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鸿森
##一
长期以来,清代学术史研究,大多集中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大昕、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章学诚等少数著名学者。也许由于自己出身底层,所以1989年我编《陈鳣年谱》之后,我的研究,即致力于发掘一些重要而长期被学界所忽略的学者,我搜罗他们的遗闻轶事,排纂其学行事迹。
2016年秋间,我编《朱文藻年谱》,可说是一趟不同经验的发现之旅,年谱编纂过程,我逐渐意识到,清代学术史其实存在着“明”和“暗”两个世界。过去学界很少关注“学术生态”底层——生员的社会角色和生存处境,朱文藻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样本。朱文藻,字映漘,号朗斋,出身寒微家庭,父亲是个铁工,为了谋生,从福建建宁迁居杭州。
朱文藻生活的年代,和钱大昕同时,钱氏长朱文藻七岁。钱大昕主要的生活圈在苏州,朱文藻则在杭州,皆属江南名区。由于乡试有录取限额,主要依据各省文风高下、人口多寡和丁赋轻重而定,江、浙人文荟萃,才人辈出,举人乡试竞争尤其激烈。钱大昕科举之路极为平顺。虽然两人只相差七岁,但一个是主考官,一个是应试举子,科举的成败,形成巨大的阶级差异,于此可见。
当时朱文藻谋食常州靖江,其友严诚是杭州地区著名的才子,工诗善画,他以朱文藻所撰诗文出示汪宪,汪氏极赏识其才学,延揽他到振绮堂从事编校工作。
朱文藻乾隆三十年初到振绮堂时,首先抄录校订的,就是《辽史拾遗》,他根据厉鹗手稿和另一抄本残卷,将它“汇录成完书”,编为二十卷。厉鹗所著《东城杂记》,也是由朱文藻编录成书。
朱文藻长期馆于振绮堂,因此,与杭州地区大多数藏书家皆有来往。由于富饶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深厚的人文底蕴,江、浙出现不少著名藏书家,浙江藏书风气尤盛。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清廷采访天下遗籍,编纂《四库全书》,清高宗特别谕令浙江巡抚加意访购。从乾隆三十七年秋到三十九年夏,浙江省分十二次进呈,所征集到的善本秘籍,多达四千五百二十三种。
朱文藻博闻多识,除参与浙江遗书采访工作外,鲍廷博汇刻《知不足斋丛书》,其中不少罕见之书,即由朱文藻佐其参订、校勘。朱文藻娴熟乡邦文献,吴颢编《杭郡诗辑》,因得朱文藻之助,为他增补遗阙计二百余家,可见朱文藻平素搜访之勤和周览之博。
##二
科举,对于广大寒窗苦读的举子而言,是改变社会阶梯唯一的选择,但它却是一条漫漫长路。朱文藻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岁时补诸生,次年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乾隆五十三年第十二次乡试,时间长达三十年。似乎朱文藻六十岁以前,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五十七年壬子科乡试,他还应考。最后,已届花甲,“青云之志”只好断念,以一衿终老。
乾隆三十四年冬,汪宪听说苏州藏书家朱奂滋兰堂藏有《系传》抄本,因以振绮堂之名,由朱文藻亲赴苏州商借。朱文藻借到《系传》后,即影抄一部,由振绮堂收藏。滋兰堂本是个抄本,文字传写颇多讹误,因此,朱文藻又借杭州郁氏东啸轩所藏另一个抄本对勘,并取汲古阁本《说文》参校。附带一提,朱文藻为知不足斋所校各书,亦多辑有类似的《附录》,以便读者参阅,这是他博洽多闻的一种体现。朱文藻将《说文系传》归还滋兰堂时,特地将自己所撰的《考异》、《附录》另写一帙,附于滋兰堂本之后,作为答谢。
朱文藻虽屡试不遇,但其博学之名久著于外,因此,他多次被当时名公巨卿延请协助编校事宜。朱文藻应王杰之聘入京佐校《四库全书》,此行想必为他在杭州学术圈增加不少名望。他南归后,先后应邀为汪氏欣托山房校勘《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文藻未刊稿《校定存疑》抄本册三,是乾隆四十六年夏、秋间,他为欣托山房所刻的《隶释》、《隶续》两书所撰的校勘记。四十七年夏,又为欣托山房校《韵补》,并协助王昶重修《西湖志》;四十九年,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乾隆五十年,为孙氏寿松堂校勘《资治通鉴》,以寿松堂所藏宋刻本,与明人路进刻本、天启五年陈仁锡刻本对校,有校记六卷,这些皆其荦荦大者。其后,又为陶元藻增补《全浙诗话》。
朱文藻能诗,传衍杭世骏、厉鹗一绪流风遗韵,故周春赠诗有“杭厉一灯还未坠,西泠十子果相如”之句。他费时数年,为陶元藻增辑《全浙诗话》,“博考诸家文集,外及山经地志、说部杂家、名人书画真迹,无不采录”,故而对两浙诗家文献,原即寻讨有素。其次,朱氏勤于编录,长年搜罗遗佚,采访、选录诗家名篇佳什,故吴颢编《杭郡诗辑》,即“于朱朗斋文藻处得二百余家,以增补所无”。更重要的是,朱文藻长于编务,他编有《武林耆旧诗》,并为阮元编订《山左金石志》,为净慈寺编纂《寺志》等,因此,由朱文藻担任《两浙輶轩录》总纂工作,正是不二人选。
##三
朱文藻困于科举,侘傺以终。朱文藻孜孜矻矻,穷年撰述,但并没能改善生活窘状。朱文藻死后,家贫不能葬,道光九年,即死后二十余年,振绮堂后人汪远孙和朱文藻弟子胡敬出资埋葬朱文藻和子、媳、孙一共六柩。他虽“著书满屋”,却无力刊刻,这些遗稿一部分道光时归清吟阁所有,咸丰庚辛之乱,清吟阁藏书“散失无遗”,朱文藻多数遗稿俱已亡佚,仅有少数稿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上海、浙江图书馆。
王昶极称朱文藻博通史学,这应该是他助纂《金石萃编》时,王昶的切身感受。朱文藻应王杰之邀入都校书,即曾协助校订《续三通》;又为孙仰曾寿松堂校勘《通鉴》,有校记六卷。这两种校记收于《校订存疑》册##一、册二。
朱文藻另有一值得称述的是他熟习两浙文献,前面谈过,他曾分纂《西湖志》,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参与《嘉兴府志》校刊工作。晚年还应余杭知县张吉安之聘,主纂《余杭县志》。
朱文藻算不上清代第一流的学者,我的报告主要是想藉由朱文藻的事例,用以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者长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现象,以及清代社会某种上下掠食而又互相依存的学术生态链。报告卑之无甚高论,但希望能为清代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