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我非常想做的事情。做这件事情十分快乐。
我其实已自制了一本这本书的装订本，牛皮纸封面，目录页码齐全，有模有样的。可是我想最好是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些文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知道还有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可爱的老头：有些已经是八零后、九零后，或者是零零后了。这些迹象我们从网络上的博客和微博以及微信圈中就不难看出。
我知道，喜欢汪曾祺是一件快乐的事，甚至是一件“高雅”的事，因为读汪曾祺的人似乎都有那么点“文艺”的样子。
虽然我写过一些汪曾祺的文章，对汪曾祺可以说比较了解，对他的趣闻逸事，也知道得不少，可近几天偶尔听朋友说他的一段故事，还是让我喜欢得不行。
这个故事的亲历者是徽州人程鹰。
我来复述一下这个故事。我尽量说得慢一点。
话说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老哥俩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天晚上，市里接待，颇隆重，汪显然不喜欢这样的热闹，席间逮到机会，便对市里陪同的领导说，明天就让小程陪我们就行了。领导见汪诚恳（在喝酒上也可看出），而且酒喝得不错，就应允了。
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正好汪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跟了过去。
汪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红双喜。卖烟的在一把钱中挑选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说：“是的。”
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非要发末条呢。”
老头儿来了兴致，又说了一通：“我的一个小说，转了七八家，都不能用，最后给到东北一个《海燕》，说能发，我写的是一个手艺人，里面有一句话，写手艺人‘走进了他的工作’，编辑说不通，要给我改成‘他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那时候的手艺人，有什么工作间？”
汪说完，也用发亮的眼睛，忘着林和程，抿嘴笑。
程鹰是在酒桌上说的这个故事。程鹰穿着白色亚麻的衣衫，人清瘦，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故事说完，程鹰低声说：
“我喜欢这个老头儿。”
一个人让人喜欢，有时很难；有时也并不难。一个细节，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
有一个叫时风的人，给汪曾祺写信，想请汪先生给他画一幅猫，并随信寄了50块钱。
汪回信说：
时风先生：
来信收到。我不善画猫，且画猫为中堂者亦少见。检近作梅花一幅以赠，这也算是小中堂。
寄来的五十元敬还，另寄。我作字画从不收钱，尚祈见谅。
即侯时安！
汪曾祺（11月5日）
这是我从网上搜来的汪一封信，不知写于何年？时风也不知是何许人也。
还有一封信，和这封信内容一样，也是关于索画的事。有个叫麦风的沈阳人，1995年认识了汪，去过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初次见面不好开口，回到沈阳，便给汪先生去了一封信，试探看能否购买一幅画。汪收到来信，即画了一幅花卉寄去，并附一信写道：
麦风同志：
索画之函今日才转到我手中，当即命笔。我作画不索酬，请勿寄钱来。
曾祺问候！
1995年10月14日
又一次麦风去汪家，刚进门坐定，汪先生就拿一幅画放在他手中，说：“早晨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吧。”麦风欣喜异常，那是一幅荷花图，墨色的宽宽大大的荷叶，黄的花蕊和粉的花，墨色淋漓，临风自得。
以上的这些细节，都让我们心中温暖。我与汪先生生前有些交往，深切地感受过这种特殊的温暖。这种温暖非常奇怪，他不是一般的师生情、朋友情，这里面爱的成分很多，而且一言两语难尽。也许这只是老一辈人的风范，也许西南联大出来的人，都有点这个样子。谁晓得呢！
一个人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我想从以上的描述中，也不难找出答案。
尽说跑题的话。还是回来说点正事吧。
书里早期逸文的绝大部分，发现者为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斐春芳博士、西南师大的李光荣教授、东北师大的徐强教授以及上海《文汇报》的周毅女士，这些逸文都已在相关专业报刊上发表过。书中的注文为解志熙教授、斐春芳博士、李光荣教授和编者所注。特此说明，并感谢他们的支持。
书后的附录部分，为研究这批早期逸文的文章，也都已在国内的报刊上刊发。附在书后，便于阅读者对这些逸文的理解。也许是“添足”了。既然辛苦的编出了这本书，夹点私货，就算是回报，也由它去了。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是你们的精心编辑，才有了这般模样的一本书。这里一并致谢。
一点说明，也够长了。就此打住。
2014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