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莫成功收购港灯集团，将这个由遮打爵士创办的优质资产留在了自己手中。
香港又一次轰动，效果比石振国昨天收购中巴还要强烈。
石莫把收购战役弄得轰轰烈烈，使传媒闻风而动，再次把焦点对准石家，让石家的锋头一时无两。
现时任何一间公司股价大幅异动，市场必传与石家有关，小投资者也莫不‘乐意追随’，而上市公司大家族则视之为克星。
香港市民议论纷纷，都说石家崛起了，现在已盯上某某公司，弄得香港商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石家的这一收购行动，轰动了整个香港，大长了中国人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
并引起商界人士心理振荡，受此鼓舞，日渐坐大、雄心勃勃的新兴华资财团，结合此时香港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加快向信心不足的老牌英资财团发起正面挑战。
由此华资财团掀起了一波上市公司收购战，就这样，香港金融史上数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拉开帷幕，一些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人囊中。
故有传媒称这一日“敲响了英资集团没落的丧钟”。
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和郑裕彤等新崛起的华资财团，都纷纷把目光对准了置地、会德丰、九龙巴士、中华煤气、香港电话等上市公司。
到1980 年 6 月，历时两年的九龙仓收购战，以包玉刚的全胜而告落幕。包玉刚入主九龙仓任董事会主席，为九龙仓有史以来第一任华人大班。
同年 11 月，另一位华商巨子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董事局。
1983年7月，中煤被地产巨子李兆基收购，成为恒基地产的子公司，中煤是全港唯一的供气垄断公司，收益稳定。
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在声名显赫的英资“四大行”中，和记黄埔和会德丰被华商折翼收编。剩下的两家，怡和旗下的九龙仓被夺、置地被围，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时代的风雨中观望。
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香港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其实就算石莫的没有出手，收购战也会打响。
一百多年来英资财团在香港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也会遭到正在崛起的新兴华资财团的挑战。
特别是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浮现后，英资财团的安全感及信心会变的脆弱一些。华资财团对老牌英资上市公司的收购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揭开的序幕。
收购行动看似是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分析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这段时期，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对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
如英资“四大洋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
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以策万全。
太古也全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在香港工业化进程中，华商却积极投身其中，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料、电子、玩具、钟表，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华资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资金，在制造业、航运业和地产业发展方面积极进取，财富急速膨胀，自信心日益增强，开始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
香港的脉搏总是随着中国内地的命运而跳动，无论是它当初的被割离，还是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
此时一路坎坷走来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
70年代末，中国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置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中断二十多年的经贸联系迅速恢复。中国内地种种政治、经济举措无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香港原有势力的平衡。
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是备受压抑的香港华人、华商是最容易感受得到。
而英资财团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
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这几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未来的势力均衡。
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这个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