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们的功业都为世人所称道。曾国藩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个学生，却唯独李鸿章一直为曾国藩所倚重，并且在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不朽功业。
要想为人倚重，需要三个因素：能力、能干事，最重要的还要共进退。在清末那个乱世当中，师徒想要自保，必须同进退，共担当。
对于李鸿章的能力，曾国藩早就有所认识。早在京城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学习的时候，曾国藩就对李鸿章的哥哥说过：“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有才，曾国藩又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所以，李鸿章也总让曾国藩念念不忘。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一别数年。曾国藩始筹团练并不顺利，所以更记挂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
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曾国藩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在湘军大营里的身份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主管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
曾国藩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采极为赏识，因而李鸿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曾轰动一时的《参翁同书片》就是出自这段时间。
李鸿章反对曾国藩移师祁门，并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段冲突的后果就是李鸿章负气离开湘军大营。
李鸿章离去后局势的发展，让曾国藩更加见识到李鸿章的价值。首先，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预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其次，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文牍，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曾国藩于是想到让李鸿章回来，这时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意思是说，李鸿章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一飞冲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挡不住他飞黄腾达的脚步。既然如此，这个人情与其让别人做，不如咱们自己来做。他早晚会飞黄腾达，我们帮助了他，好歹还落得个人情。可如果我们不肯帮他，等他发达之后，可能会怨恨我们，你说这是何苦？
李鸿章也并非真的要与曾国藩彻底决裂，当曾国藩把祁门大营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并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
曾国藩趁热打铁，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于是立即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回归，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
此后，在曾国藩的帮助之下，李鸿章顺利当上了江苏巡抚，同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奉命组建淮军。曾国藩之所以极力推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去解上海之围，既是对李鸿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国藩为自己日后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国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来解决湘军的粮饷问题。派李鸿章去，也是出于对李鸿章的信任。但实际的效果是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十分体谅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信后，他决定竭尽全力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
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是因为曾国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军的准备。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借口是湘军“暮气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不过曾国藩知道军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意义，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实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军之前，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并在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因为“湘淮一家”，这其实是对湘军实力的变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对社会，而不是关上门一个人孤芳自赏。要被人需要，而不单纯需要别人。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一定要有“卖点”，卖点越突出，价值越大。李鸿章是一个“卖点”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卖点，为曾国藩所需要，让他成为曾国藩的臂膀，当然也自然让曾国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护和提拔的名单。
李鸿章一生的功业，都离不开曾国藩的支持，而曾国藩之所以不遗余力培养和支持李鸿章，无非就是看到李鸿章“青出于蓝”的潜力，而李鸿章在为曾国藩所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撑。
2.要想不倒，就要做坚若磐石的柱石
李鸿章死后十年，清王朝也倒塌了。这并不仅仅是偶然，李鸿章的倒下，对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慈禧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主子，她不需要英年有为，也不需要开天辟地，她只不过是想维持清王朝的存在，最大化地满足她的权力和欲望。但慈禧在政治上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并且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她需要的人是先奴后才。而这些，与李鸿章“裱糊匠”的定位是十分贴切的。
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李鸿章一个“飞黄腾达”的历史机遇，慈禧太后丧权辱国时代又给了善于周旋的李鸿章一个“腾达”的机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既不动摇清廷祖制，又有利于清廷统治根基的苟延残喘：这自然符合慈禧的要求。
李鸿章最让慈禧倚重的，是出色的外交能力。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而一贯和平的主张，自然有利于其和洋人打交道。慈禧对李鸿章外交能力的倚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庚子事变。
因为久受列强欺压，慈禧对列强是心怀痛恨的。慈禧一直想把光绪给废掉，曾经放出风声说他身体不好，法国大使馆派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一检查说光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支持慈禧的官员想把光绪给废掉，这又遭到一些洋务派大臣和海外富商华侨的反对。慈禧觉得不敢得罪外国人，又想废光绪，觉得外国人很讨厌，她就想找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以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僚，坚持招抚义和团，进而鼓动西太后“以拳御洋”；而以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大臣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主张“剿拳和洋”。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做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
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此时的李鸿章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运动的危险。六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假如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但慈禧并未理会。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二十公里。到十九日，大清国固执地公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
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
八月十四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同时不断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九月八日，在给李的“电旨”中朝廷终于承认“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
李鸿章每次走到台前，都是受命于危难。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只能依仗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
为了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清廷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才是这个帝国最后一点体面，也是这个帝国最后一道防线。
李鸿章要回北京了！北京城里的人高兴地私下相告。
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北京城里乱得一塌糊涂。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却有十分之七。
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人能出来结束这场混乱，而能够结束这场混乱的，在大清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鸿章。
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许多满人主张把仍在南方的李鸿章杀掉，以谢国人。《齐如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当时的情形：“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为慢，大家又怨恨。”“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是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都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来了一定有办法。”
所有的人开始庆幸中国有个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微微颤抖，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传来李鸿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几天之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慈禧和光绪泣不成声，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
作为一个王朝的柱石，这是多么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这个王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
李鸿章，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体面，疲弱无力的清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去了，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后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史学家唐德刚说：“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最出色的“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周恩来，顾维钧算半个）”。
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合作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合作。合作与斗争，要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对于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懂得通过斗争赢得尊重，并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后，从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就必须立即面对洋人。为此，他屡次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对洋人，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搞平衡。
长久妄自尊大、与世隔绝的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与外国人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甚至让外国人屡次碰壁的李鸿章，同样为洋人所倚重，因为在洋人眼里，在清政府当中，唯有李鸿章能就一些关键问题拍板，也唯有李鸿章最懂外交的规则。所以，在外交方面，不仅清政府倚重李鸿章，洋人同样也倚重李鸿章。
李鸿章刚柔并济的外交，让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外交特点。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李鸿章的外交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