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劫的中国人
满洲中国政府以前所用的人员，多数被日寇强迫留任，让他们在原先的职位上为日本人服务。这是日本计划的一部分，意思是要使全世界和国际联盟相信“满洲国”的组织是“满洲人民”革命的结果，与日本人全无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不负责任了。
在日本的对外宣传中，15万名日兵，18000个日本宪兵，4000名特务警察到满洲来，是应“满洲国政府”之请，以保护人民，抵御中国国民党与“盗匪”的进攻。
日本人为满洲国的人民抵御这么多“敌人的攻击”真是“功德无量”。事实上他们通过军事占领控制了满洲国所有的重要职务，满洲国政府的所有人权和事权都掌控在日本人手中，他们对满洲国政府的控制非常严密，每一个人都受到他们的监控。
所以日军的十万“顾问”控制了满洲的政府机构，每一部、每一机关无不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日本“顾问”，这些顾问控制了一切事情，向每一个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
这群“顾问”都是些什么人物？说出来是会吓到人的。
日军踏进满洲不久，任何日本人，不论三教九流，凡能说上几句中国话或俄国话的都做了“顾问”。这帮顾问多数是罪犯、骗子、浪人、走私商、毒贩、妓院老板。日本下层社会的这帮渣滓占据了满洲国政府顾问95%以上的比例。这些下流人物倚仗日本旗帜和治外法权为护身符避开了“满洲国”的法律。因为这个原因，满洲国当局极力避免与日本人产生冲突，让满洲国的警察对日本人的违法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根本没用，日本人没有因为满洲国政府的隐忍而收敛自己的行径，相反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满洲国就是一个日本人可以自由行动的国度。
“满洲国政府”的第一批日本“顾问”，就是这些“宝贝货色”。昨天还是地痞流氓，为人所不齿，一旦骤然高踞各行政官厅之上，就对中国人和俄国人掌握了生死大权。寻常人要是不向他们行贿孝敬，便寸步难行--他们如果做得到的话，连人们呼吸空气的权力都要收捐的吧。警政系统的日本顾问们上任没几天就签发了大批的命令，逮捕了大批中国和俄国的富人，目的在于让他们缴纳巨额赎金以换取自由。在法院系统担任顾问的日本人肆意干涉诉讼，中饱私囊。案件的处置，完全看原告和被告的“孝敬”的多少。钱给得多的一方往往能够获胜，而贫穷的一方则往往败诉。
为使读者更明白满洲的日本“顾问”制度，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也很有说服力。
康士坦丁·伊万诺维奇·中村是一个日本人，如他的名字所示，他曾加入过俄国东正教，但他和其他日本人并没什么两样。他居住在满洲和朝鲜二十多年，以理发为业，在哈尔滨一个名叫新安埠（俗名偏脸子）的地方开了一家理发店。原本他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对于中国警察都得低三下四。中村的理发店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的真正职业是贩卖吗啡、海洛因、鸦片，并在距理发店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妓院。因为从事非法勾当，中村当然害怕中国警察过来找麻烦，一直小心翼翼，但他的名字还是三次出现在哈尔滨警方的记录里面。
原来的东北军当局虽然为求苟安，对日本人出售毒品与贩卖妇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日本人做得过火了，他们也会出面干涉。所以中村就在哈尔滨警厅的档案里留下了案底。
1923年，中村与一个俄国女人同居了，这个女人是寡妇，有一个11岁的女儿。几个月后，他强奸了那个女孩。女孩的母亲向中国警察控告了他的恶行，中国警察把中村逮捕了。但中村得到了日本领事的庇护。日本领事把他引渡过去，在日本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日本人当然包庇他，日本法庭认为他没有犯罪，因为依照日本法律，他“买”女孩母亲的时候连女孩也“买”了，因此女孩也是他的私有财产。
1926年，哈尔滨警厅又接到了关于中村的一个案子。这次是一个俄国人到他店里理发，被麻醉后抢走500美元。这个俄国人醒来后发现自己的钱丢了，跑到警察局控告中村。于是中村又被中国警方逮捕了。日本领事又出面了。像上次一样，日本领事说这名俄国人之所以丢钱是因为自己喝醉了，中村又一次逍遥法外。
1928年，中村又因为在妓院内蓄养12岁的女孩，被控于日本领署，结果当然是他又被无罪释放了。
这些事实我都是可以亲自作证的。
现在中村已做了日本宪兵的“总顾问”、俄侨事务局“总顾问”、俄侨学校督察员、圣弗拉基米尔大学的名誉副校长，那是日本人为俄国人所设立的一所没有教职员的皮包大学。
满洲人民不仅被无孔不入的“顾问”折磨，还有一场大难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成千上万的大概是由天皇大赦出来的罪犯像一群吸血鬼般蜂拥进入满洲。这些人堕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恶行不是笔墨能形容出来的。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想象的，为上帝所不容，是没有人性的。哈尔滨这个北满的中心城市在夜间变得非常不安全，甚至白天也不安全。大白天里，中国商人被所谓的“日本浪人”殴打劫抢，日本警察绝不加以干涉。白种女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她们走在路上，都会被这些日本“天之骄子”扒光衣服施行奸淫。
我举个例子。
1932年2月7日，一位名叫S.K.的夫人与她16岁的女儿走在大街上，一群日本浪人袭击了她们，把母女两人拖进一间屋子里，先将母亲奸淫，后又强迫她看着女儿被四个人轮奸。
母女获释后，立即向相隔不远的日本领馆一个下级军官报告她们可怕的经历，与这个军官一同值班的还有两名宪兵、一个翻译。
“你的女儿被强奸有什么证据呢？”那个下级军官用讥诮的口吻问。
这位母亲说道：“我可以给您指出他们施暴的那间屋子，另外我们还有医生检查的证明。”
“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的女儿做一下检查。请你们俩到隔壁的那间屋子里去吧。我们马上给你们检查。”这个军官说道。
母女按照要求走到一间相邻的房间内，两名宪兵强奸了母亲，而那个下级军官和翻译则轮奸了那名不省人事的女孩，事后母女两人都被拘捕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
差不多一个月后，那夫人的丈夫才从中国人方面得知妻女的遭遇，他被迫出500美金把她们赎了出来。日本人收了款，5天后，即3月28日，日本军事代表团对他说，若他再有一个字提到日军，便要枪毙他。
哈尔滨的俄文报开始报道这类事件，日军当局便发出严令，对于犯罪的人，都必须用“外人”字样，不得用“日本”字样，否则即予以停刊处分。
咖啡店、酒馆的老板们，认为日本浪人是一群缠扰不清的恶魔，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冲进华人或俄国人经营的店里，令店员拿出酒菜，吃完了抹抹嘴扬长而去，不付一分钱。这种抢劫，也是日本宪兵的日常行为，他们甚至比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不但强迫店主让他们白吃，还在临走之前，见到什么好玩儿的东西，如留声机、无线电、台布、美酒、安乐椅等，尤其是金器银器，都随意搬走。日本人似乎对钟表特别感兴趣，每一名日本宪兵在驻满期内，都是能掠劫多少就劫掠多少。他们由大连坐轮船回日本的时候，全都满载着劫掠品。
我经常看到日本兵们从大连回国，他们全副武装地在大连耀武耀威、招摇过市。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抢来的东西，有时他们背得累了，就会把东西放在地上。我经常在他们抢来的东西里发现壁钟、收音机、电话机等物品。
被他们劫掠的大都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的妇女受害尤重，她们经常被日本浪人、士兵、宪兵和那些日本“顾问们”强暴，日本人玩弄她们的花样百出，无耻和残忍的程度超乎想象。
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无人道，再没有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了。古时的野蛮人杀人越货，都是在一段时间内的，但野蛮的日本人却是有计划地干下去，他们榨取受难者的血不是一次性榨干，而是让他们休养一下，然后再重新榨取。
哈尔滨这座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是恐怖的，令人毛骨悚然。整个“满洲国”的气氛都是暗淡的，日本人在这个傀儡国家中到处烧杀抢掠，他们所到之处，片瓦不存，留下的只有遍地的尸体和断壁残垣。他们随意杀人，他们恣意破坏，他们遇到的年轻姑娘基本上都难逃魔掌，都会遭到蹂躏。
世界各国把日本人当作文明人，实在是大错特错，这是一个极悲惨的错误，最后将证明这是一场大祸。因为日本人一旦卸下了文明人的伪装，就变得非常狂暴。自天皇以下，日本军人纠集起来的小集团非常狂热地想征服所有文明国家。让一群全副武装的野蛮人手里掌握着可以毁灭任何文明的现代化武器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如果这个军事集团一旦失控，就会对爱好和平的没有防御能力的他国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这种伤害只能用“浩劫”来形容。
我碰到了土肥原
1932年2月14日，一个日军少尉和一名军曹到我家里来。那少尉用英语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要和我谈话。他向我鞠躬，一连三次，但从其表情我便可知道这项邀请实际就等于命令，不过，我还想确定一下。
“劳阁下的驾，请报告土肥原大佐，我吃过中饭就去拜访他。”那少尉又鞠了两三个躬，用日本传统特有的恭敬低声下气地说，“大佐要你马上就去，我有车在外等候着，陪伴你去。”
我猜对了，这真的是个命令。
我拿了帽子和外衣，便上路了。
在特务机关里等了5分钟，有人引我走进土肥原大佐的办公室。
我认识土肥原已有多年，当我在蒙古初次遇到他的时候，我的印象并不好。他是个矮个子，圆面孔，身段结实，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礼数烦琐得过分。外国新闻记者称他为“满洲的劳伦斯”（按：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为英国经营中东的先锋，以“满洲的劳伦斯”称呼土肥原意为他是日本经营满洲的先锋），但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
这次也和以前一样，他含笑向我寒暄，但他的笑里却带着讥诮。我们握过手，他招呼我坐下，用俄语对我说：“我喜欢用俄语说话，英语是不得已时才用的，我痛恨英语，它和英美人一样于我毫无用处。”他沉默了几分钟，眼睛望着我。
“我们是彼此相识的，是不是，万斯白先生？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是在哪里见的面吗？”他问道。
“倘若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天津。”我回答。
“很好，你的记忆力真好。我听人说你是非常聪明的，一件事用不着向你说两次。我们说正题吧。
“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我知道，如果你肯做，你会做得很好，反过来说，倘若你不做，或是做得不好，那就是你不情愿做。”他慢条斯理地说，“以枪毙来对待不合作的人，已成了我的习惯了。”他用平常的语气对我说：“万斯白先生，我们有没有对中国宣战这不重要，不妨碍你为我们工作。我希望你与我们合作，如果你和我们有一点点的不合作，或者让我们觉得您有一点点的不情愿，我们就会将你视作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冒犯，我们惩罚冒犯大日本帝国的手段就是让他去死。如果你是单身汉，我还相信在你的朋友帮助之下，你能够跑到中国关内。可是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你自己的处境吧？所以我劝你多打起精神来，死心塌地地好好为我们去干吧，否则你会后悔的。”
我想了想，对他说：“平心而论，我不是不愿意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不过你们得给我一份丰厚的报酬。我现在手里的钱不多，我还想再买下一家或者两家剧场。如果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保障我家人的安全，我可以考虑为你们效劳。”
他听完这话，呵斥我：“万斯白先生，我不是在邀请你，而是在命令你，理由已向你解释过，用不着再费力来解说了。你得在明天上午11时到我的办事处来，我带你去见日本的满洲情报处处长，我相信你和他一定很合得来。等到你和日本人相处惯了，你会看到日本人要强上中国人万倍，且日本人远胜于美国人或地球上的其他任何民族，任何欧洲人能得以为日本人工作，都应该引为光荣。你要小心行事，别忘记了你的旧友斯温哈特的遭遇，他是溺死的，是不是，万斯白先生？”
斯温哈特是美国人，服务于满洲政府。他在日本被杀害，尸身被抛入大海，但东京报纸刊登的消息却说他是遭意外溺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