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自大别山东西战线的会师
凛冽的寒风像利刃一样刮在人的身上，把战士们的脸和手割出一条条血口。高敬亭带着二一八团顶着寒风，从潜山、太湖边境，北向霍山、六安边境疾进。
2月1日，这支队伍由南边的立煌县燕子河北进，来到六安县与立煌县交界处的青山镇的抱儿山下的抱儿山村。
在一片气势磅礴、横亘天际的群山之上，有一大一小的两座山峰，成为当地一处景致。它们好似母亲抱着孩子，紧偎在一起，故而称为“抱儿山”。有地名必有地气。抱儿山地处南来北往的路口，散居着几家茶行和几个大村庄，见证着过去的繁华。
天还未破晓，高敬亭命令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士们在山脚下村头就地休息，不要惊醒尚未苏醒的村庄，也不要因为红军住过而给村民们带来后患。在风雪如刀、滴水成冰的夜里，红军战士就露宿在村头。
鸡叫三遍，东边的山口吐出了半轮红日，山村从睡梦中醒来。群众打开门一看，墙脚边、屋檐下、大树旁蹲着三三五五持枪的士兵，吓得又把大门关上。同志们忙迎上去，向他们解释：“老大爷，老大娘，不要怕，我们是红军。”
“红军？”群众半开着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自从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先后从这里撤退以来，有的白匪经常冒充红军来这一带活动。群众以为是自己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他们，结果上了当，遭到血腥镇压。
经过解释，部分群众才迟疑地让他们进到屋子里休息。红军战士按照老传统，一进屋就帮助房东干活，有的挑水，有的劈柴，有的打扫房屋。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找老年人谈心，教小孩唱歌。大家的行动，很快扫除了笼罩在群众心头的疑云。他们确信这支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部队是红军。他们互相传着：“是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红二十五军走后，敌人十几万大军“围剿”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被国民党实行“三光”政策以后，给红军坚持斗争带来了恶劣的困难。战斗在本地的一路游击师在一次突围战中产生几十名伤员，交由红军女护士王明玉护理。敌人来了，王明玉为掩护伤员转移被敌人抓住，被活埋在抱儿山下。但是在国民党进攻面前，老根据地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凡是能扛枪的、能走的，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拿起武器来打仗，不能扛枪的，老、弱、病、残就上山躲起来。他们相信红军会胜利的。他们拿梭镖、片刀、红缨枪，少先队员和赤卫队就拿锄头、菜刀，就是用这样一些武器和敌人拼打。红军是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这时，忽然听得村外人声鼎沸，一阵阵口号声由远而近：
“向老大哥部队学习！”
“红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正在一家村苏维埃干部房内休息的高敬亭愣住了。怎么？红二十五军真的回来了吗？他心里有些纳闷。去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皖西南溪后，曾相约在今年1月回师皖西北，难道他们真的回来了吗？
这时，警卫员推开门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向这里开来，说是来寻找皖西北红军、寻找高敬亭的，但似乎又不是红二十五军主力。
刚刚打开的门，晨风裹着寒气拥进屋内，直向高敬亭脸上扑过来。他打了个寒噤，朝艳阳高照的门外走去。
迎面而来的是几个青年军人。为首的人个子中等偏高，身材壮实匀称，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而圆的眼睛炯炯有神，嘴角还挂着稚气未脱的微笑。作为一支队伍的指挥官，他显得比手下几百号人都年轻。
“我是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方永乐，高政委，还认识我吧？”
高敬亭一眼看到方永乐、徐诚基、陈守信，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他和方永乐在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时共过事，方永乐是师的少共书记，他实实在在是方永乐的上级。陈守信、徐诚基他也认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时期的干部，现在是鄂东北独立团的政委和团长。
方永乐他们是奉鄂东北道委命令率领鄂东北独立团，从鄂东北前来皖西北，寻找高敬亭，送达省委指示信的。
中共鄂豫皖省委离开鄂豫皖苏区后，敌人东北军第五十七军指挥所部向鄂东北根据地大举“进剿”，大悟山、老君山、天台山、仰天窝等老根据地都受到进攻。中共鄂东北道委会领导苏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各部队、地方武装、便衣队利用深山密林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避开敌军的“清剿”，积极活动于敌人的据点之间，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分子，破坏敌人交通线，使敌军处处扑空，疲于奔命；苏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加部队，使各部队逐渐发展起来。1934年11月底，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离开鄂豫皖苏区时的指示，将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原鄂东北独立团留下的三十余人、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收拢的已痊愈的红军伤病员及要求参加红军的群众，组成新的鄂东北独立团，全团共三百余人。团长为熊先春，政委为徐诚基。鄂东北独立团的组建，使大别山西部地区有了一支新的骨干武装。
为完成中共鄂豫皖省委临行前交付的任务，将省委指示早日传达给地处皖西北的高敬亭，12月下旬，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留下熊先春在鄂东北工作，派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新任团长陈守信、团政委徐诚基率领独立团，从经扶县茅草尖出发，前往皖西北，寻找高敬亭。
此时的方永乐才十九周岁，但在红军革命的队伍中已奋战了五整年了。鄂东北道委为什么派方永乐这个年轻人来皖西北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是皖西人，并和高敬亭共过事。
方永乐原名方云辂，参加革命后改为现名。1916年出生于六安县九公山北麓石板冲保砚瓦池村（现属裕安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砚瓦池，地处淠河的岸边和大路边，土地肥得流油不说，而且前有水后有山，也是个富丽山湾，只要舍得下力气，旱涝保收。这些山民苦巴苦业地劳作一天，只想吃个饱饭睡个非常香甜的好觉。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农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方永乐兄妹四人，均以农作为生。方永乐为家中老大，幼时从祖父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家务农，仍然不能解决家庭困难。其父忍痛卖掉砚瓦池祖传的一亩二分田和三间小瓦房，举家搬至村外路边前厂村一个叫郭家塝的山坡边落户。他家穷，只在路边盖了三间草房，屋后有一片松林，故又称卢家松林。
在卢家松林，方永乐和周围小朋友一个样，都爱传统的竞赛项目——玩弹弓，都很崇拜猎人和砍柴高手，是个精明强干、心灵手巧的人。庄稼活上，犁田打耙，收割扬晒样样通；秋冬替人抹房墙、垒灶、糊屋顶、打柴、打猎样样会。他没有拜师学过木匠活，凭自己心钻手勤，学会了做各种木器家具。当地有一座名山九公寨，山上有九公大庙，香火鼎盛。门前东、西淠河航道河运繁华，上下游的苏家埠、西两河口、独山、石板冲、望江寺、潘家岔、郝家集、陶冲、独山、麻埠街等大大小小的村镇，寺庙众多，在这一带产生了泥塑匠这个职业。可是方永乐的时代，是个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时代，寺庙里也拿不出几个工钱。方永乐常常因为工钱和寺庙里的主持发生争吵。几番争吵之后，心高气傲的方永乐改为替人干泥瓦工和木匠活，练就两臂好膂力，参加红军时和敌人拼刺刀才会显得那样神勇无比。他还会玩弹弓，所以后来成为红军中的神枪手。
1927年，从武汉回来的霍山县但家庙人舒传贤、从芜湖回来的六安县苏家埠人周狷之、土门店人许希孟（黄埔军校一期生、共产党员许继慎的弟弟），他们在东、西淠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对方永乐影响很大。方永乐门前的山道，成为他们来去六安中心县委办公地，当时六安县西两河口郝家集的必经之地，这里也有了党组织和农会。1929年11月，年仅十三周岁的方永乐，参加六霍起义的独山暴动，然后加入少先队，在淠河岸边站岗放哨。不久由当地游击队编入工农红军三十三师。在红军部队里，他才知道什么叫立正、稍息、运动战、遭遇战、游击战、伏击战，他学会迅速地拔枪射击，指挥队伍展开，抢占制高点……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春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1932年9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残酷激烈的战斗中，皖西北苏区失陷，方永乐带领皖西北道委少共武装从大别山北坡转移到大别山南坡的鄂东北，途中打了数次胜仗，初露其指挥才华。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少共书记。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鄂东北工作，此时，担任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
奉命寻找高敬亭的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率领鄂东北独立团向皖西北前行，在光山凌云寺西北的何家洼，潢川县仁和集东北的张大庙，商城县余集、灌河，先后与东北军及地方保安部队遭遇并发生激战。而后，经过立煌县平顶山，罗田县僧塔寺、青苔关，立煌县东界岭、中界岭、燕子河，于 2月1日到达立煌县青山镇的抱儿山，与高敬亭所率部队会合。
“认识，你们我都认识……”高敬亭有点意外，他们不是主力红军，而是鄂东北独立团。鄂东北独立团打到皖西北来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鄂东北独立团和红二一八团，此时是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西战线的两支兄弟武装，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兄弟各在一方，现在会合在一起，无疑是一件大喜事。但是，高敬亭心中总有些疑虑：红二十五军呢？不是说他们在鄂东北吗，为什么他们不来皖西北呢？也许鄂东北独立团知道他们的消息，特地赶来同他们会师的吧？如果真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
村里的老百姓也受到两支红军部队会师的感染，涌出来站在村头，端茶倒水迎接远来的亲人，欢声笑语把军民融成一体。他们高兴：“好，好，红军真的回来了！两支大红军会师了！”
见到高敬亭后，方永乐从棉衣胸部最里层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取出两张淡黄色的“八行纸”，递给高敬亭。这就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写给高敬亭的亲笔信。为送这封信，鄂东北独立团可谓费了千辛万苦，转战千里，吃尽苦头。
高敬亭拆开信，眼不离纸地一口气把信看完。信的大意是：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进，打远游击，建立新根据地，以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中央给的新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省委决定留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负责组织鄂豫皖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和苏区工作。信中并说明了这是省委花山寨第十四次常委会议的决定。
偌大的鄂豫皖苏区，现在只剩下他高敬亭一个省委常委了。要他率领留下的部队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去年10月从这里转移到鄂东北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了，打远游击去了！高敬亭感到太突然了！
徐海东后来回忆说：我们红二十五军和郑位三、程子华、戴季英同志会合后，他们看中央指示，让我去看阵地，布置警戒、搞粮食，我没有看到中央指示。后来，吴焕先拿出一张小纸条念给我听，鄂豫皖苏区经过五次“围剿”，人力物力皆空，应该寻找地区重整旗鼓。“重整旗鼓”这四个字徐宝珊专门给我解释，所以记得清楚，至于什么地方，中央不做决定，因为不熟悉具体情况，由鄂豫皖同志自行选择。然后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指示是正确的。陂孝北等地区不是长久之地，群众失败情绪严重，部队不易扩大，转移阵地是正确的。往哪一方向去？向北是平原，又有淮河、黄河，不行；向东，有津浦铁路；向南，有长江，也不行。只有向西，豫西党的工作比较强，桐柏山、四望山还暴动过几次，桐柏山、四望山不行就到伏牛山，当时没有谈到陕南。当时看的是大地图，还提到钻边界好。国民党的特点是这省不管那省。中央指示还说，苏区应留独立团、便衣队、地方武装活动。留谁呢？当时高敬亭未来得及到会，鄂豫皖省委就决定他留下来。
高敬亭掏出旱烟袋，装上毛烟，吸了几口，吹出烟核。接着又装，又吸，又吹，动作熟练而灵活。但从他的神态和眼神中可以了解到，他吸烟完全处在下意识的状态中。他既没有看着去装烟，也没有看着去点火。他在深思。
关于中央要红二十五军转移根据地，高敬亭大致是知道的。1934年3月中旬，省委收到中央批转的“军委一个同志”《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红二十五军应实行战略转移，到平汉路以西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省委经过讨论认为桐柏山区情况不了解，红二十五军力量有限，通过平汉路力量不足，创建新根据地没有老根据地的支持有很大困难，决定仍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并向中央写出报告。高敬亭当时也是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赞成省委决策的。同年7月1日，省委收到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和6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给鄂豫皖苏军的军事训令》。高敬亭知道，这是中央在听取了鄂豫皖省委派出的成仿吾的汇报后做出的指示。中央要求鄂豫皖省委实行战略转移，主力红军重新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时也提到扩大游击战，恢复原有苏区。省委经两次讨论，决定执行后条，即继续扩大和巩固鄂东北、皖西北根据地，扩大鄂豫皖游击战争。可是现在形势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传达中央的指示。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皖西北这里回师鄂东北后，于1934年11月16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撤出大别山了。
战争年代，地处皖西北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没有参加省委常委会议。常委会做出决定送来一封信，言简意赅，也难以当面问个明白。没有见面的省委对自己的常委显得有点武断，以信的形式传达决定，管你通与不通，都得坚决服从。
对于鄂豫皖苏区来说，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送来的是一封重要指示信，它指明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的任务。对高敬亭来说，这封指示信是奠定他作为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法理依据。
随军送信的鄂东北独立团手枪队政治指导员余明，也是商南人，新中国成立后为共和国少将。随同送信的还有郑维孝，当时是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务科长，是郑位三同乡同村的一个族中兄弟。新中国成立后为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他们回忆说：他们当时见过这封信，被方永乐当作宝贝装在贴身内衣口袋里。
当时随军转移的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这封信是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起草的。信中要求留下的人坚持斗争，注意保存力量，争取胜利的前途，相信革命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成功。将来，红二十五军也可能再转回来。
中共鄂豫皖省委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西去，鄂豫皖苏区顿失领导中心。这时，省委指示信的精神在部队战士中传开了。干部战士猛然听到红二十五军已经转移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像一盆冷水泼在大家的心头上，高涨的情绪顿时冷了下来。怀疑代替了欢笑，失望爬上了心头。
大家议论纷纷，说什么话的都有，有的话还特别难听。
“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离开大别山，难道就不要大别山了吗？”
“红四方面军走了！红二十五军又走了！主力部队都走了！主力在时我们尚且如此艰难，现在我们这些小部队怎么坚持斗争啊？”
还有的慷慨激昂：“不想活了，豁出去了！和敌人拼了！”
也有消极的声音：“鄂豫皖红军完了！”
一些红二十五军部队的、因为执行任务没有跟上主力的干部战士十分后悔，自己怎么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跟主力红军一起西征呢？
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环境，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放弃也是没有办法的。鄂豫皖苏区自建立以来，大的战略转移有两次，一次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走，一次是这次红二十五军走。就党的领导来说，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走了，还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沈泽民病逝了，又产生了新的省委书记徐宝珊。军事上徐向前走了还有吴焕先、徐海东，可是现在鄂豫皖党和红军只有高敬亭一人了。高敬亭就在此严峻时刻，被推上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历史舞台，独当一面支撑起鄂豫皖苏区这一块天地。
高敬亭紧锁眉头，猛吸旱烟。说句实话，猛然听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走了，真是感到愕然，高敬亭有点抱怨省委常委全走了，却把他一个人丢下。他还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到皖西北来担任道委书记？可是这种不满很快就过去了。命令就是命令。高敬亭是个军人、他要执行命令。他不愿离开这块洒满同志们鲜血的土地，他相信鄂豫皖的斗争火苗不会熄灭。革命人民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转移从决定到开拔仅仅五天，思想动员和准备工作不足，对于边区在主力部队离开后如何开展工作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鄂豫皖省委仅在临行前指示鄂东北道委送信高敬亭，就政治军事领导做了简单交代，至于游击的具体方略和鄂豫皖今后的发展规划和期许，无论是鄂豫皖省委还是党中央都没有详细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鄂豫皖苏区事实上沦为自生自灭的状态。
方永乐冻得搓着手，双脚不停地踏着步子以取暖。他接着又说：“高政委，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呀，东绕西转，整整一个月，总算找着你了。”
团政委徐诚基又补充说：“现在鄂东北也不知形势如何了。恐怕我们也不容易转回去了。”
高敬亭正在抽着旱烟袋，使劲地吸几口，烟锅里的小红火儿一闪一闪地在放亮光。高敬亭烟瘾大，打胜仗有缴获时抽卷烟，最近只得抽旱烟了。高敬亭望着年轻的方永乐，问：“鄂东北那边情况怎么样？”高敬亭也想揣摸一下鄂东北的家底。
“我们鄂东北那边不乐观！”方永乐说。他和徐诚基、陈守信七凑八凑，便把鄂东北的情况说清楚了。高敬亭也把皖西北的情况对他们进行了通报。大家对鄂豫皖的家底、对敌人的部署基本清楚了。
高敬亭对方永乐这几个人说：“我们这几千号人，得和敌人十几万人马对抗。现在我们主要党组织还保存着，只要我们加强武装的活动，就能把敌人拖在大别山，配合全国红军的作战。”
“我们是有信心坚持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走了，有红二十五军，二十五军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了。”方永乐说。
在蒋介石、刘镇华和梁冠英眼里，这不过是一些残兵败将。对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鄂豫皖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黄麻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创建了红军。徐向前走了，带出了徐海东、吴焕先；徐海东、吴焕先走了，又带出了高敬亭、方永乐。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在这里薪火不息，手手相传！
现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大别山开创红军革命以来，鄂豫皖局势最为严峻、大别山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
“高政委，我们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我们是回鄂东北还是留在皖西北？一切听你指挥！”方永乐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高敬亭。
高敬亭想了想说：“你们过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一块干，等力量大了，我们再打回鄂东北去不是更好吗？根据省委指示，我们当前主要的任务是集中鄂豫皖苏区的全部武装力量，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大别山苏区的游击战争，没有主力是不行的！”
“那太好了。你现在是鄂豫皖最高领导。我们按你的指示办！”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高兴地回答。
清晨，朝霞满天，树枝上的雪花和冰凌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树林里，山道旁，河溪边上，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士兵，正在忙碌地埋锅造饭，缕缕炊烟从林中升起。二一八团的战士们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送给鄂东北独立团的战士们，大家在一起做顿饭，也算是庆祝胜利会师。
下一步，高敬亭与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认真分析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跳出敌人的合击圈。高敬亭下定决心：“根据前段时间的游击经验，皖西南敌人力量薄弱一些。南下，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潜山、太湖方向前进！”
当晚，高敬亭、方永乐率领刚刚会合的大别山东西两路红军，再次隐蔽地向皖西南方向潜山、太湖一带转移，抛开敌人的“追剿”。路上，高敬亭和方永乐等同志不停地交换意见，研究重建红二十八军的方案。一路疾行，到了太湖县的凉亭坳（现属岳西）宿营，并且严密地封锁消息。
群龙无首，大别山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高举红军革命的大旗。
二 临危受命
历史对每个人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同必然性又形成最巧妙的联系。高敬亭这个大别山农民的儿子，就在这时被推上了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行列，一个中国革命战略区党政军负责人的高位。红二十五军的匆忙远征，使高敬亭面临历史的机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高敬亭，没有工农红军就没有高敬亭。但没有高敬亭，鄂豫皖红军的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神奇。
在大别山北坡崇山峻岭之中，经过河南省光山县南部重镇新集[12]，再往南走十华里，有个小村子，人们都叫它董家店。清朝末年，董家店南头坐西朝东的山坡上，有一片茂密的山林，林荫里坐落着一个单门独院的农舍：三间土坯瓦屋，两间茅草房，构成一间小院子。这家的户主姓高名维来，前不久带着妻子和儿女，从南边邻近的湖北省黄安县高家桥逃荒要饭来到这里，租种了新集地主曾氏的土地，以种粮谋生，落脚定居下来。
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出生在董家店。奶奶给钟爱的孙子起了个雅名叫志员，希望家里的生活能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长大做个光宗耀祖的员外郎。高敬亭兄妹七人，他最小。他十岁丧母，全家靠父亲高立祥佃田种地为生。父亲农闲时又在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搞点贩运，做点小本生意，在董家店街上摆了个小杂货铺，经销烟酒糖盐、香蜡纸草之类；有时还在杀猪行里做个帮手杀猪卖肉。经过几年的经营，家庭的光景渐渐好起来。父亲见高敬亭聪明，让他读了六年的私塾。这样的人家，当时在中国农村遍地都是。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大家庭。父亲带着他和几个哥哥拼命劳作，原来勤俭可以持家，可是现在怎么也持不了家了。这时，整个国家是风雨飘摇，统治者和富人多年的巧取豪夺，伤害了多数人基于公平正义而生的基本感情，甚至是生存权，于是，革命便爆发了。高敬亭也因家庭贫困辍学在家，重复父亲的命运。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把家中喂的猪杀了卖几个钱，或者帮助别人杀猪挣几个工钱。他和父亲有时被人称作“高屠夫”。由于高敬亭和父亲一道走南闯北给地主和富户杀猪，又念过几年私塾，使他比一般乡村少年更有见识。他与董家店老街“春和畅”杂货店管账梅光荣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两人常在一块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梅光荣又介绍他认识南边箭厂河的傅梅臣、方贤进。原来他们早是共产党员了。神圣和正义的思想在高敬亭脑海中开始生根，高敬亭和他们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鄂豫边区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由一个普通的大别山农民、一个被人蔑称的“杀猪屠户”开始觉醒，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道理，成为进步的革命青年。1927年12月，黄麻暴动失利后，麻城县乘马岗范姓民团进驻董店，高敬亭和起义队伍转战外地。地方民团在高敬亭家中搜出一些革命传单和标语，便借此杀害了高敬亭的父亲、三个哥哥，并放火烧了他的房子，稍有姿色的王姓妻子被卖了（也有说是被杀）。他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也随之下落不明。敌人还扬言要挖他的祖坟……高敬亭由此决心要和国民党血拼到底！
1928年夏，鄂东工农革命军开辟了柴山保根据地，中共鄂东特委派共产党员石生才建立弦东区（光山县古称弦国，下同）工作委员会，在新集和董店一带发动农民群众，高敬亭任工作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经石生才、戴季英介绍，高敬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光山县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政府成立，高敬亭被选为乡武装委员，后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任区苏维埃政府武装委员。参加革命就与枪杆子结下不解之缘。高敬亭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率领他创建的弦东独立团，近一年时间攻克了蜂子笼等地主大小山寨八十多座，使方圆几十里的地主土豪闻风丧胆。成为名震一时的农民英雄，也展现了他英勇顽强和足智多谋的指挥才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这场农民革命必然会造就一代农民英雄。家毁人亡，高敬亭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起义和造反之路。在不断的农民暴动和夺取政权过程中，他凭着粗通文墨、超人的胆略和卓越的组织活动能力，再加上中共六大后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大胆提拔使用工农干部，高敬亭作为鄂豫皖根据地农民英雄的代表，又沾着工人的边，有着工人和农民的天然优势，开始崭露头角。1930年5月，他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6月下旬，高敬亭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后任特区苏维埃主席并兼中共光山县委书记。这是在李立三执掌中共中央大权的时代，鄂豫皖特委书记是郭述申。此时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已有红军一万二千余人，赤卫队十万余人，苏区面积东西长约二百里，南北宽有一百五十里，总人口一百四十万。高敬亭已是这块苏区的最高行政首长了。
1931年5月12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权力大于省委。高敬亭是这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中七个分局常委之一。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同年7月1日，鄂豫皖苏区在新集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高敬亭当选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同时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是在当时鄂豫皖苏区十分严酷的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刊登着1931年8月22日，鄂豫皖苏维埃主席高敬亭发布的布告：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一号）：
军阀豪绅地主 到处压迫穷人
利用国民政府 要税要捐不停
地主白占土地 厂主垄断资本
农人租到土地 每年租课不轻
收到一斗稻子 地主就要六升
出了租课不讲 还有佃礼租金
若遇天干水旱 租课不少毫升
军阀战争一起 田地就不能耕
还要派些柴米 又要拉夫抽丁
豪绅害怕革命 成立枪会保身
穷人若不加入 刀下概不留情
厂主开办工厂 下乡来请工人
一旦进了工厂 如同进了牢门
生活如同马牛 每月工钱极轻
工人要加薪水 警察就来捉人
这是工人痛苦 真是说述不清
大家要免痛苦 只有参加革命
广东广西福建 湘鄂赣豫各省
穷人一致奋起 组织工农红军
免除苛捐杂税 都是有吃有剩
每人每日工作 只做八个时辰
还有社会保障 还有养老恤金
他们得到利益 都是自由斗争
商人服从法令 生意由你经营
这样一个政府 真能解放穷人
军阀豪绅地主 吓得胆战心惊
想来夺回土地 设法来把命拼
一次二次包剿 进攻工农红军
工农红军配合 屡次打败敌人
捉了几个师长 扩大我们红军
军阀豪绅地主 真是气得要命
各地工农群众 赶快参加革命
实行抗租抗税 发动秋收斗争
消灭军阀混战 打倒地主豪绅
建立工农政府 快把地主田分
工农组织工会 快同厂主斗争
大家一致努力 完成中国革命
主席高俊亭
这个布告，采用六字歌的形式，便于人民群众背诵和记忆。文字内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苏维埃的执政理念的体现。“高俊亭”这三个字，随着这张布告，传遍鄂豫皖苏区的山山水水，也到达了上海中央。但设在新集的中央分局石印科把“敬”字刊成“俊”字，致使以后人们的回忆，包括国民党战报和命令，有时也把高敬亭误作为高俊亭，导致“俊”“敬”有时误用。
1932年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高敬亭又被选为省委委员、常委、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光山县委书记。沈泽民任省委书记。因高敬亭已担任省苏维埃主席兼光山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便由周纯全代理。河南商城县城被红军解放后，为加强豫东南的领导力量，高敬亭调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成为鄂豫皖三个最有权力的道委书记之一。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沈泽民率省委坚持斗争，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率师参加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著名战斗，军事素养也得到提高。1934年1月至2月，高敬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当时全国各苏区共产生执委一百七十五人。鄂豫皖苏区七人，高敬亭是七人之一，只不过当时高敬亭并不知道此事。1934年9月，省委派高敬亭出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高敬亭受命率部分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
大别山红旗不倒，三年中，高敬亭一直掌握着一支主力在一千人以上的队伍，高潮时超过两千六百人。他毅然挑起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重担。红二十八军成为红军仍战斗在大别山的象征。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高敬亭时代。
当天，高敬亭和方永乐即率部队，穿过大别山的崇山峻岭，自北向东南方向转移。此时节令正处在四九、五九之间。正像《九九歌》里唱的那样：“三九、四九冰上走”，或者“三九、四九，冻死猪狗”。
这几天正是农历腊月底，大寒前后，三九、四九寒天，好冷的天气啊。一路风吹雪撒，很多战士都在想，高敬亭可能是把部队拉到南方一块安定的地方过春节吧。
大别山崇山峻岭，莽莽苍苍，看似无路。可是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商旅羁客、贩夫走卒、荷戟负甲的军士，就在这崇山峻岭中走出一条条山道来。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高敬亭率领的部队走的就是从立煌县、霍山县南下太湖县山中的官道。
战士们单衣薄衫，有的只好把能御寒的布被单裹在身上。少数有条件的穿着拥军的布鞋；有的布鞋穿烂了只有草鞋，这山道长牙，再好的布鞋、草鞋，磨上三天，保准鞋底穿，只有用破布包着走。山风把这支苦难的军队的脚步声卷到空中，然后吹散到风雪覆盖的山林中去。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部转移至国民党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安徽太湖县凉亭坳，决定在此住下来。
凉亭坳当时属太湖后北区，现位于岳西县城西北七十五公里九龙河的上游，雄伟的明堂山余脉之中的河图镇。这里地形险峻，南北两山衔接，构成马鞍形大坳，东西一条山中大道穿坳而过。因坳上原有一座让人歇脚喝茶的凉亭而得名。
当时的凉亭坳是皖鄂两省的边陲，是皖西南通往鄂东南的山中古驿道。在皖西南又地接英山、霍山、潜山、太湖四县交通要道，统治阶级鞭长莫及，控制较弱。鄂豫皖的红军在立煌县抱儿山会合后，自北而南一路南下，经霍山到达这里，便把部队停了下来。高敬亭准备在这里建军。
凉亭坳上有一条二十来户人家组成的东西向小街，街中有几家商店，周边有不少自然村庄。东边村头有一棵高大的千年古枫。坳岭正中有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汪胡氏宗祠。红军部队也不像往日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是在驻地封锁消息。
谁也没有想到，凉亭坳这个默默无闻的皖西南的小山村因为高敬亭的一个决策，立即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这里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革命接力的新的接力站。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战争史在凉亭坳翻开了新的一页。
凉亭坳古村落沸腾了！这个地处深山皖鄂古道上的驿站，这种沸腾出现过三次。
早在1930年春潜山请水寨暴动成立红军之后，这里也举行过大大小小的起义，高举起苏维埃的旗帜，那是第一次群情激愤。
1934年9月，吴焕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太湖作战胜利后，挥师北进到英山北部山区陶家河，军部就设立在凉亭坳南边上坊田村的张家老屋，军各机关驻在四周。在短短两个月内，陶家河区苏维埃应运而生，下辖有两个乡苏维埃，凉亭坳成立了村苏维埃，建立了便衣队。这是第二次沸腾。
第三次就是这次了。1934年11月3日，红二十五军撤离上坊田后，距现在不过两个月，这里的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迫害，他们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他们要用满腔的热情，欢迎在除夕之际到来的红军。
高敬亭选择这里，是因为他熟悉这里。这里四周全是莽莽的群山。路边古树枝丫，错纵横杂，处处有乱爬的藤萝。这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最适合游击健儿的隐蔽生活了。这次他来到这里，是风吼雪飞的冬天，鹅毛大雪飘洒在天地之间，漫天皆白。
凉亭坳当地群众一见红军到来，立即推举开明乡绅、曾与红军有过联系的汪洪顺与红军接头，并安排住房。高敬亭、徐诚基、罗成云等人住在街上“寿春园”饭店，方永乐、陈守信等人住在汪胡氏宗祠，其余人员住进了周边村庄的群众家里。在汪洪顺的宣传和联络下，当地群众争相送粮食和柴草慰劳红军。凉亭坳铁匠店老板翟海洲献出准备来年春天开炉用的栗碳和木梓壳八千余斤，给红军战士烧火取暖烤衣服。这真是“雪里送炭”。许多人就在炭火边吃着干粮，烤着火睡着了。他们身上穿的湿衣服被炭火一烤，升起来的白色水汽像雾一样，充斥在屋内。欢声笑语也充满屋内。一群大别山子弟组成的军队，由农家散居到集体生活，由手拿农具到手握枪支，由犁田打耙到冲锋刺杀，由牧牛放羊到纵横驰骋，这让他们兴奋和喜悦。红军革命已把大别山变成产生英雄的土壤。
当晚是大年夜，虽是战乱时节，家家户户尽可能地准备年夜饭，过得去的人家杀猪、宰羊、炖鸡、烹煮咸鸡咸鸭咸鹅，吊锅里热着米酒。穷人家也要割四两肉，买块豆腐，从菜园里铲点青菜……很多群众前来邀请红军指战员到家中过年，被高敬亭下令婉拒，体现了这支红军部队铁的纪律。
红二十五军两个月前是从这一带出发北上，经赤南到达鄂东北，11月16日长征出发了。高敬亭决定在此建军，无形中也是鄂豫皖红军革命薪火相传的一个历史的契合与连接。
三 军叫二十八军
冬天天短，天黑得快。只是地上的积雪，使夜幕迟迟没有降临。
1935年2月3日，正是中国农历乙亥年除夕。凉亭坳上空，鹅毛大雪下个不停，山上银装素裹，地上堆满厚厚的积雪。天气十分寒冷，战士们衣服单薄，有的还是破衣烂衫，但全体指战员依然精神抖擞，驻扎坳头，秩序井然，对群众秋毫无犯。
聚在凉亭坳的红军战士，吃了顿简单的年夜饭，除了放哨的，都挤在火堆前取暖，或烘烤衣服。能说会道的人正在谈天说地，摆古论今。下半夜，战士们用各种各样的姿势睡在火堆边……屋外，雪还在飘飘洒洒地落在大别山的土地上！
火盆里的炭火很旺，冒出半尺高的蓝莹莹的火苗。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汪胡氏宗祠正厅“祖宗昭穆之神位”下召开。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能从幸存下来的当事人的回忆中复原一些原貌。
除夕之夜，高敬亭在凉亭坳汪胡氏宗祠主持召开党和部队营以上的干部会议，史称“凉亭坳会议”。据各方回忆，可以初步确定参加人员有：高敬亭、方永乐、罗成云、熊大海、徐诚基、陈守信、徐贤才、徐德先、林维先、丁少卿、余雄等。
大别山的汪姓来自皖南徽州，源于姬周，受姓于鲁，食禄平阳郡，为名门望族。三国建安年间，为避战乱，汪姓先祖南渡至江南，居会稽，后迁居安徽歙县新安。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先祖汪华占据皖赣六州，建号吴国，使境内民众安享太平。后率众归唐。唐高祖嘉其忠贞大义，封其为越国公，赐歙州刺史，持节总管六州军事。后赐谥号“忠烈王”，并荫及子孙后世。明初移民江北大别山，四散开来。大别山凉亭坳这一支汪姓，为避灾难，便把一子寄养在当地的胡姓山民家中。中国人有三代“还姓归宗”的民俗，三代以后，还归汪姓，但建汪氏宗祠时还保留胡字，可谓是有情有义。该祠建于雍正年间，砖木结构，房屋六十一间，面积一千五百六十平方米。此时，该祠见证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这支钢铁部队的诞生。
在这里，高敬亭传达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任务。高敬亭的开场白是简朴的：
“红二十五军长征走了，鄂豫皖革命处于低落失败之际，可是共产党杀不完。大别山地方大，敌人空子多，政治形势总在变化，社会总在向前走，谁也不能阻止住革命的存在与发展。敌人虽然力量比我们大，到处压迫我们，但巴掌打跳蚤是容易落空的。我们照党的主张自己多想办法斗争，总有一天可搞个名堂出来。”
会议没有争论，很快做出三项决议：
一是成立鄂豫皖苏区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做出决议：鄂豫皖苏区暂不设省委，红二十八军不设军长，只设军政委，由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全盘工作。会议推选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他以红二十八军军政委的名义领导党政军的工作。政治委员是党代表，只有政治委员能够同时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这在鄂豫皖是有先例的。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党指挥枪，红二十八军、师、团、营都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连队有党支部，政治指导员兼任支部书记。高敬亭认为，政治委员是代表党的，党指挥枪是我们的原则。
中国工农红军在创建时，学习苏联的经验，首先实行党代表制度，有利于从制度上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使红军真正成为党的军队，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1928年中共六大后，确定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制度。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军全体同志的信中指出：“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的立场上比军官权限大，即在军事上一切问题亦应得政治委员的副署。”政治委员在鄂豫皖红军中一直具有巨大的权威。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他是鄂豫皖仅次于张国焘、沈泽民的三号人物，不但可以号令全军，还可以指导地方党委工作。红二十五军军政委是吴焕先，被称为二十五军的军魂。高敬亭的红二十八军政委，事实上是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的一把手！在没有省委书记、军长的情况下，他更是把红二十八军军政委这一职能发挥到极致。
有的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回忆，当时有人喊他高政委，有人喊他高军长，有人喊他高书记，他都答应。事实上这个红二十八军军政委，确是集党政军于一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从组织上实现了从基层到整个鄂豫皖边游击区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使鄂豫皖苏区有了统一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虽未设军长、参谋长，但部队行军、作战、日常工作在高敬亭直接领导和方永乐同志协助下，由八十二师师长、师政委和几个得力参谋具体组织实施，指挥非常机动灵活。
二是整编部队。这个问题大家意见最一致。不成立主力红军，光靠几个分散活动的主力团和地方游击师是很难坚持大别山这个庞大地区的。会议根据省委指示信的精神，决定将红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说是一个军，可是由于兵力不够，红二十八军只编成一个八十二师和军属手枪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八十二师也只编成一个二四四团和特务营。二四四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诚基，下辖三个战斗营，二一八团编为第一营，一路游击师编为第二营，二路游击师编为第三营；军直属手枪团由皖西北道委手枪团、鄂东北独立团手枪队和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个分队合编，团长余雄，政委刘远臣。下辖三个分队，一分队长詹化雨，二分队长余启龙，三分队长邓少东。兵力只相当于一个营。军、师直特务营由鄂东北独立团改编，营长陈守信。军部直属一个交通队一百余人。这个红二十八军也只有不满员的五个营级单位，加上各种人员在内，全军只有一千三百余人。也只相当于一个齐装满员的团。由于红二十八军在编制上始终没有充分展开，像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是军师合一的机构。
在鄂豫皖革命史上，这是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第一次，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及时组建了红二十五军，承担起坚持和保卫豫皖根据地的任务。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重点放在鄂东北，为开展大别山东线游击战争，保卫皖西北苏区，1933年1月在麻城大畈成立了红二十八军又称八十二师，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辖二四四团、二四六团和一个特务营，全军共三千余人，属于二十五军序列；第二次是1933年10月在立煌县南溪吕家大屋组建，徐海东为军长、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全军两千余人，辖八十二师和八十四师两个师，同样属于红二十五军序列，并于1934年4月16日，于商南南溪豹子岩并入红二十五军。这次是第三次组建，可见鄂豫皖军民对红二十八军番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红二十八军独立支撑鄂豫皖苏区的游击战争。从此，鄂豫皖苏区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有了一支主力红军。它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凉亭坳会议和红二十八军的重建，标志着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统一领导的形成，特别是有了一支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位一体的武装集体。是鄂豫皖苏区开展三年游击战争的起点。
这时，高敬亭把他的志向、心血和精力，完全凝聚在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上。他一面千方百计继续扩充兵员，筹备给养，积蓄力量；一面抓紧时间进行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
天上一颗流星，从西向东飞，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天鹅绒般的夜幕。东方发白了，凉亭坳四周山峰、树梢、屋顶在晨曦中露出面容了。接着，朝霞像孔雀开屏一样在东边一绺群山之上展开了。
昨夜雪下得越大，今朝天晴了雪后的太阳就越灿烂。
1935年2月4日，正是农历乙亥年大年初一，又是立春的节令。这天上午，雪后放晴，风静雪止，碧空万里，凉亭坳成了一片银色世界。
汪胡氏宗祠大门早已打开。门上贴上了新对联：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创造新乾坤。这时又值春节，红旗、标语、会师的喜悦、建军的欢庆，使凉亭坳这个风雪中的小山村，平添了春节欢乐的气氛。凉亭坳这个僻静而美丽的山村，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村庄山头，红旗猎猎，迎风招展。
为加强警戒，哨位放得很远，东至莺嘴石，西到狮子头，北至陈家岭，南到竽择尖。连坳头东侧那棵千年古枫上，也放上瞭望哨。一个红军战士，身披白布单，端着枪，站在一棵大树的杈上放着哨。
上午九时左右，战士们拿着武器排队向红二十八军成立会场集中。会场是凉亭坳西侧边的山凹。满山凹的翠竹有不少被大雪压断了，但更多的翠竹却抖落积雪昂首挺立，显得郁郁葱葱。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竹园山冲。今天这个山冲被赋予了时代的音符，它不仅是红二十八军重建地，它还是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革命历史的舞台！
红二十八军这个队伍在皖西南的凉亭坳开始展开身躯，开始第一次深呼吸。各支部队像模像样，按照自己的节律伸缩展开。仅仅一夜，来自皖西北和鄂东北的两支部队，还有皖西北地方部队，就编成班排连营团师军级部队，听从司令部作战参谋林维先的口令，动作快得像闪电，军容严整地按照新番号站成二四四团、手枪团和特务营三个方阵，排列整齐，形成战斗队形。整个山洼，一千余人排得非常整齐，好像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红二十五军队伍中的老兵一样，他们准备英勇地击退任何敌人。
上午十时左右，高敬亭向大家走来。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十八九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肩膀宽阔，身着灰布短袄，头戴列宁帽，两道剑眉下，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闪烁着乐观而又坚毅的光辉。臂膀和腿也很有力。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这是红二十八军的二号人物，红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军部参谋林维先不禁朝方永乐多看了两眼。但凡经过战争的人对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只见方永乐向高敬亭点了点头，矫健地跳上队伍前一块临时搬来的大石块上，向大家讲话了：
“同志们！皖西北的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会师，再加上皖西北的地方部队，我们在大别山成立了新的红二十八军！”
方永乐洪亮的声音，伴着一股热气，冲出来盖过了喧嚣、杂乱的人声，整个队伍顿时安静了下来。他那幽默的语言和那富于表情的手势，磁石般地一下就把大家吸引住了。
只听方永乐接着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啊！可是有些同志看不见这个胜利。他们讲，主力红军走了，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坚持？红二十八军的成立回答了这个问题。同志们都知道，在红四方面军走后，短短的时间内，鄂豫皖又诞生了红二十五军。现在红二十五军又走了，离开了鄂豫皖，但是党没有走，鄂豫皖省委没有走，高敬亭政委没有走，红军大部队还会回来的。为了取得鄂豫皖斗争的胜利，省委决定重新建立红二十八军。现在，请二十八军军政委高敬亭同志给我们做指示。”
会场更加活跃了。在方永乐讲话时，高敬亭不时地望着激动的指战员们，他的目光里跳着快乐的火花，流露出真切的情意，显得庄严、崇敬。红军革命催熟了他和这些大别山人，他们成了英勇的红军战士。如果没有党和红军，如果没有革命战争，他们到现在都还在家种田放牛。
在热烈的掌声中，高敬亭登上方永乐让出来的大石块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向全体人员讲话。他平时严肃的面孔，今天却堆满了笑容，深邃的双眼，焕发出兴奋的光彩。他环视着大家，谈家常似的分析敌我斗争形势：“我要你们记住，中央、省委、红军还在！”他传达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对鄂豫皖红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示信，分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后的革命形势，宣布了凉亭坳会议重建红二十八军的决定。
凉亭坳会议，决定鄂豫皖一支军队的诞生，进而是一块苏区的命运，最终是中国革命一个战略区的命运。
在皖西南的凉亭坳，红二十八军指战员顿时感到胸襟开阔起来，脚下的皖鄂山中小径虽然崎岖，却连着中国革命的大局。大家不知不觉地把高政委、方政委的话，深深地印在心坎上。
在鄂豫皖苏区最黑暗的日子，在干部群众情绪低到极点、灰心丧气的时候，人们从高敬亭、方永乐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是的，主力红军走了，省委走了，可是省委任命了高敬亭，高敬亭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这不就像在漫漫冬夜里摸索着，突然感受到太阳的光芒和热力吗？
自1927年黄麻起义点燃的大别山红军革命烈火，已经在大别山熊熊燃烧了七年。随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现在留下的只是火种了。这是大别山多年红军革命的火种，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留下的火种。火种保留下来了，再次聚拢了，将会再次燃烧出熊熊的烈火！鄂豫皖红军革命的火焰，以新的力量燃烧起来。
高敬亭、方永乐、罗成云、熊大海及全体将士，从创建鄂豫皖苏区初期暴动中走来，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的高潮，现在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然保有着不可摧毁与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
红二十八军继承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较多的“宝贵财富”，因而一出手就特别能战斗。
没有优秀军官的部队，只是一盘散沙。刚成立的红二十八军，从红二十五军那儿继承了一批优秀军事干部。红二十五军在离开鄂豫皖前，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和八十二师三个师的六名师长和政委中，有五名被留在了红二十八军。他们分别是：二十八军军政委高敬亭，红二十五军时期的七十五师政委；二十八军作战参谋林维先，红二十五军时期的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二十八军作战参谋丁少卿，红二十五军时期的七十五师师长；尚在鄂东北养伤的梁从学，红二十五军时期七十四师师长；还有不久前作战牺牲的八十二师师长周世觉。这就意味着，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红二十八军的原鄂豫皖苏区的师级干部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长征远去的红二十五军。他们已经有了指挥上千兵力作战的实战经验，指挥能力强。高敬亭大胆地使用了这笔“宝贵财富”，把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肃反”时期贬下的人才基本都用了。如林维先、丁少卿都是红二十五军在陶家河时“肃反”下来的，这一点，应该说高敬亭还是有其高明之处的。红二十五军留下的师级干部，全部被高敬亭所重用。在这批有指挥经验的干部带领下，红二十八军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红二十八军没有设参谋部，可是他有林维先、丁少卿等几个强有力的参谋。中共另一位军事家叶剑英说过，培养一个参谋不容易，参谋强了，司令部就强了，司令部强了，指挥就灵了。
没有优秀的中下层干部和优秀士兵，同样不能形成战斗力。经过多年红军革命，红二十五军走时丢下三千余名干部、战士，包括伤病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尽管红二十八军指战员最初对红二十五军离去有所不适，但是，从红四方面军到红二十八军时期，鄂豫皖红军曾多次进行这样那样的大规模流动和改编，其中不少干部、战士，曾先后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几个部队中干过，如漆德庆，是红四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西征时他因负伤留下，红二十五军时，他是班长，在英山陶家河战斗后护送伤员，又没有跟上大部队，现在留在了红二十八军任特务营机枪排排长。这就使得这支看上去经历比较复杂的部队，能够比较快地习惯了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随机应变的游击战争规律。这是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对党无限忠诚的红军战士，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驾驭战争的行家里手。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红二十八军中来自红二十五军系统的，就有林维先、梁从学两位中将，还有十六位少将在红二十五军战斗过，他们是邓少东、邬兰亭、李士怀、李长如、李世安、李世炎、肖选进、余明、汪少川、张宜爱、陈祥、罗厚福、黄仁廷、詹化雨、蔡炳臣、熊挺。
第三笔财富是红二十五军还留下十几块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特别是临走时在英山、太湖交界的陶家河创建的新根据地，使红二十八军建军有了基础。
所以，第三次建立的红二十八军，这个初生牛犊就特别能战斗。准备像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一样，开始在大别山中战斗、生存，冒着各种危险，让军旗飘扬在大别山上。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虽然还是个寒凝大地的严冬，可是2月4日，立春之后，季节已走向春天。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往年的大别山，春节后是“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在吃着一年中最好的食物、烤着大树根子火、喝着小米酒的同时，还要开始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的舞龙、舞狮子、撑旱船、踩高跷、倒七戏、黄梅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户演出。这样闹腾到三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着春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奢侈的记忆了。
红二十八军成立后，高敬亭正准备在皖西南的太湖、潜山、黄梅、广济、舒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可是刚上任的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梁冠英也没有歇着，他调集刘茂恩的十一路军，和自己二十五路的第三十二师，准备“进剿”新生的红二十八军部队。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南至九江、武汉，东到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西临平汉铁路，北达淮河，交通方便，地形险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红二十八军的重建和革命武装的壮大，使国民党感到不安。红二十八军刚成立，敌人就出现了。为了不让红军在潜山、太湖地区扎根，威胁安庆、九江，春节刚过，敌人便像影子一样地跟着红军，“追剿、堵剿、清剿”。
1935年2月4日，第十一路军六十五师一九四旅由立煌县南庄畈、丁家埠，六十四师一九一旅由立煌县麻埠和六安县苏家埠、独山，一九二旅三八四团由太湖县，二十五路军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七团、九十五旅一八九团由霍山县漫水河、黄栗杪开始出动，共九个团从西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向太湖凉亭坳一带合围过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刚刚诞生的红二十八军还来不及庆祝，就陷入一场恶战之中。
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高敬亭的心情既高兴又沉重。红四方面军走了，红二十五军走了，坚守大别山的红二十八军个个把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这种大无畏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尤其是在成立大会上，一千多双信赖的眼睛注视着他，把生与死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一颗久经征战的心也不免为之颤抖。作为坚守大别山的最高指挥官，他要率领他们打胜仗，消灭敌人，保护自己。要保护好红二十八军，等待红二十五军回来。
初战的声威，往往是一支新建部队的试金石，也是起跑线上的里程碑！红二十八军第一次集中兵力作战，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对部队的战斗力，还是今后的作战行动，关系都很大。
面对敌人的合围，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是经受不住敌人的合围的，高敬亭准备北上经霍山县三区即漫水河一带，回师霍山和赤城、赤南老苏区，恢复原先的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以老根据地为基础，在那里等待敌人。不管怎么说，一遇困难，大家不自觉地想着回到皖西北老苏区，因为那里是大家熟悉的后方，有他们的亲人。这似乎是红军指战员固化的思路之一。
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没有庆典，甚至连聚餐都没有，就开始作战了。当然因为敌情紧迫，更主要的是当时红军太困难了。主力就这么点，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没有物资，没有枪，没有子弹，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怎么办呢？
红二十八军成立了，大家周身都灌满了激动，一颗颗压抑已久的心怦怦地跳动着。当时大家只有一个革命目标——消灭敌人，夺取胜利。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红军革命时期，战争当然是第一位的事，其他政治、经济都要从属于军事。在鄂豫皖这样一个战略区，主要是选择军事指挥员，选择战区统帅。高敬亭便成了这样一个因时而出的人。从方永乐到所有的干部及战士，都把高敬亭看作是自己的核心，大家都自觉地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服从他的命令。
四 雪白血红
高敬亭、方永乐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不与敌纠缠，先机摆脱敌人。在高敬亭率领下，刚刚诞生的红二十八军采取北上战略，向北边霍山方向行动。
红二十八军诞生地，当时属于太湖县西北部。从这里去霍山县，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潜山的石关，到舒城的主簿园、沈家桥，舒南重镇晓天，再折而向西，到霍山县深山区磨子潭一带。另一路是由来榜、河口寺，到包家河，进入霍山南部的太平畈，前一条路比较平坦，但反动的地方自卫队多，群众条件也不好。后一条路，峡谷多，山高林密，反动的地方武装比较少。高敬亭指指来榜、河口寺和包家河那条路线，对方永乐说：“还是走这条路吧？”
“好，就是这条路！我们和敌人比腿长！”方永乐也同意。
1935年2月6日，红二十八军从凉亭坳向来榜方向前进。潜山县后北乡的来榜镇（现属岳西，下同），是潜山、英山、太湖、霍山、舒城的要道，由古至今是著名的驿站。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贸易兴隆，来榜商团，数县有名。红二十八军在这里吃顿饭，即往北走。在潜山县分水岭、王家屋（今属岳西县）与敌六十四师一九三旅三八四团遭遇。这是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的首战。经过激烈战斗后歼敌一个多连，冲破封锁线，往北进入霍山县境。
9日，部队行进至霍山县长岭庵与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七团和特务团二营遭遇，红二十八军留一个班据险阻击，向霍山包家河（现属岳西，下同）转移。包家河是一条很深的峡谷河。岸上，一片苍松翠柏，夹杂着几株山毛榉树。靠近河岸不远，有个祠堂，是南宋末年合肥逃亡此处的包氏后人纪念宋代清官包拯的。对河有一条小街。而后由包家河又折向东北，11日到达霍山县的黄叶坪、青风岭、辉阳河一带。当时天晚，敌人未敢妄动。
12日，二十八军行至霍山县太阳畈东北黄泥榜、筲箕窝。太阳畈是这里的一个大畈，也是霍山南部山中的一个道口。红军在小东河边锁口山山顶占据阵地，利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锁口关隘阻击敌人。
锁口山为霍山南乡（现属岳西）一座名山和关山，海拔六百四十五米。山势依势自西向东，三面环小东河之水，临河耸立。山上建有甘露庵。庵中有块清康熙三十五年锁口山碑记载：“副衡之西有锁口山者，包家河之胜景也，砥柱河流，关澜水口，居民之辏集于其中者，咸倚之为藩屏焉。”向为霍山南乡一座南北通道上的险关。
1935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九，敌人第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九十四旅旅长时德学率一八八、一八九团两个团三四千人，由来榜经长岭庵冲过来，企图在黄泥榜拦截红军，战斗于中午前后打响，激战半日，红军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刚刚当了八天八十二师师长的罗成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红二十八军指挥部设在小东河边的黄泥榜山岗上。所以这次战斗在红二十八军战史上又称为“黄泥榜战斗”。
此时，红军前有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旅长时德学指挥两个团紧迫，后有敌十一路军两个团猛攻堵截。仰望南边是千仞雪山，俯视北边是万丈深渊。红二十八军一千余名指战员被近万名敌军围困在小东河两岸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大雪没脚齐膝，风刮过山林像狼嚎似的，出门就打仗的红军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底下的野果，饿得前胸贴后胸……加之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稀少，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
在此紧急关头，军政委高敬亭急得大声问道：
“现在怎么突围出去？路不熟！谁认得这里的路？”他心里着急，声音很大。有人把手枪团一分队长詹化雨找来，说他特别会认路。
高敬亭将这个中等身材、面相机灵的手枪团分队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随后才说：“听说你有一双飞毛腿，一昼夜能走二百里。还有一双善于识别方向的眼睛，东西南北不会迷失方向。能记得住所走过的路，哪怕只走过一次，也不会忘路，就是在夜间也不会迷路。你说，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詹化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高政委，我从小在山区放牛，喜欢认路。参军后行军打仗，部队常在山沟里转来转去的，确是一次都没有迷过路。我们二十八军很多战士都行！”
旁边交通队有的人说：“他不仅不迷路，枪也打得准。”
詹化雨，1911年生于皖西六安县古碑冲[13]，1929年出任乡苏维埃主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机灵能干，方向感特强，枪法准，有战斗经验，走到哪儿也不会迷路。詹化雨对高敬亭说：“现在为了摆脱敌军，原准备进入霍山漫水河再进立煌县熊家河的大道肯定是不能走了，眼前唯一的生路就是部队迅速折回，向后转，东向经金竹坪向北翻山，翻过白马尖，进入马家河一带，才能摆脱敌人，突出重围。这条路我熟，我可以当向导。”
高敬亭采纳了他的建议。
于是，高敬亭命詹化雨当向导，后卫转前卫，掉头前进。留二四四团一营营长率部队在太阳畈殿后，以一营一、二连顶住敌人三十二师两个团，三连堵住十一路军两个团，掩护主力部队从金竹坪向白马尖方向转移。
詹化雨这次带路有功，以后又多次在绝境中为红二十八军带路，他的这种认路的本领，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无论是阳关大道还是羊肠小道，他走过一次，就牢记在心，即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也不会把路弄错。高敬亭、方永乐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詹化雨为“老向导”。“老”字，一个是他当时二十四五岁，比一般战士大一些，比师政委方永乐还大五岁。另外“老”也是常带路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詹化雨还担任过中央军委总参测绘局政委，可谓为全军做“向导”，为创建我军测绘事业做出了贡献。
詹化雨带着红二十八军部队迅速折回，后卫的手枪团也变成前卫，向右经金竹坪，急奔白马尖而去。红二十八军被逼向大别山腹地最高峰的白马尖脚下。
白马尖地处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和安庆市岳西县的交界处，距霍山县城九十公里，位于太阳、磨子潭、大化坪三个乡镇交界处。当时这些红军战士并不知道白马尖是大别山第一主峰，海拔一千七百七十四米。白马尖此时像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夫，披着雪白的铠甲，挺胸拔剑，挡在红二十八军的面前。
白马尖是横断皖鄂天际插入云霄的大山，山势陡峭无路可通，又加上天上大雪纷飞。深山腹地的雪更厚，逾尺深雪把山野道路捂了个严严实实，连悬崖也冰冻百丈。攀登这样的山，困难可想而知。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迟疑的时间，围追堵截的敌人逐渐合围，枪炮声也愈加逼近了，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精神，人的毅力，人的勇敢！红二十八军是一支连最基本物质保障都没有的部队，现在可谓食不果腹，衣不被暖，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登山之路。
白马尖大山已变成一座雪山，山上的积雪直没膝盖，一踩就是一个坑。上山几百米后，山势更为险峻，攀登也越发艰难。山高风寒，积雪也变成了冰，有的走一步滑一步，有的爬到半山腰又滑了下来。伸手去拉树枝，谁知树枝冻得又干又脆，“咔嚓”一声就断了，人往往滑出一两丈远。
参加过翻越白马尖战斗的陈祥回忆：高山上，真是个冰雪世界！悬崖上垂挂着一道道丈把长的冰柱，树枝上镶着水晶般的冰，一座座山峦又像被安上一个个冰罩。要是在平时，遇见这样奇异的景色，战士们定会饱览一番，流连忘返。而现在，谁也没有欣赏眼前山景的兴致，一心只想尽快地在冰雪中打开一条通道，尽快翻越这座山峰，突破重围。
后卫二四四团一营的指战员，依托山间的岩石和树林，阻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风声、人声、枪炮声，汇成一片；白雪、红旗、人流，交织一起，使这场战争显得特别壮烈！而红军在突围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看到主力上了半山腰，后卫部队开始撤退。还没有完全上山，敌二十五路军、十一路军追击部队就逼近了。敌人追击的火力，泼水般倾注到雪山上，炸得山崩地裂，积雪飞溅，留下一个个雪坑。不少同志负了伤，在战友的搀扶下，忍受伤痛，继续登攀。有十来个同志牺牲了。经过一阵慌乱后，部队才开始有秩序地翻山撤退。当然，牺牲的战士，永远留在这座白雪覆盖的白马尖山坡上。
大家都在雪里趟着路，雪没脚脖子，再没膝盖，深处齐裆，跌倒了，没有人扶还起不来。这哪是行军的气候啊。比起这些土生土长的红二十八军战士，国军那爬山功夫显然更差一大截了。敌人喊着“捉活的！捉活的！”向山上追了一段，积雪齐腰，吃不了那个苦，退了下来，眼巴巴地瞅着红军翻山而去。傍晚时，红军部队全部攀上了白马尖。敌人估计红军要从北边大化坪方向下山，于是便下山顺着山下大道，迂回向大化坪方向而去。准备在那里伏击红军。
红军战士下了白马尖，又上了紧挨着的多云尖。在山顶上，进入了一座古庙多云寺。晚霞中，回望白马尖，如同披上了银光闪闪的铠甲。
高敬亭推门进去，见大佛殿点着长明灯，正中坐着如来佛塑像，两边神龛有十八罗汉，都是金晃晃的。铜炉里还有残剩的香火。高敬亭正要向后殿走去，迎面走出一位方丈，方丈连声念着“阿弥陀佛”，喊来几位小和尚生起几堆大火，给红军取暖。
方丈对高敬亭说：“三九严寒，大雪封门。贵军将士翻越白马尖，下僧竭诚佩服。”方丈对红军冒着暴风雪，登上白马尖，表现出很大的惊异和钦佩。
“谢谢高僧，我们是红军，军行此处，多有打扰。”
“新春正月，贵军登门，是我多云寺山门之幸。贵军新年登高，预示你们今年将会有大手笔啊。我们白马尖是大别山最高的山峰，天晴登上主峰，可望到周围好几个县。甚至隐隐约约可以遥看到六安州的宝塔、安庆长江的波涛了……”
这多云寺是一座江淮名刹。它见证了红二十八军在诞生之初创造的奇迹。
白马尖现在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园区。当天翻地覆的革命时代过去，中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风正一帆悬的时代，四面八方前来登顶的游客，该怎样理解八十年前那场决定红二十八军生死存亡的翻越白马尖战斗呢？
一会儿，白马尖主峰上响起军部联络的号声，部队很快就聚集起来了。高敬亭的小号兵郑长星在冰天雪地能吹响行军号，是因为他将军号号嘴拧下掖在襟怀中，不让铜号嘴被冻住。情感不善外露的大别山红军战士互相紧紧拥抱，看到战友们身上的硝烟和血迹，回想起刚才突围的情景，许多同志都激动得哭出声来。
在苍茫的暮色中，远处晚霞如雪，群峰如簇，下面山岭纵横，庄严、神秘、蔚为壮观！
经过一天的激战，加上粒米不见，当部队艰难地爬上山顶时，不少战士由于过度疲劳，再加上饥饿，昏倒在雪地里。高敬亭见此情形，大声命令：“同志们，冲下山就是胜利！”他奋力迈开大步，踏着深雪，向山下奔去。他知道，如果这时躺下去，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很多战士抓了几把雪放进口里，吃得是那样津津有味，然后又充满力量似的，站起来往山下追去。
军政委踏着深雪向山下大步走去。大家借着朦胧的雪光，立即跟上军政委的脚步一道下山。
高敬亭和全体将士的努力，把刚诞生的红二十八军从一次毁灭性袭击中拯救出来！
红二十八军没有按照敌人预想的从大化坪方向的道路下山，而是从东南，连夜在冰雪里疾行三十里，穿丛林、攀悬崖，拂晓时到达山下霍山县的马家河地区，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新生的红二十八军化险为夷。大别山以她宽广的胸怀，再次护卫住自己的子弟兵。
路上，高敬亭听到手枪团两个战士在对话：
“大别山有九十九座山峰，我们手枪团大都爬过，听说我们今天爬的是最高峰，叫白马尖，可真是高，云彩飘在半山腰。”
“是啊，从河南到安徽再到湖北，大别山有七关，从北往南，有隘门关、长岭关、松子关、铜锣关、栗子关、青苔关、瓮门关，我们都走过，这次又加了一个锁口关……”
这是一个艰苦的转战过程。
高敬亭率部在飞雪中翻越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引起当地群众啧啧称奇，以至在白马尖下的马家河这一带产生了一个新传说：高敬亭白马尖过队伍，过了一天一夜。
这一仗，敌我双方都有伤亡。敌人抬了一些尸体和伤兵往霍山县城走了。红军牺牲的同志，主要是在登山前后战斗中牺牲的。有的被当地好心人安葬了，有的只有暴尸于野了。有两名战士特别为后人所铭记。
一名死在黄泥榜下黄泥湾的路上，后来被老百姓抬到长岭庵老坟山埋葬了，现在已弄不清哪是红军的坟了。这长岭庵，可是西汉衡山国国王的葬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出现过黄肠题凑的大墓。当时这里是红军战场救护之地，还有其他红军烈士，也埋葬在这条山冲里。对这些红军战士来说，他们和历史融为一体了。
另一名红军战士牺牲在黄泥湾东南侧梅树岭上。他负伤了，肠子被打出来，是爬到那里牺牲的。脖子下还横挂着一支枪，戴的帽子里面写个“王”字，并在帽子里发现一个小册子，册子上写着不少人的名字，名字后面写着是什么枪，多少发子弹，因此，老百姓分析他姓王，可能是个连长或排长。这个烈士由当地陈乐才等三位村民就地埋葬在山岗子上。枪支由陈乐才收藏起来，后来国民党追查，要陈交出枪来，若交不出枪来，就罚三担谷子，陈乐才只好把枪交了出来。这里年年清明，都有当地小学生前来扫墓。
此时，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之后的正月期间。国民党各级党政军机构及“进剿”部队在天寒地冻之中，还在迎新纳岁，对红军的进攻也稍微放慢了节奏，下山后的红军获得了喘口气的机会。
看到马家河这一带地形好，群众基础好，高敬亭在部队中抽调几名干部、战士组织一个便衣队，由刘正武率领，在该地负责掩护伤员、搜集失散战士。这支便衣队后来也成为皖西一支著名的便衣队。这之后，高敬亭和方永乐，不断从部队抽调优秀的基层指战员回到家乡或地方，成立便衣队，规定便衣队的任务是组织与发动群众，照顾部队下来的伤病员及做地下和秘密工作，牵制敌人的兵力，割敌人电话线，烧敌人碉堡，夜里到国民党驻地附近去打击敌人，使主力红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大部队接着就离开了。
五 官庄战斗
由于敌人从漫水河绕道白马尖北边大化坪阻截红军，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被迫转道，来到白马尖东南方向的马家河一带，在霍山、舒城、潜山交界一带山区休整。这就导致红二十八军建军之初另一场重要战斗的发生。红二十八军战史称之为“官庄战斗”。
1935年2月13日，红二十八军部队即从马家河向东南方向转移。14日，行军至舒城县、桐城、潜山县交界处一带休整。手枪团派出的侦察员带着当地便衣队两个同志来到了军部，他们向高敬亭和方永乐汇报：
“老洪，翻过舒城、潜山交界处的大驼岭、金紫山南边的潜山县官庄有个大土豪，国民党老省长余谊密，打不打？”侦察员一开口就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老洪，是高敬亭对外使用的化名。余谊密是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曾代理过安徽省省政府省长，被称为“老省长”，此时已告老还乡，是这一带知名的官绅。
“啊，来得真快啊！”高政委问，“带了多少人？回官庄干什么，你们搞清楚了吗？”
“这个余谊密回乡养老已有两年多了，这次他二儿子潜山县保安大队队副余觉也回来了，因为他们听说‘匪共’已被肃清。”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补充道，“据说是回官庄过年并祭祖。”
徐诚基笑道：“余谊密的家离我们现在红二十八军的宿营地也不到百十华里。”
“唔，余谊密？”方永乐说。
“对，是他，你这个安徽人还不知道他？”徐诚基对方永乐讲。
“久仰大名了，怎么会不知道他。皖西南民团的后台，自称为曾文正公第二。红军革命时期就与我们为敌。他的二儿子余觉四次‘围剿’红军时率官庄团练杀了我们不少人！这次回来又有什么花招吧？”方永乐说着，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徐诚基，又看看高敬亭。
红二十八军成立时没有设军部，八十二师设了司令部，军师合一。师的也是军的，但没有参谋长，仅配设了几个参谋，参谋处的工作由几个参谋负责。林维先由三营长调任参谋，丁少卿也在。另有一个司号长带几个小号兵，再有一个交通队。大家聚在司令部里，开起了小会。
司令部设在一间地主家的大屋里，光线不足，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摊有一张快要破烂的地图。高敬亭习惯地微皱双眉，反剪双手，来回踱步。有时背着手，有时叉着腰。一些重大的决策，常常是他在徘徊踱步中做出的。他听完方永乐的话，转身停步向方永乐打了个手势，接上去说：
“刘镇华和梁冠英正加紧对我们‘清剿’。这些敌人正向我们压过来。舒城、霍山、衙前镇都增加了敌人。”高敬亭意犹未尽地接着说，“这个余觉。他自恃有人有枪，完全不把红军放在眼里，竟然敢在红军活动频繁时期回到官庄老家过春节！这次他带了多少人马？”
手枪团团长余雄说：“带的人不多，只带了潜山县保安大队一个排二十余人在家中。但是官庄有百余人的保安团，周边几个大的乡镇也驻着国民党十一路军、二十五路军的几个团。余觉，字竺僧，此人懂军事，是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毕业的，现在是潜山县保安大队副队长。”
高敬亭大手一挥，说：“这是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敲敌人一下，让敌人知道大别山红军是消灭不了的！红二十八军不是好惹的！只有借余氏父子的头，来立我二十八军之威、祭我红二十八军之旗了！”
师政委方永乐同徐诚基等人一起查看地图。又把侦察员和那两个便衣队员叫到他身旁，时而同他们轻轻地交谈，时而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比比画画。
高敬亭则来回踱着步，脚步发出轻微而有节奏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方永乐仰起脸来，坚毅的目光投向高敬亭：“战士们个个要求活捉余谊密父子，打好我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我们把他除掉，高政委，你下决心吧！”
高敬亭说：“从大驼岭下去，步步接近官庄。那里现在是敌人的天下。各个据点的敌人，什么时候都可能出来，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和他们遭遇。因此，执行这次战斗任务，就更要周密。怎么战斗，你考虑好了？”
方永乐胸有成竹地一一做了回答：“官庄是敌人的中心集镇，周围有重兵把守，各兵营离官庄不远。余家墙高院深，如果一时攻不下来，四周敌人将至，红二十八军将会十分艰难。强攻不行，只有智取。还要快取！”
“如何智取？如何奇袭？”高敬亭问道。
方永乐说：“扮成敌兵去拜年！是有一点冒险，我们尽可能准备得充分一点。”
“这样行吗？”这是徐诚基同志的四川口音，听他的口气，多少有点怀疑。
“是要冒一点险。我们尽可能准备充分一点。”方永乐回答徐诚基同志后，又对高政委说，“老洪，我再去同手枪团的同志研究一下，行吗？”
高敬亭点点头，方永乐就出去了。
听说要打余谊密老巢，红军战士谁不高兴呢，可是一个国民党大官的老巢是不是那么好打？
官庄是潜山北部山区的一个古老集镇，地处山区小盆地之中。依山傍水，成狭长布局，是潜山、舒城、太湖三县交界的物资集散地。地名始见于宋。官庄街远近有名。官庄战斗真正发生地，是官庄镇东北边几华里处的林家冲苧麻湾、余谊密的庄园“玉成堂”。
红军革命时期，官庄这一带是潜山县后北乡黄檗暴动的核心地区之一。1932年10月24日，刘士奇、徐海东率红二十七军转战到这里，曾在这里和敌人有过激战。官庄现在是敌人的大据点，庄外五座炮楼耸立，构成交叉火网，控制了几条出入镇子的大路，而且还修建了两千多米长的围墙，四面是一片开阔地，很难隐蔽地接近炮楼。另外，舒城的晓天镇、潜山的衙前镇都有敌人重兵把守，这些地方，离官庄都很近，少则二十余里，多的也不超过三四十里，战斗一打响，敌人可以很快地包围上来。再说，官庄一带是余谊密的老巢，群众基础也差。打官庄，有点虎口拔牙的感觉。
方永乐带着手枪团团长余雄来了。高敬亭握着余雄的手说：
“这次战斗的打法我同意了。余谊密住在官庄他的老家林家冲苧麻湾。那是个庄园。因此，你进入苧麻湾余家后，不仅是同敌人斗力，更重要的是同敌人斗智。”
高敬亭、方永乐遂决定乔装奇袭余家庄。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为主力、所辖潜（山）太（湖）战斗营和武装便衣队配合共同完成。方永乐亲自到手枪团驻地找余雄团长商量，要余雄乔装成余家亲戚去余家拜年，进入余家作为内应。另外通知二四四团各营、手枪团与特务营同时参战。手枪团为作战主力。
后来的党史学家和战史学家还注意到，在红二十八军的序列里，出现了手枪团的番号。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准备长征之前，建立了第一支红军的手枪团。红二十五军走后，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在建军初始，即便总兵力只有一千多人，也建立了一支三百余人的手枪团，直属于军部。
手枪团就其起源而言，并不是红军的创造，在北洋军阀中就有过。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都编制了手枪团，人手一把自来得驳壳枪和一把大刀片子，当时西北军手枪团又被称为“大刀部队”，这个部队耍大刀的武艺体系、歌诀和技术完备，以至后世“破锋八刀”传说流传于世。连河南固始煤老板出身的新编四十五师的戴民权，也装备了一个手枪营，每次遇到红军，先用驳壳枪扫一遍。大家都知道戴民权的部队来了。
长期与西北军作战的红四方面军受此影响，也组建了自己的手枪部队。红四方面军只编到了“手枪队”，最多编到营一级。作为警卫部队使用。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部队规模小了，反而组建了规模比较大的“手枪团”，这就与后来游击战争时期的战争形势变化有关了。
在红四方面军时期，主要作战对象以师、旅级单位为主。与这种对象作战，战斗时间一般也会比较长一些，例如苏家埠之战，双方成师部队的上，时间上就持续了四十八天。到了红二十五军时期，部队规模缩小，作战对象也就缩小到以国民党军的旅、团级单位为主，作战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促。而到了红二十八军时期，部队规模进一步缩小，作战对象就更小了，一般对手都以营级及营以下单位为主，很少与敌军团级以上的单位作战，作战时间也很短，很少有超过七个小时的。另外，就是在敌人实行拉网式大规模“清剿”情况下，遇敌偶然性增大，有时红军在突然接敌时，在数量上就可能一点也不占优势。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建立一种规模稍微大一点，突击力很强的部队，使其在关键时刻进行强大的战术突击，有利于较快地改变战场形势。还有一点，那时候的战斗，到了最后决战时，往往是以白刃格斗结束。在这种“两军相逢‘快’者胜”的短兵相接战斗中，手枪部队，以其隐蔽性好、出手快、火力也比较强的特点取胜。到了决战时刻，手枪部队一上来，就可以从远距离快速接火，不间断地打到近战肉搏，从而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当天平处于均衡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那么在战争的天平上，一支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时刻出现，也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
手枪团是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战斗部队，单兵火力和战斗力是惊人的。人员和装备在其他各部之上。讲武器，除了有轻机枪、重机枪，每个人还有一长一短两大件，长的是一支双环马步枪，短的是支驳壳枪，有的还有一把鬼头大刀。这是考虑到部队经常与敌进行较远距离作战，但又不能背负过重，从东北军那里缴获的马步枪就比较合适。白刃格斗时，既靠马步枪上的刺刀、枪托和大刀，也靠手枪抵近射击。根据这种装备的特点，其兵员要求单兵作战力强，反应灵敏，枪法准确。像第一任团长余雄，就曾带一个分队打垮张学良一个营。这种部队还要近距离格斗能力强，所以团员体格一般都很强健，像在手枪团担任过分队领导职务的李世炎、邓少东等人，身材都比较高大，体力好。后任团长的“老向导”詹化雨虽然个头不大，但身强力壮，短小精悍，反应敏捷，头脑清楚。论人员，那都是个顶个挑的，都是鄂豫皖红军岁月锻炼出来的宝贝疙瘩，有的还是富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手枪团可以说是整个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的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体现了这支部队最新的战术和思维方式，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善的组合，在战争中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大别山人的骄子。虽然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特种部队理论才刚刚成熟并付诸实践，可是大别山的红军已在战争中实践这种理论了。用手枪部队来和二十八军基本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形成很强的战斗力。
而正是有了这支手枪部队的示范作用，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从师到团、营、连干部，甚至地方的道委、县委、游击师，都喜欢把手枪集中起来，形成手枪部队，而且比较善于使用手枪部队战斗。这些就是得益于红二十八军时期的“手枪团传统”。
冬天的夜黑得特别快。夜色已经降临，天上又下起夹着雪花的毛毛细雨。这是富人在家烤火喝酒过正月的快乐时刻，也是红军袭击敌人的好机会。红军乘夜，在高敬亭、方永乐率领下，从舒城县南部平田乡的白果树出发，南下作战。
皖西南大别山崇山峻岭之中素来有多条古道连接东西南北，有的古道始辟于春秋至战国时期。自宋至元明清时期，民间为交通运输的需要，由当地豪绅筹石修路，以古道为节点，又修了几条乡道。其中一条古道从六安、霍山、舒城晓天南部大驼岭，往南通潜山官庄街、龙井关抵安庆，全长四百余华里。在官庄至龙井关之间一段，正好经过余谊密庄园背后的山岗。
红军在当地便衣队的带领下，于2月14日夜，沿着这条古道冒雪强行军，“夤夜疾驰百余里”，涉过姚家河，从海拔一千五百三十九米的金紫山南麓的朱湾，趁着雪后明亮的月光，于15日拂晓到达余家庄后山。
师政委方永乐命令手枪团和特务营，利用夜幕的掩护，埋伏在余谊密庄园后东、西、北三面的小山岗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余谊密庄园包围了起来。二四四团第三营隐蔽在官庄北边的金紫山山脚下，警戒从西北霍山、舒城方向来敌；一营、二营随军部驻在官庄北边的大驼岭下，一方面保护军部的安全，一方面警戒东北方向晓天镇、沈家桥方向来敌。
此时，林家冲余家庄周围各个山庄，已是一片宁静，昨晚村村灯火一片明亮。锣鼓声、爆竹声响作一团，山里群众正在嬉闹花灯，现在是下半夜，他们刚刚进入梦乡。
方永乐布置好部队后，请示军政委还有什么指示。高敬亭说：“我命令你带手枪团和特务营去完成战斗。其他部队在这里待命。战斗打响后，要迅速地解决余谊密的卫队和余家冲的敌人，切忌同敌人纠缠。你只管去指挥你的好了！外围由我指挥。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
方永乐说一声“是”，就带着几个同志大步朝余家庄后山上走去。
林维先随方永乐隐蔽在后山上。当时他是军的作战参谋。1981年春他是武汉军区副司令，中将，为编写红二十八军战史，他再次来到这里进行实地考察。他在后山一看这椅子状山洼，就明白了余谊密庄园“玉成堂”风水奥妙的所在。
余家庄1929年建造成功，坐落在他祖居之地王庄北边几里的林家冲苧麻湾的山冲，取名“玉成堂”。由当时省建筑设计院设计。整个院落坐北朝南，东西北三面有小山环抱，像一把靠椅，二层三进，有前后两层院，明五暗七，东西各有一小院，院后靠山处筑有两米多高的黄土掺糯米浆构筑的院墙，院内有一箭楼。大门门向正对着南边的子午向，直穿过正前方两山之间的凹处，这是官宦人家选址建房的最好风水。也是一般小户人家不敢建的地方。房前约三十米处有个大水塘。按照堪舆风水的话来说，前有“照”，后有“靠”，是块好地方。可是这次好风水保不住余谊密的老命和财运官运了。
参加过此次作战的陈祥回忆：部队到余家庄北边后山上，就发现一座地主大庄院。背依岗丘，面向田园，飞檐高墙，几进屋宇。连晒在后院里的花花绿绿的衣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上房先压顶，三面包围，占据了后山，感觉登上了余家的屋顶，胜利也有七分把握了。现在就看谁去正面攻门了。
在这山沟里，有这样的大庄院，可算很有气派了。战士们互相传着：这里就是安徽省财政厅长，还代理过省长的余谊密的老巢。余谊密掌握安徽省财政大权，二儿子“剿共”卖力，颇得国民党当局的赏识，又是潜山县保安大队队副，这次从安庆回到官庄过春节，恰似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还能不吃？
2月15日，是旧历乙亥年正月十二，元宵节前夜。天还在飘着小雪，红军战士埋伏在山岭上，却丝毫不感到冷，因为战斗的激情好似烈火在胸中燃烧。手枪团一分队，隐蔽在离余家庄门前水塘近二百米远的小竹林里，随时准备在拂晓前发起进攻，可是直到天亮了还没有动静。师政委反而要大家继续隐蔽休息。原二一八团有的同志小声嘀咕：“拂晓不打，等到什么时间才打？不打就干脆走吧，免得二十五路军撵上来了。”
有的还说：“小师政委太年轻了，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娃娃头，有啥战斗经验？为啥林维先、丁少卿那些当参谋的不给他提个意见？”
是的，方永乐虽然参加红军革命较早，但一天军校没有上过，也没有担任过红军的师级领导，只担任过七十五师的少共书记，但是这个年轻人现在却担任八十二师师政委，成为红二十八军的二把手。林维先、丁少卿、梁从学当过师长，徐诚基当过团长，现在都在他的手下。
林维先也安不下心来休息，不时拿起望远镜向余家冲玉成堂眺望，整个地形地物，尽收眼底。玉成堂的确不好打。那三进高墙大屋被高大的青砖院墙箍成一体，本身就是一个大碉堡，后花园靠山处有围墙，围墙外长满了荆棘，密密层层，有如屏风。“屏风”内还有一座箭楼。林维先心里捉摸：这一仗不打则已，要打，是少不了要花一些代价的。可是方永乐政委好像并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只是叮嘱大家注意隐蔽，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有的同志见他迟迟不下达进攻的命令，忍耐不住地问：“师政委，到底打不打？”
“急什么，时间还早呢。”方永乐给了发问者一个冰冷而又严肃的眼神。
方永乐，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人感到陌生的皖西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红二十八军的领军人物之一。
月亮挂到西北边金紫山的山尖上，东方开始发白了。一会儿，朝霞布满了天际，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得海拔一千五百三十九米的金紫山云蒸霞蔚。金紫山地处潜山与舒城两县交界处，顶峰突起，挺拔险峻，峭壁千仞，整个山形有逼人的雄伟气势。东方欲晓，更见其中有丹霞炫彩，烟岚腾霄，其风物之美，受历代游人青睐，为皖西南一处名胜。
雪已经停了，太阳冲破了云层，斜照着山头。正月十二，还是大别山人拜年喝春酒的时刻。上午八时左右，山脚下进冲的大路上出现了五个人，鱼贯而行。为首的一个穿着狐皮长袍马褂，拄着文明棍，戴着茶色墨镜，大摇大摆地向玉成堂走去。这不就是余雄团长吗？跟在他身后的四个人，也是手枪团的战士，一个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装，副官模样。另外三人是士兵打扮，每人手里还提着两大包红纸包裹的礼品。他们不紧不慢地向余家冲苧麻湾走去，看上去就是去余家的拜年客。
“师政委，你看，余团长？”
“他们是去给余谊密‘拜年’的。”师政委有点神秘地说。可是他右手提着枪，目不转睛地屏着气息注视着苧麻湾冲口。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心里也紧张极了。
原来迟迟不进攻的奥妙在这里！山头上的红军看着余雄团长他们走近了苧麻湾冲口，来到玉成堂门前，又看着他们隐没在大门围墙下了……大家的心好像也被带进了玉成堂，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原来，师政委知道余雄同志曾经在潜山官庄一带活动过，对余谊密家里的情况了解一点，因此就把化装敲门的任务交给了他。余雄化装成张司令，一位班长化装成他的副官，带着手枪团的三个战士一起进了苧麻湾。
刚刚起床的林家冲的人们，看到这几个穿国民党服装的人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正常，大别山这些年成了国民党军的大兵营，大家见怪不怪了，更何况是来给老省长拜年的。余雄等人径直走向那余家大院。说来也奇怪，平时惯于前呼后拥、左右不离卫兵的余竺僧，大概以为红军已被消灭了，“残匪”也很远，就大胆放心地变着法儿让大家玩。一个排的护卫也放了假，让他们尽情打牌嬉闹去了。他自己也在卧室闭目养神。大门口也只放了两个门哨。庄园后半月形山岗上全是红军部队，也没有人发觉。
大别山皖西南一带的规矩，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来年正月十五，富人都在家过年。余家挂宫灯，点红烛，家人团聚，佳肴满桌。余谊密天天儿孙在侧，焚香祷告，祭祀祖宗，大祝其福。整个春节期间，家中酒绿灯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爆竹不断。
余团长带着战士们来到余家朱红大门时，一到门前，被个端枪的团丁截住了，他大声问：“干什么的？”
跟随余雄的“副官”机智灵活地上前大声骂道：“混蛋，没长眼吗？这是我们张司令，和余省长是至交，特来给余省长拜年的，还不快去通报！”
余雄对“副官”的机灵暗自高兴，故意说：“副官，不要给他作难，我早听说余队长治军有方，弟兄们尽忠职守，今天一见，果然如此……”
敌人哨兵听到恭维，脸上现了喜色。余雄赶紧对哨兵说：“我和余省长自幼相交，兄弟烦你代为通报一下。”
敌哨兵仍然似信非信，端着枪不让他们进去。余雄怕纠缠久了误事，就随机应变说：“好吧，这位兄弟忠于职守，我们不给你为难。副官，你和一个弟兄留在这里等一会儿，我们先进去一下。”这时，余雄看见敌哨兵收起枪，就向副官使了个眼色，机灵的副官随即用驳壳枪顶住敌哨兵胸膛，其他战士伸手缴了另一个哨兵的枪。余雄和另外三个战士走进正厅，转进大院，只听见西厢房里很多人，好像在赌钱，“天杠”“地牌”地嗷嗷叫。估计那是保安大队的士兵们。
余雄不知余谊密住处，正好迎面来了一个挎手枪的勤务兵，看样子对他们有所警戒。一个战士上前说：“老省长住哪里？我们张司令是来给省长拜年的。”接着把礼物往他手上一塞。这个卫兵倒也勤快，马上笑着往最后一排东边一指：“就住在那里，我带路。”
余雄等人跟着他转过一个天井院，转过一道走廊，穿过一个四合院，到了一间雕梁画栋的宽阔大厅。站在右边一个卧室门口，朝里大声喊道：“谊密兄在屋吗？梁司令派我给老省长拜年来啦！”
“在啊，是哪位仁兄？”里面干咳了一声，奔出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是个管家，见着余雄，急忙笑哈哈地打躬作揖：“这么远还来拜什么年啊！客气了呀，老爷还没有起床，你是……”
余雄和警卫员放开他急速进入余谊密的卧室。马上将房门闩上。上前把枪口对准躺在床上的余谊密低声说：“不准动，我们是红军。”
余谊密听说是红军，揉了揉睡肿了的双眼，从被窝里坐了起来，两个战士拔出手枪顶住他的后背，喝道：“我们是红军，今天来找你算点小账，老实点！”另一战士也缴了他勤务兵的枪。把他俩都绑在余谊密住房的椅子上。
余谊密听到这番话，吓呆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蒋介石广为宣传已经被消灭的大别山红军，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当他明白过来，看清站在面前的红军并非幻觉时，便一下子瘫倒了。他内心充满恐惧，与其说他是一个活人，还不如说他是一座石化了的雕塑。
余雄不费一枪一弹，进了余谊密的庄院，生擒了老省长。
余雄出门进院鸣枪发出信号，手枪团一分队率先从大门冲进来。方永乐也率手枪团和特务营，从后山扑了下来，迅速翻墙拥入余家大宅玉成堂。手枪团一分队进门后边抢占箭楼边向屋里攻击。余竺僧带回来的一个排的兵都在西厢房赌钱。听到“缴枪不杀”声，个个丧魂落魄，跪地缴械投降。
此时余雄手提驳壳枪从房内出来，大声招呼：余谊密已被抓获，绑在东厢房，你们封锁住西厢房敌人。
余竺僧跃出门想钻进箭楼反抗，当即被擒拿。那些随从爪牙马上跪地求饶，被战士们缴了械。箭楼上的敌人仍负隅顽抗。方永乐一面组织密集的火力准备发起强攻，一面大声喊话，“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箭楼敌人最后举手投降，个个做了俘虏。余谊密知道儿孙们和满院人马不是红军战士的对手，再加上根本没有准备，怕打起来全家遭殃，极力阻止动武。可以说这场战斗并不激烈。
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立道，周密为宝”。袭击官庄余谊密庄园这一仗，精心预设，各种结果都想到了，所以才会有如此顺利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除了余雄的三发信号枪外，几乎是一枪未发就结束战斗。
战士们都会聚在余谊密的庄园内。只在四周山上放了几个隐蔽哨，派了一个班看押余谊密及其家人，还有余竺僧的卫兵及保安队士兵。堂屋里供着红漆祖宗牌位，早晨点着的盘香还在燃着，轻烟袅袅，香炉烛台都是铜制的，擦得锃亮。
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收拾着缴获的枪支弹药等物品。此战缴获了敌人步枪一百七十支，轻机枪两挺，驳壳枪四支，子弹万余发。银圆一万元，整整装了七箩筐。这支部队只需要粮食、现金及他们在这儿能找到的武器，除此之外，绝不会使主人受到任何损失。红军部队是绝对不允许偷窃和抢掠的，还有对女性的伤害。
炊事员们忙开了，烹调鸡鱼肉蛋还有香菇、熊掌、蹄筋、火腿和白米饭，还吃了花生、糖果、香烟，真可谓大开眼界。战士们提前过一次元宵节。饿了一天一夜的战士们一下子由近乎原始森林中的生活，过起地主豪绅的生活了，个个吃得痛快。余雄说：“同志们，正月十二官庄这出戏，没有红二十八军，能够上演吗？”
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活动的经济基础。官庄战斗也不例外。
战士们痛痛快快地休息了一个上午。方永乐知道，国民党军政机构肯定要拼命夺回余谊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红军战士把余谊密和他的二儿子余竺僧、长孙余世培、幼孙余世铸一起绑了起来。同时，红军还抓住了前来拜年的几个当地的土豪劣绅余顺三、余维平、余松青、余荫梅、余敬佩、刘梅魁等十余人，把他们押出了余家大院。
战斗一打响，晓天镇的敌人出动了。军政委高敬亭带着军部工作人员驻扎在大驼岭下，掌握战争情况的变化。他命令二四四团一营迎上去，将晓天镇的敌人牵走；命令二营坚守大驼岭，掩护手枪团，保证官庄战斗的胜利。
当天下午，余雄用一根长绳将俘虏串联在一起，从玉成堂的后山小路押回军部。这条路，是一条经余家屋后的小路，也就是红军战士前来伏击的路。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余谊密腆着大肚子，一路呼呼直喘。上下山梁时，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红军战士们见了都暗暗好笑。陈祥用枪头点了他一下，问：“‘老省长’，你这次回来干什么？”
六十二岁的余谊密浑身颤抖着，牙齿上下不断地碰着响。一边喘一边说：“蒋介石讲大别山的红军已经消灭光了，我回家已经两年了，没有想到这次没有过成太平年。”
大家听了互递眼色，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陈祥心想，你为蒋介石反共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到头来，听信了蒋介石的谎言，做了蒋介石的牺牲品。这就是你反共反人民的应得下场！
红军战士将这串俘虏带到余家庄后大道边的梁畈。傍晚，在板仓接应的高敬亭看到喜气洋洋归来的战士们，心里也很高兴。到了官庄梁畈刘家湾附近时，红军正在营地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枪炮声，原来国民党听说“老省长”余谊密被抓，司令梁冠英命令官庄周围各部“拼死抢回余省长”。驻防黄檗区当地的敌十一路军一部、第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也分两路前往大水、官庄追击红二十八军，营救余谊密。因这时天色已晚，红军便准备撤出战斗，离开官庄。
部队在经过坛畈享堂红狮塘小河上的小石桥时，余谊密听到枪炮声，知道是他们的人来了，顿生幸免之心，喜形于色，见红军要转移，他站在那里不肯走，不愿自动地服从这一他觉得极其耻辱的命令。他1931年秋在上海开江淮大水赈济会议时，左胯骨因车祸受到损伤，也实在走不动了。
高敬亭看了看余谊密的神态，当然知道他的想法，他说：“余谊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咱俩谈不上什么个人私仇，但是你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你是个大官僚，你二儿子是保安大队队副，红军革命以来，你们就与我们红军为敌；我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是穷苦的农民，既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那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了！这个仇肯定要报！”
余谊密一听话音不对，连连点头：“是，是。”默默地看着他不熟悉的人们。
“现在，梁冠英想帮你的忙，把你抢回去，我们也只好成全他，送你回去——判处你们几个人的死刑！”
高敬亭随手掏出手枪，“叭”的一声，就把“老省长”送上路了。次子余竺僧、长孙余世培也被当场处决。红军枪下留人，放回了余谊密的幼孙、余觉的幼子余世铸，还有前来他家拜年的“客人”。
2月16日下午四时，在潜山五里庙附近的上龙山山岗上，红二十八军被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八团追及并分路包围。经过两个小时激烈的肉搏战，歼敌一个多连。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在战斗中牺牲。红军的指挥员，战斗的时候永远在前，撤退时永远在后。红军战士受他们的影响，在作战时的大胆和勇敢也达到拼命的程度。
2月18日，正月十五，余谊密在安庆的长子余周洁和在芜湖的三子余佩华得知其父被红军俘走，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呼救。陈调元是余谊密的老上级和挚友。在陈调元的干预下，国民党当局急派飞机到官庄、舒城晓天一带山区低空盘旋，寻找红军行踪。可是此时余谊密已葬身于高敬亭的枪下。敌人的营救纯粹是虚张声势，扑空而去了。
说起余谊密，也是话长。
余谊密，号咏南，晚号疏翁，生于1873年。其先祖自元末明初从江西饶州移民到潜山，经过几百年的奋斗，至其祖父辈开始发迹。他出生时，祖父已卒，他九岁丧父，成为祖母、母亲两代“重围”的孤儿。后苦学有成，1893年中潜山乡试，1897年开始为吏。1907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单县知县。1910年，他因祖母去世，辞官归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余谊密积极拥护民主革命，因而被推选为潜山县临时县议会议长。在此期间，他主持修通了潜山县城至高河的公路，打通了潜山县通往安庆的南大门，奠定了潜山县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基础。接着，他入选省议会议员。1912年开始，先后任怀宁县知事、南陵县知事、芜湖县知事、淮泗道尹、省政务厅长兼任芜湖道尹，管理皖南二十四县。
1926年初，余谊密先后担任省政务厅长、财政厅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代理省长。历经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个时期，属于旧社会的官僚阶层。出于政治信仰不同和阶级立场不同，余谊密对共产党和红军活动是极为反感的。余谊密的家乡地处安徽省省会安庆的门前，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的重要地区。大革命时期，这一带进步学生如王步文、余大化、金步蟾、储效鲁等人在安庆省立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利用暑假回乡期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促进了黄檗、官庄地区人民的觉醒。1929年12月，王步文等人在这里发动了黄檗暴动，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土地革命时，却被安徽省统治阶级剿杀。1930年春，鄂豫皖苏区开始形成，这一带红军活动频繁。出于本能，余谊密召集黄檗区外逃土豪劣绅及黄檗区长组织地主武装，共有近百人，武装自卫，保境安民。余谊密慨叹：“十九年春，潜山‘共匪’乘机窍发，声势日大，皖西动摇。府君慨然叹曰，今日方面军无不带‘剿匪’旗帜，而区区之匪，竟任其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回想曾胡诸公之实心为民，真令人唏嘘欲绝，而不可复得也。深虑‘匪势’蔓延益广，将至不可收拾。”1930年8月，余谊密授意当地劣绅储有本、储进川、钟仿岐等组织大练，配合国民党独立十五旅张营、保安团共千余人，分头进攻龙井关和官庄等地。一面倡捐巨款购领枪支，一面冒险回县，召集流亡居民组织团防，命其弟余谊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头，命次子余竺僧与侄子余邦华分领搜剿，进攻黄檗地区。区乡农会干部和赤卫队员只得随红军潜山独立师撤退至霍山等县活动，也使二百多名革命干部惨遭杀害。1932年10月18日，余竺僧率官庄地主武装配合梁冠英部，在驼岭关与徐海东红二十七军一个师激战，自己死伤八百余人，徐海东部乘势进入官庄。从这个角度来说，余谊密是罪有应得。其家后人在吊文中也说是“呜呼，孰意吾家惨变之端，竟肇于此矣”，算是说透了余谊密之死和红军革命之间的关系。还原那个阶级对抗年代，当时特定的话语是：为被压迫者的弟兄向压迫者和剥夺者夺回自己的权利，消灭封建官僚制度，解放全中国和全人类。这就是红二十八军全体同志准备进行的伟大战争的崇高目标。
历史有时又是复杂的，在历史上，余谊密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当年在芜湖任职期间曾有效地打击了外侨违法圈地行为，维护了国家尊严和主权；任财政厅长和代理省长期间他鼎力而有效地解决了筹办安徽大学经费不足的难题，使安大成功创办招生；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陈调元任命他为安徽省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他奔走于两淮及南京、上海之间，筹集赈款，以致在上海出了车祸，左胯骨骨折。他虽是民国要员，对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王步文、中共潜山首任特支书记余大化、余化民等侄辈的成长有扶助之功；余大化牺牲后，他又多方抚助其遗孤。长子周洁曾营救地下党员、福州军区副政委钟大湖同志；季子佩华曾营救安子文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余谊密人生的信条是“以密处事，以疏养生”，可是这次虑事不周了……
余谊密还是位地方志学者，又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诗学苏轼、黄庭坚，书法源于山谷，志趣则雅慕渊明，他在南陵和芜湖的另一重要政绩就是纂修两县县志。特别是《芜湖县志》，保存了作为安徽最早通商城市的大量史料，很有特色。曾著有《疏园初编》和《疏园再编》两本诗集，收录了近体诗、古体诗千余首。受过他教诲和资助的侄子、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幼年时住过玉成堂，后在海外获得“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余英时在海外整理出版了余谊密的诗集，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官庄战斗，并不激烈，规模也不大，但是规格高。红二十八军成立刚刚半个月，就屡受敌人围追堵截，这场战斗使部队补充了供给，战士们恢复了元气，充满了精力、信心和希望。他们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红二十八军一成立，在半个月时间内就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翻越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二是完成官庄智擒“老省长”战斗。以高起点、大手笔揭开了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六 白果树、驼岭关
但是，局部的大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
1935年2月15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代总司令、何柱国主任、鄂省主席张群、豫省主席刘峙、皖省主席刘镇华：“限于本年4月前，将该区‘残匪’肃清，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
此时，高敬亭已得知：刘茂恩的十一路军和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下令前线部队“进剿”苏区红军。国民党第十一路军指挥部驻霍山，二十五路军指挥部驻罗田，使用了三十二师的九十四旅、九十五旅的一八九团和特务团二营，六十四师的一九一旅和师工兵营、辎重营，一九二旅的三八四团，六十四师的一九四旅，计十四个团，加上省、县保安团和地方民团，不下三万余人，对红二十八军所在的舒霍潜太边区，进行“梳篦式”的“清剿”。这使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和皖西南的处境极为险峻。2月16日，转移中的红二十八军在潜山县官庄附近上龙山与梁冠英部的战斗，就是一个信号。
驼岭关，山大，雪更深。上龙山战斗当晚，红二十八军踏着齐膝深的积雪，沿着大驼岭的官道向北行动。这正是他们前天南下作战时走的路，穿过驼岭关北，来到舒城县的平田乡白果树小村暂时休息。高敬亭派部分部队首先占领潜山、舒城交界的要道驼岭关和驼岭关左翼的鸡笼寨，掩护军部在这里休整、开会。
这里的地形好，又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踪。当天，天仍在下着雪，冷风飕飕，满山满谷，一片皆白。
霜前冷、雪后寒，化雪的日子更冷。
红二十八军慎重初战后，部队现在需要研究下一步发展战略。
白果树小村位于皖西舒城、潜山两县接壤的大别山东南部舒城县境内。南边是一座骆驼形状的奇丽山峰，东南西北连接着十余座气势雄伟、沟壑纵横的高山。这里在六霍起义的影响下，曾举行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部队都在这里和敌人作过战。后来遭到国民党的多次军事“进剿”，革命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深山里的劳动人民对红军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迫切要求推翻反动统治，渴望重新获得自由。
部队歇在平田小村周围山头和田地边。战士们有的穿着布鞋、有的穿着草鞋，不少人都在脚上捆着防滑的草绳，在路边匆匆宿营、烧水做饭。高敬亭率军部进驻平田小村东边一个庄户人家。这户人家共有前后两进，大大小小十几间屋，人称“白果树垸”。路边山坡上一棵超过两百岁的白果树，俯视着树下栖息的红军，犹如俯视着绕膝的儿孙。
高敬亭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军事会议，史称“白果树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以村和树命名，村和树又以会议而闻名，双双载入红二十八军战史。
白果树，又称银杏树，因生长期长又被称为公孙树。白果树在大别山中可谓遍地皆是。于是不少村庄就以白果树命名。光是舒城县平田乡白果树村周边，就有潜山官庄白果树村，岳西包家河乡、黄尾河镇的白果树村，霍山县东西溪乡的白果树村，舒城县春秋乡的白果树村，潜山大驼岭的白果树村。经过老同志回忆和多方考证，这个会议还是确定在舒城县平田乡的白果树村。这里位于官庄战斗后红二十八军往北撤退的大路边。处于群山峻岭中的驼岭关下。很多老红军在回忆会议地址时都说了驼岭关这个方位性标志。这棵大白果树三人难以合抱，至今犹在，成为当地一棵名树。当地现在仍叫白果树村民组。树下召开会议的白果树垸子至今犹在。户主为当时较为殷实的刘姓人家。2014年8月6日，我来这里查勘，97岁的户主刘友和仍然健在，向我讲述当年高敬亭在这里开会的情景。
在白果树垸的正屋里，高敬亭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红二十八军重建以来十几天的行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红二十八军自凉亭坳重建到上龙山战斗短短十余天的时间里，虽然成功地翻越了大别山主峰白马尖，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处决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老省长余谊密，但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的先后牺牲也给自身造成了很大损失。周边大军压境，几乎无一日不战。另外，伤员不断增加，给养越来越难。
会议着重研究建立游击根据地问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是高敬亭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的。这一段时间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只是单纯地依靠主力部队，而忽视了小分队开辟根据地的作用；忽视了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去发动群众；更没有将主力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地去，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的工作，以便稳固地方，而是相反，过分地集中了主力作战。主力部队对敌斗争，又往往是敌人来了，打不赢才走。因此在最初阶段里，红军付出了一笔血的代价。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这是高敬亭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
鄂豫皖苏区发展鼎盛时期，在省委以下曾有过鄂东北道委、豫东南道委、皖西北道委，基本上是一个省的边区一个，当然有交叉，像豫东南的商城和赤南就属于皖西北，豫东南的光山又属于鄂东北。在三省边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
在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省委还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个道委都还在，只是苦苦支撑着。红二十五军走了以后，在敌军重兵不断“清剿”下，原来的地方党组织，有的随主力走了，有的被敌人打掉了，还有的转入地下了，需要重新建立组织。
高敬亭知道，地方党组织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国民党调集了十几万部队大规模地向苏区“围剿”、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配合，红二十八军等于失去了耳目，在对敌斗争中会出现更多更大的困难。在这种环境下，高敬亭决心下大力气把残缺不全的道委、特委、县委、区委逐步恢复和扩充起来。
但高敬亭这个人很聪明，他没有死板地恢复原来的三个道委，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重新组建了一些地方党组织机构。鄂东北道委仍保留；他不久前还在任职的皖西北道委，现在就改为皖西特委；而豫东南道委被打散后，就没有再重新建立，一度被压缩合并到赤城中心县委去。其他地方，有的成立中心县委，像赤城（商城）中心县委；有的成立了特委。
在此关键时期，高敬亭将他原在的皖西北道委改为皖西特委，名称只少了一个字，换了一个字，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1931年12月成立的皖西北道委会，领导苏区县四个，非苏区县十五个，涉及鄂豫皖三省边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走了，苏区县成为游击区，非苏区县已无力顾及了，皖西北道委只领导几块小苏区。现在这么一改，无论就地理位置和当前形势以及所担负的斗争任务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鄂豫皖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敬亭找来了徐诚基，开门见山地说：“我、方永乐和你，红二十八军三个政委要分开。诚基同志，我决定把你留下，就留在这一带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你有没有把握？”
徐诚基听说把他留下，不由得吃了一惊，半晌都没有说出话来，然后说：“高政委，我舍不得离开主力！我还兼着罗陂孝特委书记的工作。”
高敬亭说：“我知道啊，就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你留下做地方工作！任皖西特委书记！你罗陂孝那边的工作由我来安排。”
“留下的任务是……”徐诚基感到推辞不过，小心地问。
“工作很艰巨……红二十八军现在天天遭到敌人的‘追剿、堵剿’，没有一天不行军打仗，给养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部队也摆脱不了困境，大部队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也难以实现，你的任务就是坚持党的武装斗争，建立本地区的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便衣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为主力部队补充兵源。其次，做好经济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粮款供应部队。建立地下政权，发展大大小小的苏区，成为红二十八军一个个‘大后勤’基地。还要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与二十八军主力保持联系，将单独活动情况和敌情动态，及时向我们做出报告。”
高敬亭又接着说：“我相信你能够单独完成任务，皖西北可是鄂豫皖的东部战线，让你这个罗陂孝特委书记、二四四团团政委担任特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是再适合不过了。我还要给你留下部队，让你更好地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最好的地方，当然是占‘边’。鄂豫皖苏区就是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而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每块苏区，都是从几县边区搞起来的。鄂豫边、豫皖边搞得最早，在几次‘围剿’中损失也最大。现在要寻找新的游击根据地，就是要占据舒霍潜太的‘边’，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这是鄂豫皖苏区的一个新的‘边区’，要让二十八军在这新的地区立足生存，发展壮大，开创新的斗争局面。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高敬亭从红二十八军中抽出二四四团一个连和手枪团两个班一百余人为骨干，加上伤员共二百余人，组建红八十二师二四六团，下辖两个连和一个手枪连。徐诚基兼任红二四六团政委，徐诚基领导皖西特委、红二四六团、中共潜山县委等党组织及皖西各地便衣队的工作，要求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四县结合部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为了配合这一行动，红二十八军主力将继续在外围游击，兜大圈子，吸引并牵制敌人兵力，减轻中心区压力，掩护皖西特委及二四六团开辟根据地。
从鄂东北送信转战过来的徐诚基就这样留在皖西了，当晚主力部队就离开白果树垸，继续向西南行进。
徐诚基是四川人，满口四川话，原是川军郭汝栋部的一个排长。1930年7月在平汉路进攻红军时起义，投奔了红军。因其识文断字，兼之军事技术过硬，作战勇敢，很快入党。1932年徐诚基任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后期的各次反“围剿”斗争。因富有军事才能脱颖而出，担任鄂东北独立团政委、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团政委。成为红军中较为能干的战将。
1935年初，徐诚基与方永乐一起带领鄂东北独立团，从鄂东北来到皖西找到了高敬亭，成立了红二十八军，担任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团政委。经过几次战斗，高敬亭认为徐诚基能够独当一面，便将他留在皖西坚持斗争。这是红二十八军和高敬亭的一个重要决策。
鄂豫皖苏区党和红二十八军的领导核心，在凉亭坳和白果树垸，建立起来了。领导核心就是高敬亭、方永乐、徐诚基和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
七 皖西特委擎起半边天
如何解决老苏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大别山共产党人在探索着。战争，真正是一个大熔炉，它改造人，也让人迸发出智慧。
徐诚基在鄂豫皖前期，也只是个营、团级干部，现在担任皖西特委书记，相当于地师级干部，显示出他巨大的才干，为坚守大别山东部战线做出巨大的贡献。
皖西特委除徐诚基外，还有陈明江、鲁工人、汪金亭为委员。特委一成立，二十八军主力一走，徐诚基和二四六团就置身于冰天雪地的茫茫山林之中，面临艰难险恶的环境。
徐诚基知道靠近路边的白果树垸是不能待了，就带领队伍摸索着山间小道，从驼岭关转移到西南山坡下的舒城与潜山交界处沈家桥、主簿园、彭家河一带，寻找当地党组织。最后来到舒城县主簿镇中湾的枯井园（今属岳西县）一带，发现一个住着朱庆来、朱庆平、朱诵能、朱华平、朱读友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徐诚基看上了这个小村庄，准备把枯井园这块山区，作为皖西特委的活动中心。
主簿原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地处舒城至潜山山中大道之中。主簿地名始得于大明弘治年间，即1488年，境内有二祖山，据说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祖山。明朝皇帝从南京派京官主簿高享到此做官看守龙脉。高享为官清廉，当地百姓便以官名为地名以作纪念，故得名主簿。主簿园，过去“园”字也用“原”或“源”字，三字通用。“园”，即四面高山，南有界岭、西有牛岭、东有双坪、北有大歇岭，四周形如围墙，故写成“园”字；其二是“原”字，因四周高山石壁，中间一平地，故写成“原”字，山中平原之意；其三是“源”字，因主簿地属江淮分水岭，是淮河流域淠河水系源头，又属长江流域巢湖水系杭埠河的源头，因此又写成“源”字。现定名为主簿镇。枯井园朱姓五户人家都是他们堂兄弟。本来按惯例，新春正月，又是大雪封门，再穷，也在家里猫冬。可是他们看到来了队伍，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跑。可是庄子太小，四周都是队伍。徐诚基过来了，他的四川话听上去和湖北话、山里人的话也区别不大，他让指战员们把枪都背起来，别吓着人，坐地上和他们闲谈起来。一说自己是红军，队伍中确有当地人，这便成了一家人了。
主簿原纵深枯井园这一带，是一片纵横三四十华里的深山老林。这里群山连绵起伏，千坑万壑，遍布境内。漫山遍野的松、柏和连片的竹林、缠绕的藤萝，遮天盖地，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树海。传说此地西周时就有人居住，有住户三百零六户，鼎盛时加上过往客商、僧尼等人有几千人生活。境内二百余个地名，大都是以姓氏命名的。其后地震等天灾加上历史动乱，人们迁往别地，这里井栏成枯井，人们称枯井园。这一带除高山密林外还有水稻田，湾湾坳坳里也有村庄，村庄都不大。徐诚基想，像这样的山林，即使敌人来四五个团的兵力，也像针落大海一样。在这儿建立一块游击根据地，最理想不过了。难怪高政委让他在这里开辟根据地。这里太好了！太好了！
徐诚基决定选择枯井园的中湾作为特委机关驻地。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很快在山沟里搭起五个大草棚，每个棚可住二十余人。这样皖西特委就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落脚点，更有利于开展群众工作了。
徐诚基深入山区发动群众，他从主力部队中抽出十多人组成一支便衣工作队，以中湾为中心，运用亲串亲、邻连邻的办法，在当地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中湾境内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垦山为生的穷苦人，见红军来了，都热情接待，帮助安置伤病员；他又派二四六团转到外围打游击，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筹粮筹款；徐诚基自己带领手枪队来到北边的白马尖脚下的马家河，与红二十八军放下的刘正武便衣队接上关系。高敬亭放下的这支便衣队开始有十多人，以马家河为中心，活动于霍山、舒城、潜山和英山等县边境，白天隐蔽在山林里，夜间走村串户，联系群众，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人。
皖西特委成立后，在外围红二十八军主力掩护下，徐诚基首先尝试在舒城、霍山、潜山交界地区创建小块根据地。舒城、霍山、潜山等县边区，山脉纵横，树林密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的地方党组织也一直进行不懈的斗争。这儿是个孩子胡闹娘不管，打了孩子娘出来的地区。潜山县委于1934年夏恢复活动，以沙村河、湖乡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领导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徐诚基向南到了潜山县小河南[14]地区，与当地主要党组织中共潜山县委、潜山工委取得联系，并对其实施领导。先后建立了岳霍工委、鹞落坪区委、衙前区委、西潭区区委、潜北区委、蜜蜂岩区委、沙村河区委、上清区委等组织。
接着，在反敌三个月“清剿”中，由于红二十八军在外围作战，拖散了敌人，转移了敌人“清剿”重点，皖西特委乘机扩大斗争，皖西地区的武装力量迅速获得了发展。在此期间，二四六团在马家畈打垮了李维甫民团，端掉他的老巢，缴获了四十多支步枪和其他武器。特委因势利导成立了战斗营，二四六团也扩大了两个连。3月，由皖西特委二四六团部分人员及伤愈的伤病员和英山、霍山、太湖等县游击队成立了有三百多人的四路游击师，由杨正操同志任师长，胡学美任师政委。汪礼廷在马家畈组建了舒霍潜边精干的便衣队总队，下设五个小便衣队，秘密串联群众，安置伤病员，支援红军作战。不久，皖西特委加紧整顿党的组织，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袭击民团。党的工作扩大到舒城、霍山、潜山、英山、太湖、桐城[15]、蕲春、黄梅、广济等县广大山区。徐诚基还成立了中共舒城桐城工作委员会，余海青任书记，进一步加强舒城、桐城县边区党的工作。
1935年3月底，皖西特委在竹林湾余河老屋（今岳西石关乡欧畈村）成立了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李清明任主席，内设秘书、交通委、财粮委各一人，下辖五个村苏维埃。李清明是个大别山中的壮小伙，山活的全把式，未读书，不识字，却精明干练，讲义气，善交际，在四乡八邻很有声望。
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徐诚基特意赶来和苏维埃政府成员吃了一顿饭以示庆贺。
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为红二十八军建立四个秘密交通站、筹粮筹款、设立红军医院、办被服厂，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从此，红军游击队有了既可作为依托出击袭扰敌人，又可休整补充的立足之地。1937年8月，国共合作后红二十八军撤离根据地后，这个苏维埃政府才停止活动。
皖西特委开展工作的基本力量除二四六团外，便是便衣队了。特委陆续发展的八支便衣队，配合主力红军，开展敌后斗争，遍及皖西各县山区。在大岗岭、凉亭坳、陶家河、宝纛河一带建立了第一分队，由陈彩林同志任队长，宋清云同志任指导员；在鹞落坪、烧箕窝、桃花冲、青天畈一带建立了第二分队，由王子清同志任队长，徐海珊同志任副队长；在大化坪、马家河、白马尖、黄尾河地区建立了第三分队；在罗河、汪家大屋、汤池畈、石关、主簿、白果、沈家桥一带建立了第四分队，由陈明江同志任队长；在小河南、田头畈、五河、菖蒲、店前河一带建立了第五分队；在沙村河、黄花冲、羊河、马院、寨家河、阳冲一带建立了第六分队，由黄荣青同志任队长；在黄尾河、磨子潭一带建立了第七分队；在万山、水吼岭地区建立了第八分队，由夏云龙同志任指导员。此外，在太湖冶溪河、张家榜和宿松的罗汉尖及浠水县的三角山等地都分别建立了便衣队。到4月底，皖西特委开辟了一块东至舒城晓天，西至鹞落坪，南至驼岭、源潭铺，北至黄尾河，东西约六十公里、南北近四十公里、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以枯井园、巍岭、马家畈为中心的舒霍潜边红色苏区。为红二十八军把军政指挥中心放在皖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鄂东北来的徐诚基满怀热诚地投身皖西苏区工作时所发挥出的坚毅而又勤勉的精神，使他成为红二十八军时期大别山的一颗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