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问号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但是到了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中国的东周列国一下子推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开罗机场相当杂乱。我们所带的行李和设备需要全部打开检查。偷看不远处，一个胖胖的服装小商人在接受检查，几百件各种衣服摊了一个满地，全是皱巴巴的低劣品，检查人员居然在每件衣服的每个口袋里摸捏，至少已经摸捏了两三个小时了吧，但旁边还有一个大包刚刚被扯开。
许戈辉一遍又一遍地到那里徜徉，脸色似乎平静，眼中却露出强烈的烦躁。我说：“戈辉，我看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行李也被这样糟践，你没准会一头撞过去咬他们的手。”她大为惊讶，问：“咦，怎么被你看出来了？”
幸好没有发生让许戈辉撞头的事，埃及海关得知是中国人，挥挥手就放行了。刚过关，我们的五辆吉普车就迎了上来，从此它们的车轮将带着我们，去丈量几个文明故地间的漫漫长途。
找旅馆住下，埃及的旅馆一进去就碰到安全检查门，旁边站着警察。一出门，车里也钻进来一个带枪的警察，我们一下车他就紧紧跟随，一下子把气氛搞得相当紧张。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我房里没地方写作，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
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旅馆所在的大片街区都相当落后，放眼没见到一幢好房子，路上拥挤而肮脏，商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品。后来发现整个开罗老城区基本都是如此，新城区要好得多，特别是尼罗河边的那一段相当讲究。但是，落后的老城区实在太大了。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雅典的现实生态已经够让人失望的了，但到了开罗，雅典就成了一个让人想念的文明世界。
到金字塔去的那条路修得还不错。走着走着，当脚下出现一片黄沙，身边出现几头骆驼，抬头一看，它们已在眼前。
大的有三座，小的若干座，还有那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雕像。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纯净的褐黄色，只有日光云影勾画出一层层明暗韵律。
人类真正的奇迹是超越环境的。不管周边生态多么落后，金字塔就是金字塔，让人一见之下忘记一切，忘记来路，忘记去处，忘记国别，忘记人种，只感到时间和空间在这里会合，力量和疑问在这里交战。
我站在最大的那座胡夫金字塔前恭敬仰望，心中排列着以前在书本里读到的有关它的一系列疑问——
考古学家断定它建造于四千七百多年前，按照简单的劳动量计算，光这一座，就需要十万工匠建造二十年。但这种计算是一种笨办法，根本还没有考虑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难题。例如，这些巨大的石块靠什么工具运来，又如何搬上去的？十万工匠二十年的开支，需要有多大的国力支撑？而这样的国力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又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来铺垫？那么，当时埃及的总人口是多少？地球的总人口是多少？
直到本世纪，很多国际间著名的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思考、徘徊，断定这样的工程技术水平即使放到二十世纪，调动一切最先进的器械参与，也会遇到一大堆惊人的困难。那么，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何以达到这个水平？而据一些地质学家断言，这个金字塔的年龄还要增加一倍，可能建造在一万年前！
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有关金字塔建造情景的描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埃及时的记述。这乍一看似乎具有权威性，但仔细一想，希罗多德来埃及考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按最保守的估计，他看到的金字塔也已经建成一千二百多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论唐代。唐代留下了大量资料，而金字塔的资料，至少希罗多德没有发现。因此，他的推断也只是一种遥远的猜测。对于真正的建造目的、建造过程、建造方式，我们全然一无所知。
说是法老墓，但在这最大的金字塔里，又有谁见过法老遗体的木乃伊？而且，一次次挖洞进去，又有多少有关陵墓的证据？仍然只是猜测而已。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面对的，都是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感叹号或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上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想念秦始皇
还是金字塔。
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颠覆能量。至少，它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
本来也许能够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〇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秦始皇虽然也做过“焚书坑儒”的坏事，但他同时又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使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时间才猜出几个，有的直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我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元气损耗
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几层石方边缘，安坐着一对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恋人。他们背靠伟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发什么誓、许什么愿。
然后，他们跳下，重新回到世界各地。
金字塔边上的沙漠里有一条热闹的小街，居住着各种与旅游点有关的人。由此想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埃及最早的城市，就是金字塔建造者的工棚。那么，金字塔，是人类城市的召集人。
我们在这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是内蒙古一位叫努哈·扈廷贵的先生开的。
我让他谈谈身处另一个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样随便，随便得不可思议。”
他说，在这里，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中间还要按常规喝一次红茶，吃一顿午餐，做一次礼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时间？
除了五分之一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时间约定。再紧急的事，约好半小时见面，能在两小时内见到就很不容易了。找个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钱一次性付给他，第二天他多半不会来修理，花钱去了，等钱花完再来。连农民种地也很随意，由着性子胡乱种，好在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总有收获，可以糊口。
我们也许不必嘲笑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使我困惑的只是：如果金字塔也是这个人种建造的，那么，他们的祖先曾经承受过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确的长期劳役，难道，今天还在大喘气，一喘就回不过神来了？
我对扈先生说：“一个人的过度劳累会损耗元气，一种文明也是。”
埃及文明曾经不适度地靡费于内，又耗伤于外，元气耗尽，不得已最终选择了一种低消耗原则。也可称之为“低熵原则”，这是我在研究东方艺术的审美特征时启用过的一个概念。
这种低消耗原则听起来不错，到实地一看却让人瞠目结舌。开罗城有一个区域专门安放死人，为了让死人也能在另一个世界过日子，这里筑有不少简陋的小房小街。现在，却有大量活着的穷人住在里边，真可谓生死与共。但不妙的是，其中又有大量的逃犯。
在正常的居住区里，很多砖楼都没有封顶，一束束钢筋密集地指向蓝天，但都不是新建筑，那些钢筋也早已锈烂。为什么那么多居民住在造了一半的房坯中呢？一问，说这里又不大下雨，能住就行，没盖完才说明是新房子，多气派。以后儿孙辈有钱再盖完，急什么？
他们不急，整个城市的景观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让我们这些外国人都焦急了。
街上车如潮涌，却也有人骑着驴子漫步中间，手上还抱着两头羊。公共汽车开动时，前后两门都不关，只见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步履熟练地跳上跳下，更不必说年轻人了。
一个当地司机告诉我，如果路口没站警察，就不必理会红绿灯。万一见了警察也要看看他的级别，再决定要不要听他指挥。
我问：“你在车上，怎么判断他的级别？”
“看胖瘦。”他说，“瘦的级别低，胖的级别高，远远一看就知道。”
在埃及不能问路。不是埃及人态度不好，而是太好。我们至少已经试了十来次了吧，几乎每次都是一样。你不管问谁，他总是立即站住，表情诚恳，开始讲话。他首先会讲解你问的那个地方的所属区域，这时你会觉得说在点子上，耐心听下去；但他语气一转就说到了那个区域的风土特征和城建规划，你就会开始不耐烦，等他拐回来；然而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经在介绍开罗的历史和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你决定逃离，但他的手已按在你的肩上，一再说埃及与中国是好兄弟……最后你以大动作强调事情的紧迫性，逼问那个地方究竟怎么走，他支吾几下终于表示，根本不知道。你举起手腕看表，被他整整讲掉了半个小时。
前几次我们都以为是遇到了喝醉酒的人，但一再重复就生疑了，很想弄清其间原因。一位埃及朋友说：“我们埃及人就是喜欢讲话，也善于讲话，所以在电视里看到你们中国官员讲话时还看着稿子，非常奇怪。埃及的部长只要一有机会讲话就兴奋莫名，滔滔不绝地讲得十分精彩。当然，也可能有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闲着没事，把讲话当消遣。”
也怪法老，他们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结果后代的口舌就彻底放松。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中国回送什么
在沙丘旁，我正低头留心脚下的路，耳边传来一个招呼声：“你好！”
一听就是外国人讲的中文，却讲得相当好，不是好在发音，而是好在语调。一切语言，发音使人理解，语调给人亲切。我连忙抬起头，只见一位皮肤棕褐油亮、眼睛微凹有神的埃及青年站在眼前。
他叫哈姆迪（Hamdy），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王大力，在开罗学的中文，又到中国进修过。听说我们在这儿，赶来帮着做翻译，已经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
“你在中国哪个大学进修的？”我问。
“安徽师范大学，不在省会合肥，在芜湖。”他回答。这使我兴奋起来，说：“我是安徽的女婿，知道吗？明天，我的妻子就从安徽赶到这里！”
“知道，你的妻子非常有名。”他说，“我也差一点成了安徽女婿，女友是马鞍山的，后来由于宗教原因，她家里不同意。”
就这么几句，他的手已经搭在我的肩上了。
此后几天，我们都有点离不开他了。本来，每到一个参观点都会有导游讲解，王大力谦逊地躲在一边，不声不响。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导游多次回答仍不得要领，王大力忍不住轻声解释几句。谁料这几句解释既痛快又幽默，我们渐渐向他汇拢了，使得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埃及女导游渐渐被冷落在一边。她非常难过，说要控诉旅游公司，既然派出了她，为什么还要派来一个更强的。其实，王大力根本没受谁的支派，是自愿来的。
他非常热爱埃及文物，说小时候老师带他们到各地旅游，还见到不少横七竖八地杂陈在田野中的文物，谁也不重视，小学同学甚至还会拿起一块石头去砸一尊塑像的鼻子，不知道这尊塑像很可能已经三四千岁。普遍重视文物，是后来外国学者和游客带来的眼光。而他自己，则是在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之后，才明白过来。
他盼望有更多的中国旅行者到埃及来。从最近几年看，台湾的有一些，大陆的还很少。在亚洲旅行者中，日本和韩国的最多，但他好像不太喜欢他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正领着我们参观萨拉丁古堡清真寺。入寺要脱鞋，每个人把鞋提在自己手上，坐在地毯上时要把那双鞋子底对底侧放，而不应把鞋底直接压在地毯上，因为这等于没有脱鞋。王大力远远瞟见一批韩国旅行者没有按这个规矩做，立即虎着脸站起身来，轻声对我们说：“我又要教训他们了。”然后用一串英语喝令他们改过来。
“我，能够对刚刚出现在这里的中国大陆旅游者有点微词吗？”他想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这么问，还十分讲究地用了“微词”这个词。经鼓励，他一二三四脱口而出，像是憋了很久。
“一、很少有人听导游讲解文物，只想购物、拍照；二、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游时一脸困倦……”
他觉得，两种古老文明见面，不能让年轻的国家笑话。
说完，他轻松了，指了指萨拉丁古堡教堂一座小小的铁制钟楼，说：“这是法国人送的。我们埃及送给他们一个漂亮的方尖碑，竖立在他们的协和广场，他们算是还礼。但送来这么一个不像样子的东西，多么小气！我们后悔了，那个方尖碑应该送给中国。中国不会那么小气，也有接受的资格。”他说得很认真。
巴黎的协和广场我曾留连多时，顶尖镀金的埃及方尖碑印象尤深。当时曾想，发生了那么多大悲大喜的协和广场幸亏有了这座埃及古碑，把历史功过交付给了旷远的神秘。今天才知，此间还存在着对古碑故乡的不公平。
如果埃及真想把古碑送给同龄的中国，我们该回送什么？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
一路枪口
妻子今天早晨赶到了开罗。她这趟来得不容易，先从安徽飞到北京，住一夜，飞新加坡，在新加坡机场逗留九小时，飞迪拜，停一小时，再飞开罗，七转八弯，终于到了。
可以想象她没怎么睡过。但按照我们的计划，她必须一下飞机就上吉普，去七百八十公里之外的卢克索，需要再坐十四个小时的车。
在开罗，几乎没有人赞成我们坐吉普去卢克索。路太远，时间太长，最重要的是，一路上很不安全。
自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几个恐怖分子在卢克索杀害六十四名各国游客，埃及旅游业一败涂地。第二年游客只剩下以往年份的二十分之一，严重打击了埃及的经济收入和国际形象。为此，埃及政府不能不时时严阵以待。
从开罗到卢克索一路，要经过七个农业省，恐怖分子出没的可能极大。因此，去卢克索的绝大多数旅客只坐飞机。万不得已走陆路，不管是谁，都必须由警察保护。
七百多公里的长途，布满了岗楼和碉堡。一路上军容森森、枪支如林，像是在两个交战国的边防线上潜行。
刚离开开罗，就发现我们车队的头尾各出现了一辆警车，上面各坐十余名武装警察，全部枪口都从车壁枪洞里伸出，时时准备射击。
每过一段路都会遇到一个关卡，聚集了很多士兵，重新一辆辆登记车号，然后更换车队头尾的警车。换下来的警车上的士兵属于上一个路段，他们算是完成了任务，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告别。
警车换过几次之后，终于换上装甲车，顶部架着机枪，呼啸而行。
我们在沿途停下来上厕所、吃饭，警察和士兵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让恐怖分子有一丝一毫袭击我们的可能。我环视四周，穿黑军装的是特警部队，穿驼黄色军装的是公安部队，穿白色制服的是旅游警察，每个人都端着型号先进的枪支。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卫护旅游。但一想到法老的后代除了黑黝黝的枪口外别无选择，不禁心里一酸。其实，人家只想让异邦人士花点钱来看看祖先的坟墓和老庙罢了。
埃及朋友说，他们天天如此，而且对任何一批走陆路的外国旅游者都是如此。埃及百分之九十四是大沙漠，像样一点的地方就是沿尼罗河一长溜，而我们经过的一路正是这一长溜的大部分。因此，这样的武装方式几乎罩住了全国的主要部位，牵连着整个民族的神经。
任何杰出的文明不仅会使自己遭灾，还会给后代引祸，直到千年之后。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装甲车的呼啸声中深深一叹。
妻子在一旁说：“难得那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目光都那么纯净。”
正说着，车队突然停住，士兵们端着枪前后奔跑，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那位在安徽师范大学进修过的埃及青年王大力今天也被我们请来同行，他的老家到了，叔叔还住在这里，想看一看。这把武装警察们忙坏了，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五辆吉普车一拐就进了村，再加上装甲车、后卫车和那么多武装人员，从车上下来的又都是外国人，我说，村民会以为王大力当选了总统。
这个村其实全是王大力的本家，他叔叔有两个妻子，十三个孩子，再加上稍稍远一点的亲戚，总数不在三百人之下，全都蜂拥而出，却不知怎么欢迎。
村里好像还有“民团”之类的组织，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大爷一人端着一支猎枪围过来，阿拉伯长袍裹着他们硕大而衰老的身躯，白色的胡须与枪一配，有一种莫名的庄严。
警察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可能真会发生什么事，不断呼喊我们上路。装甲车、吉普车队浩浩荡荡又开动了。
此时夜色已深，撒哈拉大沙漠的风，有点凉意。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埃及南部，卢克索（Luxor）的Emilio旅馆
碧血黄沙
昨天从清晨到深夜，在装甲车的卫护下穿越的七个省都是农村。这么长的路途，只见过一家水泥厂，店铺也极少，真是千里土色、万古苍原。
当然也毋庸讳言，一路是无法掩饰的贫困。
今天一早，妻子被一种声音惊醒，仔细一听，判断是马蹄走在石路上，便起床撩窗帘，但只看了一眼就逃回来说：“街上空无一人，就像一下子闯进古代，有点怕人。”
卢克索的街市渐渐热闹起来了。我们所在的尼罗河东岸，在古代就被看作生活区，而西岸则是神灵和亡灵的世界，连活人也保持古朴生态。我们想去的地方，当然首选西岸，于是渡河。
先去哈特谢普索特（Hotshepsut）女王祀殿。它坐落在一个半环形山岙的底部，面对着尼罗河谷地。山岙与它全呈麦黄色，而远处的尼罗河谷地则蓝雾朦胧。用中国眼光一看，风水极佳。
女王是稀世美人，这在祀殿的凸刻壁画中一眼就可看出。然而为了表现出她的强劲威武，壁画又尽量让她靠近男性。
整个建筑分三层，一层比一层推进，到第三层已掘进到山壁里去了。每一层都以二十九个方正的石柱横向排开，中间有一个宽阔的坡道上下连接，既干净利落又气势恢宏，远远看去，极像一座构思新颖的现代建筑。
其实它屹立在此已经三千三百多年，当时的总建筑师叫森姆特，据说深深地爱恋着女王，把所有的爱都灌注到设计中了。女王对他的回报，是允许他死后可进帝王谷，这在当时是一个极高的待遇。今天看来，不管什么原因，这位建筑师有理由名垂千古，因为真正使这个地方游客如云的，不是女王，是他。
女王殿门口的广场，正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恐怖分子射杀大量游客的地方。歹徒们是从殿左的山坡上冲下来的，武器藏在白色的阿拉伯长袍底下，撩起就射击，刹那间一片碧血黄沙。今天，我们的五辆吉普车特地整齐地排列在当年游客倒下最多的地方，作为祭奠。
我抬头仰望殿左山坡，寻找歹徒们可能藏身的地方。只见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半山快速攀登，仔细一看，竟是妻子。我连忙跟着爬上去，气喘吁吁地在半山腰里见到几个山洞，现在都围着铁丝网。转身俯视，广场上游客的聚散流动果然一清二楚。
许戈辉顺便问了广场边的一个摊贩老板生意如何，老板抱怨说：“自从那个事件之后生意不好，你们日本人有钱，买一点吧。”许戈辉连忙纠正，而且绝不讨价还价地买下了一条大头巾，裹在头上飘然而行。
接下来是去帝王谷，钻到一个个洞口里边去看历代帝王的陵墓。
陵墓中的雕刻壁画很值得一看。例如，有一幅壁画描绘一位帝王死后脱下冠冕，穿着凉鞋去拜见鹰头神，并交出了自己的权杖。接下来的一幅是，神接纳了他，于是他也可以像神一样赤脚不穿凉鞋了。手无权杖脚无鞋，他立即显得那么自如。看到这儿我笑了，他已经靠近中国的老庄哲学，却比老庄天真。
记得曾有一位历史学家断言，卢克索地区一度曾是地球上最豪华的首都所在。说“一度”，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把埃及历史划定为五千年，那么，起初的三千多年可说是法老时代，中心先在孟菲斯，后在底比斯，即现在的卢克索；接下来的一千年可说是希腊罗马化时代，中心在亚历山大港；最后一千年可说是阿拉伯时代，中心在开罗。
中心的转移，大多与外族入侵有关，而每次入侵的最大成果往往是混血。因此，不同的城市居住着不同的混血群落，纯粹的古埃及血统很难再找到了。现在的埃及人，只要问他来自何处，大体可猜测他的血统渊源。
卢克索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法老文明，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零星遗留罢了。遗留在血统之外，遗留在山石之间。
埃及的古文明，基本上已经遗失。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卢克索（Luxor）的Emilio旅馆
他们老泪纵横
卢克索的第一胜迹是尼罗河东岸的太阳神庙。许多国际旅客千辛万苦赶到这里，只为看它。
烈日下成排的公羊石雕、让人晕眩的石柱阵、石柱阵顶端神秘的落石……过去在电影中多次见过，现在就出现在眼前。
任何一个石柱只要单独出现在世界某个地方，都会成为万人瞻仰的擎天柱。我们试了一下，需要有十二个人伸直双手拉在一起，才能把一个柱子围住。而这样的柱子，在这里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森林。
每个石柱上都刻满了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与中国的象形文字全然不同，都是一个个具体物象，鸟、虫、鱼、人，十分写实。但把这些人人都能辨识的图像连在一起，却谁也不知意义。这是一种把世间万物召唤在一起进行神秘吟唱的话语系统，古埃及人驱使这种话语系统爬上石柱，试图与上天沟通。
世间实在有太多的疑难、太多的敬畏需要向上天呈送，于是立了一柱又一柱。与它们相比，希腊、罗马的那些廊柱都嫌小了，更不待说中国的殿柱、庙柱。
史载，三千多年前，每一个法老上任，都要到太阳神庙来朝拜，然后毕其一生，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拓建。如此代代相续，太阳神庙的修建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
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修建过程这么长，前期和晚期却没有明显区别，中间似乎并未出现过破旧立新式的大进化。
这正反映了埃及古文明的整体风貌：一来就成熟，临走还是它。这种不让我们了解生长过程的机体，让人害怕。
下午在尼罗河荡舟，许戈辉来回凝视着两岸的古迹问我：再过一千年，我们今天的文明也会有人来如此瞻仰吗？我说很难，除非遭遇巨大灾祸。
今天文明的最高原则是方便，使天下的一切变得易于把握和理解。这种方便原则与伟大原则处处相背，人类不可能为了伟大而舍弃方便。因此，这些古迹的魅力，永远不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
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和古迹就会遇到双向的悲怆：人类因无所敬仰而浅薄，古迹则因身后空虚而孤单。
忽然想起昨天傍晚离开帝王谷时在田野中见到的两尊塑像。高大而破残地坐着，高大得让人自卑，破残得面目全非，就像实在累坏了的老祖父，累得已经抽空了肌肤，而坐的姿势还保持着端庄。
它们身后早已空空荡荡。只有它们，留下了有关当时世界上最豪华都城底比斯的记忆。
我似乎听到两尊石像在喃喃而语：“他们都走了……”
据说这两尊石像雕的是一个人，阿蒙霍特帕（Amonhotep）四世，但欧洲人却把它们叫做门农（Memnon）。门农在每天日出时分会说话，近似竖琴和琵琶弦断的声音。说话时，眼中还会涌出泪滴。后来罗马人前来整修了一次，门农就不再说话，只会流泪。
专家们说，石像发音是因为风入洞穴，每天流泪是露水所积。一修，把洞穴堵住了，也就没有声音了。
不管怎么解释，只会流泪，不再说话的巨大石像，非常感人。
它们见过太多，因此老泪纵横，不再说什么。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夜宿卢克索Emilio旅馆
封存的法老人
古埃及的生态遗迹，在卢克索被较多地保存。我把这种保存称之为“封存”。
“封存”的第一原因是迁移。如果埃及的重心不迁移到亚历山大和开罗，而是继续保持于卢克索，那么，此地的古迹必然随着历史的进程改变自己的身份。越受新的统治者重视，情况就越糟糕。一次次的刷新，很可能是最根本的破坏。幸好重心迁移了，这里变成了边缘地带，反而有了“封存”的可能。
“封存”的第二原因是墓葬。卢克索的多数遗迹在地下，虽然历来受到盗墓者的不断洗劫，但盗墓者毕竟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洞穴，更不会改变墓道、浮雕、壁画。因此，墓葬中的保存总要比地上保存得好。这也使近几百年的考古学家们每次都有巨大收获。
“封存”的第三原因是气候。尼罗河流域紧靠撒哈拉大沙漠，气候干燥，却又不暴热，一遇阴影便凉爽宜人，简直不知霉蚀为何物。以我所见，除了内外浩劫外，霉蚀是文物保存的最大敌人，例如中国南方很难保存远年遗迹，就与气候有关。
“封存”的第四原因是材料。埃及的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石灰石、花岗石、雪花石铺天盖地，巨大、坚致、光洁，历千年而不颓弛。相比之下，中国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保存的时间就要短得多。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我在尼罗河西岸又看到了另一个更有趣的“封存”现象，那就是遗民。
西岸墓葬群周围生活着一批法老的后代，他们拒绝远地嫁娶，血缘稳定，生活简朴，思维单纯。据人类学家说，他们的外貌、身材还余留着法老时代的诸多特征，因此可称之为“法老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仍然从事着手工刻石，许多古庙的修复都与他们有关。不妨说，这批遗民自己首先被封存了，然后再由他们来封存遗迹。
他们近一千年来也信奉了伊斯兰教，往常可以听到西岸草树丛中传来浑厚的礼拜声。我曾经久久地看着工作时的他们。高瘦的个子，黝黑的脸，鼻子尖尖，满脸满手都是磨石的粉尘，他们使自己也成了古代雕塑。
我想，当年筑造金字塔的工匠，也是这样的吧？
突然，两具“雕塑”向我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用英文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拍照。”
我立即蹲在他们中间拍了照，他们又捡了两块漂亮的雪花石送给我。我想这应该付点钱，但他们拒绝了，其中年轻的一位腼腆地说：“如果有那种中国小礼物……”
他指的是清凉油。这种东西在中国到处都有又极其便宜，而在阿拉伯世界却被视为宝贝。即使在官员或警察手中塞上小小一盒，也能使一切逢凶化吉。可惜我事先不知道，没有带。据说，法老的后代不太在乎钱，他们生活圈子狭小，钱的用处也不大。他们喜欢清凉油的气味，一喜欢，又觉得什么病都能治了。
遥远而矜持的法老啊，中国山水草泽间的那一点点植物清香，居然能得到你们后代的如此信任，这真让我高兴。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夜宿卢克索Emilio旅馆
枯萎属于正常
离开卢克索向东，不久就进入了浩瀚的沙漠。这个沙漠叫东部沙漠，又名阿拉伯沙漠。
刚刚还在感叹古代遗迹的恢宏久远，没几步却跨进了杳无人烟的荒原，连个过渡也不给，让我一时显得十分慌张。
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了古代和现代，没有了文明和野蛮，只剩下一种惊讶：原来人类只活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原来我们的历史只是游丝一缕，在赤地荒日的夹缝中飘荡。
眼前的非洲沙漠，积沙并不厚。一切高凸之处其实都是坚石，只不过上面敷了一层沙罢了。但是这些坚石从外面看完全没有棱角，与沙同色，与泥同状，累累团团地起伏着，只在顶部呈现出淡淡的黑褐色，使每一个起伏在色调上显得更加立体，一波波地涌向远处。
远处，除了地平线，什么也没有。
偶尔会出现一个奇迹：在寸草不生的沙砾中突然生出一棵树，亭亭如盖，碧绿无瑕，连一片叶子也没有枯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地下有一条细长的营养管道？但是，即使有也没有用，因为它还必须面对日夜的蒸发和剥夺，抗击骇人的孤独和寂寞。
由此联想，人类的一些文明发祥地也许正像这些树，在千百万个不可能中挣扎出了一个小可能。
有人对各大文明的一一枯萎疑惑不解。其实，不枯萎才是怪异的，而枯萎属于正常。
正这么想着，眼前的景象变了，黄昏开始来到。沙地渐渐蒙上了黯青色，而沙山上的阳光却变得越来越明亮。没过多久，色彩又变，一部分山头变成炉火色，一部分山头变成胭脂色。色块在一点点往顶部缩小，耀眼的成分已经消失，只剩下晚妆般的艳丽。
就在这时，我们走出了沙地丘陵，眼前平漠千顷。暮色已重，远处的层峦叠嶂全都朦胧在一种青紫色的烟霞中。此时天地间已经没有任何杂色，只有同一种色调在变换着光影浓淡。这种惊人的一致，使暮色都变得宏伟无比。
谁料，千顷平漠只让我们看了一会儿，车队蹿进了沙漠谷地，两边危岩高耸，峭拔狰狞。猛一看，就像是走进了烤焦了的黄山和庐山。天火收取了绿草青松、瀑布流云，只剩下赤露的筋骨在这儿堆积。
西天还留下一抹柔柔的淡彩，在山岩背脊上抚摸，而沙漠的明月，已朗朗在天。
我想，这一切都与人类文明没有什么关系。人类所做的，只是悄悄地找了一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小环境，须知几步之外，便是万古沙漠。
文明太不容易，真该好好珍惜。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埃及东部古尔代盖（Hurghada），夜宿Pick Albatros旅馆
荒原沧海
我们现在落脚的地方叫Hurghada，翻翻随身带的世界地图册，找不到。只是由于昨天晚上在沙漠里行车，突然看到眼前一片大海，就停了下来。今天早晨一推窗，涌进满屋子清凉。
是红海？
果然是红海。沙漠与海水直接碰撞，中间没有任何泥滩，于是这里出现了真正的纯净。以水洗沙，以沙滤水，多少万年下来，不再留下一丝污痕。
由于实在太纯净了，海面蓝色的深浅正恰反映了海底的深浅。浅海处，一眼可见色彩斑斓的珊瑚礁，还有比珊瑚更艳丽的鱼群。海底也有峡谷，只见珊瑚礁猛地滑落于海底悬崖之下，当然也滑出了我们的视线。
那儿有多深？不知道，只见深渊上方飘动着灰色的沙雾，就像险峰顶端的云雾。
再往前又出现了高坡，海底生物的杂陈比人间最奢华的百花园还要光鲜，阳光透过水波摇曳着它们，真说得上姿色无限。
万丈汪洋直逼着百世干涸，纵天游弋紧贴着千古冷漠，竟然早已全部安排妥当，不需要人类指点。甚至，根本没有留出人的地位。
是的，以沙漠和大海的眼光，几千年来人类能有多少发展？尽管我们自以为热火朝天。
正想着，早已被夜幕笼罩着的海域间，影影绰绰走出几个水淋淋的人来，脚步踉跄、相扶相持、由小而大。刚要惊叹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连最大的一个也没有超过十岁。他们是去游泳了？捕鱼了？采贝了？不知道，反正是划破夜色踩海而来。
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人类与自然厮磨的极致标志。他们一家很快进了自己的小木屋，不久，连灯光也熄灭了。于是海边不再有其他光亮。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埃及东部古尔代盖，夜宿Pick Albatros旅馆
西眺的终点
这些天，我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的西岸边站立，想着一个问题：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
首先想到的是一千九百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转站。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他们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才返回。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从波斯湾向西再走过一些国家，还会遇到一个大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其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大帝国，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后汉书》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入了北非。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代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宏伟壮观，一扫中国传统史学的平庸思维，我很喜欢。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对的。十九世纪之后中国不得不与外部世界碰撞，首先碰撞到的也是亚洲之外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古代的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显然缺少交往。对于这件事，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很难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入。
两个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之间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这就像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后来平和相处的基础。
不被过度热情或过度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大气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开罗，夜宿Les 3 Pyamides旅馆
蚀骨的冷
埃及的一些朋友听说我们的历险考察只开了个头，离开埃及后还要进入中东、南亚、中亚等危险地区，吓了一大跳，执意要为我们壮行。昨天傍晚，在金字塔前举行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隆重仪式。他们觉得，我们这批人今后的命运必定是“九死一生”。
告别仪式后，我们在他们军队的监视下，穿越了苏伊士运河底下的隧道。
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和红海连到了一起，其实也就是把大西洋和印度洋连到了一起，在世界航运业有重要地位。埃及除了古迹之外，现代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这条运河和阿斯旺水坝，当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我曾在两位外交官写的书上读到过苏伊士地区一位诗人的诗句：
埃及，我的祖国，
你留下的太少，
失去的太多。
我是你的儿子，
要把你的心愿化作战歌。
诚恳而朴实的句子，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古代的失落和现代的失落毕竟是有情感联系的。世界上的许多纷争，除了现实利益外还有历史荣誉。一些文明古国即使口中不说，心里却十分在乎。
过河之后便是西奈半岛，这已经是亚洲的地面了。这个半岛也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九五六年被以色列占领，一九七三年埃及又试图夺回，几经拉锯终于归还了埃及。记得一九七三年那次战争，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对岸筑造的防线花了两亿多美元，加上运河的天然障碍，真说得上“固若金汤”，谁料埃及军队想出了用高压水龙头冲刷的绝招，防线土崩瓦解，听起来很是过瘾。
我们吃过午饭就开始在西奈半岛上穿行，直到晚上九时半才到达半岛南部的圣卡瑟琳镇住宿，走了四百七十公里。
这个半岛对埃及来说可称是国防前线，因此军营很多，但除此之外就人烟寥寥，整整几个小时我们几乎没见过一个人。岗楼上有机枪伸头，却见不到哨兵的脸。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小镇，不仅街上没人，而且连所有的楼房窗口也见不到一个人。偶尔见到一两个阳台上晾有衣服，才有人住的痕迹，但也可能晾了半年多了，主人没有回来。在这样的土地上行走，心里确实发毛。
月光下的沙漠有一种奇异的震撼力，背光处黑如静海，面光处一派灰银，却有一种蚀骨的冷。这种冷与温度无关，而是指光色和状态，因此更让人不寒而栗。这就像，一方坚冰之冷尚能感知，而一副冷眼冷脸，叫人怎么面对？
灼热的金字塔，竟由这么一片辽阔的冷土在前方卫护着。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埃及西奈半岛，夜宿EI Wady EI Mouguduss旅馆
海已枯而石未烂
在宗教的磨练期，荒凉是一个必需条件。在希伯来的宗教文化史上，有一个《出埃及记》的记载，说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在埃及逃荒的希伯来人不甘心被奴役而出走的壮举。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渡红海出埃及，来到的就是西奈半岛。
他们为了自立而选择荒漠，在西奈沙漠里整整流浪了四十年。最后来到西奈山下落脚，耶和华在那里授予摩西十条戒律，于是犹太教正式诞生。这说起来，也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
再往后推一千多年，公元二世纪，各地的基督教徒为了逃避朝廷迫害也聚集到西奈山下，在这难于生存的环境中，淬炼信仰。
西奈山荒凉到什么程度？
好像被猛烈的海啸冲刷过，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海水，只剩下石天石地。或者，根本不是什么海啸，它原来就是海底，而海水不知突然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海已枯而石未烂。
圣卡瑟琳修道院是非去不可的。它静静地安踞在西奈山的万丈峭壁下，近似一个石砌的小城堡。门道很小，有两层铁钉裹皮的门。一进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紧凑而神圣的小天地。
教堂的门是公元六世纪的原物，没有动过。从教堂出来一拐，又看到了摩西坐过的井台和他与耶和华谈话的地方。与世界上其他教堂和修道院不同的是，这里处处直现出一千多年前的原始，歪斜而坚牢，简陋而光滑。
公元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十六岁的贵族女儿信奉基督，当时的罗马总督逼她改信罗马拜神教，还派来五十位学者与她辩论。结果，五十位学者全部被她说服，皈依了基督，连总督的妻子也追随了她。总督大怒，将她杀害，这位殉教的少女就叫卡瑟琳。世界上以她名字命名的教堂和修道院有好几座，而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一座，公认为最老，也最有地位。
修道院里还有一个仅次于梵蒂冈的基督教真本图书馆。它曾经拥有一部公元四世纪的羊皮卷本《圣经》，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十九世纪曾被一名德国学者借去，没想到这名学者四年后就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获利十万英镑。我对文化盗贼分外敏感，觉得这个名为学者的人实在不是东西，估计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还会对修道院进行诬陷。修道院身处荒远，无以发言，只把他当年写的那张借据保留着，直到永远。
圣洁总会遇到卑劣，而卑劣又总是振振有词，千古皆然。
任何一个光明正大的宗教都拒绝卑劣，因此宗教和宗教之间必有对话的可能。这个修道院不仅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遗迹，也保留着伊斯兰教的圆顶，几乎是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奈半岛，下午赴以色列，夜宿埃拉特（Eilat）的Marinaclub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