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作战部队的进攻提供突然性，并造成敌人的不意与张皇失措，孙武主张“以火佐攻”（《孙子兵法·火攻》）。他说：“以火佐攻者明”。孙武把火攻概括为五类：一是火烧敌军人马，二是火烧敌军粮草，三是火烧敌军辎重，四是火烧敌军仓库，五是火烧敌军粮道。火攻的条件是天气干燥，风向适宜。孙武认为，当月亮运行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便会起风。火攻的方法 是里应外合。里应就是从敌人内部放火，外合就是作战部队及时、审慎地乘机发起攻击。
关于孙武突然袭击的主导思想，我认为吴如嵩的分析概括是有道理的。吴如嵩指出：“以优势的兵力，快速的行动，多变的战术，出敌不意的时间、方向、地点，给敌以突然而沉重的打击，以一举打乱敌军指挥和部署，压制敌军士气和战斗力，收到‘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的效果，达到‘威加于敌，故其国可拔，其城可毁’的目的。”（《孙子兵法浅说》第118页）
四、战略防御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孙武侧重于讲进攻，不重视战略防御。其实不然。据刘思起同志统计，“《孙子》中谈及防守问题的就有２１处”（《〈孙子〉的战略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３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形篇》有一段论战略防御的重要文字，抄录如下：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
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胜也。”
用竹书校勘后的上段文字为：
“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
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竹书与传世本的不同之处：一、“守者有余，攻则不足”；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由于这两处之不同，《孙子兵法·形篇》中关于战略防御的思想就更加明晰而深刻了。
当然，《孙子兵法》论述战略防御不仅仅是《形篇》。《虚实篇》：“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也”。《九变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等等。这些论述都是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去论述的。
孙武提出了不少战略防御的原则：
重点防御原则。《孙子兵法·虚实篇》：“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不备者，无不寡。”孙武反对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他同时指出：“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孙武极端重视战略重点的扼守。那么，防御重点如何选择呢？《孙子兵法·地形篇》：“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险形者，我先居之，必高阳以待敌”。
深藏、隐蔽、坚固原则。《孙子兵法·虚实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杜佑注释说：“善守备者，务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得知所攻，言其深密，藏于九地之下”。看来，深藏，隐蔽，坚固，是孙武进行战略防御的又一重要原则。
孙武的战略防御思想中有了积极防御的成份。孙武的防御思想是防中有攻，防御为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最后达到进攻消灭敌人的目的。刘思起同志在《〈孙子〉的战略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3期）一文中将孙武积极防御的思想内容概括为三点，现抄录下来：
1、诱敌深入。作为防御的一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诱过
来，入我彀中，加以消灭，这是常用的积极防御形式。《孙子》提出：“善动
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
善于调动敌人的人，制造假象迷惑前来进攻的敌人，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把
敌人诱入我预设防御阵地之中，我以众兵待机歼敌，这无疑是积极防御的方法。
2、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强大的敌人来攻的时候，一时士气高涨，锐不可当。作为防御的一方，就要先避一下，等敌人锐气减弱、疲劳松懈以后再行反击。这个过程转化了双方的强弱态势，为反击来敌创造条件。《孙子》 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的着名论断。毛泽东说：“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必须看到，《孙子》 所说的“避”，不是消极躲避，更不是逃跑。“避”是手段，“击”才是目的。“避”是为了更好地“击”。因此，“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积极防御的体现。
3、乖其所之。《孙子》说：“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篇》）。《孙子》这里说得明白，画地而守，不是死守，而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用巧妙方法“乖其所之”。何谓“乖其所之”？乖者，背离也。《十一家注孙子》张预解释说：“我为主，敌为客······敌必不敢来与我战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主，即防御者，把来敌的矛头引向他处，使敌人不但不来攻我，反而受我调动，移向他方，这自然也是积极防御的一种好形式。
五、造势
《孙子兵法·计篇》：“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指挥战争的常法，还要凭藉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个变法就是“因利而制权”的“势”。所谓“势”，就是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所谓“权”，本义是秤锤，引申为权变，就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达到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的手段。孙武这一发挥主观能动性而造成的有利于己的态势，被历来的注家称为“造势”。
为了“造势”，孙武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孙子兵法·军争篇》）的战术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孙武列举了十二条战法。这十二条战法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子兵法·计篇》）就是说：能打装着不能打，要打装着不要打。向近处装着向远处，向远处装作向近处。敌人贪利，就引诱他；敌人混乱，就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他；敌人兵力强大，就要避开他。敌将易怒，就激怒他；敌人谨慎，就骄纵他。敌人休整得好，就劳累他；敌人内部团结，就离间他。“诡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示形”的方法，后八法是对八种不同情况的敌人所采取的不同作战方法。“诡道”十二法的目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
为了“造势”，孙武提出了“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孙子兵法·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势险”，指进攻敌人时的态势是险峻的，就像张满的弓弩；“节短”，指发起冲锋时的接敌距离是短近的，短近的距离就像击发弩机。怎样才能做到“势险”和“节短”呢？孙武认为，要“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孙子兵法·势篇》）。注家们称之为“动敌”，也就是实施机动，调动敌人。成功的机动是“造势”的关键之所在。
孙武认为，选择优秀的将帅，是“造势“的前提条件。《孙子兵法·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看来，孙武之所以要强调“任势”，就是要达到“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目的，用很小的力量取得辉煌的战果。
为了“造势”，《孙子兵法·军争篇》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争夺战机的指导原则。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临敌应变全靠指挥员因势利导。在《军争篇》里，孙武要求军队在开进时，采用迂回远路示形于敌，用区区小利引诱滞敌，从容开进，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争取先机之利。军队接敌运动时，要协同，利用“四治战法”抓住战机。“四治战法”：治气，治心，治力，治变。治气的方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治心的方法：“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治力的方法：“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治变的方法：“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孙子兵法·军争篇》）。在战机问题上，孙武提出了“用兵八戒”，即“高陵勿向，背丘勿迎，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孙武两次提到“用兵八戒”是不可违背的“用兵之法”。这“用兵八戒”，在孙武的时代是正确的。
为了“造势”，孙武提出了“九变”，为将争“权”，从而给将帅提供施展韬略的机会。《孙子兵法》专立《九变》篇。“九变”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况（主要是指地形）的机断处置。“变”，张预注：“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九变”之“九”是实指还是虚指？张预认为是虚指，“圮地无舍”至“死地则战”五种地形就是九变的内容。为何只说“五变”不说“九变”？张预认为，原因是“举其大略也”。贾林、王皙认为是实指，自“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九条就是“九变”的内容。吴如嵩同志指出：“用汉墓竹书对照，看来贾林、王皙的看法是对的。”（《孙子兵法浅说》第90页）“将帅‘君命有所不受’，既可以对以上九条机断处置，主要是‘得地之利’——取得地形条件对战争的辅助之功；又可以给将帅提供施展韬略的机会，‘得人之用’。‘得地之利’与‘得人之用’，孙武在这里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孙子兵法浅说》第91页）《孙子兵法·谋攻篇》：“故君之所以患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这里批评国君为患于军的三种情况，仍然是为将争“权”，为将争取机断处置的权利。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只有将帅临机处置，才能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
吴起
吴起，卫国（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左氏人，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家累千金，少有大志，誓为卿相。吴起到鲁国向曾参学习儒术，后改习兵法，兵法学成，“杀妻求将”，被鲁国国君拜为将军。在魏国，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大将和西河郡守。“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吴子兵法·图国》）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离魏入楚。在楚国，吴起做过宛守和令尹（相当于宰相）。他辅佐悼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最后，吴起被车裂肢解。
吴起着兵书《吴子》，亦称《吴子兵法》。《吴子》与《孙子》齐名。《韩非子·五蠹》载：“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吴子》在战国时期已很流行。《吴子兵法》历来被军事家奉为经典，宋代把它列入《武经七书》之中，作为武学的必读书籍。《吴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作之一，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吴子兵法》流传到国外，有英、法、日、俄等文本。
《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着有兵书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记为一卷，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记为三卷。现存《吴子兵法》仅有六篇，约五千字。
《吴子兵法》一书，清代以前各家有着录，无人斥为伪作，而清代姚际恒、姚鼐则断为伪作。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吴子》“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在《读司马法六韬》中说：“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笳笛为节’乎？”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也认为：“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高文、何法周在《〈吴子〉考补证》中断言：“今本《吴子》是先秦古籍无疑。”（载《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许多历史古籍，在其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后人有所增删润色，乃司空见惯之事。我认为，即使有个别可疑之外，也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斥《吴子兵法》为伪作。
《吴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前期及以前的战争经验。我将从吴起的治军思想和作战思想两个方面去考察。
一、治军思想
吴起注重治军。吴起善于治军。他悉心总结和研究治军的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吴起的治军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兵不在众，以治为胜。
一个国家的军队，要想成为强师劲旅，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素质的高低。用吴起的话说就是：兵不在众，以治为胜。魏武侯问吴起：军队怎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吴子兵法·治兵》）。魏武侯又问吴起：取得战争胜利不在于军队的多寡吗？吴起说：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实行，鸣金不停止，击鼓不前进，虽然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呢？吴起认为，必须用明确的号令来统一军队的行动，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将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吴子兵法·论将》）
吴起治理军队的标准是：平时驻军，一切行为均合乎规矩，战时行动起来就使敌人望而生畏。如向敌人攻击，敌人就无法抗拒；如向后撤退，敌人也无法追击。其前进，其后退，均有节制，或左移或右转，均能符合指挥上的要求。虽然大军之中彼此断绝失去联系，但各小单位仍能各自为阵；虽然大部离散了，小部还能成行。只有上下彼此间相互信赖，共安共危，同生同死，这种军队才能称为父子之兵。
（二）简募良材，合理编组。
吴起主张“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吴子兵法·图国》他指出：齐桓公征募强悍勇猛的士卒五万，因而称霸诸侯；晋文公征募善战的士卒四万，因而实现了霸业的夙愿；秦穆公 拥有忠勇陷阵的士卒三万，因而使许多西 戎的国家都顺服了他。所以，君主一定要明察百姓的特点，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要把百姓中胆量特大而气力特强的、甘愿奋不顾身而效死力战的、身手特别敏捷而能越高驰远的、失职受罚而愿建功赎罪的、作战失土而愿洗刷前耻的分别编成五种 部队。这五种部队乃是整个军队的精锐。有了如此三千人，如为敌围困自内而出，就可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阵线；如向敌人进攻自外而入，就可以把敌人全部歼灭。
吴起强调军队中要拥有勇猛之士，而勇猛之士则是攸关军队命运的。因此，国家要把军队中的勇猛之士选拔出来，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
吴起对良材的选拔是很严格的。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指出：“魏之‘武卒’便是‘吴起余故’。”从《荀子·议 兵》中看到的魏之武卒的选拔标准，我们便会了解吴起选拔良材的标准了。魏之武卒的选拔标准是：上身、髀裈、胫缴各穿一片甲，肩负十二石重的弩和五十枝箭，手持长矛，头戴盔，带上剑，携带三天的干粮，半天走百里路（约合现在的五十里）。
吴起既强调对军队成员要选材精良，又强调对军队成员要合理编组，用其所长，各尽其才，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吴起根据军队成员身材的高矮，体魄的强弱，秉性的勇怯，智力的好坏进行明确分工。《吴子兵法·治兵》：“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三）全面训练部队，提高部队实力。
吴起认为，每一个人，往往是死于他所无能为力之事，失败于他所尚未精练纯熟之事。因为两军作战，就是较量智能的优劣，所以用兵的方法是以教之习、戒之慎为先务。
关于训练方法，吴起主张先少数后多数、先提高后普及的训练方法。《吴子兵法·治兵》：“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