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劳
海明威于1920年在芝加哥结识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刚于上一年发表《小城畸人》[1]，奠定了在美国文坛的至上地位。他建议海明威多看《日晷》、《美国信使》等新潮文艺杂志，少看销量大得多的《星期六晚邮报》周刊，并且劝他阅读马克·吐温、惠特曼以及同时代的德莱塞、亨利·门肯等的作品。后来两人在巴黎时，都是美国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寓所的文艺沙龙的座上客。对当时尚在当记者及驻欧通讯员的有志于搞文学创作的海明威来说，安德森和斯泰因都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安德森可说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但是等到安德森于192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黑色的笑声》，海明威竟于同年感恩节前一周（11月20至26日）一口气写了一部“戏仿”小说《春潮》，刻意嘲笑他的文风，如开头三章的末尾，都加上一句“……传来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就是直接引自《黑色的笑声》的，并且在第8章中提到那小饭馆中始终没出场的黑人厨子的笑声，在第12章中写到那家城市印第安人办的俱乐部中黑人酒保布鲁斯勃发的大笑时，海明威写道，“那是黑人的那种黑色的笑声”，直接点明了安德森那部小说的书名。
这样明目张胆地戏仿一位同行并可说是前辈的作品是事出有因的。原来海明威于1925年10月5日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后，很多评论家当即指出安德森对他的影响，有人竟认为他“写的多半是同样的东西不过没那么出色”，这使海明威很恼火。关于集中的那个短篇《我的老头儿》，他在致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特意作辩解道：“不，我不以为《我的老头儿》是从安德森衍生所得。它写一个孩子和他父亲和赛马。舍伍德曾写过孩子们和马儿。不过是完全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从他那儿得到灵感的。”
在《春潮》于1926年5月出版的前后，海明威的亲友们对之反应不一。首先，他妻子哈德莉很敬重安德森，认为不必要去伤害这个好朋友，而该书的内容令人厌恶。多斯·帕索斯认为写得很风趣，但竭力劝海明威不要发表，而菲茨杰拉德看出这是部杰作，在致出版商的信中说：“它看来是美国人所写的书中最诙谐的作品。”安德森本人看出了海明威的用意，和斯泰因女士谈了，她在该书出版后看了大为不满，说海明威“就是无法容忍别人也能是文学大师……企图霸占整个文坛”。当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已于同年10月出版，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安德森曾帮助海明威让博内与利弗莱特出版公司刊行《在我们的时代》，而他本人正是该公司器重的红作家。因为公司方面和海明威有约在先，愿意接受他此后写出的三部小说，海明威把《春潮》寄了去，老板霍拉斯·利弗莱特看了很吃惊，在给海明威的回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刊行，那会显得庸俗不堪，更不用说是狠心之至了。”海明威这才听从了菲茨杰拉德的意见，把手稿送给在经营方面更成功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就此结识了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两人成为终身的良友。珀金斯在1947年去世前，为海明威的每部作品尽到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编辑的作用。海明威那次于1926年2月从巴黎搭船至纽约，真是交上了好运。珀金斯答应让他预支一千五百元并且给《春潮》和即将完工的《太阳照常升起》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此外，海明威还可以在该公司出版的《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源源不断地发表短篇小说。
在这段时期中，海明威为《春潮》作了多次辩解。在利弗莱特拒绝接受后，他曾解释道：“我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后写它，使自己冷静下来。”在出版后致安德森的信中，他坚持是为了要对方好，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对事不对人的，认为一个新手的严格批评只会对对方的想法和文风大有裨益，他在信中辩解道：“这是开个玩笑，并不是存心使坏，而是绝对真诚的。你知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得不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如果像你这样一位能写出非常伟大作品的人物竟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还从没写出过什么伟大的作品然而毕竟是个同行吧）糟透的东西，我是应该如实地跟你讲的。”直到晚年，海明威才在《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一文（1959）中表示后悔：“我当初这样做是因为我怀有义愤，这能使一个人坏得无以复加，我并且自以为他这样写下去要完蛋了结，而我可以用玩笑的方式向他指出糟到了什么程度，使他自拔。因此我写了《春潮》。这样做是刻毒的，而且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就是越写越坏，越写越坏。……很抱歉我当初攻击了安德森。这是刻毒的，我干了，真是个狗娘养的。”实在海明威在这里仅仅承认这样做是缺德而已，却依旧坚信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安德森好。
由于《春潮》蓄意戏仿《黑色的笑声》以及海明威为了它耍了一个花招，打进了一家效益更好的大出版社，该书历来为评论家们所轻视，因此也迟至作者诞辰一百周年才第一次和我国的读者见面。该书译成中文仅六、七万字，和《老人与海》一样是个中篇。但就作品本身来说，的确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写得妙趣横生。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在美国密歇根州下半岛西北部佩托斯基一家水泵制造厂，两名工人正望着窗外积雪的院子，这时是冬春之交，开始刮起奇努克风，春天即将来临。两人想起了往事。斯克里普斯原是个小作家，妻子女儿相继出走后，在一家小饭馆中结识了爱好文学的女招待戴安娜。两人闪电结婚，他才进厂当了个计件工，可是又被接替的女招待曼迪所吸引。曼迪一肚子的文坛掌故，讲个不停，讲得有声有色。另外那个工人瑜伽·约翰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黎度假时有过一次“艳遇”，结果出了洋相，使他从此厌恶女人。现在春天快来了，他这块心病使他烦恼。后来在下班后，路上遇到两个林地印第安人，他们带他去一家给少数城市印第安人供应私酒的俱乐部，在那里碰到一些怪诞的角色。瑜伽最后和一个从小饭馆中被撵出的全身赤裸的印第安妇女取得默契，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双双走进夜色中去。但斯克里普斯最后还是在小饭馆里着迷地听曼迪讲奇闻轶事，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你是我的女人”，听凭妻子一个人回家去。
评论家们认为，海明威同时也调侃了安德森文中的性描写，原来他笔下的白种男女常常会有莫明的性冲动，《春潮》第14章中那个赤身露体的印第安妇女走进了小饭馆，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就“头脑发晕，身子发抖……有些什么感触，有些什么模糊的原始感情在他心里翻腾”。
英国旋涡画派创始人、作家温德姆·刘易斯于1927年9月在他的杂志《敌人》上发表的《白种佬》一文中抨击安德森在《黑色的笑声》中赞扬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原始情欲，并称颂海明威在《春潮》中加以嘲讽。同年10月，海明威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非常高兴你喜欢《春潮》，我以为你在《白种佬》中十分细致地摧毁了对红种人和黑种人的狂热。……劳伦斯，你知道，是安德森当初的上帝——你能在安德森写的东西中看出贯穿着他的影响。……实际上《春潮》以虚构小说的形式和《白种佬》一文起到同样的净化作用。”
海明威于1925年说过屠格涅夫是他钟爱的三位作家之一。他感到《猎人笔记》中关于在俄罗斯乡野狩猎的描写十分新鲜，异国风光跃然纸上。但他不喜欢充斥浪漫主义的《春潮》。他借用这个书名也正是旨在嘲讽，因为他在当时正在写作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竭力排斥的就是这种浪漫主义。
另一位他钟爱的作家是亨利·菲尔丁。这位英国喜剧大师当年曾针对他的前辈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体长篇小说《帕梅拉》（1740）写了一部模拟之作《夏梅拉》（1741），嘲笑他的温情主义道德观。海明威受了他的启发，在自己的模拟作品《春潮》的卷首及全书四部的每部部首引用了菲尔丁为另一部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写的阐明他对讽刺喜剧的见解的序言中的有关片断，加上他本人在后半部插入的几段直接和读者对话的“作者注”，对这离奇曲折的带点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在第三部末的“作者注，致读者”中说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上面的那一章（第12章），然后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出去吃中饭，饭后回到家，写了下面的那一章（第13章）。他最后写道：“正是等我把这一章朗读给多斯·帕索斯先生听了，他叫道，‘海明威，你写了一部杰作。’”可见海明威对这部游戏之作是着实得意的。
但是，要直到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海明威研究者们才开始认真对待这部作品。唐纳德·琼金斯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出版的《北达科他季刊》1996年夏季号上发表长篇论文《“哦，放这鸟儿一马吧”：海明威的〈春潮〉中的自然与诋毁》，提出两个论点：一，《春潮》是部批评现代主义的诙谐作品；二，海明威认为有责任把它发表。琼金斯认为正是美国评论家、诗人艾伦·泰特当年对《春潮》的评价定下了调子，以致罗伯特·科尔特兰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春潮》的长篇论文[2]中还在从海明威的私生活中找根据，认为作者“把个人的种种挫折编进小说，并且对那些定要对他文学方面的抱负加以曲解的人提出间接的批评”，甚至把戴安娜和曼迪看作1925年的哈德莉和海明威已开始钟情的波琳·菲佛，而“戴安娜被曼迪击败正说明海明威至少在下意识中已经作出了抉择”。尽管第二年，海明威的确和哈德莉离了婚就和波琳结婚，琼金斯认为这种攀比还是牵强附会的。
他更重视另一位专家迈勒·威尔金逊撰写的论海明威受屠格涅夫影响的专著[3]，同意他引用海明威后来在《死在午后》中谈到新作家向前辈作家取经时的矛盾心理的段落，来说明尽管表面上看来他借用屠格涅夫的《春潮》为书名供认了自己对他欠的债，实际上也连带嘲讽了屠格涅夫这部十足的浪漫主义小说。
但是安德森的要害在于矫揉造作，所以海明威在第一部部首引用了菲尔丁的话，“真正荒唐可笑的事的唯一源泉……乃是矫揉造作”，从而展开一系列闹剧式的场面，一直到全书结束。琼金斯由此得出结论，《春潮》“同时嘲讽了‘现代派’的新浪漫主义的虚无主义（个人失落感、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的异化感、原始主义的异国情调、对打破偶像行为的崇拜、对异国他乡的迷恋成瘾）以及实验性的现代派文学中矫揉造作的卖弄：外文引语、借用的故作典雅的词句、程式化的暗示”等等。
海明威熟练地利用菲尔丁的话来为自己解嘲。在第二部开头处的引文中，菲尔丁写道：“……我毫无诋毁或中伤任何人的意图；因为尽管本书中的一切都是从自然这部大书中摹写来的……我仍然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把这些人物隐蔽起来，使人不可能多少准确地猜出他们是谁……。”琼金斯这篇论文题目中的“自然”和“诋毁”就是从这里来的。他问道，“说到底，自然是什么？不就是这世界吗？”尽管海明威的出发点是戏仿安德森的《黑色的笑声》，他在《春潮》中放眼世界，提到了不知多少其他作家、文人、历史上和当代的知名人士，连他本人也在“作者注”中现身说法，所以琼金斯说得好，“海明威在他这出闹剧中运用机智四面出击，减轻了诋毁的罪名。”因此根据他当时和妻子、情人、同行和出版商等的关系来作出道德评介，对他发表《春潮》加以指摘，正是对作家的成长过程的嘲弄。因为，“这样唾弃了处于巅峰状态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海明威同时鄙夷走进了死胡同的初期现代派文学，为自己开辟了做一位现代小说家的道路”。
顺便提一句，琼金斯这篇论文奇长的题目中的“哦，放这鸟儿一马吧”一语直接引自本书第8章。当那两名酷爱文学的女招待竞相用莎翁剧中人物的名字为斯克里普斯从雪地里捡到的那只快冻死的鸟儿命名时，海明威通过当时坐在小饭馆柜台前的一名旅行推销员之口，讲出这句画龙点睛的话，从而引出好一段精彩的对话，用老百姓的智慧来和矫揉造作的言行作绝妙的对比！原来海明威早在念中学时就崇拜用理发师、棒球运动员等普通人的口语写幽默小说的林·拉德纳，曾先后在中学生办的报纸和在意大利开救护车时的部队报纸上发表模仿他的短篇小说，而在《春潮》中他把自己的讽刺幽默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从接下来的《太阳照常升起》起，他投入了严肃作品的创作，直到那压卷之作《老人与海》。所以琼金斯在文末所说的“《春潮》的写作与出版是海明威的生活和作家生涯的转折点”，确乎言之有理。
1999年春节期间
献给亨·路·门肯及S·斯坦伍德·门堪[4]
而且也许正有一个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一位喜剧作家在所有人之中最最不该有背离自然的借口，因为对一位严肃的诗人来说，要接触到伟大和值得称颂的事也许并不始终很容易；但是生活却处处给一位目光精确的观察者提供荒唐可笑的现象。
——亨利·菲尔丁[5]
注释：
[1]这是吴岩的中译本的书名，原名直译应作《俄亥俄州温士堡城》。该书由23个短篇组成，通过一位年轻记者的眼光，刻画了该城一系列畸人的作为和遭遇。
[2]《海明威与屠格涅夫：〈春潮〉》（《海明威被人忽视的虚构小说》，苏珊·比格尔编，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9）。下文中的引文转引自琼金斯的长篇论文。
[3]《海明威与屠格涅夫：文学作品的影响之本质》（密苏里大学研究出版社，1986）。
[4]亨利·路易·门肯（1880—1956）为美国评论家、记者。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任职多年，并创办编辑文学期刊《时髦人士》及《美国信使》，大量撰文抨击时弊，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有影响的文人之一。门堪为一位富有财产的卫道之士，他所捍卫的一切正是门肯全力反对的。门肯曾批评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小品文集《在我们的时代》（1924），海明威还自以为是门肯使他那同名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被克诺夫出版社拒绝接受，因此把《春潮》献给这两位，以示嘲讽。
[5]本书卷首及以下四部部首的引文都引自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的序言，菲尔丁在其中详细阐明了他对讽刺喜剧创作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