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之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奋斗。当时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此类图书不太多见，因此出版之后，颇受学界重视，一时颇为流行。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承世纪文景盛情，准备修订后重新出版，让我们两位译者且喜且忧。喜的是多年旧作，居然至今仍有人需要，对译者来说，成就感不言而喻。忧的是这十多年中，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许多方面仍不尽如意，但社会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外语能力，较之当时都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可资利用的原始文献和相关著述，不管是纸版的还是电子版的，其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就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古代传统而论，自本书出版以来，《希腊的遗产》、《埃及的遗产》和《印度的遗产》先后由张强教授、刘文鹏教授和陶笑虹教授翻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治博士翻译的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的第1卷也已经由世纪文景出版；普法伊费尔的《古典学术史》也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在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不少著作如《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等，也都涉及古代传统。在国际古典学界，古典传统研究如今已成为古典学一个显赫的分支，除早年已经出版的如博尔加（R.R.Bolgar）、海厄特（Gilbert Highet）、奥吉尔维（R.M.Ogilvie）等的通论性著作外，近来关于斯巴达传统、雅典民主传统、西方文化中的恺撒、维吉尔传统、塔西佗传统、李维传统的专题著作，也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英国布莱克维尔公司在出版古代世界的指南时，专门出版了对古典的接受和古典传统两部指南。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从19世纪末开始出版的德国的《保利古典古代科学百科全书》，其第1版及其增补达到83巨册，但少有古典传统的著述。新版篇幅较旧版大幅压缩，正文只有16卷，但它的新奇之处，在于正文之外，给古典传统另立了6卷。如果说19世纪末以后人们不再把古典传统作为能给现代社会提供灵感的主要来源，诸多迹象表明，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似乎正在重新发现古典传统的价值。1992年西方规模庞大的纪念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活动，伊拉克战争时报章上满天飞舞的古代史的类比，牛津大学教授米拉重估罗马共和传统在西方民主政治传统中地位的努力，以及国际关系学界正在热烈地讨论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都暗示随着古典知识的普及，古典传统再度活跃起来。
在此过程中，罗马传统似乎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这不仅因为西方的语言、文学、史学等深受罗马影响，西方的建筑、艺术和技术等，在很多方面也承继了罗马的遗产，还因为随着古典晚期研究的兴起，罗马帝国与中世纪之间的继承性，随着观察的角度从所谓衰落转向转变，也得到更多的重视。基督教、罗马法、帝国理念等罗马政治和宗教的遗产，在中世纪发挥的作用，可能远比过去人们认为的要大得多。当中世纪的皇帝在加冕时仍号称罗马人的皇帝时，当那些观礼的人群欢呼时往往也把新君主比喻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时；当中世纪晚期一个法学家在回答某个城市的提问，实在在罗马法中找不到类似的先例，乃自己根据情况虚构了一个解释，然后拿去冒充是罗马法的解答，且居然得到接受时；当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在辩论各种政体的特征，总是拿波里比阿和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作为根据，美国宪法中居然包含着那么多的罗马共和国的因素时；甚至在21世纪，当美国开始空袭伊拉克、英美诸多大报都用英美军队将像恺撒的军队那样成功渡过卢比孔河、却对战后的结局表示怀疑时，罗马的遗产，实在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二道贩子可以形容的了。基于此，在新的时代重读《罗马的遗产》，或许对我们理解当今西方的社会与文化，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次修订再版时，晏绍祥通读了译文，改正了其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承吴舒屏教授充分信任，在没有征求她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对她承担的三章中的译文也做了些许改动。对一些在初版时看来还有某些价值，但现在已无多大意义的注释，则予以删除。译者非常感谢初版出版以来诸位师友指出的译文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些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限于自己糟糕的记忆力，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请诸位师友海涵。责编马晓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从重新联系版权到再度排版校订译文，都付出了艰辛劳动，特致谢忱。当然，如果本书的译文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自应由相关译者承担，尤其是由我承担。
晏绍祥
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