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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马·普霍夫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家里没了女主人之后，他饿了就在妻子的棺材上切香肠吃。
“大自然各取所需！”普霍夫这样总结这个问题。
安葬完妻子，普霍夫躺下睡觉。紧张忙碌之后他累得精疲力竭。醒来，他想喝点格瓦斯，可是妻子还在病中的时候格瓦斯就喝完了，现在家里又没了采买食品的人。于是普霍夫抽起了烟——为了不口渴。一支烟还没抽完，就有人用一只绝对服从的手咚咚敲响了他家房门。
“谁啊？”普霍夫大声问，深吸了一大口烟，“都不让人伤会儿心，混蛋！”
门开了，可能来人找他有事。
车辆段段长办公室的看门人走了进来。
“福马·叶戈雷奇，——派工单！请在表上签字！又刮起了暴风雪——要出车！”
福马·叶戈雷奇签完字看了看窗外：的确，暴风雪已经刮了起来，风在炉子的风门上方呼呼作响。看门人走了，福马·叶戈雷奇听着呼啸的暴风雪难过起来——既是因为寂寞，也是因为失去妻子后的无依无靠。
“一切都依照自然法则行事！”他这样说服自己，稍微平静了些。
可是暴风雪在普霍夫头顶上，在烟囱里肆虐。这种情况下多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不说妻子，哪怕是个小动物也好啊。
派工单上要求16点到火车站，现在是12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福马·叶戈雷奇没有理会屋外暴风雪的歌唱，这样做了。
普霍夫挣扎着醒来，感到身子绵软无力浑身冒汗。他不由自主地按照过去的习惯喊了一声：
“格拉莎！”他在喊妻子。木屋挺住了风雪的打击，吱嘎作响。两个房间都空荡荡的，没有人听见福马·叶戈雷奇的话。若是平时马上就能传来妻子关切的回答：
“你怎么啦，福姆什卡【2】？”
“没什么，”平时福马·叶戈雷奇会回答说，“我就是叫你一声，你没事儿吧？”
而现在没有任何人回答，参与对话：这就是自然法则！
“给我的老太婆做一次大修吧——就算她活着，还不是既没钱，又吃不上好饭！”普霍夫自言自语地说，系紧了奥地利皮靴的鞋带。
“哪怕能发明出一种自动化装置也好：要不然劳动人民会嫌弃我！”福马·叶戈雷奇一边往包里装食品：面包和黍米，一边想。
走到外面，暴风雪呼啸着扑面而来。
“不明事理的坏蛋！”普霍夫对着移动的空间大声说。他指的是整个大自然。
走过火车站旁边空无一人的小镇时，普霍夫激动地嘟哝着——不是愤怒，而是忧愁，还夹杂着一些情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车站里停着一辆重型大功率火车头，冒着蒸汽，后面挂着一辆除雪车。除雪车上写着“Э·布尔科夫斯基工程师系统”。
“这个布尔科夫斯基是谁？他现在在哪儿？还活着吗？谁知道？！”普霍夫忧郁地想着，不知怎么突然很想见见这个布尔科夫斯基。
段长走到普霍夫身边：
“普霍夫，看看，签上字就出发！”说着递给他一纸命令：
此令，从科兹洛夫到利斯基路段右侧第一道须随时保持无积雪。所有除雪车无间断工作。除满足军列牵引之外，所有车头均挂除雪车。紧急情况下，启用车站值班机车。如遇暴雪，每辆军列均由除雪车开道，保障红军的行进与安全不受丝毫影响。
东南铁路革命委员会主席卢金，东南铁路交通政委杜巴宁
普霍夫签了字——在那个年代，你不签试试？
“又是一星期睡不了觉！”火车司机也签完了字，说道。
“又是！”普霍夫说。即将到来的繁重工作反倒让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这样一来，日子就能在不知不觉间过得快些。
段长是个工程师，一个高傲的人。他不慌不忙地听着暴风雪的声音，眼睛心不在焉地看着火车头上方。他两次被判枪毙，一下子就白了头，对所有人都言听计从，任劳任怨。可是他永远地闭了嘴，只有下指令的时候才开口说话。
车站值班员走了出来，递给段长一张派车单，并祝他一路顺利。
“到格拉夫之前不停站！”段长对司机说，“40俄里！如果一直旺火燃烧，水够吗？”
“够！”司机回答，“水多得很——烧不干！”
于是段长和普霍夫上了除雪车。里面已经躺了8个工人，公家的柴火把铁炉烧得发红，窗户大开着，把新鲜空气放进来。
“又臭烘烘的，鬼家伙！”普霍夫感觉到也猜到了，“你们刚来，油荤应该还没吃多吧！蠢货！”
段长在窗边的圆形椅子上坐下，这是他操作机车和除雪车的位置。普霍夫站在平衡杆旁边。
工人们也站起来各就各位，站到了大摇柄旁边，操作摇柄让平衡杆快速移动物体——平衡杆把除雪板时而抬起，时而放下。
暴风雪在东南草原上蓄积了巨大的张力，顽强平稳地怒号着。
车厢里并不干净，可是暖和，安静。车站屋顶的铁皮被风撕裂，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这声音时而还与远处的炮声交织在一起。
前线在60俄里之外。骑着瘦马在雪中草原疲于奔命的白军总是紧贴铁路线，在车站和车厢里寻找舒服的地方。而红军从装甲列车中用破旧的机枪射出铅弹，扬起地上的雪，驱赶着白军。每到黑灯瞎火的夜里，白军就悄悄地，蹑手蹑脚地在装甲列车四周查看，试着通过火车头来探知道路状况。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远处草原上一棵矮树对着列车挥了挥手——它迟早也会被机枪子弹消灭：动一动也无妨。
“准备好了吗？”段长问道，看了看普霍夫。
“准备好了！”普霍夫回答，双手抓住了手柄。
段长拽了一下与火车头的连接绳——火车头像一艘轮船似的，温柔地鸣起笛，笨拙地拖动了除雪车。
离开车站之后，段长用一只手猛烈而短促地拽火车头汽笛的绳子，另一只手向普霍夫挥动。意思是：干活了！
火车头嘶吼着，司机将蒸汽开到最大，普霍夫扳动着两个手柄，放下除雪板，打开侧翼。
除雪车立刻降低了速度，开始陷入雪中，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粘在了铁轨上。
段长又拽了一下与车头的连接绳，意思是：加大牵引力！可是车头不堪重负地战栗着，烟管冒着粗气。车轮在雪地里空转，就像陷进了土里。由于高转速和劣质润滑油的缘故，轴承发烫。司炉冒着零下22度的寒风跑到煤水车里取柴火，却是挥汗如雨，浑身湿透。
除雪车和车头陷入了深深的雪坑。只有段长一个人没说话——对于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车头和除雪车上的其他人纷纷用自创的语言粗鲁地发表着意见。
“蒸汽不足！通通炉子送送风，让平衡器【3】叫起来——这样就行了！”
“抽支烟吧！”普霍夫对工人们喊道。他已经猜到了机车的问题。
段长也掏出烟袋，把自制的马合烟倒在一小块报纸上。
大家已经忘记了暴风雪的存在，对之如同寻常空气一般视而不见。抽完烟，普霍夫爬出车厢才感觉到风暴的咆哮、刺骨的寒冷和子弹一样的雪粒。
“下流胚！”普霍夫勉强做完了需要做的事后说道。
突然，机车平衡器狂叫起来，这是在排出多余的蒸汽。普霍夫跳上车，这时机车一下子把除雪车从雪堆里拖了出来，打滑的车轮在铁轨上擦出火花。普霍夫还看见，由于蒸汽开得太大，水从蒸汽管里溅了出来。他对勇敢的火车司机夸道：
“你们机车上的小伙子真棒！”
“啊？”老工人舒加耶夫问。
“啊什么？”普霍夫回答，“有什么好啊的？遇到困难了，你却在这儿说闲话！”
舒加耶夫闭了嘴。
机车鸣笛两声，段长喊道：
“结束作业！”
普霍夫猛拉手柄，抬起除雪板。
机车驶近道口，这里无法作业：除雪车的除雪板在轨道头下方铲雪，如果轨道旁边有护轨，扫雪车就无法作业——容易翻车。
驶过道口，除雪车行驶在开阔的草原上。铁路被皑皑白雪覆盖。这广阔的空间总是让普霍夫惊叹，安抚他的伤痛，增加他原本不多的快乐。
现在也是这样——普霍夫从车窗看出去，那里苍茫一片，却让人愉悦。
带有硬质弹簧的除雪车轰鸣着，就像颠簸的马车。它颤动着伸出翼展，抓起积雪，乌云一般堆到铁路右侧。翼展的作用就是把积雪抛到路边——它也正是在这样做。
在格拉夫站做了长时间停靠，给机车加水，副司机清理了烟道、燃烧室等燃烧装置。
冻僵了的司机什么也没做，骂骂咧咧地抱怨着这样的生活。停留在格拉夫站的水兵司令部给他送来一些烈性酒，普霍夫也得到一份，段长没有要。
“喝吧，工程师。”水手长对他说。
“感谢！我什么也不喝。”段长-工程师躲开了。
“好吧，随你便！”水手长说，“喝了暖暖身子！我再给你拿点鱼过来，你吃吗？”
工程师还是拒绝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这个人，不知好歹！”感觉受到侮辱的水手长说，“人家真心实意地给你——我们都不吝惜，你还不要！请吃吧！”
司机和普霍夫不管不顾地吃完喝完了，乐呵呵地看着段长。
“你别管他，”另一个水兵插话道，“他想吃，可是意志又不允许！”
段长没有说话。他的确是没有胃口。一个月前他刚出差回来——在察里津附近参与了一座桥梁的维修。昨天他接到急电，桥被军列压垮了：桥梁铆接进行得太匆忙，技术不熟练的工人们把铆钉钉入了活动处。现在一辆载重并不大的货运列车就使桥的桁架开裂了。
两天前启动了对桥梁事故的调查，段长家里还放着铁路革命法庭侦查员发出的传票。由于工程师被派遣参加此次紧急任务，他无法去革命法院出庭，可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所以才饮食难安。可他并不害怕，折磨着他的是十足的麻木。他感到，也许麻木比怯懦更可怕——如同文火将水烧干一样，麻木会把人的灵魂蒸发掉。当你清醒过来，心灵只剩下一个空洞洞的位置。到那时候，一个人即使每天被判处枪决，他都不会再要烟抽：这可是死刑犯最后的享受。
“你们现在去哪里？”水手长问普霍夫。
“应该是去戈利亚则！”
“对，在乌斯曼附近有2列军列和1辆装甲列车陷在雪堆里了！”水手长想了起来，“听说哥萨克们占领了达维多夫卡，而炮弹却被堵在科兹洛夫城外。”
“我们会清理干净。我们连钢铁都可以切割，积雪——小事一桩！”普霍夫信心满满地说。他急急忙忙地喝下了最后一滴酒。这年头，任何东西都不能浪费。
列车开到了戈利亚则。一个老头死乞白赖地要搭车——好像是从儿子家去利斯基——可是谁认识他啊！
开车了，平衡杆发出轰鸣，把除雪板时而抬起，时而放下。没有吃上水手长给的鱼的工人们肚子开始咕咕叫。
“我现在想吃腌渍苹果，”普霍夫在全速前进的除雪车上说，“嗯，能吃得下一桶！”
“我想吃鲱鱼！”搭车的老人说，“听说，在阿斯特拉罕有数百万普特【4】的鲱鱼都烂掉了。可惜没有去那儿的车！”
“让你上车了，你就安安静静地坐着！”普霍夫厉声警告他，“他想吃鲱鱼！好像除了他，就没人爱吃似的！”
“而我，”普霍夫的助手，钳工兹沃雷奇内插话说，“在乌斯曼参加过一场婚礼，吃下了好大一只公鸡！肥得很呢！”
“桌上一共几只鸡？”普霍夫也感觉到了那只公鸡的香味，问道。
“就一只——现在上哪儿搞公鸡？”
“怎么着，你没被赶出来？”普霍夫幸灾乐祸地打听。
“没有，我自己提前走了。我从桌上下来，装作去解手——庄稼汉常这样——就溜了。”
“你，老头，还不下车？还没看见你的村子？”普霍夫问搭车的人，“看着点儿，别说话间就错过了！”
老头跳到窗边，往窗户上哈了口气，擦了擦。
“这地方好像我认识——开阔的高地上好像是哈莫夫斯基村。”
“如果是哈莫夫斯基村——你就到了。”普霍夫内行地说，“趁我们在爬坡，你下车吧。”
老头提着口袋磨磨蹭蹭，温顺地说：
“火车开得快，空气都呼呼作响——摔死了多吓人啊，司机先生！要不然您给我停一分钟——我很快。”
“我考虑好了！”普霍夫生气了，“在战时用公家的机车给他停车？现在到戈利亚则之前都不停车了！”
老头不说话了，然后用特别恭敬的声音说：
“听说现在的刹车很厉害——任何速度都可以立刻停下来！”
“下去，下去，老头！”普霍夫生气地说，“还给你停下来！不是让你往石山上跳，是雪地！地面软得很，躺下去还可以再伸个懒腰！”
老头走到外面的小平台上，仔细检查了口袋上的绳子——当然不是为了检查是否结实，而是为了拖延时间来下定决心——然后他就消失了，应该是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离开戈利亚则之后，除雪车接到命令：清通道路，把一列装甲列车和一列人民委员会的列车牵引到利斯基。
给除雪车派出了双重牵引车：负责牵引人民委员会列车的是另一个火车头——普提洛夫工厂生产的大功率机车。
大块头的人民委员会军列总是由两个最好的火车头牵引。
可是现在这两个火车头在积雪面前也无能为力，积雪的路面比沙地更难走。正因如此，在这种暴风雪肆虐的严冬，荣耀不属于火车头，而是属于除雪车。
位于达维多夫卡和利斯基之间的装甲车上的炮兵之所以能捣毁白军，正是因为火车头和除雪车编队清除了积雪，他们才不至于滞留数周啃干粮。
对于普霍夫·福马·叶戈雷奇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平凡小事。他只担心自由市场上买不到马合烟，因此在家里储存了1普特，还用弹簧秤称过了。
还没有到达科洛杰兹站，除雪车就停了下来：两个大功率牵引火车头撞进了雪堆，雪没到了排烟管。
由于车头被雪堆瞬间撞停，人民委员会列车牵引车头上的彼得格勒司机从座位上被撞下来，飞到了煤水车上。而他驾驶的车仍然在原地，车身因凶猛的动力无处施展而抖动着，猛烈地用胸膛向前撞击着雪山。
司机跳到雪地上打滚，头上满是鲜血，口里喃喃地骂着。
普霍夫手里攥着自己的四颗牙走到他面前——他的下颌撞到了手柄，从嘴里掏出了四颗松动的多余的牙齿。另一只手里拿着自己装干粮的小袋子——装着面包和黍米。他没有看一眼躺在地上的司机，而是入迷地欣赏着他那还在撞击雪堆的精美的火车头。
“机车真棒，狗日的！”
然后又对副司机喊道：
“关上蒸汽，蠢货，会弄断传动臂！”
机车上没有人应声。
普霍夫把干粮放在雪地上，扔掉了牙齿，自己爬上火车头去关操纵杆和送风器。
驾驶室里躺着死去的副司机。他被甩出去时头撞到了螺栓，铜件嵌进了他开裂的头颅里。他就这样被挂住死去了，鲜血流了一地。副司机跪在地上，无助地摊开乌青的双手，头卡在了螺栓上。
“他怎么会撞到螺栓上？这个傻瓜！还正好是头顶，撞上了囟门！”普霍夫道出了问题所在。
普霍夫把在原地疯狂往前冲的车头停了下来。他环视了一遍所有装置，重新想起了副司机：
“可怜的傻瓜，他把蒸汽控制得很好！”
压力表工作正常，显示30个气压，几乎已是极限——这可是在深雪中开行了10个小时之后！
暴风雪停息了，变成了湿雪。远处，装甲车和人民委员会的列车停在清理过的铁路上冒着烟。
普霍夫从车头上下来。除雪车上的工人们和段长正在雪地里往火车头跟前爬。
第二个火车头上的人们也下了车，用脏兮兮的擦机布包扎着受伤的脑袋。
普霍夫走到彼得格勒司机跟前。他正坐在雪地里，把普霍夫拉近自己那血淋淋的脑袋。
“怎么样？”他问普霍夫，“机器怎么样？送风器关了吗？”
“一切正常，司机！”普霍夫一本正经地回答，“只是你的副司机死了。我把兹沃雷奇内派给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就是太能吃！”
“行！”司机说，“放点面包在我伤口上，用布缠住！见鬼，血怎么都止不住！”
除雪车后面出现了一张可爱又疲惫的马脸。两分钟后，一队哥萨克共15人来到机车前。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普霍夫和兹沃雷奇内抽着烟。兹沃雷奇内建议普霍夫一定要去镶上牙，必须要钢质镀镍的那种——在沃罗涅日可以做：哪怕吃最硬的东西都一辈子磨不坏。
“怕是又被撞掉！”普霍夫反驳道。
“我们给你做上100颗，”兹沃雷奇内安慰他说，“剩下的就装在兜里备用。”
“你说得对！”普霍夫同意。他也认为钢铁比骨头和牙齿更结实，可以在铣床上多做一些。
哥萨克军官看见平静的司机们，紧张得嗓子都哑了。
“工人公民们！”军官眨巴着近似呆傻的眼睛，故意说道，“我以伟大的人民俄罗斯之名，命令你们把火车头和除雪车开到波德戈尔诺站。若是拒绝——就地枪决！”
火车头轻轻发出嘶嘶声。雪停了。刮着风，消融冰雪，带来遥远的春意。
司机头上的血凝固了没有再流。他挠了挠脓疮的硬壳，艰难吃力地走向车头。
去摇摇水箱，铺上柴——机车不想挨冻！
哥萨克们掏出左轮手枪，把司机们围了起来。普霍夫生气了：
“这些混蛋，不懂技术，却要瞎指挥！”
“什么？”军官沙哑着声音说，“向火车头走！否则后脑勺就要挨枪子儿！”
“说什么鬼话！用枪子儿来吓唬人！”普霍夫满不在乎地叫了起来，“我倒要给你一螺帽！你没看见，大家都受了伤坐在这儿吗！流氓，见鬼了！”
军官听见了装甲车短促微弱的汽笛声，转过身，等着向普霍夫开枪。
段长穿着大衣躺在雪地上，望着阴沉却在转暖的天空，面色忧郁地想着心事。
突然，车上传来一个人的惨叫。可能是司机把自己的副司机从螺栓上放了下来。
哥萨克们下了马，在机车周围走动，像是在寻找什么丢失的东西。
“上马！”军官发现了脱出弯道的装甲车，对哥萨克们喊了一声，“不用管火车头，我开枪了！”他对着段长的头开了一枪。段长甚至没有抖动一下，只是蜷起疲惫的双腿，脸朝下，离开了人世。
普霍夫跳上车，吓得放声大哭。机智的司机打开了蒸汽阀门，整个机车笼罩在蒸汽中。
哥萨克们开始野蛮地对工人们开枪，工人们躲到了火车头下面，或是藏到了雪堆里——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紧紧挨着除雪车的装甲车上，3英寸炮和机枪向哥萨克们发起了密集的打击。
哥萨克们骑着马跑了大约20俄丈【5】，陷入了雪堆，全部被装甲车里的火力击中。
只有一匹马逃脱了，在草原上奔跑。它绷紧了瘦弱敏捷的身体，哀怨地嘶鸣着。
普霍夫一直注视着它，同情地阴沉着脸。
人们把装甲车从火车头上卸下，推到了除雪车后面。
一小时后，三个火车头开足蒸汽，压平了铁路上的雪，开到了平坦的路上。
2
所有人在利斯基休整了三天。
普霍夫用润滑油换到了10普特马合烟，心满意足。在火车站，他看完了所有标语招贴，又从宣传点拿了些报纸来看。
火车站墙上贴着宣传画：
我们工人要手握书本，
学习吧，无产阶级，学习让你变聪明！
“还是不合适！”普霍夫叫道，“应该这样写，才能让所有傻瓜一下子变聪明！”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资产阶级脑袋里的钉子。——我们要永久地活着——让他们的脑袋忍受折磨！
“这是严肃的事！”普霍夫评价道，“这些话掷地有声！”
有一次，利斯基站开来一列火车——挂着舒适的客车车厢，红军战士们站在门边迎候，看不见一个背袋贩子。
这时普霍夫也站在月台上，在车门旁边想事情。
列车停了下来。没有人下车。
“这趟军列运送的什么人？”普霍夫向一个加油工打听。
“谁知道？听说是总司令——他一个人坐了整整一列火车！”
从前面的车厢里下来一些乐手，走到列车中部，列队奏起了欢迎曲。
稍过了一会儿，从中部的软卧车厢里走出一个胖胖的军人，向乐手们挥手致意，表示满意。
乐手们散开了。部队首长不慌不忙地沿着台阶走进了车站。后面跟着一些军人——有的拿着炸弹，有的拿着手枪，有的带着马刀，还有的骂骂咧咧——保安严密。
普霍夫跟在后面不知不觉走到了宣传点附近。这里已经站着一些红军战士，各色铁路员工和没文化的农民。
刚到来的部队首长走上讲台——所有人都向他鼓掌，其实并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首长看起来很严厉，斩钉截铁地说：
“同志们，公民们！第一次我可以原谅，可是我宣布，以后再不准搞这样的排场！这里不是马戏团，我也不是小丑——这里用不着鼓掌！”
人们马上安静了下来，讨好地盯着讲话人——尤其是那些背袋贩子：据说，他记住了谁的样子就会让谁上车。
可是，当首长讲完话，说资产阶级全部都是彻彻底底的流氓之后，就坐车离开了，没有记住任何一张谄媚的脸。
没有一个贩子坐上了这列空空荡荡的长长的列车。保安说，老百姓不能乘坐军用专列。
“车厢是空的呀！一个人坐一列车，得多贵啊！”瘦骨嶙峋的农民们争辩着。
“按规定，集团军司令员有资格乘坐专列。”保安中的红军战士们说。
“既然有规定，我们就不争了！”贩子们顺从地说，“只是我们不进车厢，我们坐在连接器上！”
“坐哪儿都不行！”保安们说，“只能坐车轮子上！”
终于，列车开走了，还不时对着空中开几枪——吓唬那些吝惜交通费的贩子们。
“真当回事儿！”普霍夫对一个车辆段的钳工说，“一个小小的身子还需要40根轴运输！”
“负载量很小——高射炮打蚊子！”车辆段的钳工用眼睛估量着。
“给他一节铁道车就行了！”普霍夫认为，“白白浪费美国的火车头！”
普霍夫去工棚里吃饭时，仔细看了路边所有的标语和布告——他喜欢阅读，珍惜一切人类思想。工棚里贴着一个告示，普霍夫接连读了三遍：
工人同志们！
第9工农红军司令部成立了技术人员志愿大队，为在北高加索、库班和黑海沿岸作战的前线红军提供服务。
被毁的铁路桥、沿岸防御设施、通讯服务、枪炮维修、流动机械基地——这一切都亟待无产阶级的能工巧匠加入南方作战红军。
换个角度讲，没有技术手段就无法保证对敌人制胜。工农强大的技术力量，是从帝国主义协约国那里白白得到的。
工人同志们，号召大家参加技术力量大队！请向第9军驻铁路枢纽站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报名。参加条件请咨询特派员同志。红军万岁！
工农阶级万岁！
普霍夫撕下用面粉贴在墙上的传单，带上它去找兹沃雷奇内。
“咱们去吧，彼得！”普霍夫对兹沃雷奇内说，“干吗在这儿混日子？至少咱们可以看看南方，到海里游游泳！”
兹沃雷奇内没说话。他在想自己的家人。
普霍夫的老婆已经死了，他可以浪迹天涯。
“你想想吧，彼得鲁哈【6】！事实上，哪家军队离得了钳工？在除雪车上已经没事可干——春风都吹过来了！”
兹沃雷奇内还是没说话，他舍不得妻子阿妮霞和儿子。儿子也叫彼得，是母亲口中的小心肝儿。
“走吧，彼得鲁什【7】！”普霍夫劝他说，“咱们去看看大山，心胸会更坦荡！要不然看见的都是坐在军列里的伤寒病人，我们也只能坐吃等死！革命总会过去，我们却什么都得不到！别人会问你，你都干了什么？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我清理了轨道上的积雪！”兹沃雷奇内回答，“没有交通保障一样打不赢仗！”
“这算什么？”普霍夫说，“他们会说，你凭什么领面包，这是很平凡的工作！还会问你，你付出了什么？你心里同情什么？这才不好回答！在沃罗涅日，过去的将军们都要铲雪——凭这个每天领1磅面包！咱们也可以这样！”
“可是我想，”兹沃雷奇内没有让步，“这里更需要咱们！”
“谁也说不清楚，咱们在哪里用处更大！”普霍夫说，“如果只是想想，还是办不成大事，还需要有感情！”
“我不和你胡扯了！”兹沃雷奇内抱怨道，“谁来统计——谁在干什么，做了些什么事？这种生活让人不得安宁！对于你来说怎么都行——反正就你一个人——所以你才想去，傻瓜！难道你还想在那儿找个漂亮老婆——你还懂感情！你还不是个老男人——离了女人很快就受不了了！你就赶快一溜小跑地去吧！”
“彼得，你这个傻瓜！”普霍夫失望了，“你懂技术，可是你太固执！”
伤心的普霍夫没有吃午饭，而是直接去找了特派员报名，好尽快把此事定下来。可他去了那儿之后，吃了两顿饭：因为他给锅上了锡以及他那充满智慧的聊天，炊事员赏了饭给他吃。
“等内战结束后，我要当个红色贵族！”普霍夫告诉他在利斯基的所有朋友。
“为什么？”工匠们问他，“就是说，像以前那样？会给你土地吗？”
“我拿土地来干什么？”普霍夫幸福地回答，“我拿来种螺丝帽吗？那只是一种荣誉和称号，不是剥削压迫。”
“那我们，还是红色笨蛋？”工匠们问。
“你们上前线吧，别老在自己家里磨磨叽叽了！”普霍夫说着就出了门，等着出发去南方。
一周后，普霍夫和特派员招收的另外五名钳工一起去了新罗斯斯克港。
旅途漫长艰难，可比这更难的事不胜枚举，所以后来普霍夫淡忘了这段旅程。路上，给他们每人发了五磅鲤鱼，一个大圆面包。因此大家都吃得很饱，只是到站的时候去喝点水。
普霍夫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待了一周——某地的战役阻断了前往新罗斯斯克的道路。可是这个绿意盎然的小城里，人们对战争早已习以为常，都尽可能开心地生活。
“混蛋！”对于这些人，普霍夫认为，“难道他们觉察不出来，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在新罗斯斯克，普霍夫去了一个似乎是测试专业人员知识水平的委员会。
他的考题是，蒸汽是如何产生的。
“什么蒸汽？”普霍夫问，“普通的还是过热的？”
“总之就是……蒸汽！”考官说。
“通过水和火产生的！”普霍夫干脆利落地回答。
“对！”考官肯定地说，“彗星是什么？”
“就是溜达的星星！”普霍夫解释。
“正确！请问，雾月政变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考官转向了政治知识。
“布柳斯历法1928年10月18日，也就是在解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十月革命前一周！”普霍夫不慌不忙地回答。他的妻子在世时，他读过一些书。
“基本正确！”考试委员会主席说道，“关于航运，您知道些什么？”
“航运有比水重的和比水轻的。”普霍夫的回答很生硬。
“您知道哪些发动机？”
“复式、道依茨、研磨机、土壤车轮以及各种永动机。”
“什么是马力？”
“就是取代机器的马。”
“为什么它要取代机器？”
“因为我们国家技术落后——用木桩耕地，用指甲收割！”
“宗教是什么？”考官还在追问。
“卡尔·马克思的偏见和人民的家酿酒。”
“资产阶级宗教的用处是什么？”
“为了让人民不伤心。”
“普霍夫同志，您热爱全体无产阶级并愿意为其献出生命吗？”
“热爱，政委同志！”为了通过考试，普霍夫回答道，“我愿意抛洒热血，只要不是白干蛮干！”
“清晰明了！”考官说完，任命他在港口担任安装工，修理一艘船。
这是一艘快艇，名为“火星”号。船上的柴油发电机不愿运转——它就被交给了普霍夫修理。
新罗斯斯克是一座有风的城市。不知为什么，这里的风刮得毫无用处：风不停地吹啊吹，旁边的东西都被吹热了，可风还是冰冷的。
那时，弗兰格尔蹲守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急于修好“火星”号——听说弗兰格尔想从海上突袭，需要有所防御。
“他的可是英国巡洋舰，”普霍夫解释说，“而咱们的‘火星’号就是一艘海船，一匹砖都能击沉！”
“红军无所不能！”水兵们对普霍夫说，“我们乘坐着破木片到了察里津，用拳头就搅动了整个城市！”
“那是打架，不是打仗！”普霍夫怀疑地说，“炮弹可不长眼睛——什么都能击沉！”
“火星”号上的柴油发动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运转。
“你要是蒸汽机，”普霍夫一个人坐在底舱里想，“我早就揍你了！是哪个下流胚想出来的：你瞧这些管子，还是铜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普霍夫对大海早已见惯不惊——它摇来晃去地影响工作。
“我们草原上地更宽，风也更清爽，不像这儿的风不守规矩，白天刮，晚上停。而这里是不停地刮呀，刮呀——你拿它怎么办？”
普霍夫抽着烟自言自语，摆弄着不工作的发动机。他把发动机拆装了三次，再试——马达发出嘶嘶的声响，可还是固执地不肯转动。
夜里，普霍夫还在想着发动机的事儿。他躺在空荡荡的底舱里，有理有据地和它争吵。
有一次，海军政委上了“火星”号来找普霍夫。他说：
“如果你明天还发不动这机器，我就把你直接扔海里去！慢腾腾的家伙！”
“行，我明天发动这破玩意儿。不过你要是在船上，我就待在海里。你自己慢慢弄吧，蠢货！”普霍夫认真地回答。
虽然政委恨不得立刻毙了普霍夫，可是又觉得，离开机械师就打不了胜仗。
普霍夫奋战了一整晚。他重新思考了关于这台机器的所有想法，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重新装成了一台新机器，拆掉了有问题的部件，装上了正常的——早上，马达疯狂地喘息起来。普霍夫打开螺旋桨——马达带动了螺旋桨，可是它艰难地气喘吁吁。
“瞧，”普霍夫说，“就像小鬼登上了阿索斯山！”
白天海军政委又来了。
“怎么样？机器发动了吗？”他问。
“你以为我弄不好吗？”普霍夫回答，“只有你们才会从叶卡捷琳诺达尔逃跑。而我，只要需要，从来就不会放弃！”
“好吧，好吧，”政委满意地说，“你知道我们没有多少煤油——省着点儿用！”
“我又不会喝它——有多少，就会剩多少！”普霍夫宣称。
“马达用水就能开？”政委问。
“哦对，烧煤油，用水来冷却！”
“你尽量少放点儿煤油，多兑点儿水。”政委做出了一项发明。
这时，沉默寡言的普霍夫少有地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个傻瓜笑什么？”政委悻悻地问。
普霍夫忍不住笑得更厉害了。
“你不应建设苏维埃政权，你应该创立整个大自然！——你轻而易举地就安排好了！你这个皮货贩子！”
政委听完就走了，内心失去了某种荣耀。
新罗斯斯克正在进行逮捕和打击富人的运动。
“他们为什么要让那些人不得安宁？”普霍夫想，“这些跳梁小丑会引发什么样的危害呢？就这样他们以后都不敢出来了。”
除了进行大逮捕，全城还贴满了告示：“由于演讲人严重的医学疲劳，本周将不举行任何集会。”
“现在我们会过得没意思了。”普霍夫看着告示，很是不好受。
这期间，港口来了一艘小型驱逐舰“星”，过来填补弹孔，维修卷扬机。普霍夫也想去看看，可是被拦住了。
“怎么回事？”普霍夫生气地说，“我看见一群走狗在那儿干活。我想帮帮忙，要不然到海里会出问题！”
“任何人都不得放行！”站岗的红军战士说。
“去你妈的，折腾去吧！”普霍夫说着，忧心忡忡地走开了。
那天晚上，一艘土耳其运输船“沙尼亚”驶入港口。俱乐部里有人说，这是土耳其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礼物，可是普霍夫不相信。
“我看见，”他对红军战士们说，“船是完好的！你们觉得土耳其苏丹会在战争时期送这样的礼物吗——他自己都不够用！”
“他是我们的朋友，穆斯塔法·凯末尔！”红军战士们解释说，“普霍夫，你对政治不懂！”
“刚取下裹脚布，就以为自己是根葱了！”普霍夫生气地走到墙角看标语。可是他特别不相信这些标语。
夜里，红军司令部的通信员叫醒了普霍夫。普霍夫吓了一跳。
“可能是海军政委使的坏！”
司令部外面站着一队红军战士，做好了行军准备。还有三个工匠，也穿着军大衣，挎着水壶。
“普霍夫同志，”队长注意到他，“你为什么没穿军装？”
“我这样自在些，背个水壶干吗？”普霍夫说着就往边上走。
正值深夜，一片漆黑。山里风声水声沙沙作响。
红军战士们默默地站着，穿着崭新的军大衣，一言不发。也许他们是有所担心，也许是在相互保守秘密。
在山里和远处的郊外，偶尔有人开枪消灭陌生的生命。
一个红军战士把步枪弄出很大的声响，马上有人让他安静。他发自内心地感觉到了羞愧。
普霍夫也有点激动，可是没有表现出来，以免发出声响。
马厩顶上的灯照亮了院子里的污物，灯影在战士们苍白的脸上晃动。不经意从山间吹来的风，诉说着他们在一无抵挡的空间内肆虐的勇气。它也在给人们出主意——人们都听见了。
狗在城里横行霸道，人却在悄悄地繁殖。而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院子里，另一些人却充满着不安和特殊的勇气——这是因为，有人企图要减少他们的数量。
团长走到队伍中间，就像面对一个人似的，开始小声说话：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们不是在集会，我不会讲太多……共和国最高指挥部命令我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正在克里米亚苟延残喘的弗兰格尔的后方施行打击。我们的任务是，乘坐现有船只渡过刻赤海峡，在克里米亚登岸。在那里，联合正在弗兰格尔后方作战的红绿游击队，趁北方红军突破别列科普之际，切断弗兰格尔坐船逃走的去路。我们应当摧毁弗兰格尔的桥梁和道路，破坏他的老巢，堵住他的入海口，迅速烧掉这颗毒瘤！
“红军战士们！我们去克里米亚的征程充满艰难险阻。如果被巡逻艇发现，我们会被击沉。这一点我必须向你们说明。如果登岸，将会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决一死战。我们会伤亡惨重，甚至，当克里米亚成为苏联领土的时候，我们中将无人生还——红军战士们，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接下来，我想问你们：同志们，你们愿意为此冲锋陷阵吗？
“你们是否感觉到了内心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愿意为了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生命？如果有人害怕或者动摇，有人挂念家室——请出列并说明情况。我们会放过这位同志！
“我们的中央政府对我们的行动寄予厚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在劳动前线开始和平建设！
“红军同志们，我等待你们的回答！我要立刻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汇报！”
政委结束了讲话，皱着眉站在一边——他感觉很好，又有些尴尬。战士们也一言不发。而普霍夫的内心激动地战栗着。
“就是这样，”他想，“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没什么磨磨叽叽的！”
所有人都已经听不见风声，也看不见夜色中的山峦。在所有人眼中，世界模糊不清，如同下一步的事态发展，每个人都过着共同的生活。院子里的灯煤油耗尽，也熄灭了，可是没有人发现。
突然队列中走出来一个红军战士，斩钉截铁地说：
“政委同志！请转告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指挥部，我们等待出征命令！交给我们消灭弗兰格尔的重任，我们无上光荣！我要说，我们心怀感激，誓为苏维埃政府献出自己的鲜血、力量和生命。我坚信，我的话代表了全体红军战士的心声！我们还在这里等待什么，苏维埃俄罗斯人民在忍饥挨饿，可敌人却在克里米亚干涉我们！”
红军战士们激动起来，兴奋地发出嗡嗡的声音。虽然按照常人思维，他们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又走出一个红军战士说道：
“司令部成立登陆队是正确的。从别列科普方向给弗兰格尔正脸来一下，我们又迅速从后面来一下——他就翘辫子啦！英国人的船也救不了他！”
这时政委又走了过来：
“红军战士们！我们在司令部里就知道会是这样！我们期待的正是你们此刻表现出的崇高的觉悟和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对你们表示感谢。请将我的讲话视为军事秘密。你们知道，在新罗斯斯克有很多白军间谍。如果秘密泄露，我们将有生命危险！进攻命令将另行发布。谢谢，同志们！”
政委匆忙离开了，战士们还站在原地。普霍夫走到他们跟前听他们说话。他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害臊，脸红到了脖子根。
原来，这世界上有好人，优秀的人们不怕牺牲自己。
暴风雪的夜晚更加寒冷，孤单的人们感到惆怅和残酷。可是在这样的夜晚，街上空无一人，孤单的人们也待在家里，听大风把门拍得啪啪作响。如果是去朋友家打发这不安的时光，他们也不会回家，而是在朋友家过夜。每个人都知道，在大街上等待他的将是逮捕、连夜审讯、检查证件、长时间待在臭烘烘的地窖里，直到他们确信，这个人当了一辈子乞丐，或者确信红军暂时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来自北方的农民，穿上军装就变成了不同寻常的人——不怕牺牲生命，不怜惜自己和亲人，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这些全副武装的人们做好准备承受双重折磨，只要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夜里，普霍夫一边和战士们下跳棋，一边给他们讲一位自己从没见过的指挥员。
新成立的登陆队共有50人——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因此，第二天50封信寄到了50个俄罗斯乡村。
战士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半天，同自己的母亲、妻子、父亲和更远的亲人告别。
普霍夫给那些不太会写字的人帮忙，还帮他们出主意，战士们都夸他：
“福马·叶戈雷奇，你写得真好——我的家人会看哭的！”
“那还能怎么样！”普霍夫说，“咱们这儿没什么好笑的，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你真是个怪人！”
吃完饭普霍夫去找政委：
“政委同志，登陆队要我吗？”
“要！普霍夫同志！所以昨天晚上才把你也叫来开会。”政委回答。
“政委同志，只是我请求把我安排在‘沙尼亚’上当驾驶员——我听说那上面是用蒸汽机，而‘火星’号是用柴油发动机，我干起来不顺手：太小了！”
“‘沙尼亚’上有自己的驾驶员——土耳其人！”政委说，“好吧，我们让你给他当助手。‘火星’号我们再找一个司机！你怎么，搞不好柴油发动机？”
“发动机是小菜一碟，蒸汽机才是大家伙。政委同志，我不愿意在英勇的征程中开着这破玩意儿！这就是个煤油炉子，不是机器——你自己也看见的！”
“好吧，”政委同意了，“既然这样，你就去‘沙尼亚’吧。大家都是志愿参加登陆队，都各尽其用！在打仗的时候，兄弟，别自作聪明！”
普霍夫拿到通行证，上了“沙尼亚”——看看机器。只要有机器的地方，他就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他和土耳其驾驶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他说，重要的是要上润滑油——这样任何工作都不会损伤机器。
“正确！”土耳其人用不错的俄语说，“油——就是善心，它保护机器。经常给机器上油的人，就是爱机器的人，那人就是驾驶员！”
“对，明白！”普霍夫高兴地说，“机器喜欢侍弄它的人，而不是乘坐的人，它也是有生命的！”
这样他们交上了朋友。
夜里，顶着越来越大的风，登陆队去港口上船。普霍夫不知道自己应该跟着谁，就从侧面上了船，把领到的公家的水壶弄得叮当响。可是战士们马上就拉住了他：
“要求秘密行动，你怎么弄得山响？”
“我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又不是去抢劫！”普霍夫说。
“有命令不能声张。”红军巴罗诺夫轻声回答，“为了防止有特务，人们都藏到了城里的省肃反委员会里。”
大家安静地走了很久，潮湿的沙地传来细微的沙沙声。巨大的空仓库里一片漆黑，回荡着呼呼的风声。饥饿的老鼠四处乱窜，啃噬着不知什么东西。
夜黑得像深深的墓穴，可是行进的人们激动不已，心中满是不安和兴奋，像是古代的秘密猎手。
群山散发着岁月的气息，它们见证了大自然赖以生存的勇气。全副武装赶路的人们也和怀抱群山水塘的大自然一样，英勇顽强，有着决一死战的胆量。
正是因为如此，赤手空拳的红军也能在草原上擒获敌人的装甲车，破坏白军的军列。
年轻的他们正在为自己建设崭新的国家，期待长治久安的未来生活。他们疯狂地消灭一切有违其理想的阻碍：为穷人谋幸福——这正是政委对他们的教导。
他们还不懂得生命的价值，因此他们还不知道胆怯——舍不得失去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从童年就走上了战场，没有体验过爱情，没有陶醉于思想，没有观察过他们置身的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世界。他们并不了解自己，因此战士们心灵中并不关注自己的个体。他们同大自然和历史过着共同的生活——历史就像火车头，牵引着全世界的贫穷、绝望和落后飞奔前进。
船上的信号灯在暗夜中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登陆队走上了码头，准备登艇。
全队都上了“沙尼亚”。“火星”号快艇上有20名侦察兵，而海军战士们上了驱逐舰。
普霍夫爬进了“沙尼亚”的机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待在机器旁边的时候，他总是心情愉悦。他抽起一支烟，大声清了一下嗓子，排出了肺里淤积已久的浊气。
战士们杂沓的皮靴声又在甲板和舷梯间回响了两个多小时。
这些嘈杂的事件让普霍夫感到非常开心，他坐不住，就跑到了甲板上。
人们黑色的身影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颤动着，他们把步枪和行囊贴紧身体，轻手轻脚地爬上舷梯。
在灯光的照射下，夜显得更加广袤、深沉——难以置信，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微风轻轻颤动着码头上的东西，沉入了黑暗的深处。
各条船鸣响短暂的警示笛声，相互说着话。岸上是静观一切的黑暗和绵延的沙滩。任何声响都没有传入市区，只有远方湍急河流的咆哮声穿透了山间。
普霍夫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踏实和被需要的感觉。他背靠卷扬机站着，欣喜地看着这神秘的深夜画卷——人们悄无声息，秘密地做着赴死的准备。
在遥远的童年，他曾震惊于复活节的晨祷，感觉到自己孩童的心灵中有一种模模糊糊，危险又神奇的东西。现在普霍夫重新体验到这种平凡的快乐，仿佛他又被所有人需要和重视了——为此他想悄悄地亲吻所有人。似乎一生中，普霍夫侮辱怒骂过所有人，可是后来又发现，他们都是好人。他因此感到害臊，可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船舷边的大海平静地起伏着，保护着自己核心处不明的物体。可是普霍夫没有看大海——他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人们。而大自然同他疏远了，变得索然无味。
子夜一点，登艇结束。岸边传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后的问候。政委正忙着，心不在焉地回答了几句。
出海的信号急剧响起——陆地渐渐远去。
登陆船只驶向克里米亚。
十分钟后，海岸从视线中消失。船只在寒冷漆黑中航行。灯光熄灭了，人都聚集在底舱——又黑又闷，可是没有人睡觉。
有命令严禁吸烟，以防引起火灾烧毁船只。交谈也被禁止，队长和政委想把“沙尼亚”伪装成一只无人的商船。
船关掉蒸汽，悄悄前行。夜色中，“火星”号和驱逐舰也在不远处缓慢行进。它们不时用水兵的长哨音通报自己的情况。“沙尼亚”则以急促的短声做出回应。
船只开足马力，挤进了稠粥一般的黑夜里。
夜静静地流走。战士们感觉它就像未来的生活那样漫长。激动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而期待着突如其来的生死决战的不安心灵却在长长的黑暗中越绷越紧。
大海警觉起来，完全没有了声音。船桨看不见宽阔的水面，海水轻轻地在船舷边泛起波纹。难熬的时间不慌不忙地走着。群山发白，在即将到来的晨光中羞涩地闪着光，可是大海却已变了模样。它那用来映照天空的平静水面，将反射的影像交织进了平静的狂怒中。险恶的微澜破坏了大海的宁静，在黑暗中互相摩擦，动摇着海水的深处。
远处——开阔的水面上——堆积成山的货物动了起来，挖出一个深坑，全部陷了进去。石灰粉末咝咝地冒着泡沿着山脊奔流下来。
风凝固并摧毁了广阔的空间，在数百俄里之外平息下来。海上飘来的水滴像石块一样打在脸上。
群山之上，也许暴风雨已经开始狂笑，大海凶猛地向着它迎面而去。
“沙尼亚”开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打转，像一片枯叶，羸弱的身体沮丧地吱嘎作响。
巨石般沉重的飓风摇晃着海面，“沙尼亚”时而陷入深渊，时而飞到峰顶——从那里可以瞬间看见遥远的国度，那里仿佛有蓝色的宁静。
空气中感觉到雷雨到来前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白天早已到来，可是狂风之下更为寒冷，战士们冻坏了。他们出生在少雨的草原，几乎都因胃里不适躺下了。有的人爬到甲板上，弯着腰吐出了浓稠的胆汁。他们面色苍白，稍微平静之后，又被颠簸得身体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止。政委也开始担心起来，不安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颠簸时就抓住管道或立柱。他没有呕吐——他是海员出身。
“沙尼亚”靠近了最危险的区域——刻赤海峡。风暴一点没有减弱，它用尽全力要把大海从其深深的老巢中揪出来。
“火星”号和驱逐舰早就陷入了暴风眼中，对于“沙尼亚”发出的信号不再回应。
“沙尼亚”的指挥员已经无法控制船只——船由惊惶战栗的自然力掌控。
普霍夫没有晕船。他对驾驶员解释说，是他的老胃病帮了忙。
机器已经很难控制：负载一直在变——螺旋桨时而没入水中，时而跃到空中。因此船一会儿速度飞快地发出尖叫，所有螺丝钉都在颤抖，一会儿又因为负荷过重悄无声息。
“上油，给它上油，福马，把油给它加满！要不然这样运转，它一下子就坏了！”司机说道。
普霍夫给机器加满了油，这是他乐意做的事。他说：
“下流胚，我来侍弄你！”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沙尼亚”穿过了刻赤海峡。
政委下到驾驶舱来抽支烟，因为他的火柴受了潮。
“她【8】怎么样？”普霍夫问他。
“她倒没事，他的情况不好！”政委开玩笑地说，疲惫的脸上现出微笑。
“怎么回事？”普霍夫没明白。
“没事，一切正常。”政委说，“感谢这场飓风，要不然咱们早就被白军消灭了。”
“怎么会那样呢？”
“是因为，”政委解释说，“白军的巡洋舰在刻赤海峡镇守。可是由于风暴，他们都躲到了刻赤港里，没有发现我们。明白了？”
“嗯，为什么探照灯也没有发现我们？”普霍夫打听着。
“哦，整个大气层都在颤抖，哪儿还有什么探照灯！”
中午时分，“沙尼亚”已经航行在克里米亚水域。飓风依然在肆虐，大海精疲力竭地在船舷边同它交战。
很快，地平线上出现了不明的烟雾。船长、队长和政委对这烟雾观察了许久。然后“沙尼亚”驶入了开阔的海面——烟雾消失了。
飓风没有停止。这件坏事却让船长和政委颇为高兴。白军的警卫船认为，在这样的风暴中，提高警惕纯属多此一举，便停到了岸边的港湾里。
政委这样解释了“沙尼亚”安然无恙的原因，并希望入夜后，风暴一停息登陆队就登岸。
普霍夫没有走出驾驶舱，他正在疯狂的机器旁挥汗如雨，并用各种语言恐吓它。
下午三点过，地平线上又出现了四道烟。它们开始快速靠近，像是要截住“沙尼亚”。一艘船打量了“沙尼亚”便开始给出停止信号。
红军战士们没有猜到是怎么回事，也来到甲板上，好奇地走来走去。
“沙尼亚”的船长通过烟雾猜到，其中一艘船是军舰。
看来，登陆队命悬一线了。
船长和政委没有走出船舱，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他们下令所有战士下到底舱，不让敌船识破“沙尼亚”的军事用途。
飓风怒号着，使“沙尼亚”偏离了航线。四艘身份不明的船只也艰难地控制着航向，无法靠近“沙尼亚”的方向。
很快，三道烟雾从视线中消失——被疯狂的飓风甩开了。可是第4艘船偷偷靠近了“沙尼亚”。船身已清晰可见。船长发现，这是一艘全副武装的高速商船，它正在追赶“沙尼亚”。只是暴风使得这艘船怎么也无法贴近“沙尼亚”。然后这只船开始讯问“沙尼亚”去往哪里。在克里米亚水域行驶的“沙尼亚”挂着弗兰格尔的旗帜。对于白军船只的问题，它回答说，是从刻赤去费奥多西亚，船上运的是鱼。
甲板上只剩下了四个穿着自己家乡衣服的土耳其人，而全体军人同政委船长一起待在底舱。因此当白军商船靠近“沙尼亚”时，他们只是从望远镜里望了望就开走了。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危险的风暴中牵引“沙尼亚”。
这一天后来过得很平静。偶尔能看见一些船只，可是很快就消失了：它们害怕“沙尼亚”，胜过“沙尼亚”怕它们。
饱受呕吐和湿冷折磨的红军战士们故意做出开心的样子，为自己晕船有些不好意思。他们厌倦了难受的航行。当他们得知有一艘装备了四门炮的白军船只靠近时，甚至高兴起来。
战士们对大海非常陌生，他们不相信那种让自己呕吐的自然力，会对船只暗藏杀机。
“让它来！”一个来自坦波夫的战士说，“我们给它点颜色看看！”
“你怎么给它颜色？”政委说，“它可是有大炮！”
“你就看着吧，”坦波夫人宣称，“我们用步枪就能给它们好看！”
战士们习惯了乘坐装甲车手握步枪，以为在海上也能靠步枪打胜仗。
飓风卷起的水柱不时从“沙尼亚”旁边飞过。水柱的后面是深不可测的海底。
忽然，昨天夜里失踪的“火星”号出现在一个水柱后面。它已经完全被毁。海浪摧毁了它的船帆，几乎把它翻了个个儿。可是“火星”号顽强地喘着粗气，在海面上起伏，执着地求生。它想靠近“沙尼亚”，可是巨浪又把它抛入了漩涡。
“火星”号上的全体船员和20名侦察兵站在甲板上，紧紧抓住绳缆。
他们拼命向“沙尼亚”喊着什么，可是暴风撕碎了他们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眼神绝望。他们像是被涂上了白油彩，死人一般，血色全无。
由于“沙尼亚”的靠近，正在到来的死刑对他们愈加折磨。“火星”号上的人们撕扯着身上公家发给的衣服的残骸，野兽般地吼叫，挥舞着拳头。他们的叫声压过了暴风雨。一个胖胖的战士骑坐在桅杆的桁架上吃着面包，以免白白浪费了口粮。
濒死的人们眼中喷着怒火，在甲板上使劲跺着脚，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普霍夫站在高处，看见了“火星”号。
“他们在那儿发什么疯？”他问政委，“他们要沉了？还是被什么吓到了？”
“应该是船进水了。”政委回答，“应该想办法帮他们！”
底舱里的红军战士们待不住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也冲着“火星”号叫喊，羞辱着不幸者的惊慌失措。
“沙尼亚”上的全体成员都在为“火星”号上的队员和船员担忧。队长对着船长拼命叫喊，政委也上来帮忙，可是船长一直无法靠近“火星”号。
当“沙尼亚”靠近“火星”号时，对方船上叫喊着说，水已经进了机舱。
从“火星”号上还传来了手风琴声——有人在死神面前拉琴，吓唬一切人类的自然法则。
普霍夫恰好清楚地听见了琴声，竟然不合时宜地高兴了起来。
当“火星”号向着“沙尼亚”跃起的寂静时刻，一个纯净的嗓音，盖过了叫喊声，和着手风琴唱了起来：
我的小苹果
新鲜的苹果
黑海水面上
颠颠又簸簸
“臭流氓！”普霍夫高兴地评说着“火星”号上那个开心的人，又无能为力地吐了口唾沫。
“放小艇！”船长喊道。因为“火星”号的船体已经被淹没，只剩下了甲板。
被艰难放到水里的小艇，第三次翻了船。小艇上的两个水兵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突然，暴风急速抓起“火星”号，竟把它扔到了“沙尼亚”的上方。
“往下跳啊！”普霍夫比谁都急，大叫起来。
“火星”号上的人们打着哆嗦，面无人色，不顾一切地往下跳——跳到了“沙尼亚”的甲板上。他们摔倒在“沙尼亚”上，像死人一样瘫成一团，伸手想接住他们的人被撞断了胳膊，而普霍夫完全被撞倒在地。这让他很不高兴。
“轻点儿！”他大声地说，“见鬼，你们是去打弗兰格尔的，却连清水都害怕！”
几秒钟后，整艘“火星”号全部转移到了“沙尼亚”上，只有两个人从旁边飞了出去，坠入大海深处。
“火星”号上传来一个东西响亮的哀号，然后它就飞了出去，从内部炸开，变成木屑和铁片。
普霍夫在得救的人群中走来走去，一个个地问：
“是你在船上唱歌吗？”
“不是，唱什么歌啊！”“火星”号上的战士或水兵回答。
“你也不像那个人！”普霍夫不满地说着，继续往前走。
他一个人也没找到——原来，没有人唱过歌，也没有人拉过手风琴。可是普霍夫明明听到了歌声——连歌词都记住了。
夜色降临，暴风还在逞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
“魔鬼，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我倒要看看那个地方！”普霍夫在颠簸的底舱里自言自语地说。
晚上，“沙尼亚”上的军官们商议了很久。“沙尼亚”严重超载，无法在克里米亚靠岸。再加上飓风随时都在开阔的海面上挤压着船只，登陆队无法登岛。可是长时间滞留在海上也非常危险——遭遇的第一艘白军巡逻舰就能让“沙尼亚”沉没。
商议了很久。水兵们不愿意放弃，建议等待风暴过去，那时候能见度会好一些。
“好吧，我们回新罗斯斯克。”侦察兵队长，水兵沙里科夫说，“可是那儿情况如何？第一，主动往回撤，大家要骂娘；第二，还能怎么样——情况会更糟：弗兰格尔毫发无损！”
“你，沙里科夫，忘记了，”政委对他说，“你的‘火星’号现在只剩下了碎木渣，驱逐舰失踪了——应该也在水里，而‘沙尼亚’由于超载，像砖头似的摇摆不定！……好吧，照你说，是不是也该让‘沙尼亚’沉底？……”
“随你的便！”沙里科夫说，“摇摆不定最可耻！”
半夜里做出了决定，应该撤回新罗斯斯克。
深夜，飓风开始减弱，可是大海依旧波涛汹涌。“沙尼亚”拖着自己回家。
在刻赤海峡，岸上的探照灯发现了它，可是白军没有开炮。也许是因为，“沙尼亚”上飘摇着白军旗帜的残片。
清晨，“沙尼亚”在新罗斯斯克下人。
“耻辱啊！”战士们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委屈地说。
“有什么耻辱的！”普霍夫开导他们，“兄弟，大自然比人厉害多了！再说，曲曲弯弯的岸边还停靠着巡洋舰呢！”
“没什么，”水兵沙里科夫不满地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小屁孩，别列科普也能打下来！”
事已至此，沙里科夫心里明镜似的，一清二楚。
当天晚上，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重新登陆。
队伍在夜里又上了船，“沙尼亚”又冒出了蒸汽。
沙里科夫高兴地在船上走来走去，和每一个人说话。政委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虽然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点也没有责备他。
“你是工人吗？”沙里科夫问普霍夫。
“当过工人，将要当个潜水员！”普霍夫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去革命先锋队？”沙里科夫向他建议，“为什么你是个唠唠叨叨的无党派人士，而不是时代的英雄？”
“我有点不相信，沙里科夫同志。”普霍夫解释道，“并且，我们那儿的党委就设在革命前省长家的房子里。”
“革命前的房子又怎样？”沙里科夫对他的话更难以置信，“我就出生在革命前——我认为没关系。”
临近出发，政委离开了：去发紧急电报告知顺利起航。
半小时后他回来了，可是并没有上船，而是站在码头上，笑着喊道：
“上来！”
“你怎么回事，头儿？犯傻了？什么‘上来’？”沙里科夫在船上问他。
“我说，上来！”政委大声说，“别列科普拿下了，弗兰格尔跑了！得到命令——登陆取消！”
沙里科夫和其他人都垂头丧气。
“你又来一次！”一个红军战士说，“本来可以从背后包抄弗兰格尔的——他要逃去坐船，可现在——居然取消！”
“我就说过，在克里米亚，没有这些小屁孩也能行！”沙里科夫又用自己的话做了总结。
“你这个倔脾气！”普霍夫劝沙里科夫，“弗兰格尔跑就跑了吧，你可以随便找个人撒气！”
“唉！”沙里科夫大吼一声，用拳头把柱子砸出了裂缝，嘴里还补充着一些口头材料。
“游过海峡！”普霍夫建议他，“你个子小，探照灯发现不了你！你自己能上岸，登陆就能成功！”
“也行，”沙里科夫本来想说，可是后来改了主意，“水太凉，浪又大——很容易呛水！”
“你等天气变好！”普霍夫说，“把衬裤装满空气，一呛水，你就戳个洞喘口气！”
“别胡说八道，海上的事可没那么简单！”沙里科夫拒绝了。
两天后得知，失踪的驱逐舰抵达了克里米亚岸边，100名水兵上了岸。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沙里科夫难过地说，“驱逐舰上是科内什在指挥，我却碰上了一只旱鸭子！”
3
“普霍夫！战争快结束了！”有一天政委说。
“早该结束了！我们身上穿的只剩些思想，裤子都没得穿了！”
“弗兰格尔时日不多！红军拿下了辛菲罗波尔！”政委说。
“干吗不拿下？”普霍夫一点不惊讶，“那儿空气好，阳光很棒。虱子都烧到苏维埃政权的背上了，它也在往白军堆里钻。”
“关虱子什么事？”政委真生气了，“那可是有觉悟的英雄行为！你，普霍夫，十足就是个唱反调的人！”
“你不懂理论和实践，政委同志！”普霍夫也生气地回答，“你用惯了步枪，而从科学技术角度讲，螺帽必不可少，要不然螺钉就会飞出去。你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那你知道关于组建劳动部队的命令吗？”政委问。
“就是让乡下人摇身一变当上钳工，去工厂里上班？我懂！你早就教会他们要站稳立场了吧？”
“革命军事委员会里的人可不傻！”政委严肃地说，“他们会斟酌是‘同意’还是‘反对’！”
“这个我明白，”普霍夫同意他的话，“他们都是沉着冷静的人。不过乡下人可没那么容易就把技术弄明白！”
“好吧，那么全部科学奇迹和国际帝国主义的珍品是谁生产出来的？”政委争辩道。
“那你觉得，火车头也是乡下人鼓捣出来的？”
“那还能是谁？”
“机器是严肃的东西。造机器需要智慧和学识。那些从事简单劳动的人——不过是些原始的力量。”
“可是，打仗我们还是学会了吧？”政委打击普霍夫说。
“我们擅长烧锅炉！”普霍夫不肯让步，“技术活可是十分细致的！”
大街上，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步行去浴室，他们一路唱着歌振奋士气。
亲爱的妈妈
送我上路
采了一些
干树皮
“这些鬼东西！”普霍夫大声说，“在好端端的城市里鼓吹贫穷！你们就是唱，妈妈给准备了一些馅饼也好啊！”
时间一刻不停地流走。大炮的使用频率不断降低。由于无事可做，红军后备部队在研究大自然与社会，为长治久安的生活做着准备。
普霍夫的气色变好了，他也不干活。他说，休息是工人的特点。
“普霍夫，你报名参加一个学习小组也好啊，你这样多没劲！”有人对他说。
“学习会弄脏脑子，我想活得清清爽爽！”普霍夫颇有寓意地推辞。也许的确如此，也许他只是开个玩笑。
“普霍夫，你就是行尸走肉，还工人呢！”政委责备地说。
“你在编排我什么？我是个有技术的人！”普霍夫和他吵了起来，争吵内容一直延伸到对革命、所有英雄和革命的追随者都进行了侮辱。当然，是普霍夫在出言不逊，而他的交谈者发表完意见，就丢下普霍夫郁闷地走了。
在新罗斯斯克这个地处偏僻，气候恶劣多变的城市里，从那次夜间登陆算起，普霍夫待了整整四个月。
他在亚速海-黑海航运局海岸基地当高级维修工。新罗斯斯克政府成立这个航运局的目的在于，让北高加索尽快看上去像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可是机器破损严重，船只无法开动——北高加索完全无法自认为是一个安宁之邦。
一家阿乌尔墙报甚至把北高加索称为“东方的苏维埃英格兰”，因为有一片海岸和四艘暂时还未开行的船。
每天普霍夫都要仔细检查船上的机器，为它们书写病情报告：“由于连接杆断裂，附件损坏，‘柔情’号船上的重要机件无法使用，也无法解决。名为‘全世界苏维埃’的船只的病因在于：锅炉爆炸，整个炉膛不知所踪——情况无法查明。如果给‘沙尼亚’和‘红色骑士’更换磨损的气缸，加装汽笛，这两艘船可以立刻下水。可是当前，镗磨气缸显然不可思议。因为大地产不出现成的生铁，而由于革命，铁矿石也无人开采。说到镗磨气缸，劳动部队根本一窍不通，因为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庄稼汉。”
偶尔，普霍夫也会被叫到海岸基地去向政委单独汇报。普霍夫就向他全面介绍基地里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
“你的维修工们在做些什么？”政委问。
“什么做些什么？随时照看船上的机械设备！”
“可是他们并没有干活！”政委说。
“好吧，没干活！”普霍夫告知，“您没有考虑到大气的危害：各种铁——还别说铜——如果没有人照看，会很快酸蚀、生锈！”
“你可以动动脑筋，也试试看，也许能把船只修好！”政委建议道。
“现在没法动脑筋，政委同志！”普霍夫反驳说。
“为什么没法？”
“吃的东西不够，脑子转不动，口粮太少了！”普霍夫解释。
“普霍夫，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政委结束了谈话，把目光转向一边。
“您才是骗子，政委同志！”
“为什么？”政委已经在工作，漫不经心地问。
“因为您做的不是东西，而是态度！”普霍夫说。他模模糊糊地记起了一幅标语，上面说，资本不是东西，而是态度。在普霍夫看来，所谓态度，就是什么也不是。
一天，普霍夫在郊外明媚的阳光里散步时想到，人间有多少愚蠢的错误，有多少人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些独一无二的事物，譬如生活和整个大自然。
普霍夫双脚紧踏大地。哪怕隔着皮肤，他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大地与赤裸的双脚的亲密接触。这是所有步行者熟悉的享受，普霍夫也不是第一次体验。在大地上行走总是带给他身体的愉悦——他几乎是充满情欲地想象着，脚每挤压一次，土地上就会出现一个窄窄的小洞。他也会回头看看，它们还完好吗？
风纠缠着普霍夫，就像一个巨大的陌生身体伸出的双手。这身体向步行者展示着自己的童贞，却又不给他。普霍夫为这样的幸福热血沸腾。
守身如玉的大地的夫妻之爱唤醒了普霍夫心中主人公的感觉。他以居家的柔情打量着大自然中的一切，在他看来，一切都恰如其分，生机盎然。
普霍夫在高高的杂草间坐下，做起了个人总结。他的思绪飘散开来，已与他的熟练技能和社会出身全无关系。
普霍夫想起已故的妻子，非常伤心。他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因此所有人都认为，普霍夫是个感情粗放的人，粗放到可以在棺材上切香肠吃。确有其事，可是普霍夫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无情，而是因为饿了。后来，当这件痛苦的事情过去之后，细腻的情感开始折磨他。当然，普霍夫关注的是物质的世界法则的力量，甚至从妻子的死中也看到了这些法则的公平性和大致的诚意。大自然的和谐与骄傲的开放性让他非常高兴——也让他十分惊讶。不过，他的心偶尔也会因亲人之死而惊慌战栗，希望向周围的人诉说自己的无助。在这种时候，普霍夫感觉到自己与大自然的不同。他会痛苦地把脸贴紧已被自己的呼吸烤热的大地，洒上自己少有的、不愿流出的泪滴。
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因为一个人无处寻找终点，也无法绘制一个宏大的心灵版图。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诱惑，因此于他而言，每一天都是创世纪。这也正是他生活的动力。
每当普霍夫凝神思考的时候，身处远方的兹沃雷奇内就会让他感觉亲切。他想，如果能见见他，同他谈谈心该多好啊！
普霍夫觉得很奇怪，没有任何人关注他：人们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才会找到他。
有小部分红军战士被批准回家了，他们永远地消失在偏远的乡村，带走了革命的新奇与秘密。他们走后，城市又变回了革命前的孤儿，套上了破旧的常礼服，慢条斯理地该干什么干什么。
“好吧——我也走！”普霍夫决定。他带着草原人的恶意看了看荒凉的群山，山上阡陌纵横，让人生厌。
普霍夫没有告诉领导自己要离开，免得让别人不快，也给自己增加负担。
普霍夫一个人动身，和来这里的时候一样。思乡的愁苦烦扰着他，他不明白，怎样才能在人群中建立起共产国际。因为故乡——只是那片贴心之地，并非整个世界。
从吉霍列茨卡娅站没有火车到罗斯托夫，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开——到巴库。
普霍夫打算从巴库徒步走回家乡——不需要特别研究地形，斜穿过里海海岸和伏尔加河就到了。他想，这一路粮食丰饶，而他喜欢吃上饱饭。
在路上，在空旷的油罐车上，普霍夫累了，也瘦了。他只吃了一块在新罗斯斯克领到的配给面包，分量还被克扣了一些。
一路上他看见贫困的村庄，贫瘠的荒草，各种活的和死的大自然的库存，都由于严酷的气候和残酷的战争而凋敝。
历史时间和残暴的世界物质中恶的力量共同摧残折磨着人们，可当他们吃饱睡足之后，重又变得面色红润，开始生活，并对自己特殊的事业充满信心。那些带着伤痛记忆死去的人们，也鞭策着活人。为的是不辜负自己的死，不让自己毫无价值地腐烂成灰。
普霍夫看着面前的谷地，听着列车的轰鸣，想象着被打死的人——正化作泥土滋润大地的红军和白军战士。
为了不让任何人白白消失，为了实现血脉的公平，他一直在寻找必要的科学复活死者的方法。
他的妻子死后——因为疾病和饥饿，默默无闻地早亡——普霍夫立刻被这忧伤的谎言和违背法则的事件刺痛。那时他就在考虑——所有革命和人间一切焦虑去向何处，去向世界的哪一个尽头。可是熟识的共产党员们听完普霍夫睿智的想法后，都恶毒地对他微笑，并说：
“你的格局太大了，普霍夫。我们的事业虽小，却严肃得多。”
“我不怪你们，”普霍夫回答，“一个人的一步有一俄尺长，不会比这个更远。可是如果长时间不停地行走，就可以走很远——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然，走的时候，就得想着一步，而不是一里，要不然一步也走不好。”
“你瞧，你自己也明白，应该遵循明确的目标。”共产党员们解释说。普霍夫也认为，虽然他们在徒劳无益地毒杀神灵，但他们人都还不错。不是因为普霍夫曾经信神，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在宗教中安放心灵。可是在革命中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你爱自己的阶级吧！”共产党员们对他建议道。
“是应该习惯于这个，”普霍夫下了判断，“不过人们空虚时会很痛苦，心里不舒服，他们就会给你们找麻烦。”
普霍夫在巴库受到很好的款待，因为他在那里遇见了水兵沙里科夫。
“你怎么来了？”沙里科夫问，一边在昂贵的桌子上翻动着大张大张的纸，从上面寻找有用的东西。
“巩固革命成果！”普霍夫立刻宣称。
“兄弟，我正在搞一个里海航运局，只是还没弄出什么名堂！”沙里科夫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怎么耍起笔杆子了？拿起榔头，亲自修船去吧！”普霍夫解决了沙里科夫的烦恼。
“你这个怪人，我可是里海舰队的总指挥！那到时候谁来管理整个红军舰队？”
“有什么好管理的？难道人们自己不会干活吗？”普霍夫想都没想就说道。
沙里科夫还是惦记着船上的生活，他一边做着案头工作，一边重重地叹气。他在批示上只表达两种思想：“同意”和“不行”。
普霍夫到沙里科夫家吃饭睡觉。沙里科夫住在施瓦尔茨街上一个寡妇家里。不开会或者没别的要紧事的闲暇夜晚，沙里科夫就给寡妇做凳子，书却看不进去。他说，一看书他就会开始发疯，整夜做噩梦。
“你的身体太脏了——血太多！”普霍夫向他揭示道，“对于脑力工作而言，负担太重。你一定得放点血！”
“往哪儿放？”沙里科夫寻找着救赎方法。
“放到桶里！”普霍夫建议道，“让我来帮你划一刀——蒸汽机都得把多余的气放掉！”
“你别再瞎嚷嚷了！”沙里科夫站得远了一些，“我现在自己都会变消瘦——因为这种平静的生活。你知道，打仗和阶级团结总能让我的身体更强壮，更协调，可是一切过去后，我自己就干瘪了。”
普霍夫在沙里科夫家住了一周左右，吃完了寡妇家所有的存粮，出发回家了。
“你他妈就知道整天瞎晃悠！我来给你找点事儿做！”一天沙里科夫对普霍夫说。沙里科夫建议他去当运油船队的队长，可普霍夫并没有接受。
普霍夫不喜欢巴库。如果换个时机，可能他还会趋之若鹜，可是现在所有机器都一声不响地趴了窝，钻机也只能晒太阳。
风吹着沙子发出嗡嗡的声响，钻进脸上每个毛孔里。这让普霍夫尤其气愤。虽然已经过了炎热的季节——已是10月，可依然燥热难安。
普霍夫决定离开这里。当他从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到沙里科夫家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后者。
“溜达去吧！”沙里科夫同意了，“我给你开一张去共和国任何地方的介绍信，虽然你不过是个苏维埃政府里的手工业者。”
第三天普霍夫出发了。沙里科夫给他开具了去察里津的出差证明——出差目的是招收熟练的无产阶级来巴库工作，以及向工厂订购潜艇，用来同盘踞在别尔辛的英国干涉者作战。
“行吗？”沙里科夫把出差证明递给他，问道。
“这……”普霍夫委屈地说，“那地方见过潜艇吗？兄弟，那儿全是冶金厂！”
“那就——去吧！”沙里科夫放心了。
“行！”普霍夫边走边说，“只要你给了我特别授权书和40轴的火车，我就能吓唬吓唬整个察里津，把一切都搞定！”
“你就按正常程序去吧——会接待你的。”沙里科夫和他告别，在棉花纸公函上写下了：“同意。”公函里报告了护卫舰在海里被漩涡吞没一事。
4
模糊的旅途印象让普霍夫灵魂中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普霍夫如同穿越烟雾般，穿过不幸的人群，到达了察里津。他总是如此：几乎是无意识地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有时甚至忘了自己。
人群嘈杂，铁轨在撞击之下，用力地推开旋转的车轮。空旷的世界在臭烘烘的梦魇中摇摆不定，唧唧尖叫的空气包裹着列车。普霍夫和周遭的一切都坠入风中，如死尸般无助，任人摆布。
旅途观感使普霍夫的意识完全模糊，以至于无力思维。
普霍夫坐车的时候一直大张着嘴——其他人也惊讶得合不拢嘴。
一群特维尔省的女人从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回来。她们周游世界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生存。无论山水、人文还是星座，都引不起她们的兴趣。她们对游历之地毫无印象，谈起去过的国家也同赶集日的乡镇并无二致。她们只记得安塔利亚海边所有食品的价格，对手工艺品却不感兴趣。
“那儿的绳子怎么卖的？”普霍夫心中暗自想着什么，就问她们当中的一个人。
“亲爱的，在那里你是看不见绳子的——我们把整个市场都走遍了！那儿的羊肝很便宜，千真万确，我可不想骗你！”特维尔女人说。
“你在那里看见十字星座了吗？水兵们说，在那里见到过。”普霍夫打听道，似乎他非常想知道答案似的。
“亲爱的，我没看见十字星，根本就没有——可那儿有很多流星！一抬头，就看见星星飞来飞去。有点吓人，可是挺好看！”女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自己并没有看见的景象。
“你在那儿换到什么了？”普霍夫问。
“我带了一普特玉米，换了一块粗麻布。”女人哀怨地说完，擤了一把鼻涕，直接甩到了地上。
“你们是怎么跑到别的国家去的？”普霍夫打听道，“你们可没有证件啊！”
“亲爱的，我们可是有文化的人，我们还能不知道怎么办？”特维尔女人简明扼要地回答。
一个残疾人请普霍夫抽过一支英国烟。他从阿根廷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带着五普特上等硬质小麦。
一年半以前他离开家的时候还身体健康。他打算用面粉换一些小刀，过两周就回家。没想到情况出乎意料：他在阿根廷附近根本没有找到面包——也许，他起了贪心，认为在阿根廷也不会有小刀。在美索不达米亚，他在一次隧道塌方中致残——腿坏了。巴格达的一家医院为他做了截肢手术，他一直带着这条断腿，用布裹着，埋在小麦里，以防它发臭。
“怎么样？没味道吧？”这个来自阿根廷的背袋贩子感觉普霍夫是个好人，向他问道。
“只有一点点！”普霍夫说，“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吃这样的伙食，所有的肉体都会发出味道。”
瘸子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大地之美。相反，他同普霍夫聊库尔萨夫卡的一条可以钓鱼的小溪，聊能使马合烟提味的草木樨草。他记得库尔萨夫卡，了解草木樨，可是却忘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他那若有所思的双眼一次也没有打量过任何一棵棕榈树。
整个世界就这样在他身边呼啸而过，却没有留下任何情感。
“你怎么会这样？”热爱神秘的大自然画卷的普霍夫就此问瘸子。
“操心事把脑子都塞住了。”瘸子回答，“在大海上航行，看见各种假人标本和富裕的国家——真没意思！”
饥饿如此地激发出普通老百姓的智慧：他们可以巧妙地避过所有国家的法律，满世界寻找食物。无名无姓的人们游历了整个地球，却像在家乡的县城里一样，从来发现不了任何令人惊异之处。
对于那些只在俄罗斯漂泊的人，人们不会表现出任何敬意，也不会专门向他们打听什么。这实在是易如反掌，如同一个醉汉在自己的农舍里跌跌撞撞。那时候，每个人的力量都足够强大，不会为任何挤兑感到委屈。没有人抱怨政府，或者抱怨自己的痛苦——每个人都逆来顺受，习以为常了。
在一些大站，列车会接连停好几天，在小站——停三天。男贩子们走到草原上去割别人的草，免得丢了自己的手艺。回到车站，火车还像被黏住一样，原地不动。火车头很长时间都烧不开锅炉，烧开了，柴又没了，重新等待燃料。可是这样一来，锅炉里的水又凉了。
普霍夫犯起了愁。这些时候，他常在草原上行走，趴在水沟边，吸吮一种胆草，里面流出的不是温暖的汁液，而是毒素。在这种毒素，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普霍夫全身长疮，掉头发。同时，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方，去向哪里，自己是谁。
时间在他周围停滞，仿若小动物逃窜，大自然里各种物种艰难爬行的世界末日。一切都笼罩在朦胧的绝望与忍耐的忧伤中。
好在，那时人们还什么都没有意识到，坦然地面对着一切。
普霍夫没有在察里津下车——那里下着雨，地上结起薄冰。伏尔加河上狂风怒吼，房顶上方所有空间都压抑着仇恨与烦闷。
普霍夫来到站前市场上——想用鲤鱼换些备用的衬裤。他感觉有点不舒服。听见公鸡在打鸣——下午四点——一个工匠正和商贩争执秤的精准度问题，另一个人坐在枕木上，拉起了手风琴。城市的纵深处有人在开枪，还有人坐着大车行驶。
“这里潜艇制造厂在哪里？”普霍夫问拉手风琴的工匠。
“你是什么人？”工匠看了他一眼，停住了手中的音乐。
“来自别洛韦日斯卡亚原始森林的猎人！”普霍夫想起了过去看过的一本古书，不经意地宣称。
“我知道！”工匠说完又拉起了忧伤却令人心烦的歌曲，“直走，然后斜穿过去，走到一片谷地，拐进铁匠铺——到那儿再问法国工厂！”
“好吧！接下来不问你我也知道了！”普霍夫谢过，漫不经心地信步走了过去。
他走了大约三小时，没有看一眼城市，感觉到自己困倦潮湿的血液。
有人在乘车，有人在走路——也许，都在干重要的革命工作。普霍夫没有全神贯注地看他们，而是默默地行走，偶尔想到，沙里科夫是个混蛋：强迫别人做些无用功。
在法国工厂的办公室附近，普霍夫拦住一个正边走边吃白面包的机械工。
“这个——你瞧！”普霍夫把沙里科夫给的介绍信递给他。
那人拿起文件深入领会。他看了很久，若有所思，一言不发。普霍夫冻坏了，瘦弱的身体瑟瑟发抖。可是机械工一直看啊看——要么是他不识字，要么就是他对所看的东西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工厂里，高高的旧栅栏后面是一片寂静凄凉——在那里，冰冷的铁块已经被懒惰的锈迹吞噬。
白天躲进了起风的灰暗夜色里。城市中稀疏的灯光，与高高岸边的星辰交相闪耀。狂风像水一样潺潺作响，普霍夫感觉自己是个孤独无着……迷途的人儿。
机械工，或者，他不是机械工，看完了介绍信全文，甚至仔细看了看信的背面，可是那里字迹全无。
“怎么样？”普霍夫问他，望了望天，“什么时候车间可以接订单？”
机械工用舌头舔了舔介绍信，把它贴在了栅栏上。自己则沿着厂区回家了。
普霍夫看了一眼栅栏上的文件，怕它被风吹破，便把它钉在一颗探出头的钉子上。
普霍夫很快就走回了车站。夜风和一只雨里的小动物毁掉了他的自我感觉。可当他看见火车头冒出的烟时，高兴起来，就像看见了家园。车站大厅在他看来也像是亲切的故乡。
火车在半夜开动了，路线不清，任务不明。
“它往哪儿开？”普霍夫问爬进车厢的人们。
“我们怎么知道它去哪儿？”一个看不清模样的人用柔弱的声音充满疑惑地问，“车在开，我们和它在一起。”
5
火车开了一整夜——叮叮当当，痛苦不堪，把梦魇装进人们没有记忆的头脑里。
在一些僻静的小站，风颤动着车厢顶上的铁皮。普霍夫想到风儿凄苦的生活，不禁同情起它来。他还想起了风磨、现在正狂风肆虐的空荡荡的乡村草棚，和广袤空旷无家可归的大地。
列车继续开行。普霍夫在运行的列车中安静地睡着了，感觉到暖意和平稳的心跳。
列车全速前进，长时间鸣笛，恐吓着黑暗，祈求着安全。笛音久久回旋在平原、分水岭与峡谷中，又被谷地撕扯成另一种可怕的声音。
“普霍夫！”普霍夫在梦中听见一个很轻又很响的声音。
他一下子醒了，说了声：
“啊？”
整节车厢都在沉睡，地板下面传来高速前进的车轮的轰隆声。
“你干吗？”普霍夫又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可他知道，没有人。
早已遗忘的痛苦在他心里与意识中含混不清地嘟哝着——平静下来之后，普霍夫难过起来，想尽快平息，遗忘这一切，因为无法指望任何人参与其中。他就这样苦恼了许久，完全无视车厢外呼啸而过的空间。他点燃自己心中的绝望，困倦了，便去梦中寻找安慰。
普霍夫睡了很久，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太阳炙烤着秋日的土丘，闪耀着火热的金黄和平等的快乐，发出高亢而紧张的音调。
原野里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枯瘦顺从的树木。他们心不在焉地摇曳着枝条，在死亡到来之前毫不害臊地赤裸着躯干——免得白白浪费它们的衣服。
下雪前的最后几天，地面上所有生机勃勃的绿色都被置于寒冷、霜冻和漫长暗夜的枪林弹雨之下。可是——预先——吝啬的大自然就脱下了植被，用风把冻得奄奄一息的种子分送了出去。
树叶被雨水紧紧压在泥土里，在那里化作养料，种子也躺进里面得以完好保存。生命就这样精打细算地做着长期储备。看到这样的景象，见证人普霍夫唇边流出了口水，这意味着开心满足。
这趟任务不明的列车上的乘客在晨光中醒来——由于寒冷和梦境的中断。普霍夫醒得比所有人都晚。当他那只麻木的脚开始刺痛时，他跳了起来。
他已经没有东西可吃，于是面对空荡荡的晚季的大自然抽起了烟。在那里，低矮的太阳在欢笑，路边的灌木丛在清晨的寒冷中无助地战栗。清晰的地平线上，远方清澈透明，令人向往。多想跳下火车，用双脚触摸大地，在它坚实的身体中躺一躺。
普霍夫对自己的观察感到很满意。对眼前一切，他使用了一句有分量的表达：
“仁慈！”
“松树！”一个已经三天没吃饭，学识渊博的老头说，“这里应该是沙质土壤。”
“这是哪个省？”普霍夫问他。
“谁知道——是哪个省？反正是个省呗！”老头漠然地回答。
“那你是要去哪里？”普霍夫有点生他的气。
“我和你一起去同一个地方！”老头说，“昨天我们一起上了车——就要一起坐到站。”
“你没认错人吧——你看看我！”普霍夫想让对方注意到自己。
“为什么会认错人？你是唯一一个麻子——别人的皮肤都是光滑的！”老人解释说，说完开始挠腰上的疮。
“好像你长得挺讨人喜欢似的！”普霍夫委屈地说。
“我不讨人喜欢，我的脸长得还行！”老头给自己下了判断。为了表示赞许，还用手抚了抚自己面颊上棕色的短髭。
普霍夫全神贯注地上下打量了老头一眼，一口唾沫吐到外面又弹了起来，然后就再也不理他了。
突然响起了过桥的轰鸣声——车厢里散发出清新的水的气息。
“这是什么河？你知道叫什么吗？”普霍夫问一个巫师模样皮肤黝黑的男人。
“我们不知道。”男人回答，“总有个名字！”
饱受饥饿折磨的普霍夫叹了口气，然后发现，这就是家乡。这条河叫干朔沙河，而干旱的凹地里的村子叫雅思纳梅恰。那里住着一些名为“孵蛋派”的旧教派信徒。从家乡飘来面包的香味和腐烂的青草淡淡的臭味。
普霍夫的声音洪亮起来。他真诚善意地宣布道：
“这里是帕哈林斯克市！这是农学研究所和砖厂！我们一夜间走了400多里！”
“这儿——同志，你知道不，——换东西吗？”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头问。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可换的。
“这儿，老爷子，换不了东西！工人们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这儿的工人们都消失了！”普霍夫告知，他紧了紧肚子上的裤带，好像是要把没有行李的自己捆紧。
老旧的灰色火车站还是普霍夫童年时的模样。那时的它吸引着他去环游世界。周围是煤炭、石油燃烧的味道，以及火车站这种神秘不安的空间里常有的味道。
变得赤贫的人们躺在柏油站台上，满怀期待地注视着靠站的空车厢。机车库里，刚打完盹的火车头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铁轨上调车机车不安地开来开去，挂上成串的车厢，驶向陌生的地方。
普霍夫在车站大厅里慢慢地走着，带着许久之前孩童的好奇和一种忧伤的满足读着那些还是战前贴出来的旧海报：
“马克-科尔米克”牌蒸汽脱谷机
带过热器的“沃尔夫”锅驼机
“济慈”香肠店
伏尔加河“飞机”轮船公司
“若阿尚与K6”轮船发动机
“标致”牌自行车
格尔曼安全旅行剃须刀
……
各种有意思的广告招贴。
普霍夫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经常专门来火车站看招贴——同时既羡慕又惆怅地目送远行的列车，他自己却哪儿也没去过。那时他的生活很单纯，可是后来就完全变了样。
普霍夫走下车站的台阶，来到了城市的街道上。他把明亮的空气装进自己空洞饥饿的身子，便消失在街角的房子后面。
抵达的列车把很多人留在帕哈林斯克。每个人又出发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死亡或得救。
6
“兹沃雷奇内！别佳！”钳工伊科尼科夫声音低沉地喊道。
“你干吗？”兹沃雷奇内问，停了下来。
“可以吗？我拿点儿板子？”
“什么板子？”
“就这些——六块薄木板！”伊科尼科夫小声说。
这是在帕哈林斯克铁路工厂的车轮车间。车间里铺满灰尘和铁屑，悄无声息。偶尔有班组在车床和液压机旁忙碌，调试机器用来打磨轮边，上轴。陈年的污垢和烟尘像马合烟一样飘旋在屋梁上，散发出潮气和机油的味道。死气沉沉的秋日光线支离破碎地映照在机器上。
原来生长在工厂旁边的牛防风、牛蒡，现在都已经随着岁月干枯了。高强度工作后业已报废的火车头堆满了整个院子。废铁堆成的野山并非大自然的景观，而是在诉说着已经毁灭的技术艺术。先进的机械设备上那些精巧的构件，精确的机身展示着当年傲人的张力与能量。沙皇战争时期的军列、铁路上的国内战争、紧急运粮路线上的草原大跃进——火车头见证并亲历了这一切。而现在它们却躺在与机器并不相称的乡村的枯草中，死亡般沉睡。
“你用这些木板来做什么？”兹沃雷奇内问伊科尼科夫。
“做棺材——儿子死了！……”伊科尼科夫回答。
“儿子已经是大人了？”
“17岁了！”
“他怎么死的？”
“得了伤寒！”
伊科尼科夫转过身，用久经风霜干瘦的手捂住脸。兹沃雷奇内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他感到羞耻、痛惜和尴尬。伊科尼科夫一辈子历经磨难、勤恳工作、默默无闻，现在却悲伤无助地捂住自己的脸。
“我给他吃，给他喝，供他长大！”伊科尼科夫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几乎哭出来。
兹沃雷奇内走出车间，往办公室走。
办公室距离很远——在电站附近。一路上兹沃雷奇内只是机械地迈步，脑子里一片空白。
“液压机快修好了吧？”厂里的政委问他。
“明天晚上我们再试试！”兹沃雷奇内心不在焉地报告说。
“怎么样，钳工们都还好吧？”政委问。
“没事儿。午饭后走了两个——身体虚弱流鼻血。应该吃点早饭，可他们每人家里都有孩子——他们把饭都给孩子们吃了，自己饿着肚子来上班……”
“不像话，兹沃雷奇内！昨天我去了革委会——红军的口粮被削减了……我也知道，应该做点什么！”
政委沉着脸，疲惫地往模糊肮脏的窗外看，什么也没看见。
“今天开了支部会。阿弗宁！你知道吗？”兹沃雷奇内对政委说。
“知道！”政委回答，“你去电气车间了吗？”
“没有！那里怎么了？”
“昨天工人们试用了一台大型发电机——把线圈烧坏了。见鬼，才修了两个月！”
“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地方短路了。很快就能弄好！”兹沃雷奇内认为，“我们现在既没有煤，又没有电。这才要命！”
“对，这是最大的麻烦！”政委含糊地说。他忍不住微笑了一下：也许他有所期待，或者仅仅是出于自己坚强的性格。
伊科尼科夫走了进来。
“我要拿一些那种薄木板！”
“拿吧，拿吧！”兹沃雷奇内对他说。
“你为什么要给他木板，头儿？”阿弗宁不满地问。
“你别问了，他拿去做棺材。儿子死了！”
“啊，我不知道！”阿弗宁不好意思地说，“那还应该再给他帮点儿忙！”
“怎么帮？”兹沃雷奇内问，“啊？帮什么忙？都是瞎胡闹！应该给他面包——可是我们自己的口粮也被削减了——甚至不够按人头分！你自己也清楚。”
谈完话，兹沃雷奇内直接回了家。天完全黑了，白嘴鸦在荒地上飞来飞去地觅食。兹沃雷奇内习惯性地饿了。他知道家里有热土豆，至于革命的烦心事——暂时可以抛到脑后。
兹沃雷奇内在外屋的门垫上蹭靴子的时候，听见有外人在房间里和他妻子嘟哝着什么。
兹沃雷奇内心想，现在一盆土豆不够吃了，便走进了房间。普霍夫正坐在那儿，被自己讲给兹沃雷奇内妻子听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你好，主人！”普霍夫先开口。
“你好，福马·叶戈雷奇！你打哪儿来？”
“从里海来，上你们家吃点鸡肉！你喜欢吃鸡——我现在也胃口大开！”
“我们现在在守斋期，福马·叶戈雷奇！我们现在吃饭都是有一顿没一顿！”
“全省性的饥荒！”普霍夫总结道，“没有面包，连土也吃。也就是说——像傻瓜一样活着！”
“老婆，给他拿点儿熟土豆！”兹沃雷奇内说，“要不然他闭不了嘴！”
普霍夫脱下靴子，把裹脚布挂到炉子上烤干，从头发里掏出谷草和草屑，在屋子里完全坐定下来。他吃完土豆，又吃了一些土豆皮，恢复了精神。
“兹沃雷奇内！”普霍夫说，“你为什么是武装力量？”说着指了指炕边的步枪。
“我参加了特别行动队。”兹沃雷奇内解释道。他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
“特别行动队？”普霍夫问，“去抢农民的粮食？”
“特别行动队！专门针对敌人的突发反革命行动！”兹沃雷奇内正义凛然地解释了这件不光彩的事情。
“你现在还是里面的人？”普霍夫洞悉了一切。
“对，因为——我有点同情革命！”
“你是怎么同情革命的——多领了些面包还是拿了布匹？”普霍夫猜测道。
兹沃雷奇内一下子震怒起来。普霍夫想，这下子不会请他吃晚饭了。兹沃雷奇内的妻子用炉钩在炉子里刮着什么。她本来就是个凶狠、吝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女人。
兹沃雷奇内开始向普霍夫明确阐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了解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流言蜚语！难道你没看见，革命是意志坚定的事实！”
普霍夫似乎是在听，还满怀敬意地看着兹沃雷奇内的嘴。心里却在想，他就是个傻瓜。
兹沃雷奇内火冒三丈，说话间接近了世界革命的目的。
“现在我本人是党员，工厂的支部书记！你懂我的意思吗？”兹沃雷奇内结束了讲话，喝水去了。
“原来，你现在掌握着政权喽？”普霍夫说。
“和政权有什么关系！”兹沃雷奇内还没喝完水就转过身来，“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共产主义——不是政权，而是神圣的义务！”
普霍夫就此打住了，以免惹恼主人们，失去栖身之处。
晚上兹沃雷奇内去了支部，普霍夫则在箱子上躺了下来。点亮的煤油灯噼噼啪啪地响着。普霍夫听着这声音，猜不透是来自哪里。他想吃东西，又不敢开口要——就饿着肚子抽了一会儿烟。
普霍夫记得，兹沃雷奇内应该有一个儿子——以前有过。
“你们把孩子送走了吗？还是他住在亲戚家？”普霍夫向女主人打听。
女主人摇摇头，用围裙遮住了眼睛——这是痛苦的表现。
普霍夫住了口，陷入沉思。虽然他知道，女人的痛苦就是犯傻。
“为什么别奇卡要往党里钻？”普霍夫想道，“孩子死了——虽然算不上很大的痛苦，可对于父亲来说却很伤心。他没地方可去，他家女人又心似毒蝎。这样，他就往里钻了！”
女主人淡忘了伤心事之后，便让他去劈柴。他去了，在一堆枝杈很多的木柴里忙活了半天。干完活他全身无力，暗想——由于吃不饱饭，自己变得多么虚弱！
院子里的风顽强地刮着——同旧时光里别无二致。对于这个混蛋来说，不存在任何革命事件。可是普霍夫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风也会被科学技术驯服。
11点，兹沃雷奇内回来了。三个人一起喝了不加糖的南瓜茶，每人吃了两块土豆便准备睡觉。
普霍夫夜里睡在箱子上，兹沃雷奇内和妻子爬上了炉子上面的炕。普霍夫对此有些惊讶——过去他不喜欢和妻子一起睡：憋闷、拥挤，臭虫叮咬——可这个人才刚到秋天就睡到炉子上去了。
可是这到底是别人家的事。当屋子里安静下来后，他问兹沃雷奇内：
“别佳，你还没睡吧？”
“没有。怎么了？”
“我得干点活儿！我怎么能在你这里吃闲饭！”
“行啦，我们来安排——明天再说！”兹沃雷奇内从上面说道。他打了个大哈欠，脸上的皮肤全都张开了。
“翘起尾巴来了，鬼东西，入党了！”普霍夫想着，进入了梦乡，在梦里张大了嘴。
第二天普霍夫被录用到液压机上当钳工——他又来到机器旁边，来到了故乡。
两个钳工都是老熟人，普霍夫分别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恰好是没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至于事情原本是怎样的，普霍夫自己也忘了。
“你现在应该去当个领袖，干吗还来干活？”一个钳工对普霍夫说。
“领袖太多了，火车头却没有！我可不想吃闲饭！”普霍夫觉悟很高地回答。
“没用的，火车头一装好，大炮就给你打烂！”一个钳工对劳动的价值将信将疑。
“让他打——总有能抵挡住炮弹的！”普霍夫确信。
“最好让他们往土地里打：大地更软，更不值钱！”钳工坚持己见，“凭什么白白损坏技术产品？”
“为了让一切能够循环往复！”普霍夫对这个外行解释说，“你领口粮——造火车头，火车头用坏了——你就重新领一份口粮，又重新开始生产！要不然吃下去的伙食都没处消耗！”
普霍夫在兹沃雷奇内家又住了一周左右，后来搬到了自己的住宅里。
有了家，他高兴起来，可是很快又犯起了愁，每天都去兹沃雷奇内家串门。
“你怎么回事？”兹沃雷奇内问他。
“那儿没意思，不是住宅，就是一块儿公家的地盘！”普霍夫回答他，又聊了些在黑海时的事，为的是喝茶的时候不至于无话可说。
“我们那儿有个沙里科夫，就爱胡说八道，还是个水兵。我的煤不够烧了，就让我们从克里米亚撤回来。那时克里米亚盘踞着白军，为了不让他们逃跑，英国人开着大型军舰监视他们……我顺利到达了新罗斯斯克，发出信号，让船给我送吃的来——我饿了。是好事，可是有点扯淡。城里白天黑夜地打枪——不是局势危险，而是野蛮无耻。我一直坐着，饥肠辘辘，脑子一片空白。突然，沙里科夫坐船过来了。他说，你为什么提前来了？我告诉他，我饿了，煤也烧完了。他——吃得脑满肠肥的——一把抓住我扔进了海里。‘游吧，’他叫喊着，‘去弗兰格尔那里去登陆吧。’我开始很害怕，后来在水里适应了，换着气地游。夜里，我游到了克里米亚。我爬上了敌人占领的岸上，躺在灌木丛里，后来又躲在沙地里睡着了。早上我被冻醒，浑身冻僵了。白天我在太阳底下暖和了一会儿，又游了回来——回到了新罗斯斯克。这时我是真着急了，因为饿得比昨天还难受……”
“游到了？”兹沃雷奇内问。
“毫发无损！”普霍夫说道，“在大海里游泳很轻松，只要没有暴风雨——那就吓人了……”
“沙里科夫对你说什么了？”兹沃雷奇内问。
“沙里科夫说——好样的，我推荐你当红军英雄！他问，看见敌人了吗？我给他说，那儿——辛菲罗波尔革命委员会——一个敌人也没有，我白在沙地里待了一晚上。他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那你亲自再去看看！那时消息传得很慢——电报线路不足，材料也生了锈。对，过了一整天苏维埃政权就拿下了整个克里米亚。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于是沙里科夫任命我当了矿业部门的负责人。”
“红军英雄当上了吗？”兹沃雷奇内惊讶地问。
“当然当上了。你往下听。表彰我的无私忘我、无处不在、深谋远略——奖章上就是这么写的。可是我很快就在吉霍列茨卡娅用它换了粮食。”
喝完茶，普霍夫还不想离开。可是兹沃雷奇内已经开始打瞌睡、叹气——普霍夫不好再拖延，便告辞出门，在门边才讲完了最后一个故事。
夜里，普霍夫在寂静中溜达，用新鲜的眼睛环顾城市。他想：多么丰富的财产啊！似乎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城市。每个全新的日子，他都感觉到一个前所未见的早晨，都会像面对充满智慧的罕见发明一样仔细打量。可是傍晚他工作累了，心脏就变得呆滞，生活也发出腐臭的味道。
从兹沃雷奇内家回来，普霍夫连炉子都不想烧，裹上了自己的全部衣服。这栋房子住的人并不多：还有一家人。他们家与普霍夫的房间中间隔着好几个空房间。如果普霍夫睡不着，他就把台灯放到床边的凳子上，阅读一些兹沃雷奇内给他的宣传品。
当普霍夫什么也看不懂的时候，他就想，这是傻瓜或者过去的教堂诵经员写的。他看得索然无味，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无法做梦，因为梦刚一开始，他就马上猜到这是骗局，并大声说：这是梦，魔鬼！——就醒了。然后一直睡不着，咒骂从阅读中得知的唯心主义的残渣余孽。
一次，他和兹沃雷奇内一起下班。城市熄灭在缓慢到来的黑暗中，教堂的钟声在死气沉沉的世界上空轻声哭诉。普霍夫感觉到自己身体肮脏，想着他住宅里的愁苦，沉重的双脚步履艰难。
兹沃雷奇内冲着房子挥了挥手，风趣地说：
“共同性！现在在城里逛就像在自家院子里溜达似的。”
“我知道，”普霍夫不同意，“你的——我的——财产！原来都是有主人的，现在都没有归属了！”
“你这个怪人！”兹沃雷奇内笑了，“共同财产——就是说，是你的财产，但却不是掠夺来的，而是通过成熟理性的方式得来。房子就在那儿——你住在里面并爱惜它，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胡作非为，把门给烧掉。兄弟，革命就是关心！”
“关心什么，如果一切都是共同财产。在我看来——那就是别人的！资本家把自己的房子看作血脉，我们又是怎样做的？”
“资本家之所以那么看，之所以那么贪婪地爱惜他们抢来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制造不出来！而我们能制造出房屋、机器——可以说，是用鲜血铸成的——所以我们就像爱惜鲜血一样爱惜它们：我们知道它们的价值！可是我们对待财产并不小气——我们还能再生产出来。而资本家们却对自己那点破烂儿心疼得浑身发抖！”
“你的脑仁儿转得不错，我看出来了！”普霍夫这话说得不像出自他之口，“也许你连吃饭都不会了？还记得你在除雪车上怎么吃饭的吗？”
“和吃饭有啥关系？”兹沃雷奇内委屈地说，“当然，大脑喜欢丰盛的餐食，要不然就没法思考！”
他们就此分手，看不见彼此。普霍夫走到自己那栋楼前突然想起，这个住处名叫家园。
“见鬼吧！还家园？既没有女人，也没有炊烟！”
7
正当普霍夫冷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之时，在甜蜜潮湿的朝霞中，窗框上的玻璃裂了一条缝。一声响亮的炮声在城市上空炸响。
在普霍夫脑海中，这动静来自一场关于新罗斯斯克南部战争的梦境。可是他马上揭穿了自己幻想的真面目：你是一场梦，魔鬼！——便睁开了眼睛。炮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房子都被打进了土里。
“让你瞎吵吵！”普霍夫不赞同正在发生的事件，打算点亮灯来检验自然法则。灯点亮了，可是马上就被第三声炮击震熄——可能炮弹就在园子里爆炸了。
普霍夫穿上衣服。
“哪个畜生用炮弹来蹚这潭浑水！”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街上，普霍夫感到烟雾弥漫，炎热难耐。机枪在空气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普霍夫喜欢机枪：与机器相似，都需要冷却。
霰弹击中了省工业委员会大楼——冒出浓烟。
“他们往城里打霰弹，说明他们没有炮弹。”普霍夫设想着。他知道，攻打这里需要手榴弹。
街上空无一人，惊惶不安，情况不明。
突然，教堂钟声轻轻响起。普霍夫身体一震，停下脚步，仔细倾听这断断续续的钟声。
教堂位于一座小丘上，俯瞰着城市与河谷后面的草原。在街道透出的光线中，普霍夫发现了远处晨雾笼罩的寂静草场。
从教堂到工厂有一俄里。普霍夫快步走完了这段距离，他没有注意到愈演愈烈的战斗，很快就对之熟视无睹了。
在工厂里他没有看见一个人。火车站的轨道上停着一列装甲列车，正在往朝霞的方向射击——那里有一座桥。
大门口站着政委阿弗宁和另外两个人。阿弗宁在抽烟，另外两个人在试枪栓，并把步枪整齐地排成一排。
“普霍夫，想要杆枪吗？”阿弗宁问。
“怎么不想！”
“随便拿一杆！”
普霍夫拿起一杆枪来检查机械状况。
“没油了？枪栓有点紧！”
“没有——这里哪儿需要油？”阿弗宁拒绝了。
“你们这些好战分子！把弹夹给我！”
普霍夫拿到弹夹后，又要手榴弹。他说，不能没有手榴弹。这是陆地战争——我在黑海打仗的时候，那边都给配发手榴弹。
于是给了他手榴弹。
“你拿这个有什么用，我们本来就没多少！”阿弗宁说。
“没有这个不行。水兵们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家伙！”
“乱弹琴，乱弹琴！”
“去哪里？”
“去桥那边，小树林后面——那里有我们的人。”
装备了武器的普霍夫慢慢沿着铁路走。经过装甲列车时，他发现那里有几个水兵。
他爬上踏板，敲了敲装甲车门。特制的车门封闭得严严实实。一个水兵从小孔中探出头来。
“你干吗，猫头鹰？”
“沙里科夫在这里吗？”
“不在。”
“给我开门，我要给你下命令。”
“好，快进来。”
金属车厢里闷热难耐，偶尔吹来一丝穿堂风。三英寸炮的炮闩散发出油脂的臭味，不过装备的技术状况还不错。炮舱里的水兵机枪手不停地往原野里、砖房后面扫射，还不时用手试一试枪筒是否过热。
一个水兵的头儿走到普霍夫面前。
“兄弟，你这儿情况怎么样？说几句。”
“在远处，朋友，瞄准教堂的钟楼那边。他们在那边有个观察点。”
“行，费奇卡！瞄准钟楼：瞄准镜上是110，炮筒上是90——干掉它！”
水兵拿起望远镜，开始检查炮弹的效果。
普霍夫平静地走开了。他一边沿着铁路旁的沙石路基行走，一边在空气里自说自话。在灌木丛掩映的僻静的蓝色谷地里，正在进行一场战役。铁路桥后面，炮兵正匆忙作业，用炮弹炸毁谷地。桥的背后也许还停着敌人的装甲列车。
重炮兵——六英寸炮——从远处炮击城市。城市早就饱受其苦。
路基的斜坡上满是枯草，当不远处的装甲车从桥背后投来炮弹时，它们也随之战栗。
火车站里是红军的炮兵，桥背后是白军。相距五俄里。炮弹在普霍夫头上飕飕飞过，他不时看看它们。一些炮弹飞到了桥背后，一些往反方向飞，可是并没有相遇。
工人们卧在谷地的灌木丛里——有人活着，有的已经死了。活人少一些，可是他们不停地往河对岸开枪：为自己，也为死去的人。
普霍夫也卧倒仔细观察。他看见了货车车厢，铁路小站的小屋和铁轨上堆的一些废品。工人们与白军之间隔着一条小河和河谷，距离只有1.5俄里。
“我们的人在朝什么开枪？”普霍夫心想，“我们这是被吓得瞎打。”
他身边的火车副司机科瓦科夫停止了射击，看了看普霍夫。
“你怎么了？”普霍夫问完，朝车站小屋旁一个移动的目标开了一枪。
“肚子疼——在潮湿的地上打了两小时。”
“你们开枪打谁呢？”
“打白军啊——你不知道吗？”
“打哪些白军？红军又在哪里？”
“红军在城市的那头，钳制住一支骑兵军。这是柳波斯拉夫斯基将军率领的——他的骑兵军一来——暗无天日。”
“为什么我们以前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兄弟，这支骑兵军——今天在我们这里，明天就去奥廖尔了。”
“怪事！”普霍夫丧气地说，“我们趴在这儿射击，肚子都打疼了，可是一个人也打不死。他们的装甲车早就瞄准了——会把我们打成碎片。”
“你打算做什么：要打败他们！”科瓦科夫回答。
“胡说八道：死亡是无法抵挡的！”普霍夫做了最终解释，便不再开枪。
弹片在低空啸叫着，飞行中突然停下，凶狠地把自己撕成碎片。这些碎片刺进工人们的头颅和身体里。他们便仰面躺下，永远地死去了。死亡来得如此平静，以至于让人感到，用科学方法复活死者的信念正确无疑。于是可以认为，人并非永远地死去，只是死亡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普霍夫很讨厌这件事。他不相信人死之后，绚烂的生命还能再次归来。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知道，现在恰恰应该是工人们获胜。因为他们可以制造火车头，以及其他科学的东西。而资本家们则只会消耗它们。
工人们的枪声变得稀疏，河面上空硝烟弥漫。科瓦科夫坐下来，不理会战争，在衣兜里到处找马合烟。普霍夫耐心地等着他找，也想向他要支烟抽。
“我们这儿没有卫生员，没有大夫，没有药——虚假的经济生产！”科瓦科夫看着一个正说着胡话瑟瑟发抖的伤员说。
伤员想爬到科瓦科夫身边。他睁了一下眼睛，可是不堪眼睑的重负，又闭上了。
科瓦科夫看了一眼他那毛发稀疏的脑袋：
“朋友，你想干什么？”
伤员想说点什么，用奇怪的声音小声嘟哝着。
“什么？”科瓦科夫问。他自己也难受起来。
伤员爬到他身边，抬起脏兮兮湿漉漉，大汗淋漓的头。科瓦科夫对着他俯下身子。
“快往我耳朵里钉一颗钉子……”伤员说完就无力地倒下了。
科瓦科夫擦了擦他的耳朵，在他旁边躺下，似乎是在保护着他免受痛苦和新的伤害。
弹片射入了距离普霍夫仅几丈远的土地里，沙砾和泥土打到他的脸上。
阿弗宁突然从背后走过来，也躺了下来。
“普霍夫，你在这儿？他们的装甲车上没有炮弹，我们马上去车站进攻。”
“别犯傻——谁打听到他们没有炮弹的？为什么我们的装甲车瞄准了目标都打不赢，早就应该能打掉他们的……”
阿弗宁没来得及回答，就弓着身子跑到了开阔处。
一分钟后，整支铁路工人队伍改换了阵地——穿过谷地，跑到了奶牛场。在那里的草棚后面卧倒。
普霍夫又看见了阿弗宁。他站在仓库的石壁背后，同两个手里拿着大圆面包的钳工商量着什么。
普霍夫走到阿弗宁面前，想告诉他食物的必要性。可是在路上，他考虑的是另一件事。从仓库那边能看见白军的战线、桥梁和装甲车。战线从帕哈林斯克市的斜坡一直向白军装甲车停靠的小站延伸。
普霍夫等到阿弗宁结束了同钳工们的谈话，向他解释说，既然正面努力无法赶跑白军，应该考虑采取点儿计谋。
“你看见从城里向小站延伸的斜坡了吗？”
“看见了！”阿弗宁说。
“啊哈，——看见了！你早就应该看见！”普霍夫气呼呼地说，“兹沃雷奇内在哪里？”
“在这里。你找他干吗？”
城里炮声如暴风雨般呼啸，还能听见一大群人连续不停地叫喊。
“这是什么声音？”阿弗宁向那边转过身，“是白军闯进来了？应该是在驱赶我们的人。”
普霍夫仔细倾听。人声沉寂下来，炮弹却依然在城市上空喧嚣，并坠落摧毁各种或厚重或脆弱的建筑物。
五分钟后，普霍夫和兹沃雷奇内进了城——来到火车站。
“那里有没有什么重车？”兹沃雷奇内问。
“有——铸造车间里停着十节装着沙的平板车厢！”普霍夫说。
“可是没有火车头——我们现在去哪儿？”兹沃雷奇内又怀疑了。
“我们徒手把它们推出来，头儿！然后推上主道，滚动起来——就放掉。它们自己跑上五俄里之后，白军的装甲车就只剩下残片喽！”
“工人们在哪儿——光咱俩用手推不动！”
“找咱们装甲车上的水兵帮忙。我们一节一节车厢地推出来，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让它们一起冲下坡。”
“装甲车不一定会放水兵们出来，”兹沃雷奇内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装甲车有两个打击任务：对付炮兵，守桥……”
“会放的，那儿都是些机灵人！”普霍夫确信。
阿弗宁后悔同意了普霍夫的想法。他原以为，普霍夫不过是想离队，才凭空想出了重车的事儿——阿弗宁没看见过车间里停着什么装沙的平板车。
中午时分，战斗平息了。白军装甲车偶尔往河谷里放几枪，搜寻着红军。我方的装甲车完全沉默了。
“那些水兵们，”阿弗宁想，“这个普霍夫在逗他们玩呢。”
可是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战线，给工人们说了普霍夫的想法。
“怎么样？十节满载的平板车厢能撞毁白军的装甲车吗？”阿弗宁问。
“如果速度起来了，很明显——能撞毁！”曾当过皇家列车司机的瓦列日金说。
一点半，他第一个听见了车轮往战线飞驰的声音。他对阿弗宁吼道：
“看那边！”
阿弗宁跑出仓库，蹲下来环视整条铁路。一列没有火车头的列车从低洼处风驰电掣地飞驰而来，瞬间就飞奔着上了桥，飞快的速度让桥身为之战栗。
阿弗宁忘记了呼吸，兴奋得眼眶湿润。一瞬间，列车消失在小站里的车厢深处，顿时腾起了蔽日的沙尘。紧接着响起了钢铁剧烈碰撞断裂的声音，急促刺耳。
“太棒了！”阿弗宁立刻平静下来说道。他冲在队伍前面跑向小站。
在沙地和一畦畦挖出来的土豆上奔跑举步维艰。一定是心中怀有巨大的动力才能完成这样的举动。
队伍在桥上迈进——每个人都以为白军装甲车已经被撞得粉身碎骨。
队伍绕过了堆栈，走到铁路中间。第四道停着完好无损的装甲车，主道上乱七八糟地堆着饲料、沙土和车厢的残骸。
队伍向装甲车扑了上去。装甲车噤若寒蝉，吓得像得了瘟疫一般，曾经的英勇变成了走投无路。可是突然间，沉默的机枪开始对着铁路工人们扫射。每个人都躺倒在铁轨上、道砟上、列车运行时落下的锈迹斑斑的螺栓上。每个人那被紧张心跳挤压出来的血液都来不及凝结，死亡之后，尸体还长时间地带着余温。生命不是被杀死，而是被撕裂，像是被从山上扔了下来。
三颗子弹打中了阿弗宁的心脏，可是他还意识清醒地躺着。他看见了蓝色的空气和其间子弹的细流。他可以单独追踪每一颗子弹的路径——他以这样的敏锐和机警，思考着正在发生的状况。
“我快不行了——我的队友们早就死了！”阿弗宁心想。他希望割下自己的头，使之离开被子弹击中的心脏——好保持清醒的意识。
世界一片寂静，如同一艘蓝色的小船，慢慢驶离阿弗宁的视线：天空消失了，装甲车不见了，明亮的空气熄灭了，只剩下了脑袋旁边的铁轨。意识全都集中到一个点，可是这个点却被挤压得模模糊糊。意识被压缩得越厉害，它却越是炫目地钻进记忆的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只看得见自己那消融的边缘，缩得越来越窄，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阿弗宁睁着双眼，发白的眼眸中流淌着肮脏的空气的影子——双眼就像透明的岩石，映射出被人类变成孤儿的世界。
阿弗宁身边，科瓦科夫安静地躺在血泊中，如同锈蚀一般。
白军军官列奥尼德·马耶夫斯基从装甲车上来到这里。他年轻，聪明，战争开始前写过诗，研究过宗教史。
他在阿弗宁尸体旁停下脚步。躺着的这个人看上去高大、肮脏又强壮。
马耶夫斯基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对人类社会并不相信——图书馆对他更有吸引力。
“难道他们是对的？”他问自己和死者，“不，没有人正确：人类只剩下孤独。我们世世代代相互折磨，——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各奔东西，结束历史。”
马耶夫斯基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也不明白，了结自己比结束历史容易得多。
傍晚，水兵们的装甲车开进了小站，开始捣毁白军。没有记忆的疯狂的水兵们几乎全军覆没——倒在了铁路工人们的尸体之上，白军也没有一个人逃脱。马耶夫斯基在车厢里饮弹自尽。他如此绝望，以至于在自己的枪声响起之前就已经死去。渎神者带给他的最后一个不幸是，一个后来到来的水兵，冷漠地换上了他的军服。
夜里，两辆列车并排停着，里面躺着睡着的或者已经死去的人们。活着的人们疲惫不堪，这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安危的担忧——寂静的小站里，没有一个站岗的哨兵。
早上，两列装甲列车开进城去，帮助消灭白军骑兵。虚弱的红军战士们已经在城里与他们艰苦奋战了两昼夜。
8
普霍夫在城里闲逛。火扑灭了，某处的不动产毁于一旦，可是人们都保住了性命。
普霍夫像主人公似的打量着城市，晚上他对兹沃雷奇内说：
“打仗对我们很吃亏——该结束了！”
兹沃雷奇内感到自己是帮凶，便忍住没有在普霍夫面前发脾气。普霍夫却自命不凡，还说什么，装甲车从来不会停在第四道，总是停在主道——这是白军不懂运行规则。
不管怎么说，我们干了蠢事，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你见鬼去吧！”兹沃雷奇内如是评价普霍夫，“你总是不考虑后果，头脑发热——真该毙了你！”
“又来了——毙了我！告诉你，战争是拼智慧，不是打架。我打过弗兰格尔，没有怕过英国人。可是一群骑马的人就把你们全城都吓傻了。”
“什么骑马的人？”震怒的兹沃雷奇内恶狠狠地问，“骑兵军——你觉得就是些骑马的人？”
“没有什么骑兵军！不过是一帮骑马的匪徒！还捏造出什么柳波斯拉夫斯基将军——这是坦波夫省的首领。装甲列车是他们在巴拉硕夫抢的——就这么回事。他们大概500人……”
“他们当中怎么会有白军军官？”
“再给你说一次——你想错了！他们现在到处晃荡——寻找新的战争！我还不了解他们？他们是有思想的人。”
“这么说在你看来，是土匪在袭击我们？”
“对，是土匪！你还以为——是一支军队？军队在南方都已经被消灭了。”
“那他们的大炮是哪儿来的？”兹沃雷奇内不相信普霍夫的话。
“怪人！给我一张盖章的介绍信——我走村串乡一周就能给你搞来100门大炮。”
普霍夫在家不吃不喝——本也没有什么吃喝的东西——苦苦思索。大自然已经被严寒掌控，向严冬投降了。
工厂开工之后，厂里不想让普霍夫去上班。他们说，你这个狗日的，爱去哪儿去哪儿！普霍夫想要证明，他那次攻打白军的不幸行动——错在考虑不周，并非卑鄙行径。所以暂时还在工厂里享受热腾腾的早餐。
后来支部做出决定：普霍夫不是叛徒，不过是个脑子有问题的农民，便把他安置在原来的岗位上。可是要求普霍夫报名参加晚间政治学习班。普霍夫虽然并不相信这个思想组织，但还是报了名。他在支部里说：人就是个混蛋，你要他不再相信过去的神，可他却偏偏要给你建一座革命教堂！
“你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普霍夫！会有人治得了你！”支部书记严肃地对他说。
“治不了我什么！”普霍夫回答，“所有的生活方略我都能感觉到。”
他一个人过冬——遭了很多罪：不仅是工作上，还有家务方面的。普霍夫不再去找兹沃雷奇内：愚蠢之人，抓住革命就像抓住了神，虔诚得流口水！而革命——很简单，消灭白军——生产各种东西。
可是兹沃雷奇内自作聪明：同卡尔·马克思商量机车车轮的生产问题，自己却被夜间的学习和政治工作弄得形容枯槁——反而忘记了如何生产车轮。普霍夫暗地里想，不能像以前那样活得毫无益处。现在到来的是一种理性的生活，容不得任何东西玷污它。现在要明哲保身很难，可是人变得更有用处了。不过，一旦脱离了总的进程——就会被算作革命的成本，像铁路上的那辆重车一样。
普霍夫的脑袋在枕头上辗转反侧，心潮澎湃。他不知道这狂跳的心在意识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普霍夫的这个冬天过得很慢，就像在一口深井中爬行。车间里的工作让他感到疲惫——不是因为工作繁重，而是因为心中烦闷。
材料短缺，电站工作时断时续——还出现过长时间停工。
普霍夫交到一个朋友——阿法纳西·别列沃西科夫，装配车间的组长。可是后者结婚了，有家事要忙。普霍夫又成了孤身一人。于是他明白了，已婚之人——对于朋友和社会而言——都是次品【9】。
“阿法纳斯【10】，你现在不是一个完好的人，你是个次品！”普霍夫遗憾地说。
“嘿，福马，你也有麻子：就连木头也不会孤零零地立着，都会和另一根木头在一起！”
可是普霍夫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房间。他认为，当他上班的时候，墙壁和屋里的家什都会挂念他。
冬天里天气稍微暖和一点之后，普霍夫想起了沙里科夫：真诚的小伙子——也许他已经把潜艇生产出来了，也许还没有？
普霍夫用了两个晚上给他写信。写到了所有的事：一举击溃白军装甲车的运沙车进攻；故意与所有人作对，夏天在巴扎广场上建起的共产主义教堂；自己在远方对海洋生活的思念；等等。还写到，察里津造不了潜艇，工匠们已经忘记了该如何下手，也缺少瓦垄铁皮。现在普霍夫决定，一收到沙里科夫邮寄过来的委任状就动身去巴库。巴库有很多石油机械，应该让它们运转起来。因为俄罗斯有很多柴油机，海上也有很多闲置的发动机需要石油。再说，海上作业比陆地上难得多，海上登陆也比用运沙车进攻高明得多。
普霍夫写字的时候，手痉挛了三次：从新罗斯斯克登岸之后他就没写过什么东西，已经不习惯写字了。
“写信可是件细致活儿！”在书写的间歇普霍夫这样认为。于是他就想到什么写什么。
他在信封上标明：
巴库——里海舰队
水兵沙里科夫收
创作完成之后，他休息了一整夜。早上去邮局把信寄出。
“投进邮筒！”一个官员告诉他，“你这是平信！”
“邮筒里的信没人取，我从来就没见过！请帮我亲手寄出！”普霍夫请求道。
“怎么会没人取？”官员委屈地说，“你路过时不是取信的时间，所以你没看见过。”
于是普霍夫把信塞进了邮筒，又仔细把邮筒打量了一番：
“鬼东西，才不会有人取呢——周围都生锈了！”
普霍夫虽然在支部报了名，却并没有去上政治学习班。
“同志，你为什么不去上课？还得来请你？”一天，新任支部书记莫克罗夫严厉地问他（由于在运沙车事件中帮助普霍夫，兹沃雷奇内被撤换了）。
“我为什么要去？——我从书里全能学到！”普霍夫辩解道，心里惦记着遥远的巴库。
一个月后，沙里科夫的回信寄到。
“尽快出发，”沙里科夫写道，“石油开采事务繁多，脑子够用的人手缺乏。到处都是混蛋，没有人在苏维埃俄罗斯内部踏实工作。所有人都在担心英国人——他们会拖我们的后腿。就让他们拖吧，我们单靠前腿也能前进。至于委任状，我无法给你出具——这事由书记负责，章也在他手里。不过我把他抓起来了。你去吧——会有饭吃的。”
普霍夫看完信，研究了一下邮戳：的确是巴库，就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了。
辞退普霍夫来得心甘情愿又干脆利落。对于工人们而言，他就是个不清不楚的人。不是敌人，却是一阵从革命之帆旁边刮过的风。
9
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到达巴库，可是普霍夫做到了：他搭上了一节从莫斯科开往巴库的直达快车的空车厢。
大自然已经不再让普霍夫惊奇：景色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感情却随着年岁变得麻木，纷繁世界也变得熟视无睹。他就像邮局里那个官员一样，不用双手来接收大自然的信函，而是把他们塞进遗忘丛生的心中那暗无天日的邮筒里，邮筒还鲜有开启。而从前，整个大自然于他而言都是加急电报。
罗斯托夫上空有燕子在飞翔——这是普霍夫年轻时喜欢的鸟。现在他却想：如果天上还有其他东西在飞，我才看不见你们呢。你们这些老鸟！
他就这样坐到了终点。
“来了？”沙里科夫从一堆文件中抬起眼睛。
“是！”普霍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郑重其事地说。
那一年，许多来自偏远的家乡，在革命中找不到方向的工匠都被苏联的石油工业招入麾下。
每一天都有钻探工、采油工、机械工以及各种从事相同工种的人来到这里。
尽管长时间忍饥挨饿，可是人们都精力充沛、身强体健，仿佛是饱餐了另一种食物。
现在，沙里科夫是石油工业的管理人员——负责工作人员招募的政委。他在做招募工作时充满智慧和信任。一个相貌普通，身材结实的人走进办公室说道：
“我在苏拉哈内当了十年采油工。现在还想干自己的老本行！”
“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沙里科夫询问。
“什么在哪里？当时这里无事可做！”
“你在哪儿找饭吃？躲在洞穴里当逃兵，女人给你送吃的来？”
“同志，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是红色游击队员，风餐露宿！”
沙里科夫仔细打量他，那人站在那里有点发窘。
“好吧，给你开个单子去第二钻井队，到那儿去问波得施瓦罗夫，他清楚情况。”
普霍夫坐在办公室里观察了很久。他有些惊讶，石油又不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而是现成的从地底下取出来，为什么还那么多麻烦事。
“哪里是冲积层，挖斗在哪里——知道这些就够了！”他对沙里科夫说，“你却把所有内幕都设计完了！”
“怪人，不这样行吗？工业，兄弟，必须采取恰当的措施。”沙里科夫用他自己也并不熟悉的言辞回答道。
“这个人说话变得文质彬彬了，”普霍夫暗想，“他靠的不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世界上的一切就会开始重组。这不是好事。”
沙里科夫安排普霍夫当上了石油发动机机械工——负责把石油从油井里抽取到油库里。对于普霍夫来说，这是最喜欢做的事：聪慧的机器昼夜运转——如同充满活力、不知疲倦、忠心耿耿的心脏一般。工作中，普霍夫会偶尔走出机房，观察南方的骄阳。曾几何时，正是它在地心炼制出了石油。
“继续炼油吧！”普霍夫听着自己那紧张运转的机器发出的舞曲，对着天上说。
普霍夫没有住处，就睡在机器工棚的工具间里。夜班工人上班时机器的轰鸣对他毫无影响。他心中总是感到温暖——这仅靠内心的平静是无法得到的。好的思想不是产生于安逸之中，而是产生于与人交往共事之间——以后也将如此。因此普霍夫不需要为自己个人提供的服务。
“我这个人变得简单了！”他对每一个想让他走进婚姻殿堂的人如是说。
的确有那样的人：那时的社会思想并不发达，工人便凭空想出些乐子来犒赏自己。
有时，沙里科夫坐车来视察像船一样的钻塔。如果有工人提出请求，他总是马上答应。
“沙里科夫同志，开个证明让我买块布吧——我女人来了，衣服在乡下穿破了！”
“行！如果你拿去倒卖——我就开除你！无产阶级是诚实的人！”于是就开了证明，尽量工整地签上名，好让看到他姓名的人说：沙里科夫同志是个有知识的人！
好几周过去了，食物都是保证供应。普霍夫吃得发了福。他只抱怨一件事，有点出老相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心里常出现些不经意的念头。
生活轻松愉悦，普霍夫过得不知不觉心平气和。沙里科夫是谁？——是自己的朋友。地上的石油和油井是谁的？——是我们的，我们建造的。大自然是什么？——是穷人的财富。再也不用操心财产，惧怕上级。
有一次，沙里科夫一来就对普霍夫说，路上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普霍夫，你想当个共产党员吗？”
“共产党员是什么？”
“你这个混蛋！共产党员——这是有智慧、懂科学的人。而资产阶级——是历史的傻瓜！”
“那我不想。”
“为什么不想？”
“我就是个天生的傻瓜！”普霍夫宣称。他懂得用特别自然的方式吸引别人对自己的关注，总是不假思索地给出答案。
“你这个坏蛋！”沙里科夫笑了，坐上车继续视察工作去了。
来到巴库之后，普霍夫就永远地过上了好日子。早早起床，欣赏晨曦、钻塔，听轮船的汽笛，思考问题。有时，他想起自己那饱受生活折磨过早离世的妻子，会有些伤感，可也无济于事。
一天，他从巴库去油田，在沙里科夫家过夜。沙里科夫被俘的哥哥回家了，于是举行了一场欢宴。黑夜刚刚过去，在这清朗的早晨，世界无边无际，舒爽怡人。普霍夫心情愉悦，信步前行。远处的炼油厂里机器轰鸣，夜班工人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清晨来临，每个人都清楚发生着什么：有人在大张旗鼓地庆祝，有人在迷糊的睡梦中呢喃。
普霍夫被生活琐事占据的心灵，不经意间对与全世界的物质孤独对抗的人们产生了同情。革命——就是人们最好的命运，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正确。虽然艰难，剧痛，可是又会一下子变得轻松——就像生孩子一样。
普霍夫第二次——青春逝去之后——重新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动静皆宜的大自然的狂暴。
普霍夫心满意足地走着，像许久以前那样感觉到一切都与自己那样亲近。他渐渐猜到了最重要和最痛苦的东西。他甚至停了下来，垂下眼睛——心灵中不经意的思想又重新回来了。绝望的大自然变成了人和革命的勇气。他的疑虑也隐藏其间。
心中异样的感觉让普霍夫驻足，他辨认出了故乡的温暖，仿佛离开了无用的妻子回到了童年母亲的怀抱。他沿着自己的路线往钻井走去，幸福的身体轻松无比。
普霍夫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消失了，还是重生了。
清晨的光线与温暖在世界上空展开，渐渐变成了人的力量。
普霍夫在机房里遇见了等他来接班的机械工。后者有点犯困，打着盹，每分钟都在深奥的梦境中迷失自己，又从那里回到现实。
普霍夫像是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把发动机的气体吸入身体。他感觉到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深处——直到最隐秘的脉动。
“美好的清晨！”他对机械工说。
那人伸了个懒腰，走到外面，漫不经心地检查了一下：
“完全是个革命的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