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
我记忆中最早的东西是葡萄园。
我那时大概只有四五岁吧。那正是8月中旬前后加利福尼亚的收获季节。
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祖母，因为他们留在意大利。我只记得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和一些工人在葡萄园摘葡萄，放进木筐里，然后倒到马车上。那是很累的活儿。小孩子是插不上手的。当我在葡萄架下来回跑累了的时候，祖母把我放进木筐里，推到葡萄架下的荫凉处。她沿着一行一行的葡萄架往前走时，也拽着我跟她一起走。夏日的炎热、一串一串的葡萄和那弯弯曲曲的葡萄藤，以及外婆慈祥的笑容，这一切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当我现在追忆往事时，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请原谅我有些事记得比较清楚，有些事则记得不那么清楚。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是人类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生中发生的好事记得清，坏事则淡忘了。为此，我们真得感谢记忆力呢。
我从来没有考虑写一部自传，虽然家人和密友早就劝我这么做。我对历史一向是很感兴趣的，但我自己太忙了，无暇回忆往事。不过，随着我年事日高，看到孙子辈都长大成人，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朱利欧和我倾注了毕生精力的盖洛兄弟酒业公司的真实情况。我也认识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有朱利欧和我知道。
比我小一岁的朱利欧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但我们也有别的动机。
美国在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多年来，朱利欧和我一直艰苦奋斗，努力使酿酒业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在今天，也使它成为具有美国特色的独立行业。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如今是更加困难了。我们遗憾地看到，美国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业同别国的同类行业相比，相形见继，甚至被人家超过。这使我们深感痛心。朱利欧和我早就下定决心，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外国人控制美国的酿酒业。其他酿酒国家往往有土地便宜、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加之，我国政府不借牺牲自己的利益，降低关税，帮助别国的经济，因而使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我们的酿酒公司是在1933年夏季根据一项暂时许可证开办的，三个月以后那个以“禁酒法”闻名的“崇高试验”就寿终正寝了。我们办企业的原则是：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利益，而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润。我们的做法被认为是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公营经济的经理们报酬十分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同上个季度或上一年度的利得比较，旨在获取目前的红利，而置公司长远利益于不顾。我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们系私营公司，决定权掌握在家族手中。我们的成败自己承担，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最近有一批年轻的公司总裁向我取经时，我提出这样的忠告：“保持公司的私营性质，如果已经实行公营，那就把股权买回来。”）
我们的经验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忠诚老实的态度、勤否努力、精益求精，因此，幸运之神不时光顾，使我们得以克服艰难险阻，从几乎一无所有的地位上升到一个大行业之顶峰。
我们的经历还说明，在美国的制度下，这样一个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竟被家徒四壁、白手起家的移民后代在短短的有生之年实现了。
朱利欧和我在六十多年前创业时，面临着在别人看来几乎是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我高兴的是，我们当时年轻有为，初生之犊不怕虎。我们除了积极肯干之外，还充满了只有年轻人才可能有的朝气和信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自传表明，特别是向年轻一代昭示：我们国家的制度的确有利于那些不甘碌碌无为，而是不断努力、精益求精、务求有成的人。
我1909年3月18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杰克逊。我的父母亲分别叫乔那和萨西，他们在意大利出生时的名字分别为乔塞普·盖洛和阿山塔·比安科。他们在内华达山西侧山麓经营了一家供应膳食的小客店，专门接待意大利移民矿工。但是，这股“淘金热”开始降温，大的矿井先后关闭，工人转移到别处。不久，我的父母亲迁移到隔海湾与旧金山相望的奥克兰，他们在那里又经营了一个供应膳食的小客店。母亲负责打扫清洁卫生和做饭，每日向客人供应三餐，而父亲则在一层照顾酒巴。弟弟出生以后，我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圣华金峡谷的汉福德市。我在他们那里呆了6年。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要照料客店的日常杂务，不可能同时照顾我们兄弟俩，弟弟比我小一年零三天，所以我被托在外婆家。
外婆家坐落在汉福德西四街301号，外公在池家的后面开了一个小酿酒厂，生产能力大概只有八九千加仑。
外公巴蒂斯塔·比安科比妻子和孩子们先到美国。他是1892年5月2日乘坐威拉号轮船的下等客舱抵达纽约湾埃利斯岛的美国移民中心的。当时他32岁。他在加利福尼亚站稳脚跟，攒了些钱以后，便于1896年把老婆孩子接到美国。外婆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包括我母亲，她当时8岁），艰辛跋涉，横渡大西洋，穿越埃利斯岛，然后乘火车西行。
我早年同外公外婆共同生活，跟外婆的感情特别深。她对我关怀备至，慈祥善良，不管我年纪多么大，我永远怀念她。
像当时许多意大利后裔一样，外公在他父亲身边学会了家酿葡萄酒。他们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区，那里葡萄的品种很多，如多塞托、布拉切托、巴比拉和奈比洛等，酿制成了意大利的度数较强的巴比拉酒和巴罗洛酒以及度数较低的巴已列斯科酒。汉福德是加利福尼亚最大的葡萄种植区之一。外公在那里定居以后，先是为别人修剪和收割葡萄，后来自己栽种了葡萄，并酿造成香醇的葡萄酒，卖给邻居，他们自带盛酒的容器。他的头一批最忠实的顾客是周围地区的巴斯克牧羊人。他们带着陶制容器来城里买他的酒，一次只花5分钱的镍币。
我童年第二个最记得清楚的就是酒。
我记得后院有一个小棚屋，那便是外公的酿酒作坊。马车把葡萄运到这里，轧碎后发酵几天。从酒槽里弄出发酵的葡萄后，两个工人便轮流用金属棒挤压葡萄渣。休息的时候。他们用锡杯盛一些从压榨机上滴下的新酒，品尝一下。我好奇地走过来，拿起酒杯，尝尝剩下的酒底，香醇可口。两个工人笑了。我又盛了一杯，一饮而尽，又去弄了一杯。我至今仍记得这两个工人的笑容。
我还记得，我躺在外婆的床上醒来时，头晕恶心。用不着外婆数落我，我曳知道我做错了事儿，又头晕又呕吐，够我呛了。我作为一个5岁的小孩子第一次品尝了醉酒的滋味，以唇我再没有于过这种傻事。
此后不久，我又回到奥克兰，同父母和弟弟住在一起。外公呼吸器官有点毛病，他们希望换一个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所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如果不是由于外公健康情况而搬家的话，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重新回到父母亲身边。外婆显然舍不得我。她是勉强和我分手的。
几个月以后，外公外婆又回到了奥克兰，因为换了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对他的病情并没有什么帮助。外公的病情更加恶化，他住进了疗养院。4天以后，医生准备给他动手术，切除脓肿时，给他打了麻醉药，不料这使他的衰弱的呼吸系统突然麻痹而停止了呼吸。他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9岁。
我回到父母身边后，非常想念外婆。我只是偶尔同她见见面。她1927年去世，终年64岁。
外公逝世时，他离开意大利来美国定居已经24年了。他最值得自豪的一天可能是1902年3月31日，那时他同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一起在汉福德的金斯县最高法院宣誓取得美国国籍。
那一天，外公成为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个取得美国国籍的人。
1917年，我8岁时，全家搬到一个农场住。
禁酒令使我父亲的酒馆停业。他们索性把客店也关闭了。他们在40英里以外的安蒂奥克郊区买了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有120英亩土地，一块很大的沼泽地横贯其间，沼泽地的两端是峭壁。这里以前曾经有人耕种过。在这个农场还有20英亩的葡萄园。
弟弟和我黎明即起，干些杂活儿，包括给几头奶牛挤奶。每天放学以后和周末休息天，我们都干衣活儿。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在田问呆到天黑才回家做作业。父亲从小没有在农场呆过，不会干农活儿。一切他都要从头学起，学得很吃力。炎热的夏天，土地晒得又于又硬，他偏要耕地，而不知道等下过雨土地变软以后再犁地。当时卡车已经开始取代马车，他却花高价买了几头高大的马。这些马块头大，干农活儿很笨拙，多次毁掉犁铧。过了不久，他就卖掉这些大马，换成骡子。
我8岁的时候，就赶着4头骡子在田间耕地。我们在沼泽地附近种了几亩西红柿，结果什么也长不出来。在峭壁附近种的大蒜，也是白费劲。我们还试种了土豆，这本来是收成很好的庄稼。全家人干到深夜，切下土豆的芽眼，第二天清旱第一件事就是赶忙把它们种下去，以免干掉。种的土豆也失败了。父亲似乎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种上错误的庄稼。
我们搬到安蒂奥克的第一个冬季，有一天深夜冰凉的雨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惊醒了。我把我的床挪到房子的中间不漏水的地方。由于我们修不起漏水的屋顶，所以我搬动床的位置，成为每年的家常便饭。
我的同学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当地的童子军，我表示愿意，并且很兴奋。但后来我发现必须买童子军装，一个半美元一套。不用问，我也知道家里付不起这份钱，所以我回绝了。
父亲要求我们放学后立即到田间干活儿。大部分同学不需要把每日放学后的时间以及周未的时间都用在于家务活儿上，但是，朱利欧和我却必须这么做。不论我们住在哪里，父亲准确地知道，从学校到家需要多长时间。从小学毕业的前几天，我们提前放学。我估计我可以把提前放学的这段时间归自己掌握。没想到父亲到城里理发，看到街上净是小学生。他去学校了解情况，发现我在操场玩篮球。几天以前他曾答应在我毕业时给我买条长样子。但他发现我放学后没有立即回家，非常生气，拒绝给我买新裤子，所以我只好穿着旧灯笼裤参加毕业典礼。
我们渴望每年暑假有一周的时间去访问亲戚。我总是利用这段时间去看望我的姨妈——母亲的姐姐蒂利。她说她能够用纸牌算命。我叫她给我算一卦。
她摊开纸牌，仔细研究着，最后说，“你的命运不错，你在生意上将大有成就。”
“什么样的生意？”
“液体方面的生意，”蒂利姨妈一面说，一面仍在研究纸牌。“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不是石油生意……就是酒类生意。”
朱利欧
我们父亲搞农场，实在是很偶然的。我祖父住在意大利的福萨诺，大约在都灵以南20英里处。祖父祖母开了个小旅店，离牲畜拍卖场不远。拍卖每周举行一次。拍卖之日，他们的旅店有一两个晚上客人住得满满的。他们有10个子女。随青子女的成长，光靠这个旅店，难以维持生活。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很糟糕，他们像自己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一样，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
美国并不是我父亲的第一个选择。他的3个哥哥已经去南美了。弗朗塞斯科在巴西南部的罐头行业找到了工作。乔治和毛里乔在阿根廷的平原地带干打谷的活儿，我父亲的两个哥哥写信回来，向他谈到了工作机会。他便去阿根廷找他们。但他对南美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反感，所以他很快就返回意大利。而当时的意大利经济仍然十分不景气。他便买了一张单程票，前往美国。
我父亲从热那亚乘轮船，历尽艰辛，到达埃利斯岛，口袋里只剩下几个美元。欧内斯特曾听父亲说过，虽然他的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但他的钱只够去宾夕法尼亚。他跟其他意大利移民一起在煤矿上干了一段时期，终于攒够了钱，买火车票，前往加利福尼亚。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他刚好赶上1906年的大地震，他在奥克兰隔着海湾看着加利福尼亚熊熊燃烧的大火。他没有什么技术，又不大会讲英语，只能当个挖沟渠的苦力。他在街道上为新的下水道挖阴沟，一天挣50美分。
意大利人吃饭时总喜欢喝点酒。当时接待他们的客店直接从大桶里上酒。父亲瞅到了机会，当了酒贩子。他从家庭酒坊那里买了酒，在大桶外面贴上“盖洛”的标签，卖给意大利人居住区的旅店。
关于父亲和母亲是怎么相识的，欧内斯特和我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由于酒而互相认识的。我听到的说法是，当外公卖酒时，父亲在奥克兰旅店认识了母亲的爸爸：欧内斯特的说法是，父亲是在汉福德后院的酿酒作坊认识他未来的老丈人的。外公大概很高兴吧，因为不久我父亲就见到了他的三个尚未出嫁的女儿。父亲和母亲一见钟情。她在三姐妹中排行老二。她比较含蓄文静。他们于1908年3月18日在当地一位治安官的主持下在汉福德结婚。那时她21岁，他25岁。
我于1910年3月21日出生于奥克兰。
我长大后既能讲意大利语，也能讲英语。我父亲的英语有限。他和母亲两人互相讲皮特蒙特方言。后来，他学了英语，而她的英语则是在汉福德小学学的。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她在厨房给旅店的客人做饭。有一段时间，她也给中学的孩子们准备午餐。我记得，那些大孩子们吵吵嚷嚷地要更多的面条。
母亲很像我的外婆：勤奋、热情、宫于同情心。她们都善于烹任。外婆的三个女儿都继承了她的手艺。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五香肉馅小包子。我长大以后，如果星期天要请朋友来家吃饭，妈妈星期六上午便开始像外婆教她的那样用手和面。这占去了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在饭馆是吃不到这样的东西的。母亲做包子的手艺传给了全家人。我的妻子艾林会做，欧内斯特的妻子阿米莉亚也会做。
我对安蒂奥克的记忆有好有坏。那里长得最茂盛的是鹿草。有一段时间，父亲决定养羊，认为它们什么东西都吃。不料它们最不喜欢吃鹿草，别的东西倒是愿意吃。它们不断扩展地盘，吃到了葡萄园的边缘。我的任务是把它们赶开。有一天，一小群羊特别顽固，咄咄逼人，迫使我不得不沿着峭壁跑上跑下，保护葡萄园。最后，我坐下来休息。我父亲从城里回来时，发现我坐在树下睡着了，羊群跑进了葡萄园，把葡萄藤啃了个精光。他把我叫到仓库，用他的皮带的背面揍了我一顿。我记得，皮带打在身上还能忍受，皮带的扣子打在身上可真够呛。
在那些日子里，老子打儿子是常有的事。他的脾气像火山一样暴躁，反复无常，容易激动。他讨厌某些事情，忌讳谈某些事情。我们如果有一件事说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对，他就会暴跳如雷，我门尽量按照他的意旨办事，以免激怒他。父亲发脾气，来得快去得快，一会儿就好了，于是我们的生活一切如常。
到农场的第一个秋天，欧内斯特和我第一次收割葡萄，我们学会了使用木柄切割刀而不致被利刃割伤自己。我们把全天收割的葡萄装到父亲的福特牌T型平板卡车上。在两周时间里，我们在家收割葡萄，而他每天上午运到奥克兰的农贸市场去卖。有时候，卡车发动不起来，我们用牲口把它拖一段路，以便父亲踩油门儿点火。他的这种酿酒葡萄不如其他食用葡萄在市场上畅销。
在农场的时候，我们家又增添了人口：我的弟弟约瑟夫于1919年9月11日诞生。
在安蒂奥克经营农场的两年间，我们净碰到倒霉的事：盐碱沼泽地寸草不生，冬季发大水，春天反而出现破坏性霜冻。父亲终于下定决心，要换换地方，另谋出路。
1921年，我11岁的时候，我们打点行装，塞到卡车上，离开了农场。父亲、母亲和小弟弟坐在司机室，已经满满当当，再无空隙了，欧内斯特和我只好在车厢的行李上铺块破旧的软垫子坐在上面。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利弗莫尔的一座农舍住了一年左右。这个地方在旧金山以东大约60英里处，是父亲的弟弟迈克刚刚腾出来的，他同母亲的妹妹西莉亚结婚后，搬到奥克兰了。
在仓库里，迈克留下了一个20加仑大的酿酒器、两个炉子和一个很大的压榨槽。迈克许诺说，如果父亲使酿酒设备运转，他可以减价出售。迈克叔叔经常说，私自酿酒对他的嗜酒如命的同胞来说，可是个福音。
酿酒的工作在1922年5月6日突然寿终正寝。那天，欧内斯特同父亲一起去城里办事。酿酒房交给我看管。轧碎的葡萄经发酵后，其液体徐徐从蒸馏器里滴入一个一加仑大的罐子里，大约一个小时才能滴满，然后迅速地换一个空罐子，以免损失。这就是我的工作。空罐子放好后，我溜到厨房去吃点东西，妈妈做好了三明治。我一边吃，一边跟她闲聊。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看见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停了下来，扬起一片灰尘。几个男人从车斗上爬下来，有的人拿着长柄斧头。他们跑进了仓库。母亲和我从屋内往外观察着动静。这伙人在仓库没有找到人，又到房后的灌木丛和下面干涸的河道搜查，显然是找酿酒的工人。儿分钟后，两个彪形大汉走近厨房，妈妈开了门。他们自称是联邦的特工人员。“太太，这是你的仓库吧？”一个特工人员问。“不是，”她回答说。“它已经租出去了。”不多一会儿，父亲和欧内斯特回来了。特工人员对父亲进行了详细的盘问。他的回答跟母亲的回答差不多。不过，特工人员不相信。虽然他们没有逮捕他，但他们表示要对他提出起诉。父亲参与麦克的酒业，落得个违反沃尔斯特德法的罪名。尽管这个罪名最后还是取消了，但这次搜查使母亲担惊受怕，所以她坚决要求搬家。
我12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埃斯卡隆，它坐落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陆大峡谷——圣华金峡谷。这个峡谷，长250英里，平均宽度为50英里。父亲听说那里的土地肥沃，生长季节长。
自从实行禁酒令以来，家酿葡萄酒用的葡萄不断涨价。1922年6月，父亲在埃斯卡隆买了20英亩葡萄园，种了卡里格南和阿利坎特两个品种的葡萄。我们搬进葡萄园一座破旧的房屋里。
春天到来的时候，父亲决定保护葡萄藤以免遭受霜冻，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方法的：他进城买回旧车胎，让欧内斯特和我铺在葡萄园。次日凌晨当气温降到冰冻的时候，我们半夜3点钟起来点着了轮胎。霎时间火光熊熊，破晓之际，埃斯卡隆镇被笼罩在黑色的浓烟中，一片橡胶烤焦的味道。当浓烟消散的时候，我们回到葡萄园一看，葡萄藤全都烤成黑色的了。
街道对面我们的邻居打开灌溉渠的闸门，放水到葡萄园内。他的葡萄藤没有受霜冻的影响，那年他的葡萄大丰收。
从那时以来，每当出现霜冻的危险时，我们总是往葡萄园里放水，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用的是井水，水温约为65度。比霜冻期间空气的温度要暖和得多。土壤吸收水份，向地表释放热量，从而使葡萄藤免遭霜冻。
我们在圣华金峡谷干农活曾经取得许多成就，但是也遭受了一些惨败。这个峡谷成了我们的家，现在仍然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