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大家都知道。他著作等身，但他的书都不太容易读。他对后现代现象有一个系统的、庞大的阐释体系，其要点是：后现代说到底，就是thebecomingculturaloftheeconomicandthebecomingeconomicofthecultural。这句话也好译也不好译，翻译成中文很容易造成误解。经济的变成文化的，文化的变成经济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becoming翻译起来有点麻烦。但它的意思是清楚的。经济因素现在化入了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化人了经济因素。文化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文化。这就是后现代。复杂一点的译法就是：后现代的特征，在于经济的因素融于文化，而文化的因素融于经济，它们彼此在对方的领域实现了自己。
杰姆逊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直观上，这个命题指向大众消费社会的一个基本日常现象：每天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告、符号、各种各样的形象，从身体和性的层面上都能感觉到的，这当然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但这种经济关系早已经作为“文化”而渗透进我们的“无意识”；反过来讲，我们的无意识也已经被“开发”，被商业化了。商家在卖鞋和香水时，总会雇人做许多非常性感的广告，会有种种有关“生活方式”和“自我感觉”的新说法。在这种广告语言和形象的包围下，你会觉得城市空间都改变了，生活世界改变了，生活哲学也随着改变了。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生活在一个现代的、新潮的世界，下班路上迎面看见一个广告画上半裸的人体，听到一首流行歌曲的节奏，就会觉得有种莫名的兴奋，对未来都产生出一种新的、白日梦式的想入非非。这种“文化”，却是经济因素在潜意识层面上造成的“震惊”。它虽然作为形象出现，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和政治态度。比方说，刚才那个受了点刺激的上班族，可能就会由此换工作，从左派变成右派，或从右派变成左派，或想去做减肥美容手术，或由爱国变成亲美。
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本身既是经济行为，又是文化行为，这早已不是尼采和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了，但确实是我们眼下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当今资本主义形态是让经济通过文化产生对新的生活、对自我等一系列人性的遐想，从而让人在被赤裸裸的经济逻辑决定时感到自己生活在一种自由的、文化的状态中。从单纯经济学上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高度发达，生产能力过剩，利润实现的主要障碍是消费不足。所以它需要文化来把消费欲望生产出来。这样的文化本身也就成了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文化工业”。当经济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时，文化也变成了一种经济性的、市场的现象。经济现在是作为文化被经营的，文化也是作为经济来经营的。美国现在出口的最大的商品是什么？是文化，是它的image，即美国形象。按照目前市场产品门类细分来看，美国出口的最大宗产品不是技术、军火、工业产品，而是食品（麦当劳、可口可乐）、香烟，音乐、电影等。广义上的foodindustry和流行文化制品，包括音像制品、时尚、品牌，这些都是文化。文化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文化。如果我们把后现代和全球化狭义地理解为美国化，这是一个近乎透明的观察，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东西。
在我看来，杰姆逊对后现代话语的批判既是他认识论的核心也是他政治态度的核心。杰姆逊的后现代话语在他的主要著作《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标题中已经具体化和通俗化了。这个辩证的表述方式表明，他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继承人。现在，在学文学的人里面，“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个公式大概尽人皆知，以至于我们在做出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论时，常常忽略了杰姆逊的辩证思维所要求的理论准备、分析步骤和最终的政治性评价。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这本书的结论里谈到，研究后现代文化时最好先不要急于作判断，先去体验一下。他曾讲到他很喜欢美国后现代的食品。以前美国人吃得十分单调，现在则什么都有，泰国饭、埃塞俄比亚饭等等。录像，特别是数码录像技术的普及取代了传统电影的垄断，流行音乐更有层出不穷的风格。在某种不加思考的、纯粹身体性的反应和官能享受上，杰姆逊好像挺喜欢后现代的。他甚至说感觉到厌恶或喜悦是一切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起点。所以康德所讲的纯粹理性、道德实践和审美判断三个领域的区分和自律性好像在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里重新出现。对审美的过程一定要去体验，然后再去分析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从概念上、从现象上做客观的、技术的分析，最终才可以作判断。所谓判断，就是好的坏的，这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消费主义的。做一个价值的、道德上的判断。而这三个层面，不是要把它合在一起，而是要把它分开。要像康德一样，把不同的范畴分开。承认它内部的自律性。康德的自律性是要扩展资产阶级主体的内涵，而杰姆逊的自律性则是要扩展当代批评意识的经验范围和理论空间。但两者形式上的相似性很明显，都是要求尊重不同人类活动领域的特殊性，防止某种抽象原则把问题混在一起作简单化、概念化处理。
杰姆逊的方案并没有在后现代游戏式的无差异表层上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也没有采用全球化之类的通用标签来进行历史情景分析。杰姆逊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格外留心包括经济和文化、市场和力比多、基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及其对“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表达在内的各种结构分化的力量，在许多因素中，毫不含糊地把经济因素摆在首位，并且同样毫不含糊地强调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解，将文化看成是一种具有显著历史性、同时在历史上又具有全新品质的资本主义活动方式。
毫无疑问，在将后现代和全球性当作自明的东西相提并论之前，必须首先寻找其历史机制。在理解这种历史基础时，有必要脱开以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名目而为我们所知的那种意识形态补充和文化庆典。全球化和后现代，我们所说的大部分是意识形态的celebration，狂欢。庆祝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是词语的狂欢节。首先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它的历史内在要素是什么？如果要达成这种理解，就必须专心致志地解读各种社会、文化和文化政治构成物，因为无论在概念的层面上，还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这些构成物都先于后现代——全球性话语的霸权。这种话语表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
那个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思路构想出来的物质、社会和政治世界究竟由哪些因素构成呢？事实上，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甚至不愿意提及这些构成因素，这仅仅表明了意识形态——文化氛围的浓厚密度。例如，人们不再感到有必要从通讯或者信息技术之类的更平淡的视野去研究后现代和全球化的条件；事实上，正是通讯或者信息技术使现代商业、金融和交易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尽管结果很不平衡，转变的方式也十分有限。但是，正如杰姆逊指出的，所有这些技术转变都要以“商业决策”这种精明的逻辑为基础。“商业决策”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不平衡还在进一步加剧。在当今世界上，财富和权力空前集中。于是，后现代和全球性就变成了市场的自我确认。后现代和全球性都是新的商业运作在市场调节上的自我肯定，造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假象。背后的商业的逻辑，金融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古典资本主义逻辑相比，变化不是非常大。韦伯有一个观点，即“祛魅化”的世界：本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的魔力和神秘，如，传统、宗教、家庭。但忽然世界好像变得赤裸裸了，充满了金钱的关系，利益的关系。以前你看见一个庄园，它就是一个庄园。你会从审美角度观察，或把它作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可是现代人一定要意识到，规定这个庄园的事务跟庄园本身的物质性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不知道庄园的财务状况怎么样，它的按揭是怎么回事，它的前一个主人是谁，现在的主人是谁。这是这个庄园的秘密，是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你发思古之幽情，就完全生活在这个现代性世界之外。古城堡后面的复杂或简单的金融转账、物业管理等运作是这个世界的结构。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大厦被炸后，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帝国大厦变成全市最高的建筑。我回国之前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它原先的业主把它卖掉了。奇怪的是，这幢一百层的摩天大楼只卖了五千五百万美元。纽约大学法学院正在格林威冶村盖一个新教学楼，不过九层，造价已达九千八百万美元，几乎是帝国大厦的一倍。纽约地产商DonaldTrump盖了许多时髦的高楼，其中一个在联合国旁边，最高层两千多平方米的楼面，要卖六千万美元。时髦大楼的一个楼层要比整个帝国大厦还贵，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有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吗？可正是市场经济，可以通过钱的逻辑把事情推到常识的反面。其实，按最保守的估计，帝国大厦的价值也不应该低于四亿美元。但一栋楼的市场价格不是看这栋楼本身值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能实现的利润，在这里就是看你每年能收多少房租。帝国大厦的产权很分散，而且很早就承包给一个地产商。它每年的纯利润不过是二百万美元。按照商业的逻辑它就值五千万。有人出价，物主马上脱手，没有任何的惊讶和伤感。
实际上，在当代西方大都会和富裕中产阶级郊区，多样性、自由和普遍性是以经济自由、市场自由，特别是消费主义“自由”为基础的。在文化、价值普遍性的外表下，西方生活世界内部面临着财富分配的不平均、社会领域的萎缩、国民政治热情的减退和价值领域的分裂。就是说，不同社会群体基于自身利益、身份的不同，普遍主义话语形成了不同的关系。而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社会差异被民族国家（国界、社会制度、法律、宗教、语言、文化）凝固和加强。事实上，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愿意或能够把公民权保护下的“普遍人权”给予别国公民，就连对自己的公民，这种法律的平等保护在实质上也是受阶级、收入、教育水平、种族、性别、性倾向等等社会差异的限制的。
就此而言，如果要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就必须考虑到如下问题：两者如何在西方都市中心和西方以外的其他镜像城市生产出日常生活？像纽约、巴黎、东京、香港这样的城市，能够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出自己的镜像。镜像是实的，它能在上海，或更小的城市生产出整个日常生活来。在这方面，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全球性或全球化后现代性不过是指一种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生活方式的普遍性、相似性和标准化。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普遍性，而只有标准化。维持着这个世界的“后现代”表象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第一世界中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便利。
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这个地球村对什么人才是真实的呢？是从伦敦到纽约，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住同一个牌子的旅馆，在同一家银行的遍布世界的自动取款机取钱，用相同的交通工具。这种“世界公民”的活动完全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全球性管道系统里。因特网哪里都有，现在的技术大概可以保证你在非洲草原上或喜马拉雅山里也可以上网。但网络是不是就代表全球性？目前不上网的人口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他们是不是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居民呢？
你不能不承认这个管道系统四通八达，覆盖面很大。但这并不是全球性，它只是哪儿都有。哪儿都有花旗银行，都有可口可乐，但不是说花旗银行和可口可乐有普遍性，这是两个问题。
资本主义的无所不在，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也很关键。对已经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和未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已经进人后现代的世界，和没有进入后现代的世界，划分的准确的标准实际上是效率，消费的方便和效率。如果你到处刷卡，突然在一个地方你要付当地的现金，你就碰到了某种边界，某种不均衡性。
如果这种均匀的、同质的、标准化的世界就是后现代、全球化，就是普遍性的体现，那么这种普遍性就是非常成问题的，就是一种欺骗。毫无疑问，即使将这个“全球空间”称为“不连续的连续性”——有人喜欢用这种词来既描述全球化的整体性，又描述其内部的不均匀性，或分散性，或“分散的同质性”：同质性又是多元的、多样的——那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并不能取代严格的分析。这个“全球空间”的日常经验有赖于、取决于对整个系统的彻底认同，在这一点上没有模糊性，没有讨价还价可言。任何人都不能偏离这个系统，否则他／她就会被抛在机器和技术，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安全感和认同感这个“巨大的架座”（thegiganticenframing，海德格尔语）之外。现代生活之所以可怕，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处于悬空状态。生活在巨大的机器和技术的系统里，整个世界充满了一系列管道，就像Matrix（《骇客帝国》）一样。一旦想像的世界崩溃了，“真实的世界”也就结束了，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这个电影在美国非常轰动，先是年轻人看得入迷，然后是我们这些搞文化批评的人发现有许多值得讨论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