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者是我爸，我是他女儿，唯一的孩子。
这部小说，是爸爸在我的伦敦家中完成的。那天傍晚，夕阳的余晖，从落地门斜穿过来。爸爸在平板电脑上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就手把电脑扔向一旁的沙发，瘫在坐椅上，身披斜阳，（请原谅我出言不恭）面如死灰，形如死猪。不难理解写作的煎熬与痛苦，据说路遥先生写完《平凡的世界》，直接把笔掷到窗外，瘫倒在地上。比起他老先生，老爸好不到哪去。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他醒过神来，第一句话说：“女儿，给老爸的书写篇序吧！”
我曾为他的散文集《湿热的南海风》（二〇〇三年海潮出版社）写过序。原以为如鲁迅先生所愿，人以书传，书以人传，哪知人与书均未得以流传，首版六千册后便打住了。我早已失去了为他的书作序的兴趣，建议他请名流作序，攀高枝以鸣其久矣，至少也可收狐假虎威之效。他断然拒绝，说权贵者不定哪天“留置”进了牢房，名流者偷税漏税，保不住东窗事发，更何况老爸历来对他们嗤之以鼻。
“因为有了你，才有这本书。孩子，写吧！”爸爸企求的目光，久久在我眼前打转。
是的，老爸的这本书，发端于我家，完成于我家。那是二〇一一年，爸爸退休脱密三年后，首次来伦敦我家小住。每有空闲，常给我讲起他的洪湖家乡，他的童年，他的家人的故事，讲到欢喜时，眉飞色舞；触到心酸处，悄然落泪；碰到怨恨点，义愤填膺。犹如打开了一坛陈年老酒，每舀出一勺来，都能品味到酸甜苦辣。我虽然为之动容，但因不熟悉乡村生活，并没有领会真谛，以为如斯大林所说，年青人总是向往未来，老年人常常追忆过去，老爸不过是发发思旧之幽情罢了，便随口说了句，“既然忘不了，何不写出来。”哪知他竟当了真，回国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列了写作纲要，开始了他七年艰难的创作。
在此期间，他五次回洪湖老家，查阅历史资料，体察风土人情，寻访儿时伙伴，探望家乡父老。三次到大连旅顺，与他同时入伍的老乡战友赵启成叔叔等人，彻夜长谈，回忆往事。更有甚者，去年夏秋，他躲进四川青城山老林子，关了手机，中断与外界联系，闭门四个月，足不出户，潜心写作。一时间，家人不知所踪，险些发了寻人启事。今年六月底，他来到伦敦，下飞机见我第一句话，“我将百事不问，在你家里完成第三部写作。”如他所言，雨天在图书馆，晴天在泰晤士河边公园，提着他的平板电脑和资料，早出晚归，在电脑上手写，忘却了周围一切。往日视为心肝宝贝的外孙外孙女，除了晚饭后与他俩嬉闹片刻，一旦投入写作，再也不闻不问，直到划上最后一个句号，便出现了我前面所描述的那一幕。
并不全是因为这本书的起因与我有关，尽管老爸曾对他的友人多次说过，“女儿顶着我的脊梁骨，我才挺着腰写完了书，”而是我仔细打量我的爸爸时，发现他真的老了，白发苍苍，面容憔悴，老眼昏花，年近七旬，来日几何？我不忍心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也许是他人生最后对我的一个要求。于是，便有了这篇读后感兼为序。
（二）
我开始阅读全文。
读完第一遍，我以为看到了一幅素描画。
第二遍，还是一幅画，碳墨画。
第三遍，仍然是一幅画，水粉画，会动的传神的水粉画。
于是，我想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二〇一〇年，我回国参加上海世博会，在中国馆第一次见到平面动态的她，近两年从网络上又见了三维智能动态的她。我深深的震撼了，一千多年前的这一天，五百多个人物，五十余头牲畜，二十多辆车船，或栖息或劳作在庐舍楼阁之中，或穿行或滞留在驿桥道街之间，神态可掬，呼之欲出。虽然她只是一时一地的横断面的场景，却精确传神地表现出北宋初年经济社会的繁荣面貌，堪称历史画卷。《白牯牛潭》与这幅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作品取材于江南水乡一个偏僻村庄的发展变化，时间跨度二十年，但是作者并没有记年谱式的列流水账，而是以十年为期，截取了三个横剖面，分别描述了四九年、五九年、六九年，这三个极具典型化的年份发生的故事。故事中的地点，聚焦在白牯牛潭边的窦曾台，犹如潭中掷下一块石头，激起连漪推向四方，波及到谢仁口这条街，曹家嘴这个镇，洪湖县城新堤这个市，并由此推及全国。与此相衔接，故事中的人物，聚光灯照在窦先智曾先炳这两个人物头上，他俩的情感和命运，自然牵动了窦曾两家人，继而照亮了全台上各具性格特点的人物，同时把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县长等引入了画面。
如此看来，这部小说中截取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典型化，同时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面貌，一滴水见太阳，是不是与那幅著名画作异曲同工呢？我以为是的。
所不同的是，画作表现了封建时代都市风情，无愧为一幅历史风俗长卷。而这部小说，则表现了建国以来前二十年的乡村面貌。在这里，有翻身农民改天换地的艰辛与收获，也有日常生活的乐趣与忧愁，还有各类人群间的矛盾与冲突，涉及从乡村到城镇，从老人到孩子，工农商学兵，婚丧嫁娶，吃穿住行，林林总总，无不囊括其间。因此，我斗胆一言蔽之，这部小说是一幅乡土历史画卷。
当然，我深知，老爸的书，就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不可与《清明上河图》同日而语，这里不过作个比喻而已。
（三）
在这幅乡土画卷中，我看到了真善美，真善美的统一。
先说真。
近三四十年来，从宋丹丹女士在小品中一句嗲嗲的“真的么”开始，国人言谈和影视文学戏剧小品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口头禅：“真的吗？”“说句实在话，”“老实讲，想听真的吗？”似乎说假话成了常态，讲真话反而成了偶尔为之的尴尬事。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甚至出现集体失真，社会出现诚信危机。单个自我的失真，往往以己推人，质疑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白牯牛潭》出世，国人首先会问：这是真的吗？我应该第一个回答：这是真的。
文学是求真的艺术，用巴尔扎克的话说，文学“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所谓真实，首先是作者对生活现实的客观的直接的原型化的描述，即对人物事件环境本来面目的反映，艺术加工为“历史理性”的真实。小说的轮廓，勾画的是一个贫苦散乱陋塞的乡村，走向富裕团结文明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剧烈动荡，屁股上带着不同烙印的人物，各自不同的表演和归宿，都是真实的再现，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原型。所以，作者在扉页题词，“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翻身农民、农村干部，以及那个年代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
说到那个年代，历事之人，也许各有各的体验和感受，但是在小说中的窦曾台这个乡村，尽管人们有怨恨有苦恼有忧愁，但究其主流来说，历史的真相摆在那里，总不能把窦曾台从历史上抹掉，把他们的后人湮灭了吧？
还有，阶级斗争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小说的客观反映，作者也没有回避。一个国民党营长，潜伏多年，从李老伏到伏老木，犹如《西遊记》中白骨精三变化人，主人公窦先智紧追不舍，小说结尾时，他还没有露出原形，暗示斗争还将继续。这绝不是作者的臆造，不过是生活源泉流淌的痕迹罢了。
小说用不少的篇幅，记载了一些冰冷的枯躁的数据，特别是第二三部社员分红，从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单价总价，到人头工分、日工、收入等，读来乏味。我曾问爸爸，小说不是史料，留它何用。爸爸说，他查阅了县志镇志，甚至找到老会计的原始账本，才取得这些宝贝，丢不得。如此看来，还真的是秦始皇不在而长城永存呢，会说话比不上不说话的。
如果这部小说，仅仅停留在对生活机械的描述上，倒不如翻拍几张那时的老照片，晒出来看看。可贵的是，作者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毛泽东所说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例如，作者塑造的典型人物窦先智，身上多出六个眼，国民党军一枪在屁股上留下四个眼，掉到沟里叫毕尔尖扎了一个眼，抱病抓盗树贼到医院动手术留下一个刀眼，集中的强烈的表现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遭遇，超越了生活的真实，但并没有损害人物真实的合理性。此外，小说运用夸张、变形、虚幻的手法，描述姑奶奶还魂，徐先生算命，白牯牛还阳等，扩充了生活真实的张力，读者不仅可以在想象中还原现实生活，而且受到助推而接近“本质的真实”。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近年伦敦街头流传的一则笑话：一位英格兰帅哥，娶了一位H国美女，生了个丑小孩。帅哥怀疑美女在外有染，提议给孩子做DNA检测。美女被逼无奈，取出儿时照片，说我小时候就这样。此后，英国小伙如娶H国姑娘为妻，必先问你是真的，没整形吧？可见，真是善与美的基础和前提，失真便谈不上善与美。当今国内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网络小说地摊文学之类，为了迎合低级趣味，胡编滥造，睁眼说瞎话，比拼谁比谁更能造假。多么希望返璞归真呀，但愿这部小说能给出洪荒之力。
物真则贵，为文何尝不是如此。
（四）
再说善。
善，藏在作品的内核，是蕴含的品格，需要发掘，不能像超市里的商品，挂了功用、品级的“善”“恶”标签，一看即知。它是文学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表现为作者主观倾向性和作品客观形成的倾向性。
虽然善不是靠贴标签展现的，但通过对客体的形象描述，善便在其中，尽管有时藏得很深。小说开篇，主人公窦先智并没出场，兄弟闹分家，他人言行反射出他敬老人，恤兄弟，爱家小，敢担当的作为。待他登场后，作者描述了他一系列活动，抓逃除奸，送钱寻亲，闹神堂，闹逼婚，以及后来的瞒产，送粮，抓盗，追逃等等。读者从这些活动中，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背后支撑这个形象的，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大的善，莫过于利他主义。窦先智的善行善为，就是内在的不争私利的利他主义的外化表现。这一鲜明的伦理取向，还贯穿在区委书记刘小牯，支部书记曾先炳身上，同时映射到窦曾台人这个群体，成为五六十年代社会风尚的缩影。
善与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小说的矛盾冲突，贯穿始终的，有三条脉络，以窦先智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与富裕中农曾善明，围绕为集体还是为个人的矛盾；刘小牯与洪少谱等农村干部，围绕走什么道路的矛盾；翻身农民与伏老木曾老大等敌对势力，围绕复辟与反复辟的矛盾。铺陈渲染这些矛盾的冲突和斗争，作者没作概念化脸谱化的处理，而是开辟了一条人性中善恶之争的通道，用现今时髦的话说，即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较量。一面是利人诚信正直勤劳，一面是利己虚伪狡诈懒惰，既有邪不胜正的喜剧效果，也有小人得志的悲剧效应。而且，当人性的善，被恶所算计所打压所胁迫的时候，如窦先智签收据被骗，窦为香曾先炳窦先智被撤职，后秀跳潭等，作品扬善惩恶的价值取向，在读者中引起的情感共鸣则更为猛烈。
俗言之，这部小说，能够让读到的人学好走正。我知道，此话一出，会招来一些人的嘲讽谩骂，讥讽我在重弹文艺动员教育武装群众的过时老调。多年来，西方这个主义，那个流派，已经在文艺舞台层林尽染，鲁迅批评过的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们，四处乱飞，早已容不下我这种话。但是，我还是想说，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文艺的教育认识审美功能，没有过时。应当承认，时下有些作品，为了顺应社会弥漫的铜臭味和迎合无聊的低级趣味，或明或暗地干些诲淫诲盗、羡富笑贫的勾当。与这些下三滥的东西比起来，这部小说的格调无疑已处于高山之巅。
（五）
最后说美。
作者并非十分老道精湛的笔触，居然把美渲染得如此震憾，如此温润，使人在审美体验中深陷美的享受中，获得难以忘怀的愉悦，这让我多少有些吃惊。
美不美，家乡水。作者笔下，家乡的水土草木，鸡犬狗牛，是这样的美不胜收！四百里洪湖，“天际间，一缕青丝挽不住远处的湖水，似乎随时就要溢出去。”中府河，“盖上一床厚厚的丝绒被，静静的睡去，轻风送来它甜美的气息。”他的田“带着香味，带着喘息，在他耳边喃喃细语。”河边的树林，“托不住厚厚的积雪，轻轻地扭动身子，把抖落的雪花慢慢地安放到大地上。”即使是赶去卖的猪，也是“红通通的鼻唇与上嘴唇，完美的揉和在一起，不时的翘一翘，发出哼哼嗯嗯的声响。圆圆的两鼻孔，在冬日里不时的喷出两股热气。白毛掩饰下稍带粉红色的细长尾巴，悠闲地晃动，时不时的打个圈。”作者大篇幅地描写了那头著名的白牯牛，尾如钢鞭，肌健如束，眼如深潭，全身皆白，“让人联想到红土地上初冬的白雪”。就是它，敢与更大更壮的大老青抗争，并最终制服了对手。就是它，把雨中迷路的牛群带回了牛栏，一声怒吼，赶走了提媒逼亲的曹老大伏老木。还是它，带着后秀哭祭老奶奶后，默默死去。作者把大自然的美，揉进了故乡的美。即使是地球人共享的日月星辰，蓝天白云，作者也要移来增添故乡的美，大有“三分天下明月夜，无奈二分是故乡”的偏爱与执着，令人心向往之。
这里的民风民俗是美的。江南水乡，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那块《民约碑》，记载的就是古朴沧桑的美。女人生了孩子，旁人送来“祝米”，主人回送染红了壳的鸡蛋，何等美妙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作者用数千文字，完整的描述了一场婚礼的全过程。求婚时“六媒六证”，秤杆算盘剪子镜子等用来证婚。报期求娶，焚香拜祖，媒人一诵二诵祝词。婚期三天内，十姑娘酒与十兄弟餐，新娘开脸上轿，拜堂入洞房，每一项伴有祝词、颂歌，说的是乡村俚语，唱的是民间歌谣，一幅热闹喜庆的场景。人处其间，想烦恼也难，只有愉悦，这就是美的魅力。第二部的最后一节，作者描绘了大年初三，水乡人特有的划彩船的情景，七八个男子，化妆为采莲姑娘、撑篙老汉、摆梢婆子，一路唱一路行，敲敲打打，逐家送恭贺，见到什么唱什么，送给读者一桌美的佳肴。
这里的劳动场景也是美的。麦田里，割麦的女人排成雁阵，偶尔撩衣擦汗，露出白花花的小肚皮，胆大的小媳妇，干脆解开衣扣，仼一丝凉风吹拂她的半边山丘。夯土打硪，与泥土混为一色的汉子，只有胯间一块破布遮丑，淌汗的肌肤，如河水暽暽，汗水干了的肌肤，如白灰晔晔，一堆堆黝黑的手臂，高高抛起石硪，伴着高亢的硪歌号子，一步砸个坑，吓得飞鸟不敢临空。还有堆麦成垛，连枷打场，稻田褥秧，砍界边，锄杂草，捡棉花，以及榨坊打榨、粉坊漂粉、篾铺编筐等等，几乎所有农家活儿，书中均有描绘。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告诉读者，劳动是美的，劳动人民是美的，尽管他们身上有污垢，腿上有牛屎。
这里的爱情更是美的。作品表现了三代人不同的爱情生活，徐先生为爱瞎了眼，摸黑敲杆，隔三岔五往返二十多里，只为与白大姑见上看不见的一面，说几句话。白大姑晚年离家出走，只为与徐先生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以致媳妇们叹服，“老人相爱如出麻疹，越老越厉害。”独梅尝试自由恋爱，看上了邮递员“蹓机蹬”，哪知碰上了负心郎，躺在丢娃背上吐了苦水，才收获到真正的爱情。世豪与后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真心相爱，却又不得不分手，视如陌路。后秀为了爱自己心上人，强作笑颜迎合一个不爱的人。正是这种曲折而不落俗套的爱，更加强烈地展示了爱情的纯美。
美，不仅是对美的确认与赞扬，同时又是对丑的界定与摒弃。作者深刻的理解美与丑的关系，因此，小说剔肉见骨地表现了丑，例如“皮筲箕”曾善明，躲在被子里数瓷罐里的钱，二黄婶菜刀剁砧骂人，行事不靠谱。但是作者并非苍蝇逐臭似的描写丑，而是为了鞭挞丑而写丑，所以，才有了后秀画符，曾善明砸罐掏钱，鸡飞蛋打。所以，才有了二黄婶蚊帐中遭人戏弄，不靠谱遇上荒唐事。
（六）
按照一般作文要求，表达完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我的序应该打住了，以免画蛇添足，然而，我却意犹未尽，因为突然发现，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别有风味，值得特别关注。
绘画的构图布局，是一幅画作的骨架，当色块与线条覆盖之后，骨架隐而不见，但就是它支撑着画的生命。小说如同此理，没有情节结构即无小说，只是一堆文字堆砌。只有与内容相统一并美感四射的结构，小说才赋有生命。《白牯牛潭》的情节结构就是这样的。
这部小说的时空，划定在一个乡村的二十年。此类题材，如李六如先生的《六十年的变迁》，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倒也不少见，但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的线型结构，按时间顺序，从开端到发展、高潮，至结尾，脉路淸晰可见。而《白牯牛潭》几乎看不出开头结尾，也没有明显的高潮，它只是三个年份的截图，每幅截图，处于同一空间，却没有时间的直接连贯。因此，它也不同于六十年代法国“新小说”派的画面结构，更区别于各种“意识流”的网状、放射状结构等。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情节结构呢？我给它取个土名：“竹签竖串糖葫芦”。
小说的主线，大潭子两侧的窦曾两家人，在乡村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这是“竹签”。它按时间顺序，竖串了三个”糖葫芦”。从时空观上分析，故事发生发展的地点是确定的，都在窦曾台，人物是确定的，都是窦曾台那几个人。但时间却是流淌的，事件也是变化的。这倒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构图，首段郊野农舍，中段汴河码头，后段市区街道，同一个时间组合在一起，可谓“横穿糖葫芦”。
这种情节结构，对于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强化艺术感染力，恰到好处。
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按照他们在乡村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书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四组：翻身农民窦先智与他的伙伴，农村干部刘小牯洪少谱，乡下娃儿窦世豪洪光灿后秀后道，破坏或落后势力曾老大伏老木及曾善明等。在每一个年份的截面，这些人便放到了探照灯下，成了特写人物，犹如CT片强化了各自性格特征。“竹签”串上他们，通过倒叙补叙等手法，找寻轨迹，追溯渊源，这些人物形象便更完整丰满。
有利于增强吸引力。伴随“竹签”体现的主线，还有两条副线或叫着暗线，对待群众的立场态度不同，刘小牯与洪少谱之间的矛盾；翻身农民与破坏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线索与高铁线路不同，它们时隐时现，相互交织，在三个“糖葫芦”中才被放大出来。在这样的结构中，照应、伏笔、铺垫、对比等手法运用起来，便如鱼得水，使情节一波三折，悬念诱人，读起来难舍难弃。
有利于展现时代面貌。跨度二十年的农村面貌，单靠“竹签”白描，翻豆腐账，难以奏效，仅凭每个“糖葫芦”断面反映，也难免以偏概全。因此，作者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一个生动鲜活的时代，便展现在读者面面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七）
我把爸爸的小说，定格为一幅乡土画卷，还得说画。画是颜色的艺术，《清明上河图》用冷色调勾勒出都市风情。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白牯牛潭》应该用适当的语言，表现它的乡土特色。果然如此，这部小说的语言特点，便是乡土气息。
读小说，首先接触的，是它的文字，组合起来，便是语言。读着这部小说，你会觉得有一股青草味和赤脚踏石的感觉，它来自小说的语言特色，如春天刚冒头的青草，清新简明，不枝不蔓；如溪水中的鹅卵石，质地硬实，却又圆润无棱。具体说来，从语言的形态和内质看，有以下特色：
白话朴实，简洁明了。满篇大白话，几乎用乡下人口头语写成。大食堂门边对联：“今日吃明日吃日日有吃；男人喜女人喜人人都喜”，横批：“人民公社好”。看看这一段，“公鸡叫累了，低头发蔫，母鸡却不安分的咕咕叫，老黄狗到处逛。窦为新打开鸡窝门，朝地上撒了一把稗子，鸡们争抢着，老黄狗蹲在一旁看热闹。”寥寥几笔，勾画出一幅清晨喂鸡图。“二黄婶剁菜板骂人：“遭天雷劈的，占老娘的便宜！我剁，剁碎你骨头喂狗子，剁碎你个狗日的根子蛋子，叫你来世生不出娃儿来！”
方言俗语，脍炙人口。初稿采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为此，作者专门列了注释表，后来大部分删减，现存的这些，虽然土腥味浓，却并不涩口，趣味无穷。直接表现人物性格的外号，“铳气”、“苕果子”、“皮筲箕”、“溜光苕”等，见号如见人。形象生动的俗语，有的直接用来做了标题，如“拔了萝卜窟窿在”“石头甩上天也要落地。”特别是几十首的民歌民谣和渔鼓词彩头词，有哲理，有嘲讽，有训导，深入浅出，不在泥土里滚进滚出，哪能信手拈来。听听这首民谣：“乡下人苦，捡块泥巴擦屁股，泥巴一散，屁股沾满”。农人的无奈窘迫，跃然纸上。再看看这首彩头词：“不妙不妙，点火上灶，烧了眉毛，自己好笑”，活脱脱一幅时运不济，自作自受的漫画。
细腻入微，传神传情。姑奶奶去世，咽气前的时刻，作者不惜笔墨，精雕细刻般的，描写了老人垂死的表情言语微小变化：睁眼，喘息着说；想招头，却只能动一下，喉咙里挤了话来；眼睛溢出一丝光亮，嘴唇嚅动，发不出声；眼皮动了动，脸上再无动静；手指松开，闭了眼，咽了气。眼睛和嘴唇的一步步变化，不仅客观的记录老人进入死亡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这些细小变化，与床前各人的表情联系在一起，抒发了老人惦记期望的诸多情感。像这样细腻的语言，作者用来表现细节，描写人物场景，如玉珍的竹耙子，白大姑的苦楝树，池塘里的刺儿荷等，让人伸手可掬。
夸张浪漫，煽情夺理。使用夸张的语言，强化某种景象，渲染某种气氛，扩充某种主张，往往收到滴水见太阳，杯水起风波的效果。在作者笔下，云，“如炸了窝的黑蜂，狂奔聚集，聚成一顶锅盖，悬在空中，锅下顿时黑了”。雨，“成串成堆的珍珠，大把大把地洒在地上”。风，“一群野马脱缰，在树梢狂奔，在田野践踏。”太阳，“被缠住了腿，一步一回头，天就是黑不下来。”尽管读者不会相信这些描述是真的，但也绝不怀疑这景象是假的。还有对人的夸张，“他饿了，想吞下一头牛”，“你把我吃了，我也不告诉你。”这个倒霉蛋，“走路踢掉趾甲壳，揪把鼻涕牙齿落。”强词夺理，呼呼煽情。
还有幽默轻松，即使在紧张危急或大悲大怒气氛中，作者遣词造句，同样显得不慌不忙，缓中藏急，不失趣味。例如，“他很生气，气得不行，细细想了，却想不起来为么子生气。”“你是怎么长得呀，长成这么个丑样，丑得叫人恨不得咬两口。”“我会想你的，在我记不住你的时候。”等等，不一而足。
（八）
孔丘有个“三隐”论，其中一个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唐宋时写入了法律条文，我大不以为然。所以，我要谈谈爸爸这部小说的缺憾，吹毛以求疵。
整体谋篇布局，似乎缺少中心事件。《三国演义》由分到合，国家统一。《水浒》则是上山聚义，下山造反。《西遊记》便是西天取经。乱糟糟的《红楼梦》，也能看出四大家族走向衰落。它们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爸爸的小说，则缺少或者不明确，因而显得情节有些散碎，相互衔接的内在逻辑不够强大。单个章节读来，扣人心弦，但总体回顾，如鸡爪不成拳，少了凝聚成团的气势。
个别的人物关系处理得不够连贯紧凑。窦曾两家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融合，脉络清晰，这是小说成功之处，但是这个过程中有脱节游离的现象，如窦家四兄弟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曾善明之间，矛盾的纽带时断时续，而且松散，缺乏搓麻为绳的功力，比起《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人物间矛盾弥久不散，要逊色一些。
人物口语缺乏个性化。虽然支部书记丢娃，有“可但是，”“但可是”的口头语，但只是表面的形式，缺少内在的性格支撑。其他人，似乎分不出口语的差别。不像《水浒》中，“洒家”如何如何，知道鲁智深来了。“俺砍了他鸟头”，一听便是李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塑造人物性格的多样化典型化的不足。
有的情节的设置显得牵强。例如第二部中的窦先智劫粮夺船，看起来，一环扣一环，惊险，抓人眼球。但掩卷回想，读者会质疑李老伏等人会这么愚蠢吗？问题出在铺垫不够，没有穷尽可能，没有造成“曹操必走华容道”的定势，给读者留下了挑剔的空隙。
就这些吧，给老爸找出的缺憾不少了。但是，我要说，这些，并不妨碍《白牯牛潭》成为有影响的优秀作品。而且，我把这些不知是否成为问题的问题，向老爸提出后，他欣然接受，表示将进一步作通稿修改。也许定稿出版时，这些缺憾已大刀阔斧改正过来。那么，我的这段话便多余了。
（九）
其实，这部小说整体上并没有完成。按照爸爸的设想，他还将继续写作后几部，如果能够如期完成，作品展现的真善美的乡土画卷，将进一步伸长，离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近。读者所关心的人物，在下一个十年，乃至二十三十年中，将会是何种命运与遭遇？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但是，爸爸还没有动手写作第四部，他想安排前三部先行出版，投石问路，试探社会的反应。
显然，他对出版发行信心不足。因此，他并不急于出版，他会观望，他会等待，甚至做好了生前不出版的准备。
何以见得呢？因为，爸爸在底页上写了这句话：“谨以此书，留给我的中国女儿崔薇崴、英国儿子罗伯逊·邓肯，以及外孙女崔小薇外孙子孙小圣”。
我猜想，爸爸的意图可能是：如果国内不能出版他的书，就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人吧。假如是这样，我则大莫喜焉。我们夫妇和孩子将继承一笔贵比金山的遗产，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此，我感到自豪。
崔薇崴
2018年9月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