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二十岁的咸丰皇帝登上了皇位，可是无论才智还是运气他都不比他的老爸强多少。清王朝腐败日深、天灾连年，咸丰皇帝登基还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心灰意冷的咸丰皇帝开始沉湎于床笫之事，在众多的后宫佳丽身上寻求着身心的安慰和满足。这使他的身体迅速亏空，以至于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覆灭。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四年，影响波及十八个省，使清政府元气大伤。而在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了掠夺性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攻占了广州。成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后向北京进犯。圆明园，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历经一百五十年修建而成，荟萃了世界园林艺术的精华，就在这次英法联军的劫掠中，毁于英法联军放纵的烧了三天三夜的一场大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彻底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残留的上国尊严，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烙上了深深的伤痕，而且也将更多的有识之士震惊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自救开始了。从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出现了。西式海陆军开始筹建，新式学堂开始举办，洋务运动一时风生云起。但是这场自强求富运动只是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没有触及腐朽的上层建筑领域，更没有触及到西方列强崛起的最核心领域，即货币转化为资本。他们从各个方面向洋人们学习，唯独忘记了学习洋人们的现代银行体系。在没有新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事实上只是将有限的国家资本进行了重新分配。所以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面子工程罢了，看起来豪华的北洋水师只是外强中干而已，所以仅仅三十多年之后，清王朝的中兴之梦就成为了回光返照。
翁伟昂记得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内，保存着从深海中打捞出来的北洋水师济远舰的双主炮，每座重达二十吨。修建这个博物馆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而恰恰相反是为了记述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北洋水师是清王朝洋务派举全国之力打造的号称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被洋务派们视为洋务运动的得意之作。它曾被国人寄予御敌于海上的自强希望，可它最终留给中国人的却是无限的凄凉和屈辱。因为在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正风声云起时，时常被中国人遗忘在大海里的那个小小的岛国却后发先至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和RB两国都同时面对着来自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于是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各自的改革图强运动。然而在这场竞争中，曾经的老师最终输给了过去的学生。在明治维新之后RB最终实现了独立富强的改革目标，而中国却治标不治本，最终输掉了这场自强求富的改革竞赛。深入探究中日两国的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进行了军事、教育和经济领域的部分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和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RB则自上而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几支用举国之力，花费巨额白银，主要通过购买外国战舰方式组成的豪华舰队，恰恰说明了中国工业水平的落后。这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另一方面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888年以后，由于户部“减省开支”，导致海军舰队经费大幅减少，而当时正是世界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但北洋水师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已经多年未购置新舰，应该进行的维修更新工程也未进行。原有的战舰已经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火力都落后于RB海军，而一场热兵器时代的海战考验的是两国的综合国力，所以北洋海军主力战舰覆没并不是偶然的。慈禧老佛爷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固然不对，可是海军主力战舰只能买，不能造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
而反观RB，十九世纪时的RB已经有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出现了被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明治维新以后RB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了具有国家中央银行职能的RB银行，为RB国家资本的超越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说明RB明治维新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中国的洋务运动。
1894年9月17日，历时五个小时的海战之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RB取得了黄海制海权。1895年年初，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也彻底失败了。甲午战争的战败无疑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举全国之力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不但无法挑战金发碧眼的洋人，事到如今竟连当年的倭寇都打不过了，于是在迷茫和悲愤中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抗争和探索，并形成了两条虽然目标一致，但抗争的方式和手段却截然不同的探索之路。
就在甲午战败的同一年的秋天，二十八岁的孙中山从国内回到了檀香山（夏威夷），当时的檀香山并不属于美国，而是独立的夏威夷王国。檀香山又称火奴鲁鲁，在夏威夷语中，火奴鲁鲁意为“屏蔽之湾”，是一个天然港口。因为早期盛产檀香木，而且大量运回中国，所以被当地华人称为檀香山。孙中山1879年随母亲到檀香山的约拉尼学校读书，后来还在当地的最高学府奥休学院深造。这使孙中山具备了东西方文化的背景。
孙中山在1894年回到檀香山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年中国遭受到了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年一批外来的白人在檀香山发动了政变，废除了夏威夷王国的王权，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这肯定给了愤懑中的孙中山以灵感和激励，再加上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孙中山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很熟悉，所以他决心组建革命团体，仿效法国大革命和夏威夷王国政变的方式推翻满清皇朝的统治和中国的帝制，创立合众国政府。
孙中山得到了当地华侨数十人的支持。孙中山主持会议，提议团体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了所拟的兴中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入会者必须填写盟书，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确定了其以武装起义方式振兴中华的基本路线。
可在那时更多的国人还是对满清皇朝存在着幻想。甲午战争一年后，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指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为中国提出了变法图存的另一条道路。可此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帝国主义时代。甲午战败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无助，一时间帝国主义列强一个个都对中国这块大肥肉虎视眈眈。中国随时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鲸吞蚕食的生存危机。这时，康有为大声疾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康有为这段痛彻心扉的话语，说明他象孙中山一样希望救亡图强。但他选择的道路却与孙中山截然不同。他把宝都押在了清朝皇帝上，力主变法的他认为，在所有的政体之中，只有君主立宪制才是“救国之大经”。显然他深受RB明治维新成功的影响，在甲午战败面前这一次老师就要向学生学习了。于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就要改变祖宗章法，学习西方的各种制度，一时之间在中国的上上下下似乎达成了共识，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开始了。
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变法。改革行政机构，编制国家预算，发展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等，一时间风声水起，可是仅仅一百零三天后，这场新政就以失败而告终，史称“百日维新”。此时的这位中国皇帝早已经不是能够威震天下的帝王之尊了，而自秦始皇开始的皇帝制度两千多年来虽使中国荣耀世界，可也暴露出了三大缺陷而使古代中国的皇帝制度产生历史周期性的震荡，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地改朝换代。
古代中国皇帝制度的三大缺陷一是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割据一方，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太监干政，甚至于独揽朝纲；三是母以子贵，外戚干政，甚至于垂帘听政。而清朝后期，除了在太监干政这个缺陷上没有暴露出大的问题外，另外两个缺陷都充分地暴露了。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的都是长江中下游的富庶地区。这场内战波及半个中国，使满清政府国力大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生存，满清朝廷不得不将以夷制夷的古老中国谋略反着用，采取了以汉制汉的政策。最终清廷依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平乱有功，这迫使清廷不得不更加重用汉臣，汉臣在清廷的权力和地位都越来越高，而满臣对军队和朝政的控制权则越来越弱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更是成就了一批封疆大吏，所以到了清朝晚期，地方势力已经尾大不掉了。
1861年，咸丰皇帝在内外交困中沉迷于床笫和后官佳丽，早早亏空了元气，年仅三十一岁就驾崩西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苦苦支撑。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这引起了权力欲极强的西太后慈禧的不满，于是慈禧太后联合东太后慈安和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沂发动了辛酉政变，八大臣均被逮捕，两位亲王被逼自杀，协办大学士肃顺被处以斩立决，其他人被革职。由于小皇帝同治登基时只有六岁，自此中国进入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
这孤儿寡母三人虽有议政王奕诉的辅佐，可也不得不重用汉臣，这样汉臣有了发展的空间，而满清皇朝也似乎有了中兴之像，被称为“同治中兴”。但这个中兴就像同治皇帝的生命一样短暂。1875年1月，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膝下无子。慈禧太后立她的侄子兼外甥，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为帝，这就是光绪皇帝。但在1881年慈安太后病逝，1884年慈禧太后发动朝局之变，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免后，开始了西宫独裁。这样满清的皇权实际上已经不在爱新觉罗皇族的手中了。而慈禧的统治，正是建立她的个人权威与地方封疆大吏实权的微妙平衡上。
可想而知，当亲政后的光绪帝推行唯新变法时，他即触动了慈禧的利益，也触动了地方实权派的利益，以至于戊戌政变时能够舍命陪君王的也只有一些文人了。1898年那个悲哀的夏天，刽子手挥刀砍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颅，也砍断了中国的君主立宪之路，这不仅预示着满清皇朝覆灭的结局，同时也预示着古代中国五千年君主制，两千年皇帝制的衰落和终结。因为从此之后中国只剩下了一条道路，那就是革命。
在学习、研究和回答自己心中的世纪之问的过程中，翁伟昂的心胸渐渐开阔了起来，他终于再次战胜了他心底的哀伤，他又要鼓起勇气去为自己，当然也是为了公司和员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