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过安检，机场服务人员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看起来神情恍惚、一脸怒气。她扫描身份证和登机牌，却不与顾客有任何眼神上的接触。她旁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同一副嘴脸，她们生硬地例行检查，我甚至不确定她们是否在工作或者她们服务的入口是否开放。出门旅行于我而言是家常便饭，但迄今为止，这两个人是我接触过的与顾客最疏远的人，她们的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年轻时，我常会因此而心情糟糕，也会为如何才能让这些人振奋起来或改变现状困惑好长一段时间。但现在我释怀多了，他们本就如此，很难改变。
我记得以前在医院实习时，还没有出现现代的社交媒体，有时我会收到那些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病人寄来的令人不爽的信。一位母亲甚至寄信给我，指责说她女儿自杀是我的错，因为几年前我没有收治她。每每读到此类信件，我都有被碾压感。但我竟然没想过，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其实是不可能的。写这封信的人有他的诉求，但并不包含我的幸福。我历来以拯救妇女为己任，这些信无疑意味着我失败了。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在随后的几天，我会因缺乏同情心、技巧、爱、理解等而自我指责。我会反复思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们是对的吗？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怎样做才能更好？
公共选修课后的书面反馈表格，常常让我有相同的感受。尽管我收到100条关于我分享的信息如何让他们享受和受益的评论，我还是会纠结于一条关于我的演讲是多么浪费时间的负面评价上。也许只是一句：他们讨厌我的声音或我的衣服，我的心就会因这句负面评价碎成一地。
虽然绝大多数反馈都是正面的，现在也依然如此。但我还是容易被一两次负面评论钩住，就像飞蛾被致命的火焰吞噬一样。尽管多数人如此，但共情者尤甚。
羞愧与内疚
充分理解我所说的创伤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伤口影响我们对情境做出何种反应。它们以羞愧和内疚的形式出现，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无疑，它们是阻止高度尽责的高共情者拥有丰盛人生的两大障碍。
会让人羞愧的主题有很多，如社会地位、身材、年龄、收入水平、言谈及地域等。只要你生活在地球上，就有可能被别人羞辱。要求完美的社会压力从未如此之大！8岁的小女孩担心自己太胖，11岁的小运动员因为在青少年曲棍球比赛中表现欠佳，队里其他孩子的父母就冲他嚷。诸如“哭就不是男子汉”和“你算什么？一股娘娘腔”，或“你不觉得自己又矮又胖吗”，高度敏感和认真的人就会在心里播下自我虐待和自我仇恨的种子。男孩受到羞辱后往往寻求超越，女孩则会内化为羞耻感，最后出现抑郁、饮食失调或完美主义倾向。
虽然熟人较少羞辱我们，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耻辱往往来自本该保护我们的人。马里奥·马丁内斯（Mario Martinez）博士在其著作《身心密码》（The Mind Body Code）中指出，所有部落都存在三种基本创伤：羞耻、抛弃和背叛。这个部落可能是你的家庭、职业、宗教，或其他任何你从中获得支持和认同的团体。世界各个部落利用伤口确保成员处在“同一战线”，而这些伤口本身又源自部落对自己的期待。
这些期待是由大范围（国家、民族等）和小规模（宗教、活动团体等）的社会要求组成的。典型例子是异性恋期待。在异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同性恋孩子，他所经历的强烈羞耻感和内疚，足以让他产生极端的自我憎恨和自我怀疑。
家庭成员所经历的创伤同样可以塑造成家庭的期待。比如，你的母亲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她曾一度因自己的无趣而感到羞愧。那么，她就可能尽量不让你再有此遗憾。因此，她会选择无视你的真实天性，让你参加一些看似有趣的活动。
借羞耻、抛弃和背叛之名，让人们对这些期待负起责任，是行之有效的。尤其对一个能够敏锐觉察他人失望和评价的共情者来说，这些感受是多么令人痛苦啊！她还会据此错误地判断自己一定是哪里出了状况。
如果在孩提时代因为表现真实的自我而蒙受羞辱，我们就会怀疑自己，从而内化这样一条信念：我天生不行。于是我们会自我惩罚、自责、自我憎恨。如果你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即当你做了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就会受到奖励；你按自己的天性行事，就会遭受羞辱。那么，在你长大的过程中，经常自我怀疑和不自信就不足为奇了。
持续一生的创伤
童年所经历的创伤塑造了你的整个人生，虽然多数时候，你对此并未察觉。它们构成了你行为的信念系统，而这些信念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没有被意识到。其中约90%，以及由此产生的后续行为，在7岁之前就被植入我们体内。如同在雷达指挥下工作，它们自动化地对生物体及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这些无意识的信念和行为由我们父母的父母传给他们，又经由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想想看，如果你的父母认为你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你洞察世界的能力是错误的，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很可能他们的父母早已把这个观念传给了他们。
因此，当我们被告知有问题时，我们会为此感到羞愧，确信自己是有缺陷的，不值得享受生活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会被一个无止境的需求所驱使，即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只有这样，我们才觉得自己是好的。我们的个性，包括我们的超级特质，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都受我们的创伤所驱动，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力量和光芒。我们的价值观源于我们所经历的创伤。这些信念，以及我们建立在这些信念基础上的关系，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愤怒、内疚、指责和评判的环境里，我们感到自己被深深地孤立着，并且毫无价值。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治疗伤口，才意识到这些信念对于我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影响是如此之大！为何我能如此热情地工作，让女性看到自己身体的真正力量？为何我能靠自己坚强地站起来？这些都是基于自己的信念，而且这些信念也使我不能安在于自我和环境的关系之中，最终导致我远离内心的召唤。
最近，我接受了一位富有经验的治疗师的咨询，引导我去探索生命的信念源于何处。12岁的场景反复重现，我在篱笆旁哭泣。那年我患了足底筋膜炎、散光、典型性偏头痛，那是一段痛苦时期。我痛经也很厉害，所以有好几年，我在每月的那几天都不能去上学。后来，我还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师帮我清除了一些身体疼痛，但真正的疼痛来源尚不清楚。直到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看见了那个严重伤口。
在梦中，我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我父亲也在（尽管在我28岁时，他就去世了）。我在一个不熟悉的房子里度过了一夜。早晨我起床赶火车去工作。嫂子递给我一个手提箱，但里面却是空的。所有衣服都是前一天晚上放进去的，但此时我却找不到了。我快没时间了，真的得赶火车了。因此我请求家人帮我找到那些东西。但他们都不理我，我不停地哀求：“请帮帮我。有人能帮帮我吗？”这时我醒了，眼里噙满泪水。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能感受到12岁时的悲伤。有好几个小时，我都沉浸在这个梦带来的悲伤情绪中，哭了一遍又一遍。
我意识到，在我12岁的时候，作为家庭的害群之马，我有了这样的观念：没人会帮我实现目标，因为它和家庭其他成员的目标是如此不同。在一个对体育运动和爬山更感兴趣的家庭里，我绝对是一个纯正的好学生。有一次，我请求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学习，父亲却说：“我们不能因为你而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当然，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奥林匹克运动员，就像我姐姐一样，他们就会为我做感天动地之事。母亲每个周末都开车单程10小时送姐姐去参加滑雪比赛，而我则代替她为一家人做晚餐。我从未质疑过这种安排，因为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她是当时世界杯巡回赛上最年轻的女孩，极具运动天赋，一直都是。她为我们全家赢得了荣耀。
那个梦之后，我清楚地明白自己12岁时下定的决心：我唯一能真正信任的人是自己，没有人会帮我。如果我要适应这种现状和被重视，最好为他人提供价值或服务。如烹饪、烘焙、打扫卫生，或者给客人即兴演奏竖琴，不管我愿意与否。这就是我几十年来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隐藏了许多我真正相信的东西。我几乎学会了适应各种状况，其中包括多次雨中露营旅行，背着沉沉的背包爬山，待在又冷又湿的滑雪场上，做我母亲的高尔夫球球童，一边拼命学高尔夫和网球，一边被我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取笑，他们都是天生的运动员啊！对许多人来说，我的童年听起来很不错。但对我来说，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折磨。不过，这都是医学院和外科训练的重要准备。因为没有这样的背景，我可能不会有足够的耐力或训练去从事我现在的工作。
那么，家庭环境是如何影响我的青春期症状呢？进入青春期，孩子们对“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等问题产生兴趣。我的答案是“我不够好”“我不适合”。我怀疑自我，要隐藏真实的自己。正是羞愧、内疚和愤怒——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有过愤怒——引发了头痛、眼疾和经期痉挛。
别忘了，我梦中释放的痛苦及后来的痛苦是一个受伤的12岁孩子的痛苦，而不是我现在这个成年人的痛苦。我的家人在很多方面都支持我，包括为我上音乐课支付费用和开车送我，支付我的大学学费，给我买音乐会的大竖琴。但痛苦就是痛苦。那个悲痛欲绝的12岁小女孩决定不再相信任何人，几十年来，她的生活一直被这一观念主导着，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是令人震惊的。当你有足够强大的自我和足够成熟的应对策略，痛苦就会浮出水面。显然，是时候让我多些信任，释怀过去了。
有生之年的创伤，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但是时候放它们走了，这就是我今生在世上体验到的疗愈。
来自祖先的创伤
处理我们自己经历的创伤是相当辛苦的活儿，但创伤并不会就此终结，实际上，也不是创伤的起始。创伤从祖父母遗传到父母，再到孩子。当创伤发生时，我们的细胞会产生化学改变。这种化学改变附着在我们的DNA上，并改变基因的运作方式。家庭系统排列研究所主任马克·沃林恩（Mark Wolynn）教授在《这不是你的错：海灵格家庭创伤疗愈之道》（It Didn't Start with You:How Inherited Family Trauma Shapes Who We Are and How to End the Cycle）一书中说，创伤引起的DNA变化是为了保护我们和孩子，确保我们为应对原始创伤早做准备。但创伤准备能避免创伤吗？如果我们在战争地区长大，就学会了躲避炸弹和枪声。孩子们可能还会自动化地做出过激反应，甚至当他们是安全时也会如此。
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创伤，可能表现在我们焦虑的话语、恐惧、行为和无法解释的身体症状里，这被称为遗传性家庭创伤或继发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即使最初遭受创伤的人已经去世，或者故事被遗忘、沉寂，记忆和感情仍然继续存在。大屠杀幸存者的孙辈们经常做有关死亡、集中营和饥饿的噩梦，虽然他们并未有祖父母的经历，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正如沃林恩所说，“这些情感遗产往往被隐藏和重新编码，体现在从基因表达到日常言语的点点滴滴之中。它们在我们的情感和身体健康中所起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
作为一个共情者，你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疗治你的创伤，也是为了疗治痛苦的遗产。你是来终结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