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只是意义渐失的收藏品，即便像《红楼梦》这样仍熠熠生辉的作品，因为时代的变化，其中不少部分也会失去生机，必须经过一次当下的刷新，陈旧的部分得以更新，潜藏的意义方彰显出来。这或许正是古人讲的损益的一部分意思。即便这损益有时候并不恰切，甚至南辕北辙，却也有着当下的鲜活气息。
“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失的原现象。”
有一些不是非常熟悉的古诗，经过“潜水采珠人”的采撷，放进文章中看起来不经意的地方，略加解说，便洗去了原先的暧昧模糊，豁朗朗在眼前清晰起来。
二
清初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说，当时读《诗经》者习用朱熹《集传》，多以其言为区分比、兴的标准。斩截的二分，差不多才是姚际恒针对的主要问题，他根据自己的心得，把“兴”体立为两类：“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
近代以来，因为对艺术作品“无利害性”的重视，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为艺术而艺术”，空灵洒脱成了艺术的主潮，与神韵派相似的观点就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流风所及，也就难免今人觉得古注拙笨了。不过总觉得，看起来不够漂亮的承负之感，是诗的责任之一。
三
《诗经》中的邶、鄘、卫三国之风，因后来邶、鄘归卫，古注皆系之以卫事。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后世“再没有一个小国家挣扎着要生存下去，挣扎着保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世界”，也早就没有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的微妙心思，邶和鄘这样的小国，最终可能只是“三国同风”中被同去的那部分，连着其中真正的贤良忧心。
四
钱钟书在文章中提出过比喻的“两柄多边”之说。在《管锥编》里，又引我国古籍，言镜喻之有“两边”，“一者洞察：物无遁形，善辨美恶”，“二者涵容：物来斯受，不择美恶”，“前者重其明，后者重其虚，各执一边”。后者的例子，用的正是此篇《柏舟》的“我心匪鉴，不可以茹”。取镜之“涵容”义，用来反对古注。
五
《柏舟》的诗旨，历来有两解，上引毛传，以为卫顷公时仁人不遇之诗。三家诗的鲁诗，则以为卫宣姜夫人不得于夫而作。两造各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前者历来影响毋绝，后者则有朱熹为之张目。
宋李樗、黄櫄《毛诗集解》，更进一步把《离骚》和《柏舟》联系起来。清人牛运震于《诗志》中，则几乎定《柏舟》为《离骚》之滥觞。
更早的，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就把屈原跟《诗经》牵扯了起来。刘安以国风和小雅比《离骚》，班固以大雅与《易经》驳，孰是孰非，颇难一言而决，从中倒是可以看出两人评价系统的截然不同，也提示了我们解决前论镜喻问题的可能。
《柏舟》中的仁人也好，皭然不滓的屈原也好，似乎都缺了一点涵容之量，并非如镜子般“虚而能受”，也就无法在镜喻层面向上比较——于是，毛诗显示了注解的宽厚，却忽视了修辞的一致。钱解虽在修辞上更胜一筹，却显得让仁人失去了本分。从二者的缝隙里，较之二南温熙的以上化下，此时上已“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温柔敦厚的仁人君子也于此露出了小小的破绽，多了些怨怼，有了点讽喻，诗也就此“变化下之名为刺上之什”——履霜坚冰至，变风于此始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