多倍性也与植物细胞增大有关联，植物因而能够长出更大的种子，产量也会提高。但是，多倍性并非都是好事，它也会带来问题。有那么多多倍染色体需要分拣，繁殖就变得有点困难了；胚胎发育也会发生混乱，有时是致命的。但是，平衡地说，至少在面包小麦上，六倍体的进化似乎当然是一件好事。
具体而言，有一种基因突变提高了面包小麦的产量。这一突变使得麦穗形状大为不同。面包小麦的野生祖先拥有扁平的麦穗，小穗错列在叶轴两侧。但是，面包小麦身上发生了一次单一的有益突变，其形状因而变得非常独特：麦穗呈方形，小穗紧密地挤在一起。这一典型形状使得小麦看起来和其他草类有明显区别。我们知道，二粒小麦－山羊草的杂交品种就是面包小麦。它可能立即就成了一种农作物，早期农民也很可能认出了它并有意识地进行了培育。
就是这样，小麦与人类结成伙伴，他们之间的联系将会持续几千年，而且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趋牢固。但是，这一切始于何地？准确地说，每一种小麦——一粒小麦、二粒小麦、面包小麦，到底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的什么地方？
两个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考古学家的圣地，而在他们所寻找的圣杯中，至少有一个是新世纪创始农作物的地理起源。但是，即使有了考古植物学这一新学科，这一学科又对每一物种都有准确的研究之法（瓦维洛夫肯定会赞同这些方法），这些农作物的起源还是有点模糊、难以找到。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发生改变。
此处、彼处，还是到处？
“肥沃新月地带”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它囊括了今天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等国的部分地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整个地区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谷物种子（起先是野生的，后来被种植类取代）。在这一地区，不同种类的野生小麦、大麦和黑麦的分布也发生了重合。但是这一地区很大。瓦维洛夫聚焦于每一个作物品种，对种植类和野生品种都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抽样，并用获得的数据去找寻每一品种的起源地。一时看来，遗传学和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似乎是一致的。
澳大利亚伟大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是伦敦考古研究所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认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巨变。1923年，他造出了“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一词。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的转变就像是一次“政权更迭”，旧的秩序被颠覆，新的浪潮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汹涌，席卷了途中的一切。这一过程的来临整体都显得很美好，各种观念都从一个创造中心点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而新物种也从其培育中心向外溢出。考古学家所讲的、包含所有始祖农作物的“一揽子新石器农作物”，能够准确地对应到瓦维洛夫的各个“起源中心点”。“肥沃新月地带”的北部弧形地区似乎是那场后来会改变世界的革命的中心。近东地区有一群优秀的早期农民，他们勇敢地去驯服自然。之后，人口迅速增长并向外扩散，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也随之扩散。
接下来，遗传学家从研究染色体数量（正如瓦维洛夫所做的）转向对其中的DNA进行解码。到20世纪90年代时，技术已经发达起来，遗传学家可以对不同植物DNA的相应部分进行研究，并对比其基因序列。与只研究基因组的一个小区域相比，这一技术更加强大。于是，在研究了不同的野生和种植类一粒小麦后，他们发现，种植类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谱系，并有单一的起源。种植类一粒小麦的DNA与生长在土耳其东南部喀拉卡达山脉下的野生品种最为接近。同样使用这一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四倍体小麦（包括二粒小麦）也有类似情形。大麦似乎也有一个单一的起源，不过它是在约旦河谷。新的分子遗传学已经涉足关于种植类农作物起源的争论，并且解决了它。这些研究的对象是分子，而不是考古土堆，所以有着考古学从未有的确定性。因此，这些研究广受推崇，被刊载在拥有最广读者群的科学期刊上，其结果似乎也被视作定论。
所以，瓦维洛夫和柴尔德似乎是正确的，谷物类农作物是在各自独立的中心被迅速培育出来的，然后，随着人类对农耕热情的稳固，逐步向外扩散。过去有关新石器革命的观点得到证实。每一种种植类作物确实都有核心区，都有一个单一起源地。看起来甚至是这种情况：在土耳其东南部有一个文化族群，他们培育农作物的想法令人称奇。这使他们拥有了优越的地位，人口也随之增长并扩散。
这种情况如果是真的，都可以写成很好的故事了。但是到了21世纪初，开始出现漏洞。考古学家和考古植物学家都辩称，培育小麦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例如，幼发拉底河谷的考古植物学证据显示，人工培育一粒小麦长出结实的叶轴，花了上千年。这种叶轴是麦穗的骨干，它能防止小穗在打谷之前从麦穗上脱落。只有早期培育的小麦与其野生同类被严格隔离，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杂交可能，上述发现才可能符合基因数据。但要做到那样根本不可能。
在探寻农业起源的时候，考古学家有几次都指出，“肥沃新月地带”内的某些区域可能就是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20世纪50年代，凯瑟琳·凯尼恩在杰里科对新石器时代的土层进行了发掘，提出农业始于南黎凡特的观点。其他考古学家则倾向认为始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北缘和东缘，即托罗斯和扎格罗斯山脉两侧的山坡上。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扎格罗斯山脉之间的“金三角”似乎就是核心区，有许多“创始农作物”的野生品种在此重叠。但是，随着考古证据的累积，方向越来越指向一个大得多的区域，在那里多种农作物的培育像网一样交织在一起。早期农业史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好像充满着错误和死胡同。而且农业发展都是在一个广袤的区域和上千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发生的。
有两类证据对小麦培育过程给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类是考古学上的，另一类是遗传学上的，计算机模拟显示，基因结果可能不足为信，因为这种技术很可能无法区分来自一个单一起源地的农作物和来自多个起源地并且经过多次杂交的农作物。但是，那种认为大量人工培育农作物都有一个稳定起源地的观点仍然有一定影响。这一情形直到遗传学阵营内部出现了不同观点才开始改变。随着基因排序范围的扩大，遗传学家也开始揭示出培育农作物更多的复杂性。
经过对大麦的深入分析，人们发现了能够证明单一起源加核心地区范式可能只是基因方法杜撰而并不真正可靠的首条线索。植物叶绿体（植物细胞中进行光合作用的小工厂）中，除了染色体中的DNA数据包，还有额外的DNA数据包。经过对大麦特定部分叶绿体DNA进行排序，遗传学家揭示出这种谷物至少来自两个不同的起源地。大麦染色体中有一个区域与产生不脱落麦穗的突变有关，它也同样能够证明多起源地的观点。通过更多的研究，人们得出结论，大麦的培育不仅发生在约旦河谷，而且发生在扎格罗斯山脉。遗传学家寻找的细节越多，发现的内容就越多。对大麦全基因的最新分析显示，不同地区培育的大麦品种与其附近的野生大麦品种都有基因上的关联，它们的野生祖先似乎不止一个，而是有许多个。有一项研究似乎为这些新发现找出了一个与诗有特别关系的根源：“波埃茨[1]和遗传学家最近展示出了大麦中的一种基因多样性，这与那种认为有一个中央源头的观点截然不同。”
但是，安娜·波埃茨原本就是一位遗传学家（但谁又能知道，她可能还是位诗人呢；毕竟，科学家常常都有艺术的一面），并且是最近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这一论文是研究人工培育大麦和野生大麦共有突变的。她和她的同事揭示出，作为农作物的大麦有着多样的祖先，远非只有一个起源；它实际上是由很多种野生品种进化而来，每一种都在现代大麦基因组上散落了各自的印记。当然了，培育大麦与野生品种间明显的关联也可能是由较近时期的杂交造成的。但是，研究团队排除了这一可能。作为农作物的大麦，其基因多样性有着更为古老的根源。
遗传学家更为仔细地研究二粒小麦后也发现，它有比原先认为的更为复杂的祖系。在1万多年前整个“肥沃新月地带”的考古遗址中，都曾发现过人工培育二粒小麦的痕迹。但是，最早的基因分析显示，所有培育类品种都与土耳其东南部生长的野生二粒小麦独立种群关联最为密切。这似乎显示，农业很可能是1.1万年前在“肥沃新月地带”的一小片核心区出现的。但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之后又有研究显示，二粒小麦多样性很强，与中东很大一片区域里不同的野生品种都有密切关系。
一粒小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对其起源的最初基因分析显示，它有一个单一而独立的培育中心。但是到了2007年，通过更详细的分析，研究人员找到了一些关于这种培育型农作物复杂诞生过程的线索：一是基因多样性没有减少，二是不存在培育的“瓶颈效应”。相反，这种农作物的基因多样性源于“肥沃新月地带”北部弧形地区内很多种野生先祖。
既然大麦、二粒小麦和一粒小麦培育的情形相同，那么，对谷物类农作物而言，多个培育中心同时存在就应该是规则而非例外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在土耳其东南部存在一个培育的“核心区域”。现在，遗传学已经和考古学达成了一致认识——在“肥沃新月地带”，有很多互相关联的培育“中心”。农作物源头的分散分布对培育品种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确保了对当地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能从野生品种传到人工培育品种当中。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当地野生品种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条件。想要把喀拉卡达山脉丘陵凉爽潮湿地区培育出的谷物品种在南黎凡特又干又热的平原地区种植，不管是谁都不大可能获得成功。
但是，还会有一些对环境的适应性在起源地之外仍然有用。在欧洲和亚洲繁多的人工培育大麦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来自叙利亚沙漠中野生大麦的基因组。这段DNA存在于各种人工培育大麦品种之中，并被保存了下来，很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种重要的体质优势，比如耐旱性。早期人工培育作物种群中共有基因这一现象明显能证明发生过一些杂交现象。这种关联反映的不仅仅是种子被风或鸟带到各地的现象。近东地区的人类部落联系很紧密，物质文化的相似性表明，思想在发生交流。同时货物交换也在发生，有证据显示，人们所追求的火山玻璃（黑曜石）从一个部落流转到另一个部落。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情况大胆地称为贸易了。我们似乎完全有理由推定，各个部落之间可能会交换种植知识和谷种本身。但是，即使有谷种的“贸易”，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近东各地生长的初级培育类作物还主要是当地的野生植物，而不是从别的地方传入的品种。
如果这一切都像是古代历史（它确实是，而且肯定很有意思），那么，这些有关培育农作物和生物特点的基因基础的认识是有相当意义的。这些特点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例如，如果能够阐明那段叙利亚野生大麦DNA的准确效果，那么这一知识将来就可以用于对农作物进行改良。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农作物培育看作发生在很久以前、与现在无关的事。无疑，在距今1万年到8000年间，有一段很集中的时期，农作物发生了许多生物变化，包括小麦颗粒变大、叶轴更加结实等。但是，人工培育的品种从未停止进化——我们现在仍然在影响着进化，可能比以前更有意识一些。瓦维洛夫知道，通过研究遥远过去人工培育的农作物，我们可以得到对现代农业经济很有用的知识。10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仍是如此。遗传学和考古植物学的交汇正在凸显出各种可以促进甚或改良的基因，当然还能凸显出基因组的其他区域。今天人们改良谷物的努力只是在一条漫漫长路上走出的最新一步。这条路开始之时，人类还在采集野生谷物、打谷、磨面再做成面包，而播种和照管农作物还尚未开始。
这一切看起来都挺不错，遗传学、考古学和考古植物学都达成了一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连贯的认识：在1.25万年前，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利用野生谷物，甚至可能已经用磨成的细面制作面包；在约1.1万年前，出现了培育的谷物，在多个相互关联的中心，人们开始逐渐培育不同品种的农作物。到了8000年前，近东各地生长的绝大部分小麦和大麦都不会掉小穗，而且都是大粒的。
然而，学无止境。我写此书时的知识状态，肯定不会有关于培育小麦的最终结论。随着人们发现和分析新的证据，现有理论可能至少会发生一些改变。但是，现在已经收集到的大量证据不大可能会被完全推翻。我们似乎已经有了理论的骨架，它不大可能解体。现在我们已经足够了解小麦进化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了。然而，至少在我写此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解决小麦“为什么”会被培育的问题。
而这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能激发人们兴趣的。因为小麦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草，一种很普通的草而已，根本不引人注目。一旦人们进步到能将一些草籽磨成细面去做面包时（就像古时纳图夫人利用野生大麦一样），我就能看到小麦的吸引力了。但是，人类是如何进步到这种程度的呢？要作为食物，那些野草的小籽似乎并不能让人有胃口。比它更有吸引力的还有很多其他植物种子、坚果和水果，这些美味食物不需要费力加工就可以享用。1.25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人们把一种普通得毫无吸引力的“草”当成了食物来源？是什么使我们的祖先变得依赖于这一本来可能性不大的食物？为什么这一切会在那时发生？
温度和神庙
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第一份野生小麦证据是在约1.9万年前，而直到约8000年后，才有了形态清晰的人工培育类小麦的最早证据。这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时间差。
在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人工培育的谷物是在距今约1.1万年到1.05万年间逐渐取代野生品种的。人工培育的品种包括一粒小麦、二粒小麦和黑麦。我们几乎不可能判断出最先培育出的是哪一种。尽管放射性碳定年法非常准确，但它提供的也只是一个范围，而不是具体年份。尽管如此，人们认为，人类培育的最早的小麦品种可能是一粒小麦，因为它只有7组染色体，相对简单一些，而不是瓦维洛夫认为的那样，是后来由野草转化而成的人工品种。
但是，这些草为什么不早不晚，就从公元前9000年起被人类培育呢？这一时间点说明，外部力量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约2万年前，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高峰期过后，地球开始变暖。对于已经适应了寒冷气候的动植物，这是坏事，因为它们的栖息地在萎缩；但是对于性喜温热的物种（包括我们人类）而言，情况就突然好了起来。到1.3万年前时，北半球的冰层已经消退，剩下的古代冰层变成了山脉顶端的冰川，覆盖着格陵兰和北极地区。气候正在变得温和，不仅有植物所喜好的温暖多雨，而且大气层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在距今1.5万年到1.2万年，随着冰河时代趋向结束，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0.018%上升到0.027%。实验证明，对许多植物而言，这会使产量的增加达到50%，即使是那些不易变化的草类也至少会增长15%。冰河时代末二氧化碳的增加并未引起农业的发展，因为导致农业的发展还需要多种其他因素。但是，二氧化碳的增加是农业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人类文明没有在冰河时代产生的原因。
随着地球变暖，植物生命繁盛，草类就成了一种可靠的营养源。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每一株植物所结的谷粒数量在增加，野生谷子地的面积和密度也随之增大，成了天然的农田，只等人们收割。这样看起来，人们选择野草作为食物来源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因为它们是稳定可靠而且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地球上这种野草有很多很多。
可是，之后小麦的进化又发生过一次中断。这次中断的时间有1000多年，当时地球上都是寒冬。这种全球气温下降的时期被称为新仙女木期。这一听起来很晦涩的名字来自一种花——一种8个花瓣的仙女木。这种美丽的常绿小灌木喜欢寒冷，会开一种像玫瑰一样的白花。如果你遇到几千年前一层一层的湖底沉积物，有些沉积层中有大量的仙女木叶子，那你就知道，这一沉积层形成时，周围都是高山苔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湖底，更深的沉积层中也有仙女木的叶子，它们是约1.4万年前旧仙女木期的，这一寒冷季距今更远，持续时间也短一些。之后才是一个较晚而且更厚的沉积层，它形成于距今1.29万年到1.17万年的新仙女木期。
在中东地区，这一全球冷季的特点表现为降雨减少、冬季寒冷且会结霜。食物资源肯定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在这一相对干旱寒冷的时期，人们可能是出于些许绝望，才努力通过种植农作物来保证食物供应，而不仅仅是采集野生谷物。
虽然新仙女木期气温的下降可能促使人类培育农作物，但这之前1000年的温暖丰裕的时期也可能催生了一个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冷季时的食物匮乏更为严重。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地球开始变暖，世界人口也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农业还没有出现。因此，可能是人口增长推动了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而不是相反。可能就在新仙女木期来临之时，迅速增长的人口已经使资源面临一定的压力。
后冰河时代的“婴儿潮”并非是近东地区智人人口发生的唯一变化，社会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在土耳其南部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处令人激动的考古遗址：哥贝克力石阵。我很幸运于2008年造访过那里。当时，我就把它描述为“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考古遗址”。当然，它现在仍然是。那一次，考古发掘部主任、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带我在那里参观。他2014年已经去世，享年60岁。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所以，一想起他领我在哥贝克力石阵参观，我的心里就充满悲伤。他非常专注于那个地方及其掌故，并热切地想与他人分享。
1994年他在当地勘察，想寻找旧石器时代遗址。那时就有新的发现。他告诉我：“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时就满腹狐疑：自然的力量不可能在这一地方堆起这么一个土堆。”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那个土堆是一个台形土墩，是由石器时代废墟积累而成的，坐落在一座石灰石高原之上，高达15米。克劳斯开始调查时，就发现了一些人无法移动的长方形大石块。向下挖深后，他发现这些石块被排成了圆圈，而且它们只是矗立的T形石头的顶部。我到访时，克劳斯已经挖掘了4个用石头摆成的圆圈。但他相信还有许多仍然埋在山间碎石之中。
克劳斯带我爬到山顶，我们俯瞰下方一个沟渠时，里面的石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矗立的石头确实很大，但它们却都经过装饰。在一些石头侧面，刻有狐狸、野猪、类似豹子的动物、鸟类、蝎子、蜘蛛等的浅浮雕。但是也有一些三维的雕塑，它们是用一整块矗立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其中一座是一只狼蹲伏在一根柱子旁边；另一座则是一个长着獠牙、很凶猛的动物的头。有一些石头上雕刻着抽象的图形，有着整齐均匀且重复的图案。克劳斯思考着这些雕塑所蕴含的意思，那些动物的头代表的是不同的部落，还是某个失传神话故事的元素？他认为，这些图形就是象形文字出现之前人们之间交流的媒介，对于制作这些图形的人来说，它们显然是有含义的，纵使现代人已无从考证其含义。
虽然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其他考古遗址也有类似的建筑和图形。在涅瓦利·科里古代定居点及其附近的另外三处考古遗址，人们都发现了类似的T形柱。在杰夫艾尔阿迈尔、泰勒卡拉迈尔的轮轴校直机上，在卡尤努、涅瓦利·科里和杰夫艾尔阿迈尔的石碗上，都有类似的图案，包括刻画蛇、蝎和鸟类的图案。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地区，人们显然有着共同且复杂的生活仪式和神话信仰，这些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柱子的前部，有一些石头被刻成上肢很长、像人胳膊一样的形象，双手交叉、十指相扣。在这些石柱上，除了那些手臂、手掌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的身体形状。克劳斯问道：“这些石头做的形象到底是谁呢？”接着，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神灵。”他所言很可能就是对的。
地球物理勘察提供的线索能够超出考古坑道。正是基于这些线索，人们发现，这些巨石做成的、用作纪念碑的石圈可能有20多个。但是，那里并没有人类居住的迹象，比如说火炉等。事实似乎是，有一个地方供人们聚会、修建纪念碑、参加宴会和祭祀，但人们并不在这个地方居住。
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之所以如此不同寻常，原因就在于它的时间。它是在1.2万年前，由作为狩猎采集者的早期人类建成的，当时农民还没有出现。这给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关理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传统的理论是这样的：
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食物；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人们从事农业；
农业的发展催生了食物过剩；
过剩的食物被一部分有权势的人所控制——复杂的等级社会出现；
这些新权力结构的基础是一项新生事物：有组织的宗教。
对这一发展顺序而言，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显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至少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角落，在人类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时，就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形态。克劳斯相信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给出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关于劳动分工的证据。他对我说：“很明显，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点了。早期的狩猎采集者的劳动方式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但是，在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情况明显不同。“他们开始在采石场工作；他们还开始有了工程师，来解决如何运输石头并将它们竖立起来的问题；他们当中还有石工专家，其职责是将石头做成雕塑和石柱。”克劳斯认为，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具体地证明了，当时的社会有着权力巨大且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当时就能集合起一支劳动力大军；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可以支撑艺术家生存了。那些规模庞大、装饰精美的石圈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成熟宗教的表现形式。那确实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宗教，具有很明显的象征物，对于庙宇修建者来说，这些象征物富有神话含义。在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被发现之前，人们难以想象成熟的宗教会比农耕出现得更早。那些先入之见和偏见就在这座山丘上跌落到了地上，摔得粉碎。
即使克劳斯也发现难以对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进行归类。它处于新石器时代之前，但即使与旧石器时代末期相比，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它甚至也与晚归石器时代不同。克劳斯将它称为“中石器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与北欧的有着不同特点。在北欧，这一术语指的是已经出现定居苗头，但仍然处于游牧状态的狩猎采集者。那么，能把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归入新石器时代早期吗？传统的新石器时代理论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应该是定居生活、有了陶器和农业。但在近东地区，这一理论已经瓦解。所以，人们就用“前陶器新石器时代”来描述人们已有定居生活，开始培育动植物，但是陶器尚未出现的时期。那么，我们应该把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归入哪个时代呢？能称它为“前农业、前陶器新石器时代”吗？如果可以，为什么非要叫作“新石器时代”呢？有了这些转折时期和令人惊讶的发现，我们通常按照时代特点划分的归类方法坍塌了，这从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有趣的。历史，甚至是史前时代，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可以整齐地划分归类。
建造哥贝克力石阵那种巨大的建筑物，肯定要有共同努力，参与的劳工肯定不仅仅来自一些当地部落。这一时期的考古记录还证明，当时就有大规模的宴会，这一特点与不同部落之间的合作有关联。公元前10世纪人们生活过的哈兰·塞米部落遗址似乎就是为聚会饮宴而建立的。它中间是一个广场，里面有篝火和动物骨骼的痕迹，四周才是人们居住的房子。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里也有大量动物碎骨，有小羚羊的，有野牛的，也有野驴的。看起来，人们似乎经常在此地聚餐。在这一考古遗址，植物痕迹比较少，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野生一粒小麦、普通小麦和大麦的线索。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地区最终培育出谷物，可能是因为这种文化并非重视制作面包，而更重视酿酒；在当地古时宴会上，人们觥筹交错，进行社交活动。很久之后，修建埃及金字塔的工匠领取的报酬就是以啤酒计算的。那么，在哥贝克力石阵劳作的人们，会不会也领取着类似的奖赏呢？
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宴会是很重要的活动，它既是一种社会黏合剂，又是一种精英人士展示并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方式。这一点已经广为接受。但是，大办宴会可能还有更为古老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来临之际。冰河时代结束之后，气候条件的改善给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聚敛财富（多余的食物），并且通过大宴宾客来提升自身影响力。这一场景就预示着等级社会的出现。因此，克劳斯及其同事辩称，宴会（不管有没有啤酒）可能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刺激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出其中一个，将它认定为约1万年前人类在“肥沃新月地带”及其以外的地方开始成片种植小麦的唯一因素。在冰河时代末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植物产籽量提高之前，似乎就没有农业出现的可能性。然后，人口增长可能会对资源造成压力，特别是在新仙女木期气候变差，情况更是严峻。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社会中也有明显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变化是发生在农业出现之前的。“肥沃新月地带”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似乎与复杂社会形态的出现密切相关，与权势者和强大宗教出现密切相关，还可能与人们喜欢大宴宾客有关。
从黎凡特到索伦特
在农业社会和我们所知的文明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复杂社会形态，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和物质是如何流动和扩散的。
考古学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古代社会是如何互相联系起来的。哥贝克力石阵考古遗址和其东面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恰约尼考古遗址以及叙利亚西北泰勒卡拉迈尔考古遗址有着共同的图像标志。这说明在近东地区，文化传播的链条有多长——恰约尼和泰勒卡拉迈尔之间的距离有200英里。地中海东岸各地存在多个人工培育物种中心，不仅证明存在一个小“核心区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证实有一个文化联系和交流的系统，正是这些联系和交流使得人们的思想和种子广为传播。新石器时代并不只出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角落里；它有多个互相关联的中心，横亘中东及其以外的地区。在塞浦路斯就发现了8500年前人工培育的一粒小麦，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旧“核心区”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一样悠久。
之后，我们又在索伦特海峡底部发现了被淹没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它比塞浦路斯的一粒小麦晚500年，里面有一粒小麦的DNA指纹图谱。在几千年之前，那些小麦是如何从地中海东岸一路传到欧洲西北部的？我们熟知两千年前穿过整个罗马帝国的贸易网络。考古学已经揭示，在更早的铁器时代，甚至青铜时代和其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贸易活动就已广泛存在。但是，在那些中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艰难谋生的一群群狩猎采集者之间，就有如此远距离的贸易？这步子跨得似乎太大了。
然而，看看距今近得多的历史事例就明白，那是有可能的。美洲西北部的土著人就在几百英里范围内的广袤地区维持着多条贸易线路，交换货物、礼物和配偶。这些贸易线路是权力和威望的基础。在欧洲殖民者抵达澳大利亚前，土著部落的交流网络就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贯穿了整个大陆。考古学家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中石器时代的欧洲，原料和制成品被运输到很远的地方。在布列塔尼，海边的燧石被运送到约50公里外的内陆；挪威多洛迈特的斧头出现在了瑞典；立陶宛的燧石刀刃出现在了近600公里之外的芬兰；波罗的海东岸的琥珀也到了芬兰；丹麦维德伯克的中石器晚期公墓里有用麋鹿和野牛牙齿制作的垂饰，而这两种动物当时在当地已经灭绝了。当然了，一件物品要运送那么远的距离，可能已是几易其手了。货物大范围的流动分布暗示，人类的迁徙既有通过陆上的，也有通过海上的。考古家学相信，中石器时代的人类可能使用带有舷外桨架的独木舟航行到远达100公里外的地方。对域外稀罕之物的追求似乎与北欧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变化有关，曾经奉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者更加关注身份地位。人类社会有了等级，世界上最古老的阶级制度开始出现。情况也许并不像《唐顿庄园》那样。但是，考古学开始揭示出身份高贵者和身份卑微者间的差异——富有和贫穷。波罗的海附近一些豪华的中石器时代墓葬中就有一些域外珍品，它们可能就是身份的象征。
社会分化对于农业在中东地区的发源有影响。同理，在中东以北和以西地区，它也可能促进了人类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如果人们只关注基本生存所需，他们就可以与世隔绝；如果想获取珍稀之物和身份地位，他们就得与外部世界联系。与我们以前所想象的相比，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和外界的联系要多得多。
中石器时代货物、思想和人员的交流网络说明，西方的猎人和强盗已经与东方早期的农民进行着沟通。到了6500年前，农耕人群已经在多瑙河河谷定居了。北方的狩猎采集者仍然过着中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会从南方的邻居处得到陶器、T形鹿角斧、骨制指环和梳子。他们很可能用皮毛和琥珀进行交换。尽管如此，8000年前在欧洲西北边缘一个中石器时代定居点里出现一粒小麦的痕迹还是太早了。在当时的高纬度地区，冰河时代的酷寒还只是刚刚有所缓解。
冰河时代末期气候变暖对中东地区的环境有影响，但对欧洲西北部的影响更深。在那里，曾经覆盖大陆北部长达数千年的冰层开始消退。在冰层南部，大片土地曾经都是没有树木的苔原。在冰层和苔原区，原本适应温暖气候的物种，包括人类、熊和橡树，都消失了。
而在南部地区，如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那些物种仍然在尚可居住的避难所生存。当气候转暖时，冰层消退，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沙质沉积物覆盖，这些沉积物有些是冰雪融水汇入河中沉积而成的，有些更细的沉积物则是冰川留下来的。莎草、野草、甸生桦和柳树开始在这片新的土地上生长，从而使这片土地变成了草原。到了1.16万年前，新仙女木期的寒冷过后，桦树、榛子树和松树又开始向北扩散。
到了8000年前，北欧地区，包括当时还是半岛的不列颠，到处都有林地，其中生长着酸橙树、榆树、山毛榉和橡树。林中生机勃勃，野牛、麋鹿、野猪、牝鹿和红鹿、松貂、水獭、松鼠、狼和许多野鸟遍布其中。岸边水域里还有许多软体动物、鱼类、海豹、海豚和鲸。作为猎人、渔民和强盗，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充分利用着这些资源。他们带着狗和弓箭，在陆地上狩猎动物；划着独木舟，带着渔网、鱼线、鱼钩和捕鱼器，从河中和海里捕鱼。
人类在新仙女木期末期又一次开始北上到北欧居住，到了公元前9600年时已经抵达了不列颠。最早的一批殖民者甚至脚不沾水就可抵达。在冰河时代，海平面比今天要低近120米。随着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了，但是第一批动植物重返不列颠活动时，那里还与欧洲大陆牢牢地连接在一起，当然，那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岛屿。
考古学的经典画面是，一小群一小群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不停地迁徙，几乎没留下什么线索。典型的中石器时代遗址面积都不大，人类活动的时间都不长。但是，在约克郡的斯塔卡考古遗址，新近进行的发掘显示，那里存在过一个大得惊人的中石器时代定居点。在这个距今9000年的定居点附近，有一个用加工过的木材做成的平台，它在湖边延伸了约30米。整个区域则占地约2公顷，约2万平方米。在这么大的定居部落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很可能是等级化的。
中石器时代，即使在欧洲西北部还有小群的狩猎采集者处于游牧状态，但至少有一些地方，人类社会似乎变得更为复杂。当时存在着一些人类群体，他们比人们以往所认为的规模要更大、更趋于定居、更加复杂、彼此联系更多。在这种背景下，布德诺悬崖的发现可能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斯塔卡和布德诺悬崖位于英国的两端，它们那里的考古发现都显示出我们很可能低估了中石器时代早期不列颠社会形态的复杂性。而且，如同在中东地区一样，社会的复杂性要早于农业的出现，它并不是农业出现的结果。中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非常多样，有些部落似乎已经过上了非常稳定的定居生活，有些部落则正在发展航海术——地中海周边的黑曜石贸易以及深海捕鱼的证据就是航海业发展的明证。
即便如此，在布德诺悬崖发现8000年前的一粒小麦DNA仍然像是平地起惊雷一般。考古学和植物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示，人工培育的一粒小麦是在9000年到1万年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后来传到塞浦路斯的。新石器文明在欧洲从东到西像涟漪一样传播，到6000年前时已经远抵爱尔兰。在5000多年前，一粒小麦已经传播到了瑞士和德国。但是，新石器文明在地中海沿岸似乎传播得更快。新近的考古发掘显示，到7600年前时，法国南部（已经是欧洲很靠西部的区域了）已经有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存在。这些早期的法国农民有制作陶器，养羊，种植二粒小麦和一粒小麦。作为新石器文明的一部分，有一些类型的陶器似乎沿着海岸，传到了欧洲西部一些地方。法国有一粒小麦的确定证据只比布德诺悬崖的线索早400年，前述的时间差似乎可以弥合了。这并不意味着古布德诺人就是早期的农民，但是他们确实与外部世界有联系。在农业本身抵达之前，近旁欧洲大陆的农产品已经传入了不列颠。
海底发现一粒小麦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肯定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拘泥于自己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不管在任何地方，要发现任何一种东西最早的实物例证，即使有可能，也是难度很大的。现在，遗传学与考古方法相结合，使我们能够提取出深埋地下的极细微的线索。一些历史事件的时间被推向更为久远的时期。小麦，甚至面包的味道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传播到南欧沿海的时间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早。
到这里，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居住在布德诺的一位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有一天，一些航海者前来造访，他们来自遥远的部落，你也时常能见到他们。他们一来，就受到你的款待——坐下与你一起享用一顿烤驯鹿肉。他们也把带的一种别的东西放到了桌上，这是一种硬的小粒草籽，与你能在家附近找到的食物截然不同。这些客人向你演示，可以将这些草籽磨碎，加上水，用手揉一揉再弄平，然后放到炉子中的石板上烘烤。那天晚上，你吃到了一种新的美食：大饼。客人告诉你，在海峡另一侧的人们经常吃这种东西。这些小草籽最初出现在苏美尔地区的草地里，那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小麦是如何抵达布德诺的，甚至它到底有没有被熬成粥或制成面包供人们享用。但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沿着欧洲的海岸线一步一步接近不列颠。我们肯定会问：布德诺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是否知道这一点？他们会不会也在想象，在那块大饼中的麦粒并非是野外采集而是人工种植的？然而，数百年之后，不列颠的森林也会变成麦田。
注释：
[1]Poets，既是人名，又可作“诗”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