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是两本讨论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流或承继关系的书。古典文明包括两个先后呈递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书名《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表明作者所属的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学人与14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一样，并没有因为现代世界的新说迭起、漫无定准，便拒绝承认自己是希腊罗马历史文化遗产的传人。[1]
既然是继承人，就需厘清自己获得了哪些物质与精神文化资产，不能稀里糊涂地泛泛而论。为此，作者制订了辨识遗产的分类标准，把古代遗产细分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属性影响和装饰性影响的三种类型。
所谓决定性影响就是没有甲就没有乙，古典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其所影响对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比如没有古典哲学就没有近代哲学，没有古典建筑就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不一而足。所谓从属性影响是指没有甲可以有乙，但甲对乙的形成提供了支持或有利于其完善，如西塞罗哲学或新斯多葛学派对启蒙时代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作用之类。装饰性影响则是修辞意义或比较意义上的作用，如现代演说中引用古典的格言成语，现代论述中援引古典的范例等等。
类似这种抽丝剥茧般地整理“家底”的著作，自文艺复兴以来便不断有人写过。为什么20世纪末叶的西方人还需要重新整理呢？《罗马的遗产》主编之一理查德·詹金斯对此做了解答：“时代似乎要求对二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2]他的意思是以往的整理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所以两本书的封面语都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新的评估”（A New Appraisal）。至于新在哪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阅读中得出自己的理解，至少在对罗马文明成就的估量上，新评估要比旧评估多了许多肯定。
阅读这两本书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欧洲各地甚至西亚北非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收存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巨量可移动文物，在书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在按门类列出的清单中，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仅在建筑与城市及形象艺术章节中得到了展现，其余约十之有八九的篇幅给了诗歌、音乐、戏剧、史学、哲学、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政治理论、教育与修辞、科学与数学、神话、传统、语言、法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可能和作者的价值取向有关。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给人以视觉触觉的感知，当然也触动人的心灵。但能够抵达西方文化灵魂深处的东西，更多的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把整个西方价值观比作层累的考古文化层，那希腊罗马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做是最底部的第一、二两层。这部分对西方人来说是奠基性或根本性的，构成了价值观的基础，其意义更为深远和重大。
对于缺少西方古代中古史知识的一般读者，有一点还需加以说明，就是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与流关系具有特殊性，和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有所不同。打个比方，现代中华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之间是亲本关系，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则是嫁接关系。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卢人或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在古典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眼里，均属语言不通、文化低下的蛮族人、异族人。现代西文中的蛮族（barbarian）一词，最初在古希腊语中是一个拟声词β?ρβαροι，拉丁文对拼作barbarous。它源于希腊人模拟异族陌生语言的发音“吧勒吧勒”（bar-bar），意指含糊不清的说话声。起初它的复数形式β?ρβαροι是指希腊人对外族人（非希腊人）或不讲希腊语的人的一种没有褒贬意义的通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在取得希波战争胜利之后，思想上开始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感，蛮族一词随之有了贬义。后来古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周边地区，接受了包括蛮夷概念在内的希腊文化。他们把自己和希腊人之外的异族人统称作蛮族。所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现今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属于语言、宗教、习俗殊异的其他民族。虽然在罗马帝国中后期，北部的蛮族或多或少地被“罗马化”，但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已经式微的古典文明也随之消亡，人本主义为主的古典书籍被封被毁被藏，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基本断了传人，取而代之的是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明，长达近千年之久。
后来资本主义兴起，西欧首先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进程。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首先找出了古罗马文明，再顺藤摸瓜找出了古希腊文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罗马文化。及至启蒙时代，古希腊罗马著作已被西欧人奉为学习和模仿的经典，小学都要开设古希腊拉丁语课程。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熟读古典文献，是判断一个人学识教养程度的基本依据。我们读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无论是哲学之父维科，还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等人的作品，古典文献不仅是他们的材料来源，而且是他们的思想源泉。譬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不仅布局近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且不少论点与亚里士多德雷同。这种古典文明遗产为文化教育基本教材或读物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所以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即使未达到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却也八九不离十。古典文明的遗产就是这样与近现代西方文明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近代西方人把古典文明作为自己的历史基础，完全是因古典文明适应近代西方的需要，从而引起他们主动选择或主动认亲的结果。在这种“嫁接”的过程中，同期的希腊人并没有参与，因为他们沦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被隔离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外。因此现代希腊古典学的学术带头人，反而多是欧美高校培养出来的博士。这使历史充满了戏剧性。
还需指出，现代西方文明并非只有一个古典文明源头，它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基督教文明，可谓“文化层三”。基督教原本从犹太教脱胎而来。倘若圣经《新约全书》可信的话，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拿撒勒派的精神与组织领袖，他并没有另组新教的雄心。但客观历史吊诡的是，当事人原想进这个房间，他的门徒却把他抬进了另一个房间。当然，基督教能够成为独立的宗教并广泛传播，还有赖于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周边世界的统治和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改造。这即是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古典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对于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亦即古希腊罗马人眼里的蛮族来说，都不是土生土长、一脉相传的文明，而是外来的文明。
顺便再说一句，古典文明是否还有自己的源头呢？这是西方学界一度热烈讨论的课题。1978年，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发表《东方主义》一书（中译为《东方学》），提出西方的自我中心论始自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他的这一解释带动了西方史学面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实问题而寻求古代解释的新方向。随后一些学者提出希腊东方化与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古典文明不是原生文明，而是深受近东文明影响的派生文明，大煞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风景。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伯纳尔。1987年起，他陆续发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共三卷，认为古希腊文明源自古埃及与腓尼基文明，现代流行的古典文明系希腊人创造的说法出自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制造的幻象。
时过境迁，东方化的观点虽然因证据不足未被西方学界普遍接受，但问题的提出至少引起人们对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关联性的思考。
对于古典遗产，我们东方人虽不是继承人，却也不是瞧热闹的看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也分享了这份遗产，比如拉丁字母和拼音文字、装饰性的建筑形式、西式舞台剧、奥运会、体育场馆、剧场等公共文化空间，当然还有受益良多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修辞学、逻辑学、文学、教育学、法学等学术思想。举个具体例子：我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入学后通常要宣读希波克拉底的从医誓词。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人，西人称之为“医学之父”。他制订的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纯粹是古希腊的回声，但在我们亚洲人心中也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两本书的引进不只有助于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如果我国学人再进一步，像芬利等人一样，认真梳理一下我们继承的古代遗产，那一定是惠及现在和后世读者的善举。
是为序。
郭小凌
2015年7月7日于首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