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从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远方有地平线！他从没见过没有山的地平线是什么样的。在家乡他仅能看到太阳从东边的山巅升起来，从天空滑过，而后坠入西边的山窝，又不舍地把万道炫丽的霞光撒在天幕，直到一点点暗淡下去，被黑夜彻底吞噬。正因为有了一种追求，叶尔康决计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或许在那里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平线。
那个年代出远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从隆兴镇到秦城二十多公里的路就得来回走一天。现如今叶尔康要去省城河都，将近四百公里，且大多都要翻山越岭，按他奶奶的话怕是要走到天尽头了。没有火车，也没有班车，只能靠畜力车一站又一站往前转送。往往是一早出发，直到天黑了在客栈落脚住一晚，次日再换乘别的畜车去往下一站。路程远，天气好的时候一般都要走三四天，倘若遇上下雨天，那只有看老天爷的脸色了，耽误十天半个月也是常事。到了冬天，因天寒地冻，没人再出这么远的门了。
一路走来，几经辗转，到第五天后晌，叶尔康才到达了河都。
在历史上，河都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商周时期为羌戎之地，属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直到西汉昭帝置河都郡。后匈奴入侵，河都郡东迁，到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击破匈奴，河都郡复建。在之后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河都曾为前秦、后秦辖地，隋唐时期废郡改州，置河都总管府。安史之乱后，河都被吐蕃占据，后归属回鹘、党项、西夏诸族，直到宋神宗时代被收复，南宋又陷为金朝属地。到了明惠帝建文元年，在河都兴修王府及内外城郭，这才奠定了河都城的规模。
历经铁马金戈、风雨飘摇，河都从动荡中一路悲歌走到了公元一九三八年。这时的河都虽贵为省城，但绝谈不上繁华，三条东西走向的主街道和七条南北贯通的小巷构成了城市的核心地带。部分街巷的路面用石板铺就，其余大多都是沙土路，遇到雨天泥泞不堪。
一条亘古的黄河从北面的城墙外流淌而过。因了这条伟大的母亲河，这座城市便有了一个自豪的名字：河都。也因了河谷带状的制约，城郭只能往东西延伸。出了萃华门，南边的山体骤然包抄而来，北边是黄河，中间仅夹了一座城门楼，出了城只有一条沙土路，再往前走，一座历经沧桑的唐代卧桥静静地横在支流的两岸。
那时的河都工业落后，厂矿企业只有区区二十几家，规模不大且大多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最大的当属清末建立起来的通用机械制造局和以粗毛纺为主的织呢局。市区面积也不到两百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几万人。
但处在抗战时期的河都，作为大后方，大批人士云集于此，诸多抗日团体纷纷成立。许多热血青年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奔赴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战场。一些文化名人，如茅盾、萧军等到河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爱国宣传活动。同时河都又是国际交通要道，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河都然后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
黄昏时分，叶尔康站在铁桥上凝望，脚下亘古的黄河流淌在斜阳夕照的霞光里，波光潋滟。河滩上有闲人放风筝，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水边嬉戏玩耍。河边忙碌的“水客”们赶着驴车拉水，吆喝牲口的喊叫声此起彼伏。
抬眼望去，身后层峦簇拥着的白塔耸插云霄，塔影倒印在黄河中，闪闪烁烁。和众多的内陆偏远城市一样，河都大多是些高低错落的平房，顶上冒着数不清的缕缕炊烟，慢慢在空中交汇，又在晚风里飘忽散去。为数不多的几栋二、三层的楼房可谓鹤立鸡群，站在高处望去很是醒目。在没到过河都以前，叶尔康以为堂堂一个省城会是高楼林立，没想到竟会是这般破落。
这里远离了战火，相对而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显得悠闲，神经也没有沦陷区的百姓那么紧张。尽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大多的人没有为吃不饱肚子焦虑，更没有因偶尔响起的枪声惊慌失措。一日三餐，还有老婆娃娃热炕头，倒也过得滋润。
此时西天的霞光一片瑰丽，火红的云朵似在燃烧。一队远途跋涉的驼群响着脆耳的铃铛，艰难地从夕阳中走来。双手伏在栏杆上的叶尔康神色凝重，脚下的波光潋滟让他觉得有种伤感的意味。也许是旅途疲惫，他的脸上挂着倦意。望着渐渐昏黄下来的天空，他抬步走向街的深处。
虽说已是初秋时节，但天气依旧燥热。日落后随着夜色的降临，气温渐渐凉爽了下来。吃过晚饭的市民要么坐在自家的院落里看星星、聊天，要么三五成群的男人们提着马扎聚集在街口谈天说地。男人不像女人，很少议论家长里短，大多关心的是“大事”，很多和抗日的话题有关。但他们的消息往往都是迟缓的，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几个月前进行的台儿庄会战，说交战双方是尸首遍野，血流成河。也有人悄悄报猛料说，在河南花园口政府军炸开了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南下，造成黄河改道，淹死几十万人。这消息挺唬人，说政府军咋能这么干，遭殃的总是老百姓；还有人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让东洋鬼子变成鱼鳖。
叶尔康从街口路过，听到这些议论很是震惊，泱泱华夏难道真到了“以水代兵”的地步？如果确是如此，怕是离“亡国”不远了。此之前，在秦城读书时他也听闻过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官兵以赴死的决心与日军展开巷战，击溃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数万敌人，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由此“亡国论”一下子又变成了“速胜伦”。可这才多长时间，战局竟逆转到需要堤防骤溃、洪流踵至的境地？难以想象在那澎湃动地的悲骇惨痛之状下，老百姓是怎样魂荡魄惊，呼号震天，简直未忍溯想。
窃窃议论的人们发现有陌生人倾听，赶忙住嘴收声，唯恐惹来横祸。
为了不使他们担心，叶尔康冲他们微微笑了笑，友好地挥挥手，走开了。
处在大后方的百姓感受不到沦陷区被奴役的人们那种切肤之痛，照旧心安理得地过着滋润的小日子。他们可以谈论听来的前方战事，也有兴致到茶园里听几段秦腔。那个年代河都的夜晚是安宁的，百姓夜生活是单调的，街头又是暗淡的。这时的河都尚无发电设施，入夜居民以清油灯、蜡烛或少量的煤油灯照明。在主街道，有限地竖着一根根木柱，煤气灯悬挂在上面，发出微弱的光束。
一些卖完水的“水客”们无精打采地赶着驴车在昏暗里默默走过。
街面上行人了了，一些还未打烊的饭馆亮着昏暗的灯光。这个时候，整个城池最热闹的恐怕要数南关和顺城壕一带，既是商贾集散之地，又是烟花柳巷集中区域，酒家林立，曼舞笙歌，夜幕下上演几多才子佳人风流韵事，嗅一嗅连空气都弥漫着脂粉的味道。
躺在旅馆的房间里，一路车马劳顿，一时难以睡着，叶尔康不免会想起远在家乡的亲人，当然惦念中少不了有俞英莲的音容笑貌。一想到奶奶指定的娃娃亲，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是觉得此事荒唐，而是认为原本从小亲密无间，一旦长大了，在掺杂男女情感的因素后，反倒生疏了起来。这种情感很奇妙，一旦心里有了，就牵挂上了。这般看来，所有的感情都是一种缘份，是一种陪你走过风雨的人间缘情。一个人心跳开始便注定寄托了与这个世界丝丝缕缕的瓜葛，缠缠绵绵的情缘。就像有些人直到进入洞房才看清了对方的长相，却能相濡以沫走过一生。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媒妁之言不过只见了几面，却把婚姻经营得那样和谐，父亲从没有过要纳妾的念头，自然家庭也是非常和睦。不像有些男人有权有钱了，就妻妾成群，往往弄得鸡飞狗跳。
在过去那个年代，女人可以把一辈子交给男人，男人对女人的爱却往往很难达到天长地久。男人也许会因为一个偶遇而放开生活多年的妻子，女人就算男人有个偶尔的出轨也会因为家庭而选择隐忍，男人在外面风流看似是很常规的事情，但女人的找个心灵寄托可能会遭到谴责。从古到今，这个世界由男人主宰，似乎男人寻花问柳习以为常，女人红杏出墙那可就大逆不道，重则沉塘处死，轻者被关进牢笼般的某个角落，直到很快枯萎渐渐消亡。
数十年以后，殊不知，当房子、车子、票子强烈地占领人们的传统理念时，婚姻的涵义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女人因为房子可能会去选择放弃爱自己的人，而去接受有房子而不确定自己在对方什么位置的人，一切变得那么现实。不知是现实玩弄了男女，还是男女在现实中迷失了自己，是人们的贪婪所致演绎了男女的悲哀，还是现实让真正的情感慢慢的走远。现实生活的富足本来可以让生活更加的美好，而富足的背后更多的精神的空虚，人性的蜕变。其实大多数的人害怕了情感的贬值，二奶的膨胀，小三的频现，闪婚提前，不得不承认婚姻有多大的不可预知的危险。离散只在一念之间，彼此的情感已经很淡然。
这个时候，叶尔康心里还想着从小青梅竹马的俞英莲，心静如水。当未来的一天，有个如花似玉的窈窕女子猛然闯进他的心扉，他还会记起这个夜晚飘飞的思绪与牵挂吗？
不知过了多会，迷迷糊糊渐渐睡着了。
这夜他没有做梦，自然也就不会有俞英莲的身影出现。
翌日一早起来，洗漱完毕，叶尔康出了旅馆。在街上飘着幌子的清真饭馆子吃了一碗清汤牛肉面，而后他按照地址前往城市中心地带的贡院巷，去拜访袁征先生。之前在临离开秦城时，他的国文老师黄先生修书一封，要他带上，说到了河都你不妨去见见袁先生，他是我在省文高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对你报考什么专业袁先生会给予相应的指导。
从黄先生的口中，叶尔康大概得知了一些袁先生的履历。袁先生名曰袁征，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五岁考入省文高学堂读书。一九〇八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校方选送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读书。他除苦修地质专业外，努力钻研英文，经常去译学馆向蔡元培等著名学者请教，倍受器重。期间，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九一三年夏天，袁征毕业后因学业优秀而被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一学期，后转柯州高尔登大学(现称科罗拉多大学)采矿系修业六年，获采矿工程师学位。继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冶金系进修一年，获冶金工程师学位。一九二〇年，又入匹兹堡大学矿冶系金图门研究班深造，毕业时撰《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论文，获冶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和他同去美国的同学们以中国穷苦、无用武之地为由，欲留之于美，而袁征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归。用他的话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故土，正因为穷，才需要我们这些学了知识的人去振兴，我必须回去！”回国后，袁先生受邀任省教育厅长。当时各校抗议正殷，普遍停课，他认真办理教育行政事务，狠抓新学制的建立，催令各校即速照常上课。然督军以此为借口，对教育横加干涉、干扰，袁先生愤而辞职，回返家乡。在老家赋闲的那些日子里，他时不时提着一把地质锤，把家乡的黄土高坡几乎走了个遍，山峁、沟壑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经实地考察，他断定家乡地下有煤炭、石油，至于到底有多大储量，只能等钻探勘察后才能进一步确定。不久袁先生从家乡回到省城，他自备工具、仪器、化学药品，携带帐篷和灶具，与几位从事地质工作的同仁乘骑出发，长途跋涉，对西北地区广袤的山川、戈壁进行了地质调查，行程数千里。沿途多为高山峡谷，荒无人烟，他们翻山越岭，栉风沐雨，野宿自炊，备尝艰辛，终于绘制成了一份比较详实的、也是本省最早的《矿藏分布图》。
多年后，袁先生提起当年的艰辛，无不感慨地说，那个年代各方面条件实在有限，没有物探、化探等先进地质设备和仪器，基本上就是靠一双眼睛、一柄地质锤，徒步丈量大地，再加上到处战乱，没有经费，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要想获取一些更为详尽的数据、资料，仅靠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黄先生曾说，正是有像袁先生这样的许多爱国者构筑起了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他们对事业的追求令人敬佩不已。如果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没有这些有良知的“脊梁们”苦苦支撑，真不敢想象会糟糕到何种地步。
贡院巷离叶尔康下榻的旅馆不远，步行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这条幽深的小巷因清朝前期在这里设置贡院，举行岁考、科考，故由此得名。
袁先生的居所是一处典型的西北民居，堂屋坐北朝南，清一色的砖木结构，左右厢房间距较窄，屋顶为“一坡水”，窗户为正方形棋盘格式。
叩响门环，开门的是袁先生的太太。说明来意后，袁太太把叶尔康领进了客厅。
“你很幸运，几天前袁先生才从玉门考察回来。”袁太太一边给叶尔康泡茶一边说道。
稍许后，袁先生从书房出来，叶尔康起身鞠躬，双手恭恭敬敬递上老师写给袁先生的信。
“哦，你是黄国章的学生。”袁先生打量着他。
“贸然拜访，实在不好意思。”叶尔康很是忐忑。
“别那么客气，坐吧。”
从神情上看，袁先生倒也和蔼，但叶尔康还是颇为紧张，鼻尖已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他在凳子的边缘落座。
袁先生看信。
过了会，看完信的袁先生望着叶尔康点头赞许道：“不错，是个好后生，黄先生这般器重你，说明你是有一定学识的。作为乡野之地走出的学子，你有上进心，这很好。依你的成绩应当去报考京城的名牌大学才是，可是……”袁先生顿了顿，不禁黯然叹气，“唉，偌大的国家如今居然摆不下一张课桌，实在令人痛心啊！”
叶尔康颔首聆听。
袁先生又继续说道：“正因为国家贫弱，才需要培养更多的有学志士。我这次到玉门去，收获颇丰，由于那里发现了石油，几个地质学者正组织人马进行地质钻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相信随着老君庙油井的开发，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油的面貌。但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仅靠一个玉门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彻底摘掉世界上给咱们扣上的‘贫油国’帽子，我辈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奋努力，才能打破西方人的论调。”袁先生沉吟了下又说道，“我们国家仅仅一个石油领域就如此落后，那么还有金、银、铜、铁等方面呢？正因为落后，东洋人才敢大举侵略我中华。东北沦陷，华北落入倭寇铁蹄之下，南京惨遭屠城，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该当觉醒了！”当几十年后，在石油领域，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第八大原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那是怎样的规模，前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多的时候都是袁先生在说，叶尔康在听。说到后来袁先生告诉叶尔康：“眼下地质专业人士稀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如到西安报考这个专业。”叶尔康问：“河都大学没有地质专业了？”袁先生说：“原来有，从去年起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专业已经停止了招生。”袁先生还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以蔡元培为首的一些教育家们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在此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存留住中国教育的精髓，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教育部下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至此，大批学校迁往内地，播撒科学文化的种子。眼下秋季招生很快就要开始，现在还赶得上。你若愿意，我给薛晔先生写封信，到时候你带上。”叶尔康不知道薛晔是干什么的，疑惑中听袁先生进一步解释道：“薛先生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比我年轻几岁，在我国矿床学方面是个权威专家。这次去玉门考察，我们一起去的。他刚刚受邀到西北联大任教，前天才从河都离开，去了西安。你来得略迟了点，不然你还能见到他。”
听了叶先生这一席说教，对叶尔康触动很大。之所以他后来选择报考地质专业，无疑说，完全是受了袁先生的影响，从而也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轨迹。纵然人生之路到底是平坦还是坎坷，谁也无法预料，只有走过了才知道是对还是错。正如一位诗人说得那样：人生关键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叶尔康再次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