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抵达圣彼得堡。此时沙俄一方面在中国北部、东部、西部集结重兵，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一面借口清廷仍监禁崇厚以辱俄，大肆要挟，迟迟不愿重新谈判，目的很明显，企图拒绝或缓办改约一事。
面临俄国大军压境，清政府也调动兵力作了相应准备，以防不测。为促改约，堵住俄方的借口，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曾纪泽致电总署：“俄外部以未商改约之先，罪使筹兵，从古所无，非先释崇不能议事。”七月初六日（8月11日）他再电告：“恳免崇厚罪名。”
这样清朝政府于七月初七日（8月12日）下谕旨宣布加恩开释崇厚，并令曾纪泽妥慎办理所议条约。
崇厚获释出狱了，但俄方并不愿意使谈判顺利进行，设置种种阻挠。俄陆军大臣米留金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格尔斯坚持谈判应在北京而不是圣彼得堡举行，也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
俄外交部大臣热梅尼威胁说：“如彼此意见不洽，吾人可令布策前往北京，藉以避免显示决裂之痕迹。”布策已动身在前往北京的路途上，只是在曾纪泽一再坚持下，后经热梅尼电奏沙皇同意，布策奉召回俄，中俄谈判才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
热梅尼极其霸道地声称：“惟不论谈判之地何在，吾国舰队固始终留在彼处作为一种威胁也。”曾纪泽在此种困难情形下，按照朝廷旨意，“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他吸取崇厚被愚弄被恐吓的教训，不懦弱不屈服，采取“与之事事面争”之策略，在界务、商务、偿款三件大事上“悉心计较”，及时用电报和总理衙门相互通气以取得共识，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
在候旨期间，曾纪泽与布策先行商议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迳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对崇厚原订约章作了多处修改。
经清朝政府批准，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四月十八日（5月15日）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曾纪泽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努力，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和利益，减少了崇厚签约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新条约中不得已仍保留着《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因此《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尽管如此，能通过谈判让沙俄将已吞下去的领土重新吐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在晚清外交史上当属罕见的胜利。而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也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沙皇俄国的“远东政策”有着微妙的关系。
一方面英德两国对俄国心存芥蒂，所以英国给中国提供巨额贷款，德国给中国提供最新武器装备，这其实是站在中国一边与俄国作对。另一方面，俄国在东方的扩张战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中亚，另一个则是西伯利亚。
英国之所以和俄国作对，则是因为在对中亚的控制上，英国由于地理位置离得太远而鞭长莫及。如果俄国在中亚扩张的太快，就会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战略利益，所以他们明知道左宗棠借洋款是为了收复XJ，也乐见其成。
在有了朝廷担保后，胡雪岩先后六次借款，累计借款金额高达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英国政府不闻不问，大英帝国的银行则足额放贷。
而德国在向中国出售军火方面也是保质保量、尽心尽力。原来自普法战争胜利，德国统一后，俾斯麦便不希望再有对外战争，以便让德国可以休养生息，培养国力。因此他并不像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大量掠夺殖民地。但他又担心法国报复，因此采取结盟政策，孤立法国。
1873年，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与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缔结了“三帝同盟”。但在1879年，俄国因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而退出了。俾斯麦只得与奥匈帝国重订盟约，称为“德奥同盟”。但是俾斯麦担心俄国会转投法国，所以正在谋求于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因此借向中国出售军火的机会，正好可以敲打一下俄国沙皇。
俄国沙皇虽然明知道自己被英德两国暗算了，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方面自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后，俄国就没有了与英国直接对抗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国扩张的版图太大了。
从16世纪开始，俄国人疯狂地在亚洲扩张领土，攫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这片广袤的土地面积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占亚洲陆地面积的近1/3。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草原，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被称为“金窖”。
不过由于距离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太过遥远，所以西伯利亚地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得到开发。因西伯利亚处于高寒地带邻近北极，其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所以自16世纪末以来，历代沙皇便将这里作为苦役和国内政治犯的流放地，而且这还不算最远的。
1741年6月，丹麦探险家维他斯·白令率领一批俄国水手从西伯利亚出发向东寻找新大陆。7月16日他们发现了阿拉斯加大陆，在阿拉斯加水域生长的水獭成为了这次探险最大的发现。到了1745年俄国猎人就在阿留申群岛建立了稳固的狩猎基地，从而开始了俄国人对阿拉斯加的殖民统治。
紧随其后而来的还有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的探险家，但真正留下来对阿拉斯加实现控制的还是以熊自居的俄国人。1784年他们在科迪亚克岛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到1799年为止，他们的触角一直延伸至东南海岸，俄国对阿拉斯加的主权拥有就此确立。可是到了1854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昔日的欧洲霸主俄国被英国、法国、土耳其组成的联军围殴，最后连小小的撒丁王国也加入了联军与俄军为敌。
1855年3月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尽。一般认为他是因为感到对战局绝望而自杀，但是克里米亚远在天边，即使丢失也不是什么大灾难。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在拿破仑1812年攻占莫斯科的时候都没有绝望过。
不管怎样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就是尼古拉一世的长子稀里糊度地登极了。新登极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害怕另一处远在天边的阿拉斯加殖民地又被英国人抢走，再加上战争军费捉襟见肘，俄国国内革命暗流涌动，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当时还是国际清流派的美国。
最后在1867年3月29日，也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同一年，美俄双方同意以7，200，000美元（含手续费200，000）转让阿拉斯加。而这份土地合约的生效日期在1867年10月18日，故一直到今天，美国阿拉斯加州为了庆祝这一个大赚的日子，将这一天特定为阿拉斯加纪念日(Alaska Day）。
这笔土地交易成为了世界土地交易历史上面积最大的一笔交易，平均单价每英亩才两美分。这笔土地交易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充分证明了领土的广义商品属性。
19世纪末期，俄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为了发展国内经济，俄国人终于开始关注起西伯利亚地区来，并对阿拉斯加这笔土地交易后悔至极。自此以后他们就对狡猾的美国人耿耿于怀，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守住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性，对于俄国人来说要比争夺XJ更重要。而且这个时候亚洲的RB人又冒了出来，英美日等列强在远东国际舞台展开了激烈角逐，这就更使西伯利亚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出来。
为了牢固地占有这片远离欧洲的土地，也为了实施沙俄蚕食亚洲的“远东政策”，俄国沙皇决定修建一条贯通整个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俄国有关部门就已为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进行了大量论证工作。在19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俄国专家们设计了在西伯利亚修建铁路的许多新方案，但都未能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
到了19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不能再拖了，而修建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又将耗费俄国巨大的国力，所以俄国人不可能在XJ和清朝政府死拼。这一次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了中国一边，所以XJ就注定属于中国了。
左宗棠收复XJ的胜利在国际上影响重大，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德费伦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他们已经吞进的土地。”
西方著名外交史学家马士说：“左宗棠用铁和血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经准备作战——正如它的劲敌也作好了准备一样；而且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光绪八年二月初四日（1882年3月22日），中俄两国特派大臣在伊犁互换文约，中国正式接收伊犁，伊犁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借助资本之道，晚晴政府难道的赢了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