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要拆分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势必徒劳无益。他采用一种谨慎的方法，无论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政治，还是从政治到人文，无不着意维系着屏障……《鼠疫》，并不是表现这个或那个，既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悲剧，也不是卢梭式的对腐朽社会的激烈抗议，同时却是这一切：既是不可战胜的劫数、单单成为人的劫数，又是这两种轮番创建社会并毁掉社会的有机劫数。
——引自罗杰·吉约《阿尔贝·加缪的四周》
我重又慢慢地读《鼠疫》，这是第三遍了。这是一部伟大的书，而且伟大还会与日俱增。我非常欣喜它获得的成功——不过，真正的成功在于流传，以教益和美流传久远。我完全清楚，讲这种大话，总难免有点傻气，管它呢！这部书，我确信，会作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一流传下去。重读的过程，我越来越被一样东西所打动：廉耻。我相信这是伟大艺术的一种根本品质。
——引自路易·纪尤1947年7月写给阿尔贝·加缪的信
《鼠疫》获得巨大成功。几个人物：清醒的、继而反抗的知识分子塔鲁，宗教人士帕纳卢神父，“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的英雄”格朗，尤其是鼠疫的对头、作者的代言人里厄大夫，他们很快都深入人心。然而，唯道德论、高尚的思想、要维护一种论题的意愿，以及表达对生命、死亡、人的生活状况的思考的意愿，总有点奋勉和滞重的意味。有点什么引起特别刻毒而又睿智的萨特的嘲讽，他断言加缪像观察细菌那样论述善与恶。有人就带着恶意讲，加缪是一个为取得学业证书的作家，他的书充满文笔华美的段落，是为听写而准备的，注定了悲惨的命运……他留下的形象是个正直的、给人以好感的悲剧性的人。他的命运似乎印证了他成为先驱的荒诞论。
——引自让·道迈松《另类法国文学史》
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和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对于《鼠疫》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与如此重要的现实指定，就足以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所具有的哲理深度。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固然有其社会进步的借鉴价值，而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隽永的哲理更有其持久的人文启迪意义。《鼠疫》就具有这种双重的力量。而以《鼠疫》的哲理价值而言，它显然来自对加缪荒诞哲理的发展与突破，特别是关于人类该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哲理的发展与突破。
——引自柳鸣九《加缪文集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