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年前结束新特工训练之后，我就没有回过匡蒂科。这地方变化可不少。举例来说，到了1975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学院已经成为一个设施齐备、功能齐全的场所，它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辟出一大块地建造而成的，坐落在丘壑起伏、景色优美的弗吉尼亚州林地之中，距华盛顿南部大约一小时车程。
然而有些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战术组仍旧是集名望和地位于一身，其中的轻兵器小组更是炙手可热。该小组的头头叫乔治·蔡斯，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奉命前往英国将詹姆斯·厄尔·雷押回国内接受美国法庭审判的就是这位特工。蔡斯长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徒手挣断手铐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有一次，靶场的某个家伙拿来一副手铐，事先把链子焊了起来，然后交给蔡斯让他露一手。蔡斯挣脱时用力过猛，结果造成手腕脱臼，不得不打了好几个星期的石膏。
人质谈判由行为科学科进行授课，它由一组七至九名特工教官组成。心理学以及“软科学”从来就没得到过胡佛及其助手的高度重视，因此直到他逝世以前，心理学研究具有某种“密室”研究的性质。
事实上，当时局里大多数人以及执法界总体上都把应用于犯罪学研究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视为不值一提的胡说八道。尽管很明显我从没有这种看法，我却不得不承认，当时在这一领域所掌握和传授的许多知识与理解罪犯和逮捕罪犯并没有什么真正联系，而这一局面在此后几年中将通过我们的努力得以改变。我在接管行为科学科的运作后，把该科的名称变更为调查支援科。每当人们问起我为什么要更名时，我会相当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划清“胡说八道”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界限。[6]
在我接受人质谈判培训时，行为科学科由杰克·帕夫担任科长，它受着两个很有个性、很有真知灼见的人物的控制和影响，他们是霍华德·特顿和帕特里克·马拉尼。特顿身高约6英尺4英寸，金属丝架的眼镜后面有一对目光锐利的眼睛。尽管从前在海军陆战队里干过，他却属于深思熟虑的类型：总是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态，堪称典型的学识渊博的教授。他曾在旧金山附近加州圣莱安德罗警察局供职，后来于1962年加入联邦调查局。1969年时，他开始讲授一门里程碑性质的课程，起初定名为“应用犯罪学”，最后（据我猜测那是在胡佛去世后）又更名为“应用犯罪心理学”。到了1972年，特顿前往纽约请教了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这位曾经侦破过疯狂爆炸案的精神病专家同意亲自向特顿传授他的侧写技巧。
充实了这方面的知识以后，特顿的办案方式出现了重大突破。这种办案方式强调，通过着重分析犯罪现场的有关证据，就能更多地了解罪犯的行为和动机。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此后在行为科学以及刑事调查分析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帕特里克·马拉尼总是让我联想起爱尔兰民间传说里的矮妖精。他身高5英尺10英寸，体型矮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他是1972年从纽约外勤站调到匡蒂科的，拥有心理学学位。在匡蒂科任职届满时，他成功地解决了以下人质危机：在华盛顿市，哈纳菲穆斯林教派占据了B'nai B'rith总部；在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一名黑人越战老兵科里·穆尔闯入警察局，挟持了一位警长和他的秘书。特顿和马拉尼共同组成现代行为科学的第一梯队，这对搭档表现出众，令人难忘。
行为科学科的其他教官也参与了人质谈判课程的讲授，其中包括迪克·奥尔特和罗伯特·雷勒斯，他们来匡蒂科时间还不长。如果说特顿和马拉尼组成的是第一梯队，那么奥尔特和雷勒斯则组成了第二梯队，是他们向前拓展了这门学科，使其成为对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警察局真正有价值的知识。雷勒斯和我当时仅仅是师生关系，我们不久将展开合作，共同从事系列犯罪研究，这项研究最终促成了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人质谈判训练班大约有50名学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门课带来的乐趣要超过它带来的教益。由于暂停外勤工作两个星期，更是让人感觉快活。在课堂上，我们剖析了三种基本类型的人质扣押者：职业罪犯，精神变态者，狂热分子。我们研究出现在人质事件中的某些重要现象，例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两年前的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发生了一起手法拙劣的抢劫银行案，它后来演变为令顾客和银行雇员感到痛苦的人质事件。最后，那些人质竟站到绑匪一边，并在实际上协助他们对抗警方。
我们还观看了西德尼·吕美特新导演的影片《热天午后》，阿尔·帕西诺扮演了一个抢劫银行的歹徒，抢钱目的是要让他的同性恋恋人去做变性手术。该片根据纽约市发生的一次真实人质事件创作而成。正是这个案件及其引发的冗长谈判促使联邦调查局邀请了纽约市警察局的法兰克·博尔茨警长和哈维·施洛斯伯格警探前来联邦调查局学院讲课，以提高人质谈判的水平。纽约警方在这一领域被公认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我们研究了谈判的各项原理。有些指导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要尽量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点。我们确实可以从听实际人质事件的录音带中获益，不过要等到若干年后，当新一代教官到来时，学生们才参与了角色扮演练习，而这才是你从课堂教学中所能获得的最接近谈判实战的演习。同时，训练也有点杂乱无章，因为大量材料都是从罪犯心理学的课程上照搬而来的，其实并不怎么适用。譬如，他们会发给我们记录猥亵儿童犯或奸杀犯的照片和卷宗，然后让我们讨论具有这种个性的人在人质事件中会有什么反应。此外便是更多的兵器训练，这仍是匡蒂科的培训重点。
我们后来讲授的人质谈判课程的大量内容并非是在课堂上从其他特工那里学来的，而是在经历现场办案的严格考验时学到手的。我刚提过，促使帕特里克·马拉尼声名鹊起的是科里·穆尔一案，该犯曾被诊断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扣押了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的警长及其秘书作为人质以后，他公然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所有白人必须马上离开地球。
好吧，就谈判策略而言，只要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就不会去屈服于他们的要求。但有些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做不到的，上述的要求无疑可以归于这一类。此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以致连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都主动表示要与穆尔通话，为解决人质危机出点力。在卡特先生那方面，这样做固然是出于一片好意，并且体现了他后来努力要解决那些看来棘手的全球性冲突时所表现出的诚心诚意，可这并不是谈判的上策，我在处理一场人质危机时是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的。帕特里克·马拉尼亦不希望如此。请头面人物出面调解的问题在于，它除了会导致其他亡命之徒如法炮制以外，还会使你错失运筹的空间。你应该尽量通过中间人进行斡旋，使得你可以拖延时间，避免做出那些你并不想兑现的承诺。而一旦你让人质扣押者与他认定是决策者的某某人直接接触时，所有人就会无计可施。要是你不同意他的要求，就会有转眼将事情搞砸的危险。你能够把同他们谈话的时间拖延得越久，就越为有利。
80年代初期我调任匡蒂科讲授人质谈判策略时，我们使用了一盘让人感到困扰的录像带，那是几年前在圣路易斯拍摄的。最终我们停止播放这盘带子，原因是圣路易斯警察局对此很不开心。在这盘录像带里，一个黑人青年持枪抢劫了一家酒吧。这次抢劫并未得手，他被困在了屋内，警方包围了那地方，于是他扣押了一批人作为人质。
警方派出了由黑人警官和白人警官组成的谈判小组同他交涉。可是如录像带所示，这组警察非但没能从客观角度去对待他，反而对他花言巧语，试图降到他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他们七嘴八舌，不停地打断他说话，不去倾听他在说些什么，也不去尽量设法了解，他在人质事件中到底想图些什么。
警察局长赶到现场时——重申一遍，我绝不会听任这种事件发生——摄像机镜头转了过去。局长一到场，便“正式”表示对他所提的要求不予理睬，随后，如大家所看到的，那家伙对准自己的脑瓜扣动了扳机，脑浆四溅。
不妨拿此案与帕特里克·马拉尼处理的科里·穆尔一案做一下对比。很显然，穆尔已经举止失常，而且很显然，所有白人是不会离开地球这个星球的。但是通过倾听扣押人质者的要求，马拉尼就能辨明穆尔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满足。马拉尼提出为穆尔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让他陈述自己的观点，于是穆尔释放了人质，没有流一滴血。
在匡蒂科受训期间，我在行为科学科已小有名气，因此帕特里克·马拉尼，迪克·奥尔特和鲍勃[7]·雷勒斯把我推荐给了杰克·帕夫。在我启程返任前，科长把我叫进了他那间地下办公室面谈。帕夫是个讨人喜欢、和蔼友善的家伙。他肤色黝黑，烟不离口，长得酷似维克多·迈彻。他告诉我，教官们都对我印象很不错，希望我考虑回到匡蒂科担任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培训项目辅导员。这项提议使我受宠若惊，我表示很乐意接受。
回到密尔沃基以后，我还是被编在犯罪反应分队及特种武器攻击小队里，不过大量时间是在州内各地奔波，训练企业经理人员如何对付绑架和敲诈勒索，并且训练银行官员如何对付单人及团伙持枪抢劫，此类事件在地处乡下的银行尤为猖獗。
那些久经商场的商界人士在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上无知得使人吃惊，他们听任自己的日程安排、甚至度假计划登载在当地报纸和公司的简讯上。这很可能使他们成为绑匪和欺诈之徒攻击的目标。我教他们及其秘书和下属如何评估打进来的电话以及有关信息披露的请求，如何确定打进来的欺诈电话是真是假。例如，公司经理们时常会接到电话，说他的妻子或小孩已被绑架，他必须将一定数目的赎金放置到某一地点。事实上，他的妻子或小孩是绝对安全的，在整个过程中毫无危险可言。但是那个想发不义之财的歹徒事先就已经弄清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在短时间内是别想找到自己的家人的，因此如果歹徒说得出一两个似乎站得住脚的事实，往往就能让这位惊恐不已的经理乖乖就范。
同样，通过敦促银行官员建立某些简单的规则，我们就能使银行被抢劫的成功率降低。劫匪的惯用伎俩之一就是一大清早守候在银行门外，等待分理处经理前来开门上班。歹徒会挟持这个经理，然后当其他毫无提防的雇员前来上班时，会被一一扣下。随后，你便得知分理处里面关押着满满一屋子人质，你接手的将是一个很大的烂摊子。
我让一些银行建立了基本的信号系统。当第一个人早上来上班，发现情况一切正常时，他或她要做一件事——调整一下窗帘，移动一下盆景，打开某盏灯之类的事情——以此作为信号向其他人表明情况正常。如果第二个人来上班时没有见到这个信号，他或她就不应该走进去，而要立刻报警。
同样，我们还训练出纳人员——因为他们是事关所在银行安全的关键人物——在恐怖局面下应怎样见机行事，而不是英勇献身。我们解释了如何小心搬运当时被广泛使用的易爆型钱袋。根据我对某些得逞的抢劫银行犯所做的访谈结果，我指示出纳人员在接下递给他们的表示抢劫意图的纸条时，要故意“神色紧张地”让纸条落在装有铁栅窗的出纳室的他们这一边，而不要还给抢劫者，这样就保留了一件有价值的罪证。
我从访谈中得知，抢劫犯都不喜欢毫无准备地对银行下手，因此要是你能记录下进入银行的陌生人，特别是那些提出过简单或例行要求（例如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的人，可能会对破案很有帮助。要是出纳员能够草草写下此人的车牌号码或者记下任何形式的身份证件的信息，接下来发生的抢劫案常常就能被侦破。
我开始同调查杀人案的警探一起四处打探，也去走访法医办公室。任何法医病理学家，如同大多数优秀警探一样，会告诉你在任何谋杀案调查工作中，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受害者的尸体，而我想在这方面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情况。我相信我对此着迷的渊源可以部分追溯到我的年轻时代，我那时一心想当兽医，想弄明白身体结构和功能与生命的关系。不过，尽管我很喜欢与杀人案侦破分队和法医工作室人员一道工作，我真正感兴趣的却是罪犯的心理层面：是什么因素促使杀人犯作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在特定情形下进行谋杀？
我在匡蒂科受训的几个星期里接触了几起较为离奇的谋杀案，其中最为离奇的一起几乎就发生在我家的后院，其实相距大约还有一百四十英里。不过那也够近的。
50年代时，爱德华·盖因曾经隐居在威斯康星州普兰菲尔德的农村，当地人口仅有642人。他悄然无声地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最初是干盗墓的行当。他对尸体的皮肤特别有兴趣，他将它割下来，进行硝皮处理，然后除了用于装饰裁缝用的一具人体模型和各种家具摆设以外，还披挂在自己身上。他曾经有一阵子想做变性手术，这在5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堪称大胆创新之举。当做手术行不通时，他便决定退而求其次，即用真的女人皮为自己做一套女式服装。有人推测他是想变成他那位已经过世的专横的母亲。如果此案开始听起来有几分耳熟，那是因为部分案情已被罗伯特·布洛克编入了他的小说《惊魂记》（已被拍摄成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并且还被托马斯·哈里斯植入了他的影片《沉默的羔羊》。哈里斯是在匡蒂科旁听课程时听说这个故事的。
假如盖因的妄想需求没有扩大到“创造”更多的尸体以供利用，他则可能继续生活在盗尸者的阴暗世界中。在我们开始系列杀手的研究时，这种“升级行为”是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都可识别的一种现象。盖因被指控谋杀了两名中年妇女，虽然受害者的数目可能更大。1958年1月，他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后被送往位于沃潘的中央州立医院和门多塔精神病疗养院，并在此度过了余生。他生前一直是模范犯人。1984年，77岁的盖因在门多塔疗养院的老年人病房中平静地死去。
不用说，身为一名地方上的警探或者外勤特工，你是不大会经常接触此类事情的。当我返回密尔沃基后，便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此案。可是当我向州检察长办公室查询时，发现办案记录已被密封并禁止查阅，理由是犯罪行径过于疯狂。
当我表明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是从教学的角度对此案抱有兴趣后，办公室人员为我启封了卷宗。我跟随办公室人员走进档案室，从长长的架上面取下几盒卷宗，还得去掉封蜡才能打开翻阅，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里面的一张照片令人怵目惊心：赤身露体的无头女尸用绳索和滑轮倒吊着，从胸骨一直剖开至阴部，生殖器官全被割下。别的照片则显示割下的首级摆放在桌子上，睁开的眼睛目光呆滞。这些画面是如此惨不忍睹，如此不可思议，我开始推测制造这一切的真凶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又如何能有助于缉拿凶手。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这件事情从此便始终挂在我的心头。
1976年9月底，我离开密尔沃基，前往匡蒂科接受临时任职，我已被选派担任第一七期训练班的辅导员。帕姆只得独自留在密尔沃基，操持家务和抚养年仅周岁的埃里卡，同时还要教书。这是我此后多年中多次离家出差的头一回。我想在调查局，在军界和外交界的大多数人对后方的配偶所承担的重负恐怕体会并不深。
调查局全国学院的培训项目为期十一周，课程要求很严，招生对象是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国的有成就的资深执法官员。学院学员通常与调查局特工一道受训。区别两类受训人员的方法是识别他们衬衣的颜色。调查局特工穿的是蓝色衬衣，学院学员穿的是红色衬衣。另有一处差别：学院学员往往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为了具备入学资格，你必须获得所在地负责长官的推荐，并要得到匡蒂科教官的认可。全国学院不仅提供有关最新执法知识技术的专业训练，而且也为方便调查局与各地警官建立起个人关系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这种关系屡经证明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资源。全国学院培训项目的负责人是吉姆·科特，一位深受警察喜欢的名副其实的执法官员。
我作为辅导员，要负责一个五十人组成的学员班。虽然当时的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及接任的克拉伦斯·凯利制订的政策是，开放调查局，摆脱胡佛时代那些狭隘的条条框框，但全国学院仍旧没有招收女性学员。除了美国学员外，我的班上还有来自英国、加拿大和埃及的学员。你要和他们同住集体宿舍，而他们对你的期望是方方面面的，你得当教官、社交老师、医护人员、类似童子军小队中的女训导。行为科学科人员可以借此观察你如何同警察打交道、是否适应匡蒂科的环境以及你如何应对压力。
要说压力可不小。学员们所受的训练是一流的，但是代价也不菲：远离家人，成年以来头一回住在集体宿舍，不能在宿舍饮酒，与素不相识的人共用卫生间，被迫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大多数人自从特工训练结束以后从未经受过的。大约熬到第六周时，不少警察差不多要发疯了，动不动就会撞向那些空心煤渣砖砌成的白色墙壁。
辅导员当然也是很不好当的。每个辅导员执行所指派任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同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其他情况时一样，我拿定了主意，要想使我们班完好无损地通过培训项目，我最好要有些幽默感。有些辅导员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其中一位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在院内体育比赛中居然对学员严厉呵斥。到了第三周，他负责的班级已是怨气冲天，学员们送给他一组行李箱，显然是想让他“从这里滚蛋吧”。
另有一位辅导员曾是一位特工，我姑且叫他弗雷德吧。他来匡蒂科之前从未有过贪杯的毛病，可是来这里以后确实酗起酒来。
辅导员应当观察到学员出现情绪沮丧时的征兆。事实上，弗雷德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是抽烟就是喝酒，直至大脑出现一片空白。当你面对的是久经街头执法考验的警察时，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稍有弱点暴露出来，你就完蛋了。弗雷德真是个好人，非常敏感和善解人意，容易相信别人，因此他制服不了这帮警察。
当时有一条永远生效的规定：不准女人留宿。一天晚上，有位警察找到弗雷德，抱怨说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你身为辅导员是不愿意听说这种事情的。他的室友每晚要换一个女人上床，搅得他无法入睡。于是弗雷德和那家伙一同来到那间寝室，竟发现有五六个人正等候在门口，汗津津的手里捏着钱，等待轮到自己上阵。弗雷德怒气冲天，闯进房间一把抓住正压在金发女郎身上的家伙，将他掀了下来，结果发现那个“女人”却只是一个充气娃娃。
一星期之后，一个警察在深更半夜找到弗雷德的房间，说是他的室友哈里情绪低落，刚才打开窗户跳了出去。首先，集体宿舍的窗户是不准打开的。弗雷德闻讯疾步穿过走廊，冲进房间，从开启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哈里浑身是血地躺在草地上。弗雷德飞速跑下楼梯，奔到“自杀现场”，谁知哈里一跃而起，把弗雷德吓了个魂飞魄散。无独有偶，当天夜里有人私自拿走了餐厅的一瓶番茄酱！到了毕业时，弗雷德变得头发稀疏，不修边幅，经常感觉腿部发麻，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神经科医生对他做了临床检查，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年后，他重返外勤工作站，却因残疾原因而被免职。我为他感到难过，不过警匪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十分相近的：你必须向每个人证明自己有多么刚强。
尽管我采取的是随和幽默的方式，但也同样不能幸免逃过类似的遭遇，好在我所受的作弄大多是校园里常见的恶作剧。有一回，班上的学员把我寝室里的家具搬了个精光；另有一回，他们把我的床单剪短；还有好几回，他们将玻璃纸粘在我的抽水马桶座上。你必须想法化解压力。
曾经有一度他们搅得我简直要发疯，情急之中我决定躲避一阵儿。这帮人不愧为优秀的警察，居然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们用空心煤渣砖将我那辆绿色MGB车垫了起来，刚好让车轮腾空一丁点，这样，汽车启动时车轮只能空转。我坐进车子，启动了发动机，猛踩离合器，挂上了挡，可车子就是无法加速，而我怎么也想不通，车子为何停在原地不走。我下了车，诅咒着这辆发动机性能如此蹩脚的英国车。我打开发动机罩，用脚猛踢轮胎，又弯下身子查看车况。霎时间整个停车场车灯齐明。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打开了车前灯，灯光照射着我。他们口口声声说很喜欢我，闹够了以后，又替我将车子放回到地面。
外国学员也免不了被人作弄。许多外国学员来的时候带了空行李箱，因此常常上军人服务社大肆采购。我对一位埃及上校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曾经询问一位来自底特律的警官“fuck”[8]一词有何含义。（这真是大错特错。）那位警官告诉了他（他的解释倒也有几分准确）：这是一个通用词，视语境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不过大部分时候几乎都可使用。其中一层意思是“漂亮的”或者“高级的”。
于是乎此人来到军人服务社，走到照相机柜台前，用手指点着说：“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闻之色变的年轻女店员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在场的其他几位学员赶紧走到他身边，向他解释说，尽管这个词的确用法多多，却是不可当着女性和小孩的面说出来的。
还有一个日本警官，出于礼节的考虑向一个美国警官打听了遇到他非常尊重的教官时该如何表示应尽的礼仪。于是每当我在走廊上遇上他时，他总是面带微笑，恭敬地一鞠躬，向我表示问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非但没把事情复杂化，反而回敬他一鞠躬，面带微笑地说：“也操你的。”
一般而言，当日本人派学员来全国学院受训时，会坚持一次送两名学员。没过多久我们才知道，其中一人是长官，另一人是下级，要负责为长官擦皮鞋，铺床，打扫房间，并且通常担任其仆人。有一回，几位学员去找吉姆·科特，抱怨说那个日本长官要定期练习空手道和武术，把他的随从打得死去活来。科特把那位长官叫过去，向他说明学院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毫不含糊地警告他，他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这件事说明了文化差异上的障碍是必须克服的。
我旁听了全国学院的课程，对他们的授课方式有了了解。当培训于12月结束时，行为科学科和教学组都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教学组组长还主动提出替我支付进一步攻读研究生的学费，不过我倒是对行为科学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我回到了密尔沃基，对获得匡蒂科的新职位如此充满信心，以致我和帕姆还在匡蒂科的调查局全国学院南面不远处购置了一块五英亩的土地。1977年1月，局里宣布要进行一项人力资源研究，在此期间一切人事调动暂时冻结。我的新职位就此泡了汤。我被弗吉尼亚州的那块地产给套住了，不得已只好向我父亲借钱，支付了分期付款，可我对自己在局里的去向还是一无所知。
几个星期过后，当我正与一个名叫亨利·麦卡斯林的特工外出办案时，接到了总部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6月份调往匡蒂科，到行为科学科任职。
32岁的我即将接替帕特里克·马拉尼的位置，他将调任总部的监察部门。这个岗位可是非同小可的，我准备迎接挑战。惟一让我真正放心不下的是我将要教授的那些学员。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折腾辅导员的，即便是他们喜欢的辅导员。我能够想象他们对于班门弄斧的教官会怎样地不留情面。我要跳的这个舞是不错的，可是我没有把握是否已熟记了舞曲。如果要为他们讲授行为科学，我最好得想出什么办法，尽量剔除那些胡说八道的成分。要想对一位比我年长15至20岁的警长传授有价值的知识，我知道最好要有真才实学，要言之有物。
正是怀着这些担心，我步入了人生旅途的下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