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斧式巡航导弹在漫漫夜色中腾空而起，照亮了军舰的甲板和舰桥。尾焰明亮而刺眼，伴随着并不激烈的呲呲声，扶摇直上，划出一道曼妙而危险的弧线，向黑暗的远方飞去……2017年4月7日凌晨4点40分，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驱逐舰在地中海向叙利亚霍姆斯省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上，这一切似曾相识。
1991年1月16日，第一次海湾战争以这种方式开始；2003年3月20日，第二次海湾战争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夜空中，“战斧”的尾焰已经刻入一代人的记忆。笔者在即将完成本书的翻译时，产生了一种往昔重来（dejavu）的感觉。一系列“大问题”难以抑制地涌上心头——二战之后的和平会终结吗？人类的未来会更好吗？于是我不禁想在《分裂的西方》中寻求答案。
在哈贝马斯看来，毫无疑问，这种不对称武力打击背后隐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霸权。最近几十年里，美国依靠全球定位系统、快速部署能力、隐形战机、侦查打击一体的无人机等技术代差优势，似乎已在不少国际事务领域获得了“为所欲为”的能力。然而，哈贝马斯也看到了西方世界蕴藏着的另一种惊人的力量。2003年2月15日，全球600多个城市几乎同时爆发了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游行。据BBC估计，15、16日两天在全球范围内有800万到1300万人参与了这次抗议，有媒体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其中，罗马的示威活动有超过300万人参加，这一数字甚至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马德里则有超过150万人参加。2003年2月17日，《纽约时报》刊载了派屈克·泰勒（Patrick Tyler）的一篇报道，名为《威胁与回应：街头新势力》[1]。文中写道，这显示了地球上有两种超级力量，一种是美国，一种是全世界的公众舆论。此语无意中契合了哈贝马斯这本书的标题——“分裂的西方”。那么，这种分裂仅仅是以大西洋为界，发生在欧洲和美国之间，还是在预示一种更为复杂、深刻的分裂呢？
哈贝马斯意识到，这种分裂的断层线贯穿了多个层面。在欧洲内部，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和新加入的（准）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速度差”，德国和波兰的心态差异可以视为这一裂隙的例证。因此，如何超越单个民族国家形成某种“欧洲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是欧洲的迫切任务。在冷峻的观察中，哈贝马斯还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悲观，他认为：“对未来欧洲抽象的、不遗余力的‘愿景’不会从天而降。今天，它只能从走投无路的不安中诞生。”
此外，欧洲大陆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存在另一条裂痕。甚至可以说，在美国内部也存在一条裂痕，即历史上的威尔逊主义和小布什政府所代表的霸权单边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小布什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立场，即在国际正义问题上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与伦理来代替积极权利，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老帝国错误的普遍主义之中。因为布什认为“‘我们的’价值就是普遍有效的价值，它们应当被所有其他民族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接受”。这种错误的普遍主义扩展为一种普遍的种族中心论。
为何会出现分裂？从浅表层面的外交实践看，这种分裂无疑是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相互冲突的结果。哈贝马斯并没有简单地将目光停留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层面，而是揭示出了生活方式层面的原因。在他看来，传统生活方式剧烈的“断根化”（Entwurzelung）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是分裂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在剧烈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民与其文化传统发生了撕裂。在欧洲，有幸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这表现为一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在其他国家却展现为既往生活方式解体，而且在几代人中都没有可能的补充方式。”
出现分裂的不仅是西方，而是整个世界。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内部都隐藏了一条分裂带，要么是种族，要么是信仰，要么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的立场是清晰而坚定的：要彻底地反对单边主义的霸权，绝对不能采用另一种单边主义的特殊立场，即不能用任何民族、国家的一己私利来替代整个人类的福祉，也不能将单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法则。在他看来，走出目前困境的途径只有国际法的宪法化。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坦承他是康德的继承人。然而讽刺的是，一些自称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往日的国际主义，退入了孤芳自赏和自鸣得意的国族框架之内。如何走出这种分裂状态？对于最为清醒和现实的政治家而言，在分清敌友之后可以做些什么？在“永久战争”之后，我们还能希望什么，难道是下一场战争和“坟场的和平”（康德语）？哈贝马斯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和康德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康德。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他的基本观点是从古典国际法向康德所构想的“世界公民状况”进发。此外，哈贝马斯还看到另一种威胁，即超级大国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原则不加反思地运用甚至强制推广到世界政治之中。他认为，只有坚持国际关系的法律化，才是人类的出路。而康德“从一开始就将民族之间的和平理解为法律和平”，指出“世界公民状态就是持久的和平状态。世界公民宪法的理念，确保了‘所有民族在公共法律之下的联合’，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最终的而不仅仅是暂时的和平状态”。就其具体目标而言，“规范国家间交往的国际法，必须被一部诸国共同体的宪法所取代”，即要完成从国家法到世界公民法的过渡。对此，康德诉诸三个要素：共和主义、世界贸易和世界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20世纪的历史进程已经极大地推动了前两个要素，而全世界各大城市在2003年2月的游行恰是全球公共领域的一个象征。他清醒地意识到，康德计划并非要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或者世界政府，或者说实现一种“世界公民状态”的抽象条件，也不仅仅是在全球范围内放大宪法国家就能完成的。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完成维护和平与人权的使命。哈贝马斯号召进一步深化联合国的机构改革，赋予联合国更大的干预权，同时要求限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当然，哈贝马斯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康德的时代局限性，例如对文化差异缺乏敏感，不了解民族主义的爆炸性力量，持欧洲中心论，具有优越感等。在对国际法历史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标记了康德计划的里程碑——国际联盟的建立和联合国的成立。
《分裂的西方》一书包含了哈贝马斯对自己以往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他意识到，交往行为理论的前提是更为敏感和脆弱的。他承认“日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文化自明性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实践会“因为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解、不真诚及误导而产生冲突”。基于这样的判断，哈贝马斯提出西方政治必须学会修正自身，还要学会在面对其他文化时如何呈现自我，后者尤为根本。受20世纪语言哲学的影响，哈贝马斯依然将希望寄托于交往（Diskurs）。他认为，单边视角对于完成上述任务是无益的，我们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获得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转换的能力。也只有“在这种彼此视角接受的活动中合作，才能产生出一种共同的阐释视域”，进而才能在该视域中建立起一种交互主体的共有解释。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最令人忧心忡忡。哈贝马斯提出，（宗教）原教旨主义本身乃是断根现代化的产物。此外，“国家间战争的经典手段和一个以单边主义行事的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显然都不能有效地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单纯的武力打击只能在恐怖袭击之后进行。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社会现代化和文化间自我批判式理解的结合，才能触及恐怖主义的根源”。
本书共收录了8篇论文，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9·11之后”，第二部分“各民族复调中的欧洲声音”；第三部分“举目乱世”；第四部分“康德计划和分裂的西方”。
译著在如今的学术体系中算不上什么“学术成果”，此中冷暖自知。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于日常科研和教学之间每天挤出一点时间来翻译此书，也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片可以潜心学问的世外桃源。本书涵盖了从国际法、政治哲学到欧洲、美国历史、外交、军事等众多领域，并涉及当代诸多时事与人物。必须坦陈，本人学力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误译。此外，译者在追求“信”的同时，可能“雅”的方面难免有所欠缺，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郁喆隽
201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