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铭传去直隶就任提督，刘铭传却坚决要求离队还乡，只是做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李鸿章自然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得力部下终老乡间，所以一直寻找机会重新起用刘铭传。
其间，刘铭传几次出山，但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退隐田间。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清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
刘铭传这次进京，根据李鸿章的授意，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
李鸿章立马表态支持，并请朝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虽然这次两人的联手没有成功，但此次两人的双簧把李鸿章修铁路的梦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被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李鸿章对待刘铭传犹如曾国藩对待李鸿章。刘铭传隐居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李鸿章多次写信劝告。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刘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关照，换来的是刘铭传对李鸿章鼎力支持，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刘铭传都能慨然出山。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当然，刘铭传守住台湾，也为李鸿章在政坛上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的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扶持刘铭传，是因为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两人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两人更是一致。所以，刘铭传不仅是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援，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知己和得力助手。
1862年春，李鸿章跟刘铭传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地学习西方。
在新政方面，刘铭传更是鼎力支持李鸿章。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一个有思想的人，需要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呼应实施；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人帮自己贯彻执行。一个成功的统帅，手下不能没有得力干将。李鸿章在政坛的不倒，与刘铭传这样的干将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江湖”漂，没有几个好帮手是不行的。
晚清政坛这个江湖有点乱，因此要想在此间混下去，更需要得力的帮手。李鸿章叱咤风云几十年，与其得力帮手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但李鸿章跟曾国藩在用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三十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十三营淮军的十一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一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
曾国藩对部下，经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
概括来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这让他在清政府的政坛上少了曾国藩的亦步亦趋的拘谨，而多了一分大开大合的霸气。
李鸿章一生主要的成就就是军事、洋务、外交，军事方面，李鸿章手下有像刘铭传这样的大将，而在洋务方面，李鸿章也不缺帮手。
不过对于帮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其中，丁日昌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做洋务的得力干将。丁日昌曾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后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藩没有给，后来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弹两千多颗，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也出自李鸿章幕府。盛宣怀是常州人，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洋务，除了军事和商业之外，大公司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而唐廷枢就是李鸿章做公司的王牌。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被李鸿章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
除了开滦煤矿外，唐廷枢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外交家，在外交方面，李鸿章的幕府阵容也堪称豪华。
马建忠就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还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闻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着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便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
李鸿章幕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任用洋人。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也招募了西方很多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任用德璀琳为联络官，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后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之后，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超过八百部英、法文着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打开了对西方世界的视角。
不仅如此，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
庞大的幕府，当然得有一个好管家。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追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去内地任职时短暂离开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的管家，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生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干成大事，必须集合许多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了。所以，一个人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能集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所以，他能集合一大批幕僚。这些得力幕僚，不仅把李鸿章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通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联络，让李鸿章的筹码不断增加，可以说李鸿章的辉煌正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做事的人。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