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作家协会叫广文馆，始设于天宝九年。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有一个叫郑虔的人贬官多年奉诏回京，唐玄宗觉得他很有点文才，不愿让他外放（历来做皇帝的都有这种癖好，喜欢把天下的好东西都留在自己身边），但中央各部委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安排，就特地增设了这样一个机构让他去负责。组织部门的人向他介绍情况时说得很动听：“新设立的广文馆是用来管理文士的，因为你名声久著才任命你去，而且让后代人称你是第一代广文博士，你看，这不是美事吗？”郑虔听了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过他的官瘾去了。
其实这个广文博士是个冷官，一般人都不愿去做的。不信，有杜甫的《醉时歌》为证：
诸公衮衮登台省，
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
广文先生饭不足。
诗人笔下可能有点夸张，但广文先生的清冷却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说他们的工资特别低，像广文馆这样的机构，至少也算个副部级，工资待遇并不比六部侍郎少。“冷”是因为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权，人家不买你的账，用不着来趋附逢迎，也就没有那些各种名目的孝敬。一般来说，当官的若光凭那点死工资，要维持日常的油盐柴米和交际排场肯定吃不消，即使是一品大员那点工资也吃不消。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主要是指工资以外的隐形收入。因此，“广文先生官独冷”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清水衙门中也有不甘清冷的，看到别人发财，心理便不平衡，想方设法也要捞点小钱，例如那个写《三国志》的陈寿，他的官职是著作郎，也就是专业作家，没有什么花头经的。但他脑子比较活络，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才，其实这个人的品行并不好。丁仪、丁訥哥俩在魏国影响很大，青史留名应是不成问题的。陈寿就对他们的儿子示意：“可拿千斛米给我，我定为令尊大人作佳传。”偏偏丁氏兄弟自恃名高，不肯出钱，陈寿竟不为他们作传。可以想见，像丁氏兄弟这样死心眼的并不多，陈寿利用这种有偿服务，大概是捞了一点好处的。
但尽管如此，冷官毕竟是冷官，捏捏掐掐地弄点小钱也毕竟不容易，人们一般还是不愿到这样的衙门去；即使去了，也要钻天打洞往外调，有时甚至为此丢了乌纱帽。明代设南北两京制，南京称留都，也设了一套内阁班子，级别和待遇都是享受的，其实没有什么事干，没有事干也就没有油水。嘉靖年间，有一个叫吴廷举的人，从巡抚都衙史调任南京工部尚书，这算是提升了，但吴某人嫌那是个冷官，先是不接受任命，接着又称病请求退休，实际上是想挪个好一点的位子。皇帝随口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好话慰留，他便以为是迁就他，又上表请假，索性把话挑明了。他在奏章中用了白居易和张咏的几句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顾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事日，江南闲煞老尚书”，都是挑肥拣瘦发牢骚的句子。这一下把皇帝惹火了，一纸诏书勒令他回苍梧老家去了。有关史料中评价这位吴某人“躁动好名”，其实在“好名”背后恰恰潜藏着一种利益驱动，他的信条大概是：做官不能捞外快，不如回家种白菜。
这么说，清水衙门的冷官就没有人做了？非也！不仅有人做，而且还有人做得有滋有味。在他们看来，冷官也有冷官的好处，其最大的好处恰恰就在这个“冷”字，清静、淡泊，没有那么多应酬和干扰，也少了官场上的争斗和倾轧，可以平心静气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人大多是学者型的，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不少有大成就者生前都是冷官，或者说，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做冷官期间奠基的，这时候他们的文章往往写得特别好。而一旦宸恩垂顾，被提拔到一个炙手可热的位子上，整天忙于那些没完没了的官场争斗和应酬，文章和人格也就渐趋平庸。清代朱彝尊原在皇家史馆当值，这本来是个冷官，但他却甘之如饴。为了充分利用那里的图书资料，他不惜违反纪律，私下里将抄手带进史馆，专门抄写各地进呈的宫禁要籍，后来终于被同僚弹劾而丢官。朱为此在他的书匣子上作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他当然认为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并不在于七品乌纱，而在于“万卷书”的学养和建树，这是一种超越了官场人格，也超越了世俗价值观的文化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