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授学习心理学课程时，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出非常认真的转移。它将不是一个联合性的学习。一般来说，联合性学习一般说肯定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学习那些没有根本意义的事情或学习那些最终可以调换的手段或方法来说是极为有效的。我们必须学会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假如一个人需要记住某一外语的词汇，他将通过死记硬背学会它。联合的定律在这里是有帮助的。或者，假如一个人要养成驾驶中的各种自动的习惯，例如对红绿灯的反应之类，条件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化的社会中，它是重要的、有用的。但是，就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说，就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说，或就“成长为丰满人性的人”说，这些最高的学习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经历中，这样的经验远比上课、听讲、记忆头部十二条神经和解剖人脑、或记忆肌止端、或在医学院上生物课或其他这一类课程中所学的同类知识更重要。
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是我经历过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他使我曾非常热衷追求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使我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容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懂得人甚至在诞生前就是多么不同，至此，我不可能再依据那种相信人能教任何人学任何事的学习心理学来思考问题。或者那种华生的理论：“给我两个婴儿，我能使一个成为这样，一个成为那样。”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孩子。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任何父母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造就自己的子女。孩子们自己使自己成长为某种样子。如果孩子太坚持自己的意愿时，我们充其量能做到的和我们经常能施加的最大影响不过是作为某种被孩子反抗的对象。
另一个远比我曾得到的任何特殊课程的教育和任何学位更为我所重视的深刻的学习经验是我的人格心理分析：发现我自身的同一性、我的自我。另一个基本的经验是结婚，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经验。就教育意义而言，这肯定远比我的哲学博士学位更重要。假如一个人想的是我们都想要的那种智慧、那种理解力、那种生活技能，那么他必须想的问题就是我称之为内在的教育、内在的学习，学习做一个一般的人，然后再学习做这个特殊的人。
我现在正忙于把握住这一内在教育概念的一切副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能告诉你一些东西。在我看来，传统教育具有严重的不足或缺陷。假如你按照这一框架想问题，想到成为一个好人，又假如你对你在高中学过的课程提出问题：“我学的三角课如何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声音就会回答说：“天晓得，它根本不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三角学对我是浪费时间。我早年的音乐教育也不很成功，因为它教一个深深爱好音乐并对钢琴极为迷恋的孩子不要学它。我有一位钢琴老师，他实际上是告诫我不要接触音乐。我只好在长大成人以后重新自学音乐。
请注意一下，我已经在谈论目的。这是对19世纪科学和当代职业哲学的革命性的扬弃，职业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技术而不是一种关于目的的哲学。因而我曾拒绝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当作讨论人性问题的理论，因而我曾拒绝那来自历史偶然的整个科学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这种偶然曾使科学从研究非人格、非人的物。实际上从没有目的的物作为开端的，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和化学，直到它们变得脱离价值、价值中立使纯描述成为可能时，才真正有所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弄明白，重大的错误在于：这一从研究事物发展而来的模式曾不加思考地应用于对人的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方法，它是无成效的。
大多数建筑在这一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心理学，是以客观主义、联想主义、脱离价值、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为依据的，当它由无数细小事实构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座山一般堆积起来时，肯定不是虚假的，但却是琐细的。我愿在这里指出，为了不致低估我自己的科学，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知道大量对人确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但我要坚持说，对人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大都是由非物理主义的技术学会的，也就是由我们已经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的人本主义科学技术学会的。
在一次林肯中心节的开幕仪式上，麦克莱施谈到世界形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错误不在于科学的伟大发现——无论什么知识和什么无知，有知识总是比无知识好些。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知识将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识没有人的理解就像一个答案没有它的问题一样，是无意义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可能达到，是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
就某种意义而言，尽管我理解麦克莱施为什么这样说，但我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谈论的是缺少这一新的革命、缺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知识，也就是缺少那样一些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放弃要成为脱离价值和价值中立的想法，而且要真正承提发现价值的必须任务和责任——依据经验，发现、证明、核实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些价值。这一工作现在正在积极地进行着。
麦克莱施所说的观点也许适用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只有在你还不知道有新心理学的情况下才是适当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达到”，那在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它不再是正确的了。现在已有可能搜集那些有助于人类理解的知识，在它内部带有价值暗示、有矢量、有方向的知识，走向某处的知识。
拒绝这样的观点：“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我们最好讨论一下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某些标准区分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据我所知，在艺术批评领域中还不存在。它们刚刚开始存在，我愿留下一个经验的暗示。一种可能性刚刚开始浮现，我们将会有某些客观的标准分辨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
假如你们的处境和我相似，你们就会知道在艺术中我们已陷入价值的全盘混乱。在音乐中，正试图证明约翰·凯奇有某些胜过贝多芬的优点，或胜过爱尔维斯·普瑞斯利的优点。在绘画和建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混乱。
我们不再有任何共有的价值。我不愿浪费时间去读音乐评论，它对我毫无意义。艺术批评也一样，我也已经不读了。我发现书评也经常是无益的，存在着一种全盘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无秩序状态。例如，《星期六论坛》曾发表了一篇赞扬让·简奈某一低劣著作的评论。这是一位神学教授写的，简直是一团混乱。评论说，恶现在已变成善，因为这位教授在玩弄词句时似乎有矛盾的现象：恶假如成为彻底的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善，从而也就有了对鸡奸和吸毒的美的狂想。对于花费大量时间力图从这种事的痛苦中解救人的可怜的心理学者来说，那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已经成长的人怎么能把这种观点向青年推荐作为伦理学的一种引导呢？
假如麦克莱施说艺术作品能引导人到真理，我想他挑选的一定是一些特定的艺术作品，但他的儿子也许并不能被引导。于是，麦克莱施实际上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因为这一点无法说服任何人。我想这可能是某种信号，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在转过一个拐角，某种新事物正在发生，有了一些可以觉察到的差异——不是兴味或专断价值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以经验为根据发现的，它们是正在被发现的新事物，并由此产生各式各样关于价值和教育的命题。
发现之一是人有高级需要，他有类似本能的需要，那是他的生物资质的一部分。例如，需要得到荣誉，需要受到尊敬，需要有自我发展的自由。高级需要的发现带有各种革命的涵义。
发现之二是我对社会科学曾提出过的论点：许多人开始发现，物理主义的、机械论的模式是一种错误，它已经引导我们……到何处，到原子弹，到美妙的杀人技术，如在集中营中看到的；到艾希曼（纳粹军官，曾执行命令屠杀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我们是不能用实证主义哲学或科学驳倒艾希曼式的人物的，那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死他也不懂他错在哪里。就他而论，没有什么错，他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假如你忘掉目的和价值的话，他确实做得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专业科学和专业哲学就是奉献给忘掉价值这种命题的，就是排除价值的。由此必然把社会引导到艾希曼、原子弹，或天知道到哪里。我认为，这种把好的方法（或才能）和内容（与目的）分割的倾向会引起这种危险。
对于弗洛伊德做出过的伟大发现，我们现在能够有所添加。我们现在正在改正他的一个大错误理念——无意识仅仅是不合乎需要的恶，但无意识也含有创造欢乐、幸福、善和它自身的人的伦理和价值等等的根苗。我们现在发觉到，有健康无意识这种东西也如有不健康的无意识一样。新心理学正在全力研究这一点。事实上存在主义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家正在把这种理解付诸实践。各种新的疗法也在实践中。
因此，我们有一个好的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意识，还有一个好的无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无意识。而且，就某种非弗洛伊德的意义考虑，善是真实的。弗洛伊德之所以会犯错，因为他受到自己的实证主义的局限。请不要忘记，弗洛伊德是一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神经学家。他的一项白纸黑字的宣誓，曾表示要发展一种心理学能完全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就是他献身的目标。当然，他自己已证明他的观点不能成立。
说到我宣称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一高级本性，问题在于我们对它做出怎样的解释？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是还原论的，而且他把它解释掉了。假如我是一个仁慈的人（这是一种反作用造作），为了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从某种程度来看，这里的杀人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是一种试图遮丑、压抑的方式，是一种防御手段，只是为了使我不致认识到这一个事实——是一个真正的谋杀者。
假如我很慷慨，那是针对吝啬的反作用造型，我在内里是真正的吝啬。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说法。现在已很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例如，他为什么不说杀人是对爱他们的一种反作用造作？同样，这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一个结论，而且，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更真确的。
但让我回到主要的想法上来，回到科学中这一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历史中这一重要的新时刻上来。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股历史潮流的中间。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如果再过150年，历史学家对于我们的时代将说些什么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正在进行着的？什么是已经完成的？我相信，构成报刊大标题的许多东西已经完成了，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下去，人类“生长的尖端”是现在正在成长并将在一二百年内繁荣昌盛起来的东西。
历史学家将谈论这一运动是历史的冲击，而现在，如怀特海德曾指出的，当你得到一个新的模式时，一个新的范式时，当有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老的说法有了新的定义，现在意味着另外什么东西时，你会突然得到一种启示、一种豁然开朗的醒悟，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例如，我所谈论的新事物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对弗洛伊德某一论点的直接否定，否定以经验为根据的（非伪善的、或专断的、或先验的、或从愿望出发的），否认在个人的需要和社会、文明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固有的对立。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办法设置条件使个人的需要变得和社会的需要协调一致而不是对立，使两者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工作。我的这个观点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陈述。
另外，关于高峰体验的陈述也是以经验为依据的。我们曾研究高峰体验，问过成组的人和单个的人这样一些问题：你生活中最欢乐的时刻是什么？或如某一调查者所问的，你曾体验过超常的欢乐吗？有人可能会认为，对一般人提这样的问题可能仅仅招来白眼，但实际上却有许多回答。很明显，超常的欢乐都是作为个人的感受隐秘保存着的，因为在公开的场合是不好说的。这些欢乐使人难为情、不体面，它们“不科学”，因为这对许多人意味着一种根本的罪恶。
在我们对高峰体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激发物和许多能激发高峰体验的经验。显然，几乎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的人，都有高峰体验或狂喜的时刻。或许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你的一生中唯一最欢乐、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或许像我所提出的如下问题问自己：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你对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世界看起来有何不同？你觉得自己像什么？你的冲动是什么？如果你在变化，你改变得如何？就经验报告的简单统计而论，音乐和性是两种最容易取得高峰体验的途径。
鉴于对性的讨论还不成熟，我愿把性教育撇开，我敢肯定，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把它当成笑料，而是认真对待并教导儿童，正如说音乐、爱、卓见、美丽的草坪、逗人的婴儿等等许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样，性也是其中之一。它们碰巧是最容易的途径，最广泛存在的，最容易理解的途径。
就我们鉴定和研究高峰体验的目的看，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一系列激发物的名单。由于名单太长，需要概括说明。似乎任何关于真正卓越、真正完善的体验，任何关于趋向完全正义或趋向完美价值的经验，都可能引起高峰体验。当然实际并不是如此。但这是我对许多我们集中研究过的事物要做出的一种概括，而且在这里我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说话的。这听起来不像是科学的谈论，但这是一种新的科学。
我曾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说明，已经出现了自亚当和夏娃以来的真正的生育改进之一。这是一篇论述高峰体验的文章，是一种关于自然生育孩子时的体验，这能成为高峰体验的强大源泉。我们知道应该如何鼓励高峰体验，我们知道以怎样的方式生孩子才最有利于产妇得到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体验，这也可以说，一种宗教体验——一种萌发，一种启示，一种醒悟。由于在相当数量的高峰体验中会随着带来我曾称之为“对存在的认知”那样的结果，因此，人们在交谈时提出这样一种说法——简直变成一种不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