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从来都不会变黑。总有光线会从门、窗户、台灯、走廊照进你的眼睛，尤其是在你最需要黑暗的时候。不管她怎样闭紧眼睛，也无济于事，她一紧张就睡不好。按铃就在她的右手边。她把拇指放在上面，但并没有摁下去。神父坐过的椅子已经空了。她又闭上了眼睛。她努力地想睡觉，但要么光线太亮，要么就是太吵——有病人按铃的响声，有病友的鼾声，有远处开门关门的声音，还有走廊上来来回回的脚步声。有些声音很有意思，让她好奇，比如钢铁的撞击声，或是收到短信的提示声。有些声音则让她反胃，比如老人的叫喊声、吐痰声、放屁声、呕吐声。她盼望着早晨到来，光线和病房里的喧闹似乎能够把最难听的声音吸收掉。她每天都忘了要耳塞，但又不想打扰值夜班的工作人员。
失眠使她的痛感更明显了，尽管有止疼药。疼痛一直反射到她的双脚。过几天她就要做手术了。她需要一个新的臀关节，她的关节摔断了。护士告诉她螺钉的尺寸时，她不禁颤抖了一下，那个螺钉得植入她的骨骼，帮她重新动起来。直到那一天，她都只能躺着，尽管医院的理疗师天天都来帮她理疗，做各种轻微的动作，但除了给她带来疼痛，似乎并没什么作用。如果神父能尽快把她的电脑带来就好了。她不敢奢望，没准神父早就忘了。等她终于睡着，这些想法也慢慢消失了。
等她醒来，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窗台上站着一只小鸟，灰色的羽毛里夹杂着一点儿黄色。可能是山雀？又或许只是普通的麻雀？她不太记得哪一种是黄色了。小鸟拍了拍羽毛，又使劲挠了挠肚子，想找出烦人的小虫。她看着小鸟，想起了在家时总看见的那只松鼠。
P.艾莉奥诺拉·佩斯托娃
诺拉，我好久没想起她了。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一样。她被所有人仰视，所有人都想像她那样，连我都想。她很坚强。
我仍然很想家。当然，不止我一个人。晚上，普森街上的这座公寓里经常能传出星星点点的抽泣声，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则会耐心地把在冰柜里冻过的玻璃罐放在眼睛下方，以此减轻浮肿。然后，会有人帮我们化上妆，再去百货商店里当模特，向富太太们假意微笑。我们笑得太久，有时到家后脸颊上的肌肉都会疼。
强烈期盼中的人们有时会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的眼睛逐渐失去神采，失去发现身边的美的能力。我只能回忆过去，把自己回不去的一切都美化了。
但我们忍着，我们很穷，机遇促使我们向前。我们闭紧嘴巴，忍受衣服后背的别针和发型带来的疼痛。但诺拉不一样，她总是微笑着。所以她受欢迎也许就不奇怪了。大家都想跟她一起工作。当我们其他人还在百货商店摆造型假笑时，她已经为香奈儿和《时尚》拍片了。
艾莉奥诺拉·佩斯托娃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连她的姓名都这么美。她一头棕色的短发，有着明亮的蓝眼睛，要是涂上红色的唇膏，她简直就跟白雪公主一模一样。她穿紧身蕾丝束身内衣的形象，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大家追捧的男性化装扮的典范。那时，尽管女性化的款式逐渐问世，但衣服普遍没什么曲线，裙子也都很短。如今的报纸都说年轻人成了时尚的奴隶，其实他们真该看看那时候的时尚！
当我们其他人还得步行去参加活动，并且需要自己确保妆容和发型完美时，诺拉已经有车接送了。我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她挣的则要多得多。她确实也买了漂亮的包和衣服，但她似乎对奢侈品并不感兴趣。晚上，她总是蜷在床上看书。我和她共用的床头柜上放着格斯塔的照片，还有她越堆越高的书。她和我在夫人家时一样，用读书来逃避现实。当她发现我俩有着同样的爱好后，便允许我借她的书来读。读完，我们便一起坐在法式的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聊书里的故事，夜复一夜。每天晚上我们至少要抽十根烟，作为减肥方案的一部分。胖姑娘是找不到工作的，烟——那时候也称作减肥烟——就成了有魔力的良药。尼古丁使我们晕乎乎的，即使不好笑的事也能让我们傻笑。等烟失去作用后，我们便开始喝酒。为了不让舍监发现，我们把酒装在大茶杯里。
多亏有了诺拉和那些开心的夜晚，巴黎在我心中终于慢慢有了生机。我重新开始给格斯塔写信了。我不需要再说谎，我只描述我看到的身边的一切。我还借用很多书里的话，把作家们对巴黎的观点写进自己的信里。到了休息日，我们会去探访书里写过的地方。我们幻想着19世纪，幻想那时的女人们穿的曳地长裙，那时的车水马龙、音乐，还有爱情，幻想大萧条前的世界。
是诺拉给了我第一次为《时尚》拍片的机会。她假装生病，让我去顶替她。当接她的车停在我们的公寓门口时，她笑着把我推了进去。
“站直了。微笑。他们不会发现的。他们需要一个漂亮姑娘，他们确实会等到一个漂亮姑娘。”
车在市郊的一栋大工业楼前停下了。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摄影师那拗口的名字：克劳德·利瓦伊。跟诺拉说的一样，他冲我点点头，指着一张椅子，让我坐在那里等候。
我看着助理们抱来各种各样的衣服，给木头模特穿上。克劳德不时过去，和《时尚》的编辑一起研究。他们选了4套，都是粉色系的。助理们又拿出一堆项链，长的、红的，还有玻璃珠做成的。然后他们转向我，把我从头看到脚。
“她看上去不太一样。”
“她不是深色肤色吗？”
“她很漂亮，金发姑娘更好。”编辑点点头。然后他们又转过去，仿佛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并不存在，仿佛我也只是这个房间里木头模特中的一个。
我一直在那儿坐着，直到有一个人让我挪到另一张椅子上。到了那儿，有人把我的指甲涂成了红色，为我化上妆，帮我把头发卷好，喷上定型水。定型水让头发变得又硬又重，我不得不伸直脖子，头也不敢乱动。我不能把精心打造的发型弄乱。
相机就在屋子中央的一个木质三脚架上，就像是一个小黑盒子装上了可折叠的皮质镜头。克劳德转来转去，前后左右地移动相机的位置，寻找合适的角度。我躺在椅子上，一只胳膊搭在靠背上。有人帮我整理服装，有人帮我整理项链，还有人给我的鼻子补妆。
克劳德发令了：“头别动！把手向右转一毫米！裙子皱了！”等他终于准备拍照时，我得纹丝不动，直到快门摁下。
故事到这里本可以结束了，一个漂亮的封面上印着一位穿着粉色裙子的金发美女。
但是并没有结束。
我们给杂志拍完照后，克劳德走了过来，他让我再摆一个姿势，再拍一张。一张艺术照，他说。我还穿着那条裙子，化妆师已经收起了化妆品，发型师收起了梳子和瓶瓶罐罐，服装师收好了服装，编辑也收好了自己的东西。最后，当他让我躺在地上时，房间里已经空了。他把我的头发像扇子一样散开，用别针把小片的桦树叶别在头发里。我自豪地躺在那里，为自己得到他的邀请而感到骄傲，这是他对我的认可。他向我俯下身，摆好三脚架，双手握住相机。他让我把嘴唇分开，我照做了。他让我用充满欲望的眼神看镜头，我照做了。他又让我用舌尖舔上唇，我犹豫了。
这时，他移开了相机，抓住我的手腕，用力把它们摁在我的头顶上方。他的脸离我很近，他吻了我，还强行把舌头伸到我的牙齿中间。我咬紧下巴，双腿拼命挣扎，但我的头发被别针固定在地板上。我闭上眼睛，做好会很疼的准备，使劲挣脱了。我的头猛地撞上了他的头，他按住自己的前额，狠狠地骂了一句。我抓住机会，拔腿就跑，一直跑出大门。我光着脚，没来得及拿自己的东西和衣服，还穿着拍照的裙子。他在我身后骂：“荡妇！”他的话在楼间回响：“妓女！”
我跑啊跑，穿过了那片工业区。我的脚被玻璃碴和石子划伤了，脚底在流血，但我没有停。肾上腺素让我一直跑下去，直到感觉安全为止。
但我完全迷路了。我坐在一座石墙上，粉色的裙子已经被汗水浸湿，面料贴在皮肤上，凉冰冰的。衣着光鲜的巴黎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把流血的双脚贴在墙面上，怕被他们看到。没人停下来。没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天黑了，我还在那里。
天又亮了，我仍然在那里。
我终于缓慢而又艰难地走进一个院子，偷了一辆自行车，这时我的脚已经不再流血了。那是一辆没有上锁的、生了锈的男式自行车。从在斯德哥尔摩的童年到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骑过车了。即使小时候我也很少骑，只有在邮递员送完信时，他会让我们这些孩子骑一会儿。我晃晃悠悠地骑过一条条街道，看到红色的太阳升起，人们醒来。我闻到烤面包炉和木头炉灶点火的香气，我尝到自己的鼻涕和汗水的咸味。街道越来越熟悉了，我终于看到诺拉从欧特伊街地铁站的长椅上跳起来，朝我跑过来。她看到我便哭出声来。我已经累得浑身发抖。我们在人行道上坐下，像平时那样靠在一起。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一边抽，一边耐心地听我跟她讲发生了什么事。
“我保证，我们再也不为克劳德工作了。”她一边说，一边头靠着我的头。
“我们再也不为他工作了。”我吸着鼻子。
“是不是《时尚》都无所谓。”
“对，是不是《时尚》都无所谓。”
但是有所谓。那不是诺拉最后一次为克劳德工作，也不是我的最后一次。那就是模特的生活，我们没法质疑这一点。一份好工作就是生活的保障，我们没有说“不”的选择。但我确保自己再也不单独和他在一起了。
N.格斯塔·尼尔森
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周，脚上缠了厚厚的绷带。房间里满是脓水和病恹的臭气。庞萨德先生气坏了，因为我在百货商店的工作没人顶替。他每天都来看我，如果发现我没什么好转，就自言自语地抱怨。我一直没敢告诉他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根本不敢。
有一天，我收到了格斯塔的信。只有一行，用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写在信纸中央：
我很快就要来了！
很快？很快是什么时候？可能要见到他的想法让我充满了期待，我真希望自己能和他一起在这个我开始称为家的城市里漫步，看看他的巴黎，再带他看看我的巴黎。我每天都等着他，但他一直没有来。我也没有收到别的来解释或是告诉我抵达的时间的信。
我的脚很快就好了，我又能走路了。但格斯塔杳无音信。我每天到家时都会期盼地问舍监有没有访客，有没有电话或是来信。但回答总是没有。我还记得她每次回答时歪着嘴的嘲笑。
诺拉和我都讨厌舍监，就和她讨厌我们一样。当我回想这一切时，我甚至都想不起她的名字。我都怀疑自己知不知道她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她就是个女管家。或者，当她听不到时，我们称她为“醋”。
几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格斯塔的信：
亲爱的多莉丝：
斯德哥尔摩的形势很不好。或许我挚爱的巴黎也一样？失业率很高，人们开始省钱，不再买艺术品了。我卖的三幅画都没有收回钱。我连买牛奶的钱都没有了。我没办法，只能用画来换食物。所以现在去巴黎成了奢望。亲爱的多莉丝，我又不能去看你了。我只能待在这儿，巴斯图街25号。我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机会离开这儿。我继续梦想着见到你的那一天。
好好生活！让世界惊艳！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的朋友，
格斯塔
这封信现在就在我手里，我一直留着它。詹妮，请不要扔掉我的信。如果你不想要这个铁盒，就把它和我埋在一起。
我对格斯塔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他的脸，听到他的声音。我想念在夫人家打扫房间的夜晚里跟我说话的那个人，那个对我的头脑感兴趣、问我很多问题的人。
那个杰出的男人和他奇怪的画，还有他试图隐藏的男朋友们，成了一个幻想，成了我回忆过去的纽带。他让我感到，不管怎样，还有人牵挂着我。
但他的来信越来越少了，我给他写的信也少了。孤单的夜晚，诺拉和我不再读书，而是开始参加奢华的派对，和那些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的有钱的年轻男人在一起。
P.艾莉奥诺拉·佩斯托娃
每天，我们看着自己的脸被化上妆，头发被卷好，穿上漂亮的衣服，面貌一新。那时的妆容和现在完全不同：厚厚的一层又一层涂或扑在脸上，眼线又粗又黑。原本的皱纹和轮廓被掩盖，连脸型都变了，眼睛也变得又大又闪。
美貌是最有用的工具，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一点。我们化着妆，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得笔直，享受着美貌的力量。人们愿意听漂亮的人说话，钦慕漂亮的人。后来，当我的皮肤突然失去弹性，头发开始花白时，这一切变得如此真切。当我走过一个房间，不再有人看我。对每个人来说，那一天都会到来。
在巴黎时，美貌支撑着我的生活。我们逐渐成熟，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也更加善于利用美貌带来的力量。我们更加自信了。我们是独立的女人了，可以自食其力，甚至可以买一点奢侈品了。晚上，我们喜欢从公寓出来，去那些文人和有钱人听爵士乐放松的地方。我们也自娱自乐。
我们到哪儿都很受欢迎。但吸引诺拉的并不是派对，而是香槟。我们从来都不会孤单，手里总是举着香槟。我们一起到那儿，但常常很快就会分开。诺拉会留在吧台，而我则去跳舞。她更喜欢和为她买酒的男人聊天。她读了很多书，能够谈论艺术、书籍，还有政治。如果男人们不再为她买酒，她就不再说话。然后她就会来找我，悄悄拉我的衣角，我们就高高地昂着头离开，侍者都来不及发现没人付昂贵的酒钱。
舍监早就消失了。我们已经是成年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本应照顾好自己。我们夜里很晚才回家，有时还带回一两个倾慕者，这时，邻居们总是投来鄙夷的目光。我们年轻，我们自由，但我们想找真正的男人。那时人们就是这样。用诺拉的话说，要找善良、英俊又有钱的男人，能把我们从周遭的虚假和肤浅中带走的人，能给我们安全感的人。我们的选择很多。那些男人手里拿着帽子，把花藏在身后，来我们的公寓看我们，请我们去巴黎的某家咖啡馆喝咖啡；有的甚至单膝跪下向我们求婚。但我们总是拒绝：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可能是他们的谈吐，也可能是衣着，还可能是笑容或是体味。诺拉要找的是完美而不是爱情，她始终坚持这一点。她不想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贫穷生活。但我意识到，其实她有儿时的心上人。当她把新收到的来信和衣橱里那堆没有拆封的信放在一起时，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悲伤。事实证明，即使是她，在爱情面前也会失去理智。
每次门铃响，诺拉总是让别人去开门，这样如果来人找的是她，她就可以从远处决定见不见。如果她不出来，我们就会说她不在。一天晚上，我去开门。面前的这个男人有着善良的棕色眼睛，短短的黑胡子，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西装。他摘下帽子，摸着自己粗糙的平头，疲惫地冲我点头。他看上去就像意外闯进了城市的农民。他手里拿着一朵芍药，他说了她的名字，我摇摇头说：“她不在家。”
但他并没有说话，他的眼睛盯着我的身后。我转过身去，艾莉奥诺拉就站在那儿。他们之间的能量仿佛建成了一座桥。他们开始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讲话。最后，她扑进他的怀里，哭了。
第二天，他们就走了。
P.艾莉奥诺拉·佩斯托娃【划掉】 已逝
诺拉一走，我的生活就变得空荡荡的。没人跟我一起开怀大笑，也没人拉着我一起走进巴黎的夜晚了。我重新开始与书为伴，不过现在我自己也买得起书了。休息的时候，我就带着书去公园，在阳光下看书。我读现代作家的书：格特鲁德·斯泰因、欧内斯特·海明威、埃兹拉·庞德，还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们将我带离了曾经和诺拉一起度过的光鲜亮丽的日子。在树和鸟儿之间，我更开心，也更平静。有时，我会带一小包面包屑，把它们撒在长椅上，小鸟就会过来陪伴我。有些鸟不怕人，会直接吃我手里的面包屑。
他们离开时，她给我留下了地址。开始，我给她写很长的信，我想念有她做伴的日子。但我从没收到过回信。我幻想着她在干什么，她的每一天，还有她和那个棕色眼睛的男人在一起的生活。我不知道她对他的爱是否足够弥补她所放弃的富有、奢华，还有众多的追求者。
一天夜里，有人敲门。我开门时几乎认不出她。她的脸晒黑了，头发也脏兮兮的。她看到我惊恐的表情，摇摇头，把我推开。我还没有发问，她已经轻声回答：
“我不想说。”
我拥抱了她。我想知道的太多了。诺拉的漂亮脸蛋已经浮肿，围在身上的披肩也遮不住她的肚子。我感到她的肚子凸出来，顶着我。
“你怀孕了！”我退后一步，用手去摸她的肚子。
她颤抖了一下，把我的手推开，又摇摇头，把披肩裹得更紧了。
“我得重新开始工作了。我们需要钱。今年的收成不好，我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
“可是你这样没法工作啊。庞萨德先生看到一定会生气的。”我惊讶地说。
“求求你，别告诉他。”她小声说。
“亲爱的，不需要我说。这太明显了，根本瞒不住。”
“我真不应该跟他走！”她哭了起来。
“你爱他吗？”
她顿了一下，但又点点头。
“我保证，我会帮你。你可以在这儿住几天，然后我帮你回家。”我说，“回到他身边。”
“那儿的生活太艰苦了。”她抽泣着。
“你生下孩子后还可以回来。一切都还在这里！你仍然会拥有你的美貌，你还可以继续工作。”
“我必须重新工作。”她轻声说。
那晚，她在我的床上睡着了。我们紧紧地躺在一起，我能从她的呼吸中闻到轻微的酒味。我悄悄爬下床，厚着脸皮翻了她的包。我在包底找到一个酒瓶，拧开闻了一下。诺拉已经不喝香槟了，而是换成了便宜的白酒。虽然派对已经结束，但她还在喝酒。
她躲着庞萨德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们亲密地聊天，在巴黎漫步。一周以后，她回去了。我轻抚着她圆圆的肚子，在站台跟她告别。短短几个月，坚强美丽的诺拉已经变成了过去的影子。列车开动前，她探出车窗，把一个小小的金色陶瓷天使放在我手里。她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挥手。我追着火车跑，但车速越来越快，我追不上了。我大声喊，让她给我写信，告诉我关于孩子的一切。她照做了，我不时会收到她的来信。她跟我讲女儿玛格丽特的事，还有农场的艰苦劳作，还有她对巴黎和往昔生活的思念。但是，几年以后，信越来越少了，最后我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是用蹩脚的法语写的：“艾莉奥诺拉死了。”
至于她为什么死，我从未收到任何解释。或许是因为酗酒，或许是因为第二个孩子，或许只是因为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从那天起，每当我看到天使，都会想起她。所有的天使都让我想起她放进我手心的那个小小的、金色的天使。我缓慢地把地址簿里她的名字划掉，用金色的墨水写下“已逝”两个字。那两个字就像太阳，就像金子一样。
S.阿兰·史密斯
你还记得我项链盒里的那个男人吗，詹妮？你上次来时在抽屉里发现的那个？
一天，他出现在公园里。我正坐在菩提树下的长椅上，明亮的阳光从树叶和树枝间照下来，照在书的白色页面上。突然，来了一个影子，我抬起头，正对上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在笑。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他当时穿的衣服：皱巴巴的白衬衫，红色的毛衣，米色的裤子。没有西装，没有硬邦邦的领子，也没有带着金扣的腰带——没有显示财富的外在标志。但他有着光滑的皮肤，他的嘴唇漂亮极了，让我忍不住想上前吻他。那种感觉很奇怪。他试探地看看我身边的空座，我点点头，他便坐下了。我努力想继续看书，但心思完全在我们俩之间所跳动的能量上。他的味道，闻起来好清新。那味道仿佛钻进了我的灵魂。
“我本想去走走。”他把双脚抬起来，给我看他已经磨破的帆布鞋，似乎是想解释。我对着书笑了。我们听着树梢在微风中的沙沙声，还有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他转过头来看我，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这位女士愿不愿意陪我走一会儿呢？”
只犹豫了片刻，我便答应了。于是，那天下午我们一直散步到太阳落山。世界仿佛静止了，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我和他。从我们并肩迈开第一步开始，就很明了了。他在我的门口跟我吻别。他用手捧着我的头，我们靠得很近，仿佛已经融为一体。他的嘴唇很软，很温暖。他的鼻子贴着我的脸颊，深吸了一口气。他紧紧抱着我，抱了很久，还轻轻在我耳边说：“明天，老时间、老地方见。”然后他快速后退了几步，把我上下看了一遍，飞了个吻，便消失在温暖的夜色里。
他叫阿兰·史密斯，是美国人，但他有亲戚在巴黎，所以过来探亲。他满腔热情，雄心勃勃，他正在上学，想成为建筑师，梦想着能够改变世界，重建城市的轮廓。
“巴黎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们需要加入一些现代元素，一些小而实用的东西。”
我崇拜地听着，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他谈论建筑，谈论激动人心的新材料以及如何能将它们投入使用；他也谈论人类的生活方式，还有未来我们可能会怎样生活：男女都可以上班，家里不再需要女仆。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充满了激情，当他想表达某个观点时，就会跳到公园的长椅上，做着夸张的手势。我心里想，他一定是疯了，但同时，我又钦慕他的活力。接着，他便双手捧起我的脸，把柔软的唇贴在我的唇上。他有阳光的味道。他嘴唇的温度传递给我，一直蔓延到我的全身。他让我感到异常平静，我跟他在一起时，感觉自己的呼吸更平和，身体也更轻盈了。我真想永远留在他的臂弯里。
彼时，我和那个穿着破旧运动鞋的男人一起漫步在温暖春日的法国公园里，金钱、地位，还有未来，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