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北的茂陵原先只是一片荒原，自建元二年开工修建皇陵以后，这里就日新月异地繁荣起来。陵墓的主人是当今皇上刘彻，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他登基时才17岁，但从18岁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一直修了52年才派上用场。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项记录几千年一直无人打破，可见“千古一帝”并非浪得虚名。和平年代，皇陵是天底下最浩大的工程，据说开支为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把全国三分之一的钱都砸在这里，还能不砸出点声响来？皇上是个喜欢轰轰烈烈地闹腾大事的人，大概害怕自己死后太清冷，又下令官员、富豪，还有文艺界的明星大腕们迁居于此。由是新城人气飙升，灯红酒绿，很快就成了长安附近著名的富人区。
元狩五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23年，茂陵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死于糖尿病，临死前还留下了一篇《封禅书》，为皇上后来兴师动众地封禅泰山、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提供了理论根据，这当然让皇上很高兴。而就在这期间，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后来同样名满天下的另一位大作家正好风尘仆仆地采风归来，正准备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历史似乎有意在茂陵安排了这两位文章高手的交接。这两个人一个叫司马相如，一个叫司马迁。
司马相如名气很大，这固然由于他与卓文君惊世骇俗的爱情，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他恣肆汪洋的才华。他的文章写得好，特别善写辞赋。赋是当时最风行的文体，一篇赋的影响力，往往可以让作者名声鹊起甚至上达天听，此前贾谊的“宣室夜对”和此后左思的“洛阳纸贵”都是由于赋写得好。而当今皇上又特别好这一口，在杀人和玩女人的间隙里，他喜欢摇头晃脑地吟诵辞赋作为激情过后的消遣和自娱，以寻求快感的延时效应。赋者，敷也，就是铺陈，满篇尽是华丽生僻的词藻，洋洋洒洒地铺陈开去，对偶、排比、连句层层渲染，让你目不暇接。这种文体多用于描写都城、宫宇、园苑和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说到底是给权势者歌功颂德捧臭脚的东西。二千多年后有一位伟人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歌功颂德的作品“未必不伟大”。但睽诸文学史，为权势者歌功颂德，这类作品中“伟大”的比例实在太少，因为伟大的作品多是面向民众且具有悲悯情怀的。但权势者喜欢有人向他献媚，为他歌功颂德。献媚是献媚者的通行证，写那样的作品，作家往往名利双收。司马相如就凭几篇大赋当上了皇帝的文学侍从，并且住进了茂陵的富人区。毋庸置疑，该同志是个文学天才。但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司马迁后来给他作传时，说他“口吃而善著书”。也就是说，他口才不行，但能写。这样的大作家倒也不少，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和沈从文。说起来很有意思，司马相如原来的名字叫司马犬子，这说明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不然不会取“犬子”这样土得掉渣的名字。他最早的文学自觉是给自己改名为“相如”，这名字不错，不光文气，还有几分软软的奶油味——他本来就是个吃软饭的嘛，甚好！
但软饭也不是好吃的，你不仅要仰承鼻息，善于揣摩皇上的喜好，还要在艺术上有两刷子。赋那种东西尽管很主旋律很马屁，也尽管华而不实虚张声势，但要做到妙笔生花，在题材、立意和文笔上让人眼睛一亮也不容易，那是需要有几分才情的，至少也要有几分聪明气。司马相如当然不缺少才情和聪明气，要不然皇帝手下有那么多文学侍从，衮衮诸公，竞相献媚，为什么只有他独领风骚呢？还不是因为人家活儿干得好？你看他的《上林赋》《大人赋》和《子虚赋》，那真是翠华摇摇仪态万方啊！平心而论，司马相如还说不上厚颜无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因为他老丈人给了他一大笔财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再加上糖尿病缠身，对升官发财就看得比较淡，有时甚至还敢说几句别人不敢说的话，例如劝皇上打猎要适可而止之类。在御用文人中，他还是有底线的。
司马迁也住在茂陵，他父亲是朝廷的太史令，这是个小官，俸禄很少，在茂陵那种地方，他们家只能算是穷人。对于一个天资聪颖且志存高远的少年来说，这种生存境遇只会是一种激励。父亲是史官，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史学熏陶。20岁后他又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游历四方，一步一个脚印地阅读广袤的帝国版图，全方位地感知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风俗人情。人们常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现在，司马迁已经为写作一部旷代史书做好了准备。而且就在他游历归来不久，他又接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太史令闲曹冷灶，清汤寡水，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进入皇家图书馆，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查什么档案就查什么档案。对于一个有志于史学的写作者和思想者来说，有了这个“唯一”就足够了。
一切都为一部史学巨著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这部被称为《史记》的巨著也许不会完全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它当然会很丰厚，有文采，体例也别出心裁，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总体品格远远高出历代的那些史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很可能不会有后来那种长风烈火般的激情和精神高度。
就差那么一点，或者一点点。
上苍似乎很在意这“一点点”，一定要用作者个人惨痛的悲剧来成全一部巨著的完美。
天汉五年，司马迁因李陵冤案被祸，在死刑与宫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比死刑更加惨痛也更为耻辱的刑罚。司马迁不是怕死，而是由于心系《史记》，这部书是属于他的，但又远远大于他个人的生命、痛苦和屈辱。正是这种对史学的苦恋情怀，让他活了下来。但“刑余之人”，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在《报任安书》中，他用了一个不大多见很可能是自己生造的词：狂惑——内心的痛苦和矛盾足以让人疯狂。然而痛苦恰恰又是一种更深刻的生命，在痛苦的重压下，他完成了一次悲壮的涅槃，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男性，却多了一个男人。知耻而后勇，他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下笔时，他用不着再看皇帝的脸色。他不是在历史的大地上亦步亦趋地爬行，而是出神入化，雄视千古，天马行空，快意恩仇。在他的笔下，除去对历史真相的深度揭示，对历史细节的精微把握，对历史人物的冷峻逼视，以及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繁复丰茂，还有一种精神性的光芒，给人以灵魂的震撼与颤栗。那是对专制王权的鞭挞，对正义和良知的呼唤，对自由意志和尊严的渴求。不懂得屈辱就无法理解自由，谁说他“大势已去”？一颗苦难的灵魂，当他因屈辱而雄起时是多么强健阳刚！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诞生了。
司马迁是皇家的太史令，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职务。严格地说，他和司马相如一样，也是文学侍臣。但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职业性的奴颜和婢膝，他对皇权有一种宁静的藐视，他的心灵是自由的，皇皇52万字的《史记》就源于那颗自由的心灵。仅仅这一点，就让他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而崭露峥嵘。如果说司马相如只是一只撅起屁股卖弄唯美的孔雀，那么司马迁就是一只傲视苍穹自由飞翔的雄鹰。司马相如也许可以称得上优秀，但司马迁却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领域，优秀者可以有很多，伟大者却总是凤毛麟角。
公元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有一个叫吴佩孚的军阀，因为是秀才出身，又写得几首歪诗，便处处以儒将自诩。他的“孚威上将军”行辕有一副自撰联，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当然是借古人上位，自吹自擂，没有什么说头。但有一点我们却又不得不说，即，同样是以文章名世，“两司马”的分量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