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到长堤去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钱支付较高的生活费用。尽管在日后两年里，我们的财富并无扩展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情享受了一阵。
我们原想让妈妈脱下围裙，享享清福，以贵妇人的姿态住在豪华的宅子里，房子是格斯租的，离海边只一条街，早晚，温柔的海风迎面吹来，拂去我们长久居住边睡的紧张气氛。格斯也显得比以前轻松惬意，但仍常来往于圣·安东尼奥与长堤间，过分舒适显然并不符合他的个性。所以我想他也挺乐意如此来回奔波。
我呢，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上达特茅斯的东部学校去主修经济，同时接受东部文化的熏陶，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一个标准绅士。为此，我情愿再拿起书本。伊娃在波斯顿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有成，正努力往职业小提琴手发展。其他大孩子则从各寄宿学校被召回，转入长堤学校就读，这样，母亲再不会有鞭长莫及的烦恼了。
遗憾的是，这时我做了一件令我后悔惭愧几十年的事。有一天，我借了一匹马去送报，路上撞倒了一名行人，我却一溜烟逃掉了。我知道全是自己的错。事后，当地报纸和妈妈都在谴责那个不道德的骑士，我心虚害怕极了，和另一报童交换了送报区，尽管他那条路线不太好走，我也只好认了。
当然，没有人怀疑是我干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不诚实，它一直困扰了我52年。直到不久前我应邀向长堤一民间团体发表演讲时将这件事讲出来。那次到长堤演讲前，我将讲搞背了很多遍，反复演练，自以为已经没问题了。可奇怪得很，当我站上讲台时，脑袋里突然空白一片，一句讲词也想不起了，一种可怕的情绪索绕心头，脑海里突然浮现出50年前我骑马撞人的那一幕。
“有件事我一定要说出来，”我脱口而出，“我想我闷得太久了。”然后，我将当年闯祸的详细经过和盘托出。“那个骑马撞人的就是我，我知道现在才说出来是太迟了，可是如果那位先生今天也在这儿，我愿当面向他深深致歉。”
说完这些，我顿觉无比畅快，也顺利地记起了讲稿。我想，人做亏心事就是这样，许多时候你自以为把它忘了，其实，它仍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涌现在你脑海里，使你受到良心的谴责。
除了这件事，我与母亲几乎是无话不谈。比如一天晚上，已经是子夜1点了，我兴冲冲地闯进她的卧室，告诉她，我终于找到了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那个女孩的名字、外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可是我仍清楚威记得当时母亲脸上那关切的表情。那段日子真是美妙绝伦，使我永生难忘。
事实上，那时整个国家都是喜气洋洋的，老罗斯福总统亲自南下视察新修的巴拿马运河。人人哼着“风流寡妇”，极尽奢侈之能的布拉沙旅馆在纽约市区高高矗立起来——在20世纪初，大家仿佛都有钱挥霍。那时，我正忙着做报纸生意，忙着念高中，我深深知道有钱的好处。这时，长堤的家又添了个宝贝——每伦。家庭的温馨气氛更浓了。妈妈浑身上下焕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快活和美丽；格斯也一样，和我们在一起时，表现了少有的大方、阔绰。
但1907年10月，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陷入了困顿。因为纽约的信托公司倒闭了。此后，不到一个星期，灾祸波及全国银行，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
这时，父亲远在圣·安东尼奥，在那儿，我们只剩一家堆满货物的五金商店，入不敷出，格斯来信呼援。母亲立即带着全家大小，抛下在长堤精心经营的家，毫不犹豫地又回到了墨西哥地方。
父亲还没到破产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从未破产过，现在只不过是一时周转不灵罢了。
1907年秋通货膨胀很利害，钞票根本不值钱。父亲因此损失了不少钱。我们境况很不好。妈妈享清福的美梦破灭了，我的绅士教育也没影了，一切又回到从前，一切又得从头做起。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开始跻身旅馆业，开始经营我的第一家旅馆。
我们怎么会想到开旅馆呢？因为当时我们家仅有4项“资产”：一大堆日用品，一间面对车站的大房子，我和卡尔的劳力以及母亲的一手好菜。而这些恰是开旅馆的条件、优势，于是，我们决定从开旅馆干起。
当时我们分析：即使经济再不景气，墨西哥地方仍会有推销员、过路客、铁路工人、矿工往来营生。我们只需把他们拉进店，请他们尝一口妈妈做的可口饭菜，那么他们一定会选择圣·安东尼奥作他们的中途休息地。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这确是一着妙棋。
揽客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和卡尔的身上。只要有火车进站，不论是半夜、早晨还是中午，我俩都前往迎接招揽。有时，甚至把在路边打盹的也拉进我们的旅馆中歇脚，从不放过一个顾客。格斯是总管，母亲只是不停地做菜、做菜、再做菜。
老实说，我爱上旅馆业并不是从这时开始的，对这种家庭式的旅馆我并不满意，那时的干劲完全是生活境况所迫。不久，我们的事业有了起色，我们的旅馆渐渐出了名，牌子打响了：“食宿全包，一天2块5。”很便宜。当然，还是有利可图的。我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闲暇去想未来的事。只有一次，我考虑过将来可能在旅馆业中一露头角。可我那时还仅仅是一名地位低微的旅馆服务员。
那时在我们那偏僻的墨西哥地方，给小费的风气并不盛行。我们偶尔才能得到5分、l毛的小费，这还得做许多额外的工作才能得到。可是，有些东部来的客人只在我们店里随便逛逛，就会赏给我们两毛五的小费。
有一次，一个男人付了我5块钱的小费。拿了这5块钱，我马上跑去找母亲，“那个人不是从东部来的，也没有喝酒，他居然给我五块钱的小费！就是他把5块钱误认为1块钱也还是太多了啊！”我满心怀疑、不解。
“他一定是发疯了！”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母亲的观念里还不太能接受小费这个时髦玩意儿，很多年以后，她仍然这样。
父亲则恰恰相反，他给起小费来大方无比，这一点在我儿子巴伦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不过，在1907年那种情况下，我倒很庆幸妈妈在这方面的节省。
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们的旅馆就兴旺发达到非得请帮手不可了。我们的另一家商店也是生意兴隆。希尔顿家族再度尝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当然，这中间少不了许多的祷告与勤谨的工作。
去不成达特茅斯，我就只好迈进了设在沙卡洛的新墨西哥矿冶学校。我表哥和我一同住入宿舍。因为离家不远，周末还可以回家帮忙工作。我并不十分喜欢采矿，可是，我已经20岁了，感到自己应该学点儿东西，现在，我不再象16岁那年认为不需要念书了。
可是，冥冥中仿佛一切都有安排，或者真如母亲所说“那和华知道什么最适合你！”就是在这儿，我学会了一门对我一生事业影响极大的知识——高等数学。
我并不是说经营旅馆必须懂得微积分或是代数、几何。不过如果哪位认为那只是些无用的装饰，我倒会毫不客气地驳他一驳。高等数学锻炼了我的大脑，使我无形中学会了化繁为简的本领，这在我日后的经营生涯中简直太重要了。从此，不论遇到多么千头万绪的事，我总能很快地从中理出头绪，作出重大决定。因为我牢记这样一个数学原理：
2×2一定等于4。
我读书并不很用功。那年我都20了，突然对跳舞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学会了打网球、玩桥牌。那时，我常和几个要好同学泡在“大西洋酒吧间”里玩桥牌，直打得天昏地暗，不能自拔，不过，我最热衷的还是跳舞，我邀请学校的漂亮女孩作舞伴，有时也请妈妈、费莉丝、甚至小妹露丝玛丽共舞，想想那时的那种欢悦、兴奋劲儿，真是美丽的记忆。
我极珍视20岁这个黄金年华。我想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一样吧。遗憾的是，我还不能完全独立，还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儿。这不，那年暑假，父亲又为我安排了工作。
伊娃这时己学成音乐回到家乡，正是豆寇年华。父亲有了个新主意：让她与她的两位女同学组成个“希尔顿三人乐团”把东部文化传播给新墨西哥地方，尽管当时他们还不能完全接受。伊娃的那两个同学，一个是中音歌手，一个是弹钢琴的。父亲要我任乐团的经纪人。这是我头一次担任这类职务，现在想想，无论从哪方面看，我的条件都很不怎么样。
8月，“希尔顿三人乐团”开始首次巡回演出。第一场就在希尔顿五金行举行。那天，好奇的观众挤满了大厅。演出的第二站是沙卡洛，托神的福，演出仍然很成功，到了蒙大拿矿区，那更是盛况空前了。场地边人头攒动，掌声、喝采声不绝于耳。三位姑娘士气大振，尽管得不断地忙着赶火车，准备演出，奔波得着实辛苦，但她们依然意气风发，精神饱满。
但当我们来到墨西哥地方南部的一个偏僻小镇——拉斯克鲁斯后，我们遇到了第一次冷场。那天下车后，我像往常一样，用15块钱租了一块场地，然后站在门口收票，女孩子们打扮停当准备出场了。可是，开场时间过了45分钟，还只有6个人买票，一共只得4.5元。没办法，三个女孩子为他们免费唱了一首歌，把钱退给他们就草草收场了。
紧接着，我直奔电报局，给父亲格斯拍了个电报，电文是：“弄砸了，来接她们回去吧。”于是父亲命我们“班师回朝”。
但随后，他又要我们到银城作最后一次努力。
“不管怎么说，那边我们熟人多，他们会给我们捧场的。”父亲这样坚持着。
果然，当地熟人好友帮我们卖了不少票，尤其是演出前，我们作了一次宣传游行。上次在拉斯克鲁斯的失败就是宣传做得不够，知名度不高。这回我们可要吸取教训，决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我当时想，这次演出宣传最低限度要让银城人知道我们来了。效果很好，观众们热情捧场，我们总共收入了50元，虽然仍旧是入不敷出，但女孩子们为观众的热情所感动，士气提高了些。
我趁势进军白橡城附近的卡里佐佐，在这儿我们的名气倒不小，因为这是父亲定期买货的必经之地。我们一场未表演就收进了50个铜子。
父亲认为我们还大有可为，便命令我们继续进军阿尔布格。其实，若不是当地一位新闻记者为我们大做宣传，我知道后果一定不堪设想。那位年轻记者名叫凯利，由于他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宣传，才使我们在阿城和圣大非两地有各人收入75块的好成绩。之后。我们凯旋还乡，这时乐团的仅有财产是一本厚厚的剪贴簿，上面贴的全是关于希尔顿演唱团的新闻。
此番“冒险”，亏本24元，不过我们到各地游览了，见了不少人，三位姑娘也出尽了风头，所以，这还算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暑假。我呢，虽然还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事，不过，至少我已经知道了一件我不想做的事，那就是——当经纪人。
21岁那年，父亲把圣·安东尼奥店面的经理之职交我担任。又转让了部分股权给我。这时，家境己逐渐好转，旅馆已不必经营了，父亲在打另一个牧场的主意。
母亲也可以暂时歇歇腿了，父母又考虑迁回沙卡洛。理由之一是妈妈想住得离教堂近点儿，理由之二是那儿有较大的学校可以让露丝玛丽和小弟上学，理由之三是那儿有适合费莉丝和伊娃的社交生活。像以往一样，只要母亲下了决心，全家立即行动起来，又搬回了沙卡洛。
由于我已经接下了圣·安东尼奥的产业，受教育一事便不再那么吸引我了。此后两年的时间里，我学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业务，学习如何衡量信用，如何还价，如何与各行业有经验的老练顾客交易，以及如何在紧要场合保持心平气和。这些都是宝贵的必要训练，正是它们促成了我日后的成功。
这段时期中唯一令人恼火的是格斯的干预。父亲总是不能完全信任我，部分原因是我还太年轻，部分原因是他的事业尚未稳固，经不起另一次重大打击。我记得他总是极端的情绪化，要不就是极端的高兴，要不就是极端的沮丧。
现在的我，身居要职，责任重大。说实话，我倒希望他沮丧些。因为，当他情绪低落时，他会变得十分谦虚，会大老远地跑来，对我说我是如何了不起，他是如何离不开我，又许诺要把店里的股权都给我等等。不过，这种情绪通常都维持不了多久。当他又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声咆哮，蔑称我为“小毛头”，更别指望他转让股权的事儿了。
他这些有口无心的话常令我十分生气。我想，如果我已经30岁，他一定不会再叫我“小毛头”，于是我十分渴望30岁那个美妙的年龄早日到来。
30岁的确是个好年纪。不过，几年后，当我真到了30岁时，父亲已经离我远走了，我也已不在圣·安东尼奥了。
也许就是因为21岁那年自己尝到了有职无权之苦，所以，日后，当我有权任命旁人时，我总是慎选人才，但只要一决定，就予以全权，我只在一旁看看我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这样，被选中的人也有机会证明他是“对”还是“错”。
每到星期六晚上，我总是关上店门，骑马到沙卡洛去跳舞、赴宴，或与家人团聚，放松一下精神。星期天一早，我照例上教堂作礼拜。母亲对她的新居、学校及这里的社交活动都非常满意。
最使母亲高兴的还是两个女儿都有了好对象。费莉丝的男朋友叫小康尼布朗，矿冶学院学生，父亲是矿冶工程师，很受我们敬重。伊娃不只和当地年轻人交往频繁，与一位波士顿青年的关系尤其密切，两人情书频频，常常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
和先前相比，我们现在简直是住在边睡的乌托邦里。新墨西哥被称为“地方”已达63年之久，我们都很希望它能加入联邦，成为一个州。当时的总统塔夫脱先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签署了一个法案，于是新墨西哥便成了联邦的一个州。
正当总统签署这个为新墨西哥人所热切渴望的法案时，我父亲格斯·希尔顿也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实现了我久萦心头的梦想，我的崭新时代也来到了。
父亲和我彼此对峙了一年多。他高兴的时候，夸我是有天分的孩子等等，不高兴时又说我是自以为是的孩子。心情沮丧时，说他要把商店移交给我；心情较好时又绝口不提此事。一天，他又旧话重提：“唐尼，你实在工作得太好了，我要再给你一些股权。”我便顺杆而上，立即递给他一支笔，说：“那请您立即实现诺言吧，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请您多签几张纸，越多越好。”他竟真的照着我的话做了。
两星期后，我觉得我应该有权把商店重新布置一番，格斯见后，忍不住大声咆哮：“你这个小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您忘了，您说的小家伙现在已经是店里的股东了。”那天，我真正觉得自己象个大人，因为我有勇气和父亲论理了。
第二年，伊娃要结婚了，她决定嫁给先前的那位波士顿青年，婚后便得离家。妹夫给我们全家人的印象都不错。父亲形容他是“金丝笼里的小鸟”，卡尔说他是“主日学老师”。我则认为他是典型的东部人，就是我过去向往的那种达特茅斯绅士风范。他在马萨诸塞州经营纸张生意生财有道，已拥有数幢豪华的房舍。从此，伊娃丢开小提琴，一心一意地抚育他们的4个孩子。
目送他们踏上列车，单枪匹马地去开创自己的天地，真有独立、冒险精神。感慨之余，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我23了，工龄长达11年，可到现在，我只有一家店铺，还是父亲给的。我的心在不断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芳草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呀？
我去问妈妈，她建议我到教堂去，求主给我指点迷津。我去了教堂，又到堂兄那儿走了一遭，这时，我心里有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