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新正刚过，一支庞大的送葬船队满载披麻戴孝的男女老幼由常州出发，沿着运河水道向南逶迤而来。灵船上摆放着黑漆大棺，船头上插着死者生前显赫的衔牌和仪牌，引路幡在料峭的寒风中飞舞，纸钱飘飘洒洒，哭声和送葬的乐声低回呜咽。船队最后停靠在了苏州的盘门码头，码头上早已搭好芦棚，阊胥一带聚集着人山人海，人们纷纷赶来争睹盛家老太爷百年之后的盛事。须臾灵柩起运上岸，盛家的孝子孝孙以及太太、小姐等女眷们也陆续登岸，浩浩荡荡地护送灵柩起程，移入留园的盛家祠堂。盛康的灵柩将在盛家祠堂停厝三年，然后再运回盛家在江阴县马镇老旸歧的祖坟地安葬。盛宣怀三年守制剩下的时光，就将在这儿陪伴父亲的灵柩度过了。
留园在姑苏城外寒山寺附近，占地三十五亩，号称中国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但在当年，它却是盛家老太爷盛康致仕后买下的私家园林。有人曾经误以为这是盛宣怀发迹后买下的，其实不然。盛家买下留园的时间是同治十三年（1873年），那一年二十九岁的盛宣怀刚刚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根本不具备这实力。而生前曾出任武昌粮法道、湖北盐运使兼布政使等官职的盛康，其宦囊之充实毋庸置疑。留园还是块风水宝地。据说同治初年太平军进攻苏州，在城外放了一把火，大火从城西的浒墅关烧起绵延十数里，一直烧到阊门城墙下，三天三夜火光冲天，把个水软风细的姑苏城烧成了满目焦土。而唯独西城外的一处绿地却安然无恙：池水依旧清澈，高枝照样连理，花圃依然锦簇。原来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园林，后来被清朝嘉庆年间的柳州知府刘恕买了下来，苏州人故而称刘园。这场兵灾过去若干年后，正好致仕在家的盛康看中了这块劫后之地，又从刘恕的后人手中买了过来。倒是这名称由“刘园”改为“留园”，其中颇有一段佳话趣事。
关于留园名字的得来，俞曲园在他的《留园记》里说得清清楚楚。俞曲园即俞樾，吴中名士、大学问家，后世红学大家俞平伯的祖父，与盛康是老朋友，两人常有诗酒往还。盛康在留园修整一新后请俞曲园前来游园，并请他作文记之。俞曲园酒后才情大发，把留园之“留”发挥得淋漓尽致：“……出阊门外三里有刘氏寒碧庄焉，而问寒碧庄无知者，问有刘园乎则皆曰有。盖是园也，在嘉庆初为刘君碧峰所有，故即以其姓名其园，而曰刘园也。咸丰中余往游焉，见其泉石之胜，花木之美，亭榭之幽深，诚足为吴中名园之冠。……今方伯（指盛康）求余文为之记，余曰：‘仍其旧名乎？抑肇锡以嘉名乎？’方伯曰否否！寒碧之名至今未熟于口，然则名之易而称之难也。吾不如从其所称字，即以其故名而为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园而名之曰‘随园’，今吾得刘氏之园而名之曰‘留’，斯二者将毋同？余叹曰：美矣哉斯名乎！……夫大乱之后，兵燹之余，高台倾而曲池平不知凡几，而此园乃幸而无恙，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者乎？是故，泉石之胜留以待君之登临也，花木之美留以待君之攀玩也，亭台之幽深留以待君之游息也，其所留多矣！岂止如唐人诗所云‘但留风月伴烟梦’者乎？自此以往，穷胜事而乐清时，吾知留园之名长留于天地之间矣！”盛康无非是取其谐音而名之留园，可到了俞曲园那里，却发挥成了“长留天地”之“留”。
盛康在买下留园后，又在留园门口加盖了一排房子，是为盛家的家祠。家祠平日的用途主要用来停厝和祭祀，此外就用来做慈善，利用闲置的房舍开了一家药厂——作为施舍义药的药庄。盛家每年都要向民间的贫病之人施舍大量的中药制剂膏丸丹散，在苏常之地颇得民众口碑。
灵柩停厝，丧事也告一段落，盛家的大队人马就该各自返回上海和常州了。盛家这次为老太爷盛康举办丧事，男女老幼出动总数不下好几百号人。单就盛康这一支系来说，盛宣怀有同父异母兄弟四人，三位弟弟虽然分别早故和为国捐躯，但他们在去世前都已娶妻生子。盛宣怀这一支更是人丁兴旺，不算上已经故去的董夫人和刁夫人，他后来又陆续娶了五房妻妾，七房夫人共为他生下八儿八女，还有数不清的孙儿、孙女和外孙；加上父亲生前留下的几房姨娘，还有他寡居的一群弟媳，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又都有各自的丫鬟、跟班和男仆女佣等，说总数在两百号人一点也不夸张。这还是盛康直系的。大家族中盛康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盛宣怀的叔伯兄弟姐妹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如此规模的一场丧事，就是在过去的大家族中也不常见。庄夫人作为长房的当家大嫂，专门负责女眷的来往接待和丧仪安排等，几百号人里面她竟然能把礼节做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叫人无可挑剔，充分显示了她超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大家族里还有一件见怪不怪的事，那就是长幼有序通常并不表现在年龄上，也就是说长辈比晚辈尊长，但晚辈又比长辈年长。盛宣怀的子女分为前后两拨：前面由董夫人和刁夫人所生的三儿四女为一拨，此时早已成年，公子们成房立户，小姐们多已出嫁为人妻为人母。长子昌颐这一年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出头，娶了四房妻妾连生六个女儿最后才生下长孙盛毓常，他自己也早就得了外孙做了外公。另外一拨是由盛宣怀后来的五房妻妾所生的子女，除了秦氏未育，也是三儿四女（六公子和八公子早夭），此时均未成年。他们是：四公子盛恩颐和七小姐盛爱颐，庄夫人所出；五公子盛重颐和五小姐盛关颐，刘氏如夫人所生；柳氏如夫人生了六小姐盛静颐和七公子盛昇颐；萧氏如夫人则生了独生女儿八小姐盛方颐。第二拨子女中以四公子和五公子最年长，此时也不过才是刚刚十多岁的少年；七公子盛昇颐此时还在牙牙学语。庚子年“东南互保”时出生的盛七小姐不久前刚上了幼稚园，而去年出生的最小的盛八小姐此时还抱在手上不会走路。盛宣怀的这两拨子女中，年龄相隔最小的也有近二十岁，最大的有四十岁。所以当长房的那些已经出嫁的孙女们回娘家来，随便抱起一个小女孩或是小男孩，那都是自己的嫡亲长辈，都得小心翼翼地喊八姑、七叔，不敢搞错了。
七小姐盛爱颐从小就表现出倔强的小姐脾气和叛逆性格。兴许是母亲庄夫人在大家庭中当家的缘故，她的遇事果断、霸气以及不服输的脾性都遗传给了她，盛七小姐一进幼稚园就表现得很独立，有个性，有主见，说一不二，有着很多的小小追随者。留园中的标志性景观冠云峰和岫云峰，那是太湖石堆砌起来的假山，男孩子爬上去了，小小年纪的七小姐哭着闹着非要自己爬上去不可。这种不服输不甘人后的性格导致了若干年后盛家析产分家，七小姐敢于向几千年的男权社会挑战，向整个盛氏家族叫板，打下了民国的第一场女权官司。这种过于倔强自尊的个性，也导致了她后来与宋子文的爱情悲剧。少年盛老四和盛老五的性格此时已初见端倪。四公子盛恩颐因为从小受母亲庄夫人的娇纵溺爱，养尊处优，性格懦弱，缺少主见，导致了他后来遇事优柔寡断，女人一灌迷魂汤就糊涂，风流纨绔的人生道路。因为庄夫人的缘故，盛宣怀最终将自己的事业交给盛老四来继承掌管，这不能不说是个不该有的错误。相比盛老四，盛老五虽然在年龄上相隔了一年，但实际上两个人出生只相隔了一个月：一个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年末，一个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头。就是因为相隔这一个月的时间，按照当初庄氏、刘氏同时进门，谁先生下公子谁扶为正室的约定，刘氏如夫人刘嫣红从此失去了成为盛家掌门人的机会，为此而郁郁寡欢了一生。也许正是因为知道母亲在大家庭中地位不高，五公子盛重颐从小就很懂事：他从不在兄弟姐妹面前争强好胜、惹是生非；他为人随和谦让，求学上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导致了他后来在商界以稳重独树一帜，自己虽独立创业也能创下骄人的业绩。所以有后人评价说，盛宣怀如果在接班人问题上不犯错误，而是选择盛老五做继承人，汉冶萍后来就不会那样。
大家族的人散去了，留园里一下显得空空荡荡。盛宣怀只留下了成年子侄在留园轮流值守，其他的人要么返回了常州，要么由庄夫人率领又回到上海过起了大公馆的生活。盛宣怀身边还留下了一个工作班子，由他的几位亲信幕僚和文案组成，处理日常往来的电报和信函。虽然“丁忧”守制在家，很多职务开缺了，但他毕竟还担任着铁路总公司和汉阳铁厂的督办，那里有很多的大事小情都等着他来拍板定夺。好在电报很方便，苏州就设有电报局。不过那时的电报都是有线，摩尔斯无线报机还要等几年后才能发明出来，所以每天都得有人往返奔走在留园和电报局之间。其时盛宣怀已年近六旬，他每年在冬春之交都要频发老痼疾寒喘病，所以他的身边还必须有一位女人来照顾生活起居。当初在决定五位妻妾中谁留下来伺候老爷时，庄夫人倾向让刘嫣红留下来。但刘嫣红这些年来养成了逆反心理，对庄夫人一直不服气，凡是庄夫人说的她必不买账。当然庄夫人自己是不能留下来的，她是当家人，大公馆里上上下下一百多号人，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而柳氏和萧氏还有抱在手上的小囡囡。孩子虽然用不着她们自己带，大公馆里有的是奶妈、丫鬟、女佣，但孩子太小，为娘的不在身边毕竟还是放心不下。剩下的便只有秦氏了。按理说秦氏没有孩子没有挂欠，又是护士出身，她留下来照顾老爷应该是最合适的。况且秦氏年轻漂亮，善解人意，她还是老爷的最宠。但这也是最让庄夫人放心不下的。庄夫人本来想让老爷再换个别的人，但是盛宣怀一口咬定了非秦氏莫属。临离开留园那天，庄夫人私下里敲打叮嘱秦氏说：“老爷现在是守制期间。你知道守制的禁忌吗？蓄发，净身，不能近女色。再说老爷的岁数大了，身子骨也不硬朗了，你要收敛节制自己，千万记住要跟老爷分床睡！”
在盛宣怀的众位妻妾中，七姨太秦碧珍是最为另类的一个。
秦碧珍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她是教会女校毕业的女学生。
盛宣怀跟秦碧珍的认识是在医院里。那是前年的冬天，盛宣怀的寒喘病犯得厉害，被送进了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医院。盛宣怀的这个老毛病，还是三十多年前同治末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他奉旨在直隶、山东赈灾，爬冰卧雪后落下的病根。当年他犯病最厉害的时候，喘得整晚不能够躺下睡觉，只能坐在床上。那时董氏夫人已经去世，跟随他去北方的是刁氏如夫人。刁氏只好整晚不睡，陪伴伺候他，给他通宵达旦按摩，以致后来时间久了，她的胳膊都肿胀得不能抬起来。盛宣怀那次在教会医院也是喘得不能入睡，后来医院就给他派了个年轻的女护士专门做按摩，伺候他入睡，那个女护士就是秦碧珍。初次见她的时候盛宣怀不禁大吃了一惊：天啊！她怎么长得那么像年轻时候的刁氏？而且她按摩的手法也像极了刁氏！这让盛宣怀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似真似幻的境地：他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回到了北方那冰天雪地的夜晚，在小旅店里与刁氏夫人相依为命的情景。这让他对秦碧珍充满了好感，也充满了依恋。后来相处的时间长了，他才得知了秦碧珍的身世。原来秦碧珍是关外大连人，幼时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童年还被人贩子贩卖过，后来流落到上海被租界里的孤儿院收养，再后来长大她就进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圣玛利亚女校学习——就是后来张爱玲所进的那所著名的学校，那时它还不是贵族学校。秦碧珍学习很刻苦用功，尤其是她的外语成绩好，她不光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跟学校的一位日籍老师自学了日语。而这后一点尤其让盛宣怀心仪。
再后来事情的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盛宣怀先是聘秦碧珍做了他的外文秘书（中国的高官和富商大贾使用女秘书，想来始自盛宣怀），半年后他决定正式纳她为妾。前后算起来这应该是他的第七房姨太太了，但是秦碧珍对此并不介意。当然出于自尊，她开始也拒绝过，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那年头女权和独立精神尚未普及进中国，有多少女子不爱富贵呢？女学生也概莫能外。但是斜桥老公馆里盛宣怀的妻妾们却开始噘嘴巴了：怎么，还要纳妾呀？老爷都这岁数了，就是再好女色，有四房妻妾也该收敛一点了。她们照着镜子，各自评价着自己：庄夫人畹玉虽说有点臃肿发福，但她毕竟还只有三十多岁，明眸皓齿，皮肤白皙细嫩，就女人来说还远没到人老珠黄的阶段；稍小点的刘嫣红保养得不错，仍然雪肤花彩，身材姣好；柳氏和萧氏更不用说了，她们还只有二十多岁，成熟性感，正是少妇的大好时光。年轻的四位妻妾丝毫不觉得自惭形秽，面对那位年近六旬的糟老头子，她们充满着足够的自信。但是盛宣怀也自有他纳妾的理由：不为生理所求，而是工作所需，他需要一位事业上的帮手。这么一说妻妾们无语了，秦碧珍正式成为了斜桥盛家公馆里的一员。她的生活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妻妾们的志趣：她让盛宣怀在公馆的空地上建了一座网球场，还凿出了一个游泳的大池子。当公馆里的太太们聚在一起“叉麻雀”纸牌赌钱时，她却喜欢弹钢琴、唱歌。她给太太们讲《圣经》里的故事，最终将刘嫣红和柳氏拉进了基督教会，而庄夫人则是至死不变的虔诚佛教徒。萧氏从前是庄夫人娘家的陪嫁丫头，后来被老爷收了偏房。按理说不当丫头反仆为主了，理该抬起头挺起腰，但她在庄夫人的面前还是不改从前，低眉顺眼成了习惯，唯庄夫人的马首是瞻。庄夫人是佛教徒，萧氏当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佛教徒。斜桥盛家公馆里太太们的宗教信仰，由是分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秦碧珍是另一个阵营的首领。这也是庄夫人最恨她的地方：自从她来了以后，庄夫人在大公馆里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当然秦碧珍并不常在公馆里住，她更多的时间是陪老爷在外面处理公务，陪同他出席跟洋人的谈判，帮助他处理往来的中外电报信函。从前这个角色是由庄夫人亲自担任的，若干年前盛宣怀出远门办差总不忘带上庄德华，那时不仅仅是为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庄夫人还能凭着自己大家闺秀的良好文化教育，以及一手工整娟秀的蝇头小楷，帮助盛宣怀处理公文、禀牍、信函。但如今更多的文牍却是中外文两个版本了，除了秦碧珍，庄夫人已经不能胜任。时过境迁，不知她心里会做何感想？
早春二月，京城护城河边的垂柳枝条上，刚刚吐出了星星点点鹅黄色的嫩芽泡泡，小北风还刀子似的拉着人脸生疼。这天，一辆洋车拉到了东城交道口菊儿胡同一处四合院门口停下，一个青衣小帽装扮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下来，上前叩响了门环。一会儿黑漆大门拉开了半扇，一个家仆模样的人探出脑袋来，上下打量着来者：“这位爷，您找谁？”
“在下陶湘，芦汉铁路北段养路处机器厂总办。”说着掏出名帖递了进去，“朋友介绍来见索爷，说这儿有殿版书要出手。”
“您请稍候。”仆人说，进去通报了。一会儿出来，将陶湘领了进去。
四合院不大，场面显得局促、仄狭，但回廊上却是雕梁画栋，色彩虽然陈旧，却依然可见当年的气派与辉煌。陶湘是个精明人，到眼就能看明白：果然只有半拉院子，是个富贵场上的败落人家。
进了北屋，光线有点暗，好半天陶湘才看清楚，炕上大虾似的蜷缩着一个人，旁边的小炕桌上摆放着烟枪、烟灯。那个人好似睡梦未醒，半天都没有动弹一下，只是不停地打着哈欠，示意陶湘自己坐下来。
“想必他就是索爷了？”陶湘想。
不久前在京城一个藏书界朋友的聚会上，有人给陶湘介绍了这位索爷。索爷是满洲上三旗镶黄旗人，祖上是康熙年间的笔帖式，后来在内务府做官，曾官至五品的内务府武英殿修书处总提调。再后来子子孙孙就都在修书处当差了，他们吃刻书、印书这碗饭一吃就吃了一百好几十年，直到三十多年前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把大火将武英殿烧毁，修书处的书版也随之付之一炬，修书处不得不关了门。到了索爷这辈，皇家修书的差事没有了，别的营生他又不会，只靠着一点旗籍俸禄度日，加之索爷又抽上了大烟，家道很快就败落了下来。朋友说索爷家里有祖上传下来的殿版珍品，其中“开花纸”的印本也不少，比如康熙朝的《御制诗》就是很难得的珍本。但索爷书读得不多，却是个爱书如命的“书痴”：他宁可卖房子卖地，也从来不卖书。这些年索爷就靠典卖维持生计，家里的珠宝玉器、古董字画卖完了，地卖完了，还卖了半拉院子。朋友说没什么可卖了索爷这回恐怕要卖书了吧？于是有人找上门去。谁知索爷狮子大开口，一套内府刻的开花纸印本的圣祖康熙皇帝的《御制诗》第三集八卷共三册，竟要了三万两银子的天价，比市价整整高出几十倍还多，吓得那人自己退了出来。大家说看得出来索爷这么做其实是唬人，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卖书的意思。倒是陶湘对这位索爷有了兴趣，决定亲自去会会他。
“是你自己收藏吗？”炕上的索爷问，说着自己慢慢坐了起来。他骨瘦如柴，看上去年约五旬，满脸都是烟容，“我这儿殿版书的要价可不低。”
“我知道。”陶湘说。
“可是它也不是虚高、乱高，说它高也有高的道理。”索爷打着哈欠，“比如那套圣祖仁皇帝的《御制诗》三集共二十八卷，是内务府开花纸印本里面印制最精致的，而其中又尤以第三集共八卷计三册最为精美难得。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康熙五十四年专门在江南印制的。那时李煦任苏州织造，为了取悦圣上，他极尽搜罗，用的是最好的开花纸‘榜纸’和最好的刻工、印工，印制上精益求精，美轮美奂，无与伦比。乾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开花纸和这么好的刻工、印工了。”索爷说这话的时候，屋里的顶棚上忽然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吓了陶湘一跳，听那声音仿佛是千军万马在通过。
“……这是耗子，请勿介意。”索爷说。
“您说得没错。”陶湘接着说，“乾隆以后内府虽偶有开花纸印本，但那都是康熙爷留下来的库存。乾隆朝更多的是罗纹纸印本，可见开花纸在乾隆朝后期就已渐渐失传了。而近世出产的浙江开化纸，就只能糊雨伞用了。”
“不光纸没有了，版也没有了。”索爷又说，这时候顶棚上又响起那隆隆的声音，“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康熙《御制诗》的书版全部化为灰烬，即便能找到那么好的开花纸，也印不出那样的印本了。它是绝本啊！”索爷感叹说，“绝本了，你说，它价钱能不高吗？”
“是该高点，可也……太离谱了吧？”陶湘讷讷地说。
“开花纸印本，一万两一册，就这价！你爱买不买！”索爷硬邦邦地说。
陶湘只好从屋子里退了出来。刚到大门口，便见胡同里前呼后拥地进来一抬八抬官轿，没有鸣锣开道，前面打的衔牌和仪牌是太医院钦赐某品医官。官轿在斜对过的大宅门前停下了，医官从轿内走下，有太监当场宣读圣旨，那家的男女老幼出来好多人跪在地上接旨。俄顷，宣旨完毕，医官跟着那家人进去了。陶湘好奇，问送客出来的索爷家仆：“对过那是谁家呀？”
“荣禄家。”家仆低声说，“听说中堂大人病了，这不，老佛爷派宫里太医院的御医来给他瞧病了。”
“荣禄大人生病了？”陶湘愣了一下。
后来陶湘又隔三岔五地往菊儿胡同跑。看起来他真是舍不得放弃那些殿版书，反复跑去跟索爷泡蘑菇，砍价。实际上他真正关注的，却是菊儿胡同里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荣禄的病情。盛宣怀安插陶湘在京城里做耳目，他真是选对了人，陶湘在这方面天赋异禀，具有特殊的敏感和眼光。换成一般人，听说荣禄生病了，恐怕顶多也就是听听而已，耳旁风过去了。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生病？没人能掂出这件事里头特殊的分量。但是陶湘不同，他记住了，并且开始在心里琢磨起来：倘若是一般的头痛脑热，老佛爷会派御医来给荣禄瞧病，并且煞有介事地颁旨抚慰吗？可见他患的不是一般的病，或者至少病情已经不轻了。由此就又可以继续推想：荣禄是老佛爷的心腹重臣，在“百日维新”中立下奇功，由此飞黄腾达，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再到军机大臣，又继礼亲王之后领衔军机。试想想，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沉疴不起一命呜呼，枢廷和官场重新洗牌后必有一番新的格局变动。万事谋于先，倘能提前做好应对之策，那将会占尽便宜。聪明的陶湘正是看到了这件事里所包含的特殊意义。
至于那批殿版书，果然不出陶湘所料，他后来每去一次，索爷都要把价格降一次。殊不知正是顶棚上那些隆隆奔跑的耗子提醒了陶湘：索爷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道这是何故？原来索爷抽大烟年长日久，家里顶棚上的耗子也跟着上了瘾。现在索爷囊中羞涩，只好拼命克制烟瘾少抽，但是顶棚上的耗子们却熬不住了，它们犯了烟瘾，这才不时地跑出来“大闹天宫”。索爷一次次地降价，陶湘并不急于出手。索爷急了，说你到底买不买呀？陶湘说买呀！不急，您还没降到我想要的价位呢。于是陶湘便有了由头，隔三岔五地往菊儿胡同跑。他还暗中买通了索爷的家仆，要他密切关注荣禄家的动静。索爷家的院子里有棵高大的老槐树，家仆爬到树梢上，就能把荣禄家院子里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索爷的家仆不定期地向陶湘报告：菊儿胡同最近又来过了哪些人物探望过荣中堂。比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什么时候来过，总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什么时候也来了，还有老佛爷身边的总管太监李莲英等。这让陶湘愈加相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些大人物不断地来探望，看来荣禄真是没治了。挨过二月到了三月初的一天，索爷家仆又向陶湘报告说，昨天他在大槐树上看见荣禄家的院子里进来了一群裁缝，他们在当院里摆开案板就做开了衣服。陶湘马上意识到，这是做寿衣的裁缝进屋了，荣禄时日不多了，家人已经在为他准备后事。而此时，索爷也已把他的殿版书的价格一降再降降到了最低点：那套原先要价三万两银子的内务府开花纸印本的康熙《御制诗》第三集，陶湘只花了一千两银子就买了过来。
接下来陶湘想要知道的是：荣禄之后，谁将会是他的继任者？
根据祖制，自从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以来，领军机大臣便一直由王大臣担任，近两百年来少有例外。荣禄便是这少有例外中的一个。荣禄不是皇族宗室，他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靠着父功，仅仅是个小小的荫生出身。他后来之所以能爬上这样的高位，当然与慈禧的宠眷和提携有关，民间甚至还有他和慈禧的暧昧传说。荣禄不是王大臣，但他是满大臣。检索近两百年来的领军机大臣无一汉人，由此可以确定担任领军机大臣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是王大臣，或至少是位高权重、深得当今宠信的满大臣。陶湘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荣禄之后，满大臣中再也无有能跟他比肩者；而近支皇室中，无论资历还是才干，都找不出能担纲领衔大臣的角色。在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中，本来六弟恭亲王奕是最有才干的，可惜他受慈禧猜忌，光绪十年被罢黜领军机大臣，回家赋闲，现已去世，其支系后裔一直被冷落不受重视。光绪皇帝本生父、七弟醇亲王奕譞曾出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权位崇高，无人企及，可惜十年前也已去世，其支系后裔因为要避皇帝之“嫌”而一直淡出朝政。最后剩下的便只有默默无闻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一支了。其后裔载濂、载漪、载澜兄弟，本来戊戌后已在政坛上崛起，载漪之子溥儁还被慈禧立为皇储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皇帝。但不幸的是，他们在“庚子拳乱”中因扶持义和团对洋人主战，被八国联军列入必须惩办的祸首名单，可怜载家兄弟的最后结局或流放或自杀，大阿哥也被废。近支皇室中既然挑不出合适的人选，这个位置就不得不让给远支宗室了。
远支宗室中有个绕不开的人选，他就是庆亲王奕劻。
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是道光皇帝的堂侄，咸丰皇帝隔两服的堂弟。光绪十年慈禧罢黜恭亲王，奕劻开始在政坛上崛起，他就在那年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总理大臣，主持外交，进封庆郡王。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甲午战后封庆亲王，权位渐崇。庚子年间担任与外国谈判议和的第一签约大臣，名字排在李鸿章之前，但他为人滑头，凡事都往后躲，让李鸿章出头露面。后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他还是担任总理大臣。奕劻是近年来朝堂上最为活跃的王大臣，很受慈禧的宠眷，其长子载振去年曾代表清廷赴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如果不出意外，荣禄之后的领军机大臣非此君莫属，京师舆论也莫不如此认为。
但是，陶湘还是想再证实一下。
证实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亲自去庆王府里走走看看。在陶湘看来，一座即将要飞黄腾达、显赫一时的王府，它事前不会毫无征兆动静，如果留心观察，肯定能在细枝末节上发现不同于从前的异常。同时陶湘认为，作为当事人，奕劻对这件事的拿捏应该是最靠谱的，就算他再有城府再沉得住气，也不可能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来。不久，机会还真来了。那天陶湘跟着一位朋友去了后海定阜大街的庆王府。本来这时候陶湘跟庆王府还高攀不上，但是他的那位藏书兼收藏字画的朋友刚刚结交上了奕劻的长子、贝子载振。载振附庸风雅，平时喜欢玩点古董、字画，他最近刚刚揽到手了一桩跟古董、字画有关的皇差。
原来“庚子拳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疯狂报复；占领紫禁城后又大肆哄抢文物、古董，大量宫藏的珍宝流落到民间。有一个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庚子拳乱”后的三年之内，北京琉璃厂新开业的古董店犹如雨后春笋，其数量是咸丰朝以来近五十年所开张字号的总和。比如日后较为著名的悦古斋、墨宝斋、名雅斋、韵古斋等，都是在这时候开张的。那时候形容联军入城是“百业凋敝，唯富一行”，这“一行”说的就是古玩行。第二年“辛丑回銮”慈禧回到宫中，大量流失的国宝让她心中不快，本来打算向民间颁旨征收，并严禁私下交易宫中宝物，一旦发现将无偿抄没并严加治罪。但很多大臣反对采用这样过激的做法，他们认为“圣驾回銮，人心甫定”，恐生激变，主张用“赎买”的办法回收宫廷流失的珍宝。慈禧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到后来，不知怎么这个肥差事就落到了奕劻之子载振的手中。由内府出钱，载振全权负责收购流落于民间的“国宝”，收什么，不收什么，怎么收，给什么价，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坊间估计，振贝子单凭这桩差事，从中贪污中饱私囊就不下百万。也因为朝廷出重金回收“国宝”，导致这一时期市面上造假之风盛行，大量的赝品“国宝”充斥于市。陶湘的这位朋友就是被载振请来帮忙鉴定字画的。
在庆王府门前，陶湘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作“门庭若市”。一乘乘的马车，一抬抬的轿子、肩舆，把门前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中多数是等着排队来求见老王爷的各级官员，也有带着古玩、字画来求见贝子爷载振的“献宝”人。有的官员帖子递了进去，他们就被轮流叫进花厅里等候；有的官员的帖子当场被退了回来，但他们并不气馁，缠着门丁说好话，塞银子贿赂，请求再通报。朋友告诉陶湘，庆王府门前的这种热闹是最近才出现的。京中风传庆亲王即将要高升中堂、领衔军机，本来是三月底的寿诞，京官和地方官们趋之若鹜，纷纷提前赶来捧场巴结。而来登门拜访的官员多了，“宰相门前七品官”，连那些守在门前的门丁也明显要比从前倨傲不恭了。陶湘笑了笑，心中已然有数。
陶湘朋友是常来庆王府的熟客。前门人太多，他们被门丁领着，从侧门进了王府。他们被安排坐在里面的小花厅里喝茶，等候载振的会见。从窗户里望出去，王府里正在大兴土木，民夫、工匠们一派繁忙，有的整修园林，有的翻盖房屋，有的重新油漆、勾描那些看上去并不陈旧的回廊曲榭、亭台楼阁。
“看来，庆王府即将焕然一新，别有一番新气象了。”陶湘意味深长地说。
“那是当然。”朋友也笑着说，“人履新，气象新嘛。”
这时候载振出来了。他看上去比陶湘还年轻，二十六七岁年纪，长相天地饱满，一身贵族子弟的气派。陶湘和朋友施礼见过载振，载振也客客气气地还了礼。接下来载振就请陶湘朋友帮忙鉴定一幅他带来的字画：“这幅名画是宫藏的传世之宝，这次好不容易收了回来。阁下是鉴赏大家，今天请阁下来，借阁下的眼力帮忙给长长眼。”载振客气地说。
“不敢，不敢，贝子爷客气了。”陶湘朋友谦让说。
那幅画摊开在茶几上，是唐李升的《袁安卧雪图》。
陶湘朋友仔细端详起那幅画来。陶湘对字画是外行，不敢造次，只能在一旁冷眼旁观。他看出这是一帧绢本立轴，长约四尺许，帧首有宋徽宗的瘦金体横书：唐李升袁安卧雪图；帧首左方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小行书。陶湘由于藏书倒是对印章多少有过一些研究，他仔细观看乾隆皇帝在画上留下的那几方收藏印——“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稀天子之宝”“御书葫芦印”“信天主人印”等，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破绽。
“……从印章上看倒像是高宗纯皇帝所藏。”陶湘朋友沉吟着说，“但是关于此画的画法，‘江村销夏录’中有记载，所谓‘以焦墨作山石皴法，苍莽非人力可到……隆暑张之，凛然有寒气。’何为焦墨皴法？今已失传，故当世做假之人过不了此关，在此露出了马脚，不过是仿其形似而已。此为赝品无疑。”
“赝品？”载振似乎有些意外，“阁下……可否再多看几眼？”
“再多看也是赝品。”陶湘朋友肯定地说，“而且画题也不对，李升不是唐人。他是五代十国的前蜀国成都人，小字锦奴，善画人物，写蜀中山水尤妙，时亦有小李将军之称。”
“袁安是东汉汝阳人，后做到河南尹。”陶湘有些卖弄地插话说，“《后汉书》中有关于他卧雪的记载：‘……安未达时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安独僵卧不起。洛阳令见而贤之，举为孝廉。’”
不待陶湘说完，载振已冷冷地举起了茶杯送客。
从小花厅里出来，陶湘低声地问朋友：“看得出来，你把那幅画说成了赝品，振贝子好像对此很不高兴？”
“那本来就是赝品。”朋友说，“也许那是他出了高价收来的吧？”
刚从王府侧门出来，就突然遇见一辆装饰明黄色龙凤图案的凤辇疾驰而来，前呼后拥着一群太监，在侧门前停了下来。
有门丁旋即传呼起来：“五格格、六格格回府！——”
撞见了王府女眷，陶湘和朋友赶忙依例回避。
俄顷，但见从凤辇上袅袅婷婷走下两位浓妆艳抹的满洲贵妇，在奴婢侍女的簇拥下进了王府，然后那辆凤辇又往来路返回了。
陶湘站着，狐疑地望望那辆凤辇，又回头望望那两位满洲贵妇远去的背影。
“陶先生，你怎么哪？”朋友在一旁低声提醒，“咱们该走了。”
“……门上大哥，劳驾请问问，”陶湘忽然拉住旁边的一位门丁，“两位格格这是从哪儿回府呀？”
“你管得着吗？”那门丁把眼一瞪，“你谁呀？”
“嘿嘿，我们是贝子爷的客人，刚刚从王府里面出来。”陶湘赶忙掏出一点散碎银子塞过去，赔着笑脸，“打听打听，长长见识。”
门丁的态度立时有了改变，炫耀地说：“你没见着吗？刚才那是宫里的凤辇，是慈禧老佛爷自己乘坐的凤辇！送我们格格回来的！”
“这么说，两位格格原来是进宫去了。”
“进宫有什么稀罕呀？我们格格天天进宫！”
“天天？”陶湘愣着，“慈眷隆盛，那可不多见。”
“什么呀！你知道她们去干什么？”门丁诡秘地笑着，压低声音，“我们老王爷天天派两位格格进宫去，陪老佛爷‘叉麻雀’。”
“什么……‘叉麻雀’？”陶湘不懂，又问。
“你连这个都不懂？‘叉麻雀’就是耍纸牌，赌钱！”门丁鄙夷地瞥了陶湘一眼，“听说两位格格每人每天各携带千金入宫，我家老王爷对她们有个规定：跟老佛爷赌钱，只准输，不准赢。”
“哦，哦。”陶湘喃喃自语着。
当晚，陶湘即用密码给盛宣怀发了一封电报：“……菊儿胡同（荣禄）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枢廷易主在即，都中格局将变，承泽（奕劻）崛起铁定无疑。本月二十九日即为其生日，京师图结者趋之若鹜，门庭若市。请速作打算。”
盛宣怀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刚好郑观应到苏州留园来访。他们坐在留园的贵宾厅——林泉耆硕之馆喝茶谈话。郑观应这次是应邀而来，盛宣怀要跟他探讨关于组建汉冶萍公司的可行性及诸多细节问题。几年前盛宣怀接手官督商办汉阳铁厂后，郑观应曾出任过一任汉阳铁厂总办，他对汉阳铁厂的最大贡献就是历尽重重艰难，终于使甲午战前战后已停产两年多的汉阳铁厂大烟囱里又重新冒出了滚滚浓烟，同时他对汉阳铁厂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可是终因汉阳铁厂官办时期留下的种种问题积重难返，更因官场人事的掣肘和难于合作，加之郑观应本人身体欠佳，他在一年后急流勇退，坚辞了总办一职。不过盛宣怀相信，正是这一年时间，郑观应对汉阳铁厂的情况已有了全面了解，加之他本来就是盛宣怀当年接办汉阳铁厂的智囊人物，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见识，所以盛宣怀这才特邀他来苏州单独面谈。
“杏荪大人这个想法好，路子对！”郑观应肯定地说，“汉冶萍必须完全商办，摆脱官家桎梏，未来才有出路。在大清所谓‘官督商办’不过是幌子，官督者实则官家说了算，官为刀俎，商为鱼肉。轮、电二局就是个最让人痛心的例子，袁项城说夺就夺走了，商家只能干瞪眼。”在轮、电二局中粤商是大股东，而郑观应又是粤商领袖，所以去年袁世凯夺轮、电时，他曾率领粤商与之抗衡，因此在这方面最有切肤之痛。
“你放心，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关于轮、电二局，盛某人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说起轮、电二局，盛宣怀余恨未消信誓旦旦，“这回是日本人提醒了我。正是从轮、电的结局看到了汉厂未来可能的厄运，所以未雨绸缪。”
“大人打算如何进行？”
“你我这次商量好了，马上就草拟章程和奏稿，上奏朝廷。”
“急不得，急不得。”郑观应摇着头，“依敝人之见，大人商办汉冶萍公司的计划，没有个三年五载的磨难，恐难付诸实现。”
“陶斋兄何出此言？”
“大人打算如何让张之洞应允？”
“官家所担心者，无非官款着落。倘若汉冶萍商办，原先投入之官款，将按照投入之年限叠加计算利息全额退还。”
“不，大人把问题想简单了。”郑观应侃侃而谈，“大人现在主要面临两难：摆脱‘官督’为一难，这‘商办’又是一难。——先说这摆脱‘官督’难在何处？大凡官督商办的洋务厂局，无论办得是否有实效，只要它在，那都是地方督抚的政绩，面子工程。可是一旦商办了，跟官场无关了，人家就会说那是办砸了，办不下去了，不得已才改弦更张。于是这政绩、面子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岂不是自己给自己难看？其二，大凡官督商办洋务厂局，起步都离不开官费。依据官股，厂局每年都要提取报效公费，官员无论公私个人均少不了银钱好处，一旦退出官督，这眼见得的好处也没有了。有这两点，敝人敢断定，要想张之洞对汉阳铁厂痛痛快快撒手，绝非易事。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从湖广总督离任。或者百年之后作古，兴许会有机会。”
“……请接着往下讲。”
“再说‘商办’之难。切莫以为摆脱‘官督’以后商股就会滚滚而来，这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当年官督商办接办汉阳铁厂时，大人曾对招募商股满有信心，可结果如何？这么多年来汉厂仅募到一百万两商股，其中还主要是轮、电二局及中国通商银行、萍乡煤矿调剂过来的九十万两，根本就没有私商股份！那些所谓古陵记、上海广仁堂、南洋公学、钢铁学堂的股份，实际上敝人最清楚内幕，都是大人和亲属自掏的腰包。敝人没说错吧？”
盛宣怀的脸红了，在郑观应面前他说不了谎。
“汉厂当时为何招不到商股？那是因为大人接手这个烂摊子时，没人相信它会赢利！”郑观应一针见血，“商人逐利，无利不起早。明知道无利可图或要亏本，谁还敢入股，把银子往里面砸？即便汉厂现在脱离了‘官督’，它也招不到商股，因为同样没有人相信它会赢利！大家都知道，制约汉厂的两大要害问题至今仍在：一是缺少煤焦，二是机炉的更换和技术改造。”
“这两个问题已经在着手解决了。”盛宣怀说，“煤焦问题，当年你出任汉厂总办果断决定开发萍乡煤矿，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株萍运煤铁路正在加紧抢修，估计明年或最迟后年就可以修通，那时汉厂的煤焦供应从此无后顾之忧了。汉厂机炉的改造问题，眼下李维格正带着矿料样本在欧美考察咨询，汉厂的技术改造他应该已然心中有数，估计回国后即可着手进行了。”
“这些不都需要时间吗？”郑观应笑了笑，“所以商办汉冶萍公司的内外时机都还不成熟。而且敝人听说朝廷的《公司律》也即将要出炉了，这对商办公司无疑是个福音。眼下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一边做好官场的疏通铺垫工作，一边抓紧解决汉厂内部的问题。到时候万事俱备，水到渠成，一气呵成。”
“陶斋兄条分缕析，所言极是。”盛宣怀表示赞成，他拿起桌上陶湘的那封电报问，“奕劻生日这件事，你看当如何处置？”
“当然要去打点！”郑观应说，“做官场的疏通铺垫工作，这正是难得的时机！而且在人家发达之前巴结和大红大紫以后再去巴结，那效果肯定不同！陶兰泉探得了这么绝密有价值的情报，你要错过不用太可惜了。”
“行，到了那天，我让陶兰泉代表我去庆王府走一遭。”盛宣怀说。
可是到了第二天，盛宣怀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亲自赴京去祝寿。
“我想过了，让人代表莫如亲自前往。”盛宣怀对郑观应说，“从前盛某在官场上结交甚少，那时主要有傅相在，不用我等操心。如今不同了，不得不亲力亲为了。我与老庆过去虽然相熟，但毕竟只有公务往来，泛泛之交，并无私好。我想亲自去更显得心诚。此其一。其次，老庆很快就要荣升中堂入主军机，成为枢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将来汉冶萍的很多事情都少不了要依仗于他。陶斋兄说得对，与其将来有求于他找上门去，还不如现在巴结他。而且这次赴京，我还可以借祝寿之机跟他好好谈谈汉冶萍的事，趁他现在还未曾日理万机，提前打个招呼，好让他先入为主有个印象。”
“好倒是好，”郑观应沉吟着，作难道，“可大人你现在是‘丁忧’戴孝之身。众目睽睽之下，如何敢背着不孝之名，千里迢迢违例去京师？倘被御史揪住把柄参劾，那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盛某以为，孝与不孝，不在名而在实；孝在生前而不在死后。家父生前也是重实不重名之人。他主张治学要经世致用，谆谆教导儿孙重实学而轻功名，使宣怀受益终生。如果不是囿于名而确是出于实，他在九泉之下肯定也会赞成，所以家父对盛某戴孝赴京一定能谅解。至于如何去京师嘛，”盛宣怀诡秘地笑了笑，“我自然有办法。”
临动身起程那天天气变了，倒春寒，淫雨夹着飞雪，盛宣怀的寒喘病也开始犯了，但他还是决定起程。他在父亲的灵前祷告，说明自己心里的苦衷以及不得不亲赴京师的理由，希望得到父亲的谅解，原谅他的“不孝”。他说得动了感情，声泪俱下。令人称奇的是，本来是雨夹着雪北风呼呼的天气竟雨过天晴，太阳也露出了笑脸。
盛宣怀没有带小妾秦碧珍，怕不方便，他只带了一名随从悄悄回到了上海。为了保密，他不敢惊动轮船招商局的那些旧日同僚和部下，没有打电报让他们给他预留船票；而是提前写信，让庄夫人派家里的下人自己去码头上买好了船票。船票也是买的普通票，不敢买头等舱，怕目标太大太显眼。盛宣怀自己还化了装，不穿官服不带仪仗、随从，青衣小帽，装扮成一个普普通通跑单帮的商人小老头，带着一名小伙计，在一个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外滩的金利源码头登上了开往北洋的招商局客轮。几天后到了天津，那时京津间已通火车，京津铁路和芦汉铁路都已延伸到了正阳门外的前门车站。陶湘按照约定到车站来接盛宣怀，一见面他吓了一跳，几乎都认不出盛宣怀来了。
芦汉铁路北段养路处机器厂在京师设有官署，陶湘没有将盛宣怀安排在官署下榻，也没有安排他住在京师专门接待地方官员的馆驿。而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在庆王府附近的胡同里找了家小客栈，安顿了下来。
“打听到怎么送礼了吗？”刚住下来，盛宣怀就迫不及待地问。
“京中官场的寿仪，一般都在千金至数千金不等，那要视交情和官品而定，不过那还是整寿。”陶湘说，“老庆今年六十七岁，散生，原本不作大庆。只不过京中风传他要入主军机，所以官场上来巴结的人多，这才把个场面闹大了。听说前后要搞半个月，光堂会就要唱到下月初六。”
“知道卧雪那边送多少吗？”
“卑职在直隶总督衙门有个内线，据他打听，这回袁项城准备亏血本大出手，向老庆豪掷两万。”
“那我们也送两万！”盛宣怀说，“不过不是银子。”
“那是什么？”
“日元。日元是金本位，两万日元的银行券，可以在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兑换两万枚金币。”盛宣怀笑了笑，“用外币送礼，一来显得咱们不一样，别致不落俗套；二来中国人都知道，金子比银子贵重。”
“可实际并非如此。”陶湘反驳说，“按照光绪二十九年的海关汇率，1美元等于2.005日元，1两白银等于1.5美元，换算下来，1两白银等于3日元还要略多一点，两万日元不过才兑换中国白银六千多两。这礼是不是太轻了？”
“不轻了。你刚才不是说，京中寿仪都在数千两之间吗？”
“可是袁某人送了两万！学生以为，无论如何不能比他少。”
“数字上一点也不比他少！那些满洲王爷，他们一不跟洋行做买卖，二不跟洋人借款，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海关汇率？他们看的只是表面文章！”盛宣怀摆摆手，“这事不要再说，就这么定了！”
陶湘不好再开口了，他知道盛宣怀的为人秉性，向来在金钱上抠门，精于算计。用日元送礼，亏他想得出这么个办法！以为数字相同，且金子比银子好看，就可以蒙混糊弄人。既然是为了糊弄人，那又何必千里迢迢冒着风险来京送礼呢？盛宣怀这人，你说他守财也好吝啬也好，有时候他倒真不是舍不得花，而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一到花钱的时候就要习惯性地算计，能省的地方他要尽量省。搞企业是这样，个人生活也是这样。比如向外洋订购机器设备，他要反复多次地多方比较、选择，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在个人生活上他也从来没有奢华的要求，吃的普通饭菜，极少享用燕鲍翅。如果公馆里的开销大了，他还要亲自审验账目，压缩开支。上海滩前年就开始有了小轿车，很多洋行买办、富商大贾都买了汽车，像盛宣怀这种身家的人当然也不在话下，妻妾们也一直吵闹着要买，可盛宣怀就是不点头，他说马车一样能坐。
第二天陶湘就去庆王府登门投了帖。祝寿期间庆王府宾客盈门，人来人往，盛宣怀露面多有不便。不久老王爷传谕出来，让盛宣怀某日深夜去见。
不久陶湘又打听到一个新消息：庆王府放出话风来说，这次老王爷寿庆只收红寿面，不收寿仪。盛宣怀说庆王府不收礼，那可怎么办？陶湘笑了，说大人您还真相信啊？学生听去过庆王府的人出来说，那都是说的假话、装样子，不过不当面收而已。盛宣怀说不当面收那怎么收？陶湘说，听说在老王爷会客的小花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只盛八音钟的空木匣子，那是示意客人趁着喝茶等候主人会见的工夫，自己将银票投进去。然后待客人告辞再将匣中银票取走登记，谁送了谁没送谁送了多少照样清清楚楚。这一番话说得盛宣怀啧啧连声：自己在官场上也还算是见过世面的，如今这样的送礼从前闻所未闻。
到了见面的那日，果然应验了外面的传言：盛宣怀坐在王府的小客厅里喝茶，等候奕劻的会见。旁边的茶几上果然有一只精美的紫檀木匣子，他偷偷掀开匣子看了看，里面果然是空的。他迟疑了一刻，将那张两万日元的银行支票投了进去。刚刚投完，庆王着便衣而出，辞色和蔼，俨然春风大雅。
盛宣怀赶忙离座行礼，恭贺寿诞，将手中红寿面奉上。奕劻也还了礼，收下红寿面，说了些“盛公以丁忧之身，迢迢千里而来，令本王如何感动”之类的话。随后盛宣怀把话题引到了汉冶萍上，介绍了汉冶萍各厂矿的近况，着重讲述了从官督商办到纯商办、组建汉冶萍公司的种种理由和必要性。基本上是盛宣怀一个人在说话。奕劻很认真地听着，聚精会神，全神贯注，时常频频颔首，有时候还要插话问一问。最后盛宣怀说：“王爷即将要荣膺大任了，希望王爷在日理万机中拨冗关注汉冶萍，玉成此事。”奕劻大包大揽，说：“如果真有盛公你说的那么一天，小事一桩，汉冶萍的事包在本王身上了！”听了这话盛宣怀心花怒放，他没有想到老王爷说话办事竟是如此爽快！有了老王爷的这句话，他觉得这次来北京真是不虚此行。一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后，盛宣怀回到客栈还兴致勃勃，又和陶湘谈了许久关于汉冶萍的构想。
盛宣怀神不知鬼不觉地原路返回江南。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保密的行踪，临到头来还是露了馅。原来《申报》有一名驻京记者从前见过盛宣怀，也知道盛宣怀丁忧守制在籍。可是有一天在对庆王府周围的暗访中，无意间发现了他熟悉的身影。后来他在报道庆王府庆寿如何门庭若市的《京都纪闻》中披露了这件事，意思是说连在籍守制的人都趋之若鹜，千里潜行赶来巴结权势人物。这下又被某些御史揪住了把柄，上疏参劾盛宣怀“违制”。好在庆亲王出面斡旋了一下，总算没有受处分，最后是皇帝下旨“申斥”，搞得盛宣怀灰不溜秋的。不过汉冶萍这件事总算有了盼头，盛宣怀还是觉得值。果然过不多久，荣禄去世，庆亲王奕劻出任领军机大臣，原外务部总理大臣照样保留，兼管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更加权势熏天了。
盛宣怀由此开始了充满希望的等待。
只有一件事盛宣怀没有想到：多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居然精通外国银行里的汇率。还有一件事盛宣怀更是没有料到：这次老庆做寿，袁世凯送给他的不是两万两银子，而是整整十万两！
盛宣怀等来的第一件事，犹如当头一记闷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廷迫于朝野舆论对举外债修筑铁路的不满和指责，以及要求收回铁路路权的日益高涨的呼声，颁旨下放铁路筑路权，允许民间在报官备案注册后成立铁路公司，允许民间以集资的方式募集商股修筑铁路，但是严禁民间公司向外国银行借款以及暗掺洋股。盛宣怀虽说已回籍守制，但他作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大臣并未被免职，类似这样关于铁路问题的重大决策，按理说事前应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或至少应该跟他通下气。但是盛宣怀事前完全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盛宣怀压抑着心中的愤懑和不满，向朝廷上奏，坦陈铁路路权下放的种种弊端：比如因各省商贾情况参差不一，商力微薄，很难依靠民间集资来筹集到修筑铁路所需的大量资金；而且技术水准和施工质量都会存在很多差异；更致命的问题是地方自办铁路，往往胸无全局，“各自为政，自成系统”。后来的事实果然验证了盛宣怀的论断。比如南浔铁路、粤汉铁路的粤段和湘段、广东潮汕、新宁、福建漳厦及其他铁路，都是省界分明、互不连接，难以构建成全国统一的铁路干线网。尤其是滇越铁路，不仅不与国内铁路相连，甚至还单独使用了窄轨。正是因为路权下放导致了如此多的恶果，这才有了若干年后盛宣怀重新掌权的“收回路权，铁路国有”的政策，这才有了因川汉路、粤汉路风潮而引发的天下大乱，这才有了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这才有了大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瓦解。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但在当时，盛宣怀的那份奏折却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它如泥牛入海，从此没了消息。
盛宣怀随后又给奕劻写信，重申自己对路权下放的否定态度，着重阐述了它对汉阳铁厂带来的致命后果。他指出路权下放后，各地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和购买洋轨，不一定非要向汉厂购买了；汉阳铁厂从前那种依靠朝廷行政命令，修铁路就必须购买汉厂铁轨的垄断营销模式已被彻底打破。而铁轨又是汉阳铁厂的产品大宗，是关乎汉阳铁厂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路权下放不仅影响了汉厂的产品销路，还掐断了汉厂流动资金的来源。原来过去向外国银行贷款修路，都是从所贷的款项中提前向汉厂预付一部分轨价定金，这些预付金就成了汉厂的生产流动资金。如今禁止向洋人贷款修路了，这些预付金自然也就没了踪影。既没有流动资金，产品又销路不畅，汉阳铁厂只有死路一条。盛宣怀强调说，汉厂目前还是官督商办，尚有官股四百余万两，汉厂倒闭，官方和商家都将遭受重大损失。当然盛宣怀没有明说，在受损的商家中，他的损失将是最大的。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盛宣怀也不好在信里明说，路权下放对他个人最直接的损失就是：不贷款修路了，从此以后，他从外国银行再也拿不到那百分之五的佣金了。
盛宣怀给奕劻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他的意见能送达上听，朝廷权衡利弊，最终能收回成命。盛宣怀满怀希望地眼巴巴地盼望着，但是奕劻只给他回了一封十六个字的冷冰冰的电文：“路权下放，大势所趋，奏折留中，爱莫能助。”
盛宣怀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浑身透凉。在经历了最初的不解、愤怒和委屈后，他开始静下心来，不得不面对眼前的困境：轮、电二局没有了，汉阳铁厂也即将要停产关门。盛宣怀这时隐隐地有了一种预感，这次的铁路路权下放，似乎就是冲着他来的。毫无疑问对手这也是一记重拳，打在了他最致命最要害的地方。很显然，有人撇开他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大臣，趁他开缺守制之机，利用了所谓的舆论呼声，推行了一个与他之前完全相悖的铁路政策。那么枢廷中谁具备有如此的能量？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当然是个不能不想到的人物。可盛宣怀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与他素无过隙，而且不久前还冒着风险亲自赴京为他祝寿示好，他还大包大揽答应要为汉冶萍帮忙，怎么会转瞬之间就翻脸，落井下石呢？不久陶湘从北京发来密电：“庆邸慈眷隆盛，独揽朝政，阴结外臣，与卧雪沆瀣一气。……”原来如此！路权下放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果然是袁世凯！自己因轮、电与袁世凯结怨，袁世凯则明夺轮、电，暗掐汉厂。如此看来老庆收了他的两万日元却并没有帮他；自己那次去北京也没有巴结上老庆，老庆看不上他，老庆转而去与兵权在握的袁世凯结盟了。
盛宣怀于是有了一种在官场被边缘化的危机感。表面看这似乎跟他回籍守制有关，但他心里清楚，这还是源于袁世凯的挤兑和打压。让盛宣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勤勤恳恳、不计怨谤为朝廷办事，今天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又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此刻他最需想明白的事情就是：他既无科场功名也非正途出身，一条白身子到底凭什么在官场立足？显而易见，他凭的是在洋务方面的见识和才干——自己干的那些事情，别的官员干不了或者干不好，这才有了他的用武之地。毋庸置疑，眼下中国的洋务属于官方垄断，进入官场干洋务为许多人提供了晋身机会，所以盛宣怀曾天真地认为：干好洋务就能做官，洋务干大了就可以做大官，正所谓“以商谋官，以官护商”。因此那些年他拼命地干事，把摊子铺得越大越好。按理说他后来干的事情不可谓不大，做的官也不能算小了，但他仍然逃脱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那时候盛宣怀并没有意识到，他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商”而非“官”上，而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明明人在官场，却总把自己当成商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纯粹的官。他检讨自己的人生目标，却原来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只是做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兼富贵于一身的成功的红顶商人——红顶子只不过是外在的装饰，商人才是他的核心所在。于是官场也理所当然地把他当成商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商人在官场中的尴尬和危机感。那一刻盛宣怀恍然大悟：商人永远只属于商场，而官场则属于政客；商场是利益的角逐，官场却是权力的争斗！官场的第一目标永远是谋取权力而非牟取利益；只有谋取到足够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才有可能最终拥有利益。
不久，出洋考察的李维格回国了。他的回来让盛宣怀重新看到了汉阳铁厂的未来希望，一扫他这段时间以来的阴霾心情。
李维格，字一琴，江苏吴县人，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候补郎中衔。幼年随父亲到上海读书，后进入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学习，成年后渐渐萌生了出国求学的想法。李维格家境不好，父母为他出国举债筹款。他先后在英、法、日、美留学，学习英文、法文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回国后曾在江南制造总局任提调和南洋公学教授，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聘其为汉阳铁厂总翻译，去年受盛宣怀派遣出洋考察西方钢铁工业，酌订机炉及配件设备，旨在为汉阳铁厂未来的技术改造和扩建作准备。李维格率领洋工师赖伦、彭脱等一行于去年十月由上海出发，先美后欧，绕地球一周，历时近一年，不久前刚刚回到上海，然后他马不停蹄地赶赴苏州，向盛宣怀当面汇报出洋经历。
生料、钢质、销路是盛宣怀最为关注的三大端，也是李维格这次出洋考察的三大主题。关于生料，他向盛宣怀汇报说，英国最有名望的钢铁化验专家史戴德对他所带去的大冶铁矿石、白石和萍乡煤焦的样品进行了精准的化验，皆属佳妙。现已测得：大冶铁石含铁60%～65%，远远优于英国的克里夫伦大铁矿。确如当年张之洞所聘请的洋工师对大冶铁矿石的化验，不光质优，而且储量丰富，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都可供数百年之开采，因此汉阳铁厂有着非常光明的前途和未来，值得花大力气去改建和扩建。关于钢轨的质量问题，经化验确认，易脆裂的原因的确是当年张之洞决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他采用了酸法贝色麻炉而不是碱法马丁炉炼钢。大冶铁矿石中普遍含磷较重，而酸法炼钢不能去除铁质中过高的含磷量，导致钢轨在高压下的易脆裂。他据此已订购了两座每座容积为30吨的马丁炉，今后大冶铁矿的所有高磷矿石都可以炼钢轧轨了。
“这两座马丁炉，职司已仔细核算过建安成本。”李维格说，“拆掉旧贝色麻炉安装新炉，浪费太大，成本太高，还不如建新厂。无奈汉厂两面临江一面临湖，厂地狭窄，无法就地扩建，只能在大冶另择厂地建新厂。”
“现在何来的资金再建新厂？”盛宣怀叹了口气，“当年我就向张之洞建议，铁厂厂址应该选在大冶，可他不听。——大冶新厂迟早是要建的，不过不是现在。”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汉厂大有起色，产品销售开始赢利之后。”
“好吧，那就只有在原地打滚，拆旧炉安新炉。”李维格继续说，“再有就是关于产品销路方面的考察——”
“产品销路是最让盛某人头痛的。”盛宣怀神色忧郁地说，“不久前朝廷明发上谕，向各省下放铁路筑路权，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结束了。”
“宫保大人请勿忧虑。”因为“庚子拳乱”中盛宣怀创设“东南互保”有功，朝廷加封他为“太子少保”，所以李维格称呼他为宫保，“路权下放，这丝毫不会影响汉轨的销路。”
“哦？何以见得？”盛宣怀极为关注。
“汉轨未来畅销之关键，是物美价廉。物美者赖有大冶之铁矿石和萍乡之煤焦为基础。前在英国时史戴德氏曾说，似大冶之铁和萍乡之煤优良者，世界少有，此乃天富中国矣！汉阳铁厂更换机炉后，所生产之轨可确保质量精妙，决不会逊于洋轨。此乃其一。”李维格稍作停顿，“其二，职司前在英国时，即听闻英国有钢铁公估局，英厂所产钢铁，概由公估局派人到厂验收，合用然后打戳，由公估局注册发给文凭，畅销全球。汉厂未来之钢货，计非公估局派人来华验收不可。获得文凭，即已获得全球通行证，所以职司已提前预为联系妥当。”
“一琴的意思，是说汉厂未来的产品要行销世界？”
“对！进入国际市场。”李维格兴奋地说，“除了质量上乘，还有一点就是要价廉，方有竞争力。关于汉轨之价格，职司在回国途中，已与洋工师仔细核算过成本，还可以降低不少。目前汉厂所售芦汉铁路之贝轨及附属零件，售价平均在每吨8英镑10先令，这个价格要高于进口洋轨1个多英镑，其原因是焦炭成本高，因为汉厂现在使用的是从日本进口的焦炭。萍乡煤矿建成尤其是株萍运煤铁路通车后，煤焦成本马上就可以降下来。根据职司等人的核算，碱法马丁炉钢轨及附件的成本约为6英镑，以国际市场通行价格7英镑6先令5便士计算，每吨尚可获毛利1个多英镑。我们还可以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如此价廉物美，岂能不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到那时，别说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更是抢手。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汉轨质量丝毫不逊色于洋轨，而且减少途中运输费用，减少所耗时间，谁还会舍近求远，舍廉求贵，舍简求繁去购买洋轨？职司所说的路权下放对汉厂未来之钢轨销路无丝毫影响，道理正在于此。”
李维格思路清楚，有条不紊，侃侃而谈。他的话有根有据，数据精确，胸有成竹，信手拈来，让人不得不信服。盛宣怀不禁赞许地望了他几眼。
“这还是按目前汉厂的生铁成本来核算的。”李维格又补充说，“如果将来在大冶再建炼铁新厂，生铁成本价格将更低，获利更巨。”
“一琴还有什么想法？”盛宣怀微微颔首。
“汉厂钢货除了物美价廉，职司认为还必须品种多样。”李维格又说，“目前汉厂以钢轨为大宗，并不适合国际市场需要。中国铁路刚刚兴起，所需钢轨有限，而外洋钢铁所需，不仅仅是铁路，还有造船、桥梁、建筑等诸项，所以汉厂产品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多样化，不限钢轨一种。通过考察后职司以为，汉厂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瞄准美国西部而非欧洲。”
“为什么？”
“美国钢铁工业发达，但都在东部。美国的商人宁愿向欧洲出口钢铁，而不愿向本国的西部运输钢铁产品。为什么？因为东西远隔万余里，陆运昂于海运。所以美国西部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钢铁市场。唯由我国运钢货去往美国西部，须横渡太平洋，轮船若无回载，其运资必昂，钢价亦必高。职司在旧金山时，觅得一商机：美国西部所产松木，向为中东各国进口大宗，但苦于运木船只缺乏回载。职司与运木轮船公司经初步洽谈，该公司极愿承运我国未来之钢铁出口，并且运脚给予优惠，每吨仅美金3元，约合12先令……”
李维格滔滔不绝地说着，盛宣怀简直听得入了迷。此前他跟李维格其人并无太多的交往，他是听南洋公学总办汪凤藻和总教习、美国人福开森的极力推荐才把他调任到汉阳铁厂的。他庆幸自己又得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视野开阔，头脑清楚，目标明确，见识超群。汉阳铁厂未来的技术改造和扩建，盛宣怀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了。堂侄盛春颐自郑观应辞职后就一直担任汉阳铁厂的总办，他虽是自己人，勤恳尽职，用起来放心，但毕竟没有留洋求学的经历和眼界，眼光和见识有局限。盛宣怀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打算。
几个月后，盛宣怀下札正式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