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之间的氛围总是奇奇怪怪的。
为了打破这种氛围，我于是开口：“就是车祸发生前后一段时间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之前试过回想，大概时间段是车祸前十几天的样子，车祸后因为我在昏迷，所以也没什么记忆。”
“那你车祸前那十几天的记忆是断断续续还是完全没有？最近有新回想起来些什么吗？”
“有一些模糊的部分，但大体印象是在的。最近，做梦倒是经常梦见自己车祸时的场景，但我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记忆模糊的部分正巧是从六年前我和张斯达签情侣协议的当天开始的。奇怪的是我记得我和张斯达签协议，记得褚洵从伦敦赶来，记得余琰在我和张斯达公布消息的当天失踪，记得我开车在洛杉矶街头整夜地找她，这其中有一些片段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记起，像是一篇有了框架的残缺文章，读得人半懂不懂。
据我醒时陪在身边的瞿女士所说，我出车祸那天又一个人开车出了门，整夜在洛杉矶的公路上疾驰，最后把车开上了那片悬崖，坠崖，或是疲劳驾驶所致。
这原因，确实称不上离奇。
这之后，瞿女士就对我寻找余琰一事颇有微词，甚至在我出院后因为我的坚持对我发过一场难得一见的脾气。
在洛杉矶照顾了我近两个月时间，瞿女士在回国前的那个星期六亲自下厨做了顿饭，当晚的餐桌上，瞿女士说：“琰琰，妈妈只有你一个女儿，照顾好自己。”
我喝着汤，点了点头。
瞿女士的飞机在第二天的上午飞离了洛杉矶。
那是我出院后的第四天，也是我的失眠症犯得最为严重的时候。
此后依然不见好转。
又过了两天，我回到了医院，见到了那时还是我主治医生的傅予。
那是我在洛杉矶时最后一次去医院，因为我发现了酒这种东西对我的失眠似乎很有作用。
渐渐地，我从每天睡前独自喝一点，发展到了每晚都要去找不同的小酒馆来上几杯。
等到廖飞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对酒精有了十分的依赖。
廖飞来洛杉矶一年后，我戒掉了那种依赖。
不再失眠的情况下，酒精已经可有可无。
但去找小酒馆仍然是种乐趣，廖飞也在陪我体验这种乐趣的途中，酒量变得越来越好。
直至我回国前，廖飞已经可以面不改色地边喝爱尔兰威士忌边和酒馆里碰见的人聊天。
廖飞和人聊天的时候也带着一种奇特的温和感，他亲切的语调总是引得和他聊天的人忍不住要多说几句。
他和他们聊自己小时候在曼彻斯特的见闻，他和他们聊自己父母的祖国，他和他们聊大学时被海水重重包围的悉尼，他和他们聊我。
廖飞说起我，神色也总是温和。
即使没有喝酒，光听他说话，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飘飘然。
现在想想，我已经开始怀念自己在洛杉矶的日子了。
至少在洛杉矶，我不需要三天两头地见医生，也不需要一天接着一天地睡不着觉。
看着面前若有所思的傅予，我说：“我其实，不是很想去回忆车祸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