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在某些方面，法国市民阶层的发展不是恰好与德国市民阶层的发展相反的话，那么就无法理解真正的“教养”和“文化”与纯粹表面的“文明”在德国是如何由社会内部的对立发展为民族对立的。
在法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较早被宫廷社会的圈子所容纳。德国贵族用来炫耀自己的高贵地位、证明自己贵族出身的方法，在法国传统中并不是完全没有，但自从实行和巩固了“专制的君主统治”以来，这些东西就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不再成为阶层之间严格的界线了。这种方法以后为市民阶层所沿用，在德国的种族立法中重新活跃了起来。在德国，由于等级之间的界线非常分明，所以，具有特殊贵族传统习惯的市民阶层的上升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在军事方面的较多，而在其他方面则不然。法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早在18世纪，至少是市民阶层的上层人物与宫廷贵族之间在习俗方面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了。如果说从18世纪中叶起，行为和习俗随着中等阶层的迅速发展，或者换言之，随着宫廷社会吸收了中等阶层上层人物后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并没有阻碍17世纪宫廷贵族传统的延续。宫廷市民和宫廷贵族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读的是同样的书，在某一层次上，遵从同样的礼仪和规矩。当社会与经济比例的失调打破了旧制度[28]的结构时，当市民阶层成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时，原来为宫廷所特有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宫廷贵族和宫廷化了的市民阶层与其他阶层相区别的那些社会特征，在一种愈演愈烈的扩展运动中以某种方式演变成了民族的特征。诸如行为方式和习俗的形成；交际形式及情感方式的形成；重视礼仪、斟酌词句、注重交谈能力和发音的清晰等。所有这一切最早都是在法国宫廷内部形成的，然后才通过连续不断的扩展运动逐渐从社会特征演变成了民族的特征。
这方面的区别尼采也看得很清楚。他在《善恶的彼岸》（第101段）中写道：“只要有宫廷的地方，就有咬文嚼字的习惯，就有为所有从事写作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修辞规则。宫廷语言只是宫廷侍臣的语言，他们没有专业，甚至在谈到科学的事物时也避免使用一切现成的技术术语，因为这些术语专业味太浓。因此，技术术语和所有会暴露专家身份的用语在具有宫廷文化背景的国家里都被视作修辞上的污点。现在，当所有的宫廷……都已成为一幅幅漫画时，人们便对此感到惊讶不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连伏尔泰也是迂腐并令人难堪的。”
“我们大家刚摆脱了这种宫廷的审美趣味，而伏尔泰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德国，18世纪正在上升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都在具有专门科学的大学里受过教育。因此，他们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可是在法国，市民阶层相当富裕，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除了贵族读者之外，法国正在上升的知识分子还拥有广大的市民阶层的读者，而他们自己以及中等阶层中的另一些成分则被宫廷同化了。德国的中等阶层在极其缓慢地上升为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以前在自己国家的宫廷内所观察到的那种行为方式是他们邻国的民族特征。他们从感情上就厌恶自己国家宫廷中的行为方式，并对其持摈斥态度，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方式不见得有何高明，对邻国的民族特性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出不赞同。
2.在德国，中等阶层和贵族之间的社会隔阂很深。两者之间的社交活动极少，习俗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相互间的等级差别和紧张关系却长期没能在政治上得到反映。相反，在法国，阶层之间的“栅栏”相对来说低得多，阶层之间的社交接触也密切得多。市民阶层则很早就表现出了政治积极性，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早就得到了政治上的解决。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
然而，这一矛盾只是看似存在而已。由于君主专制，法国贵族长期被排挤在政治职务之外。市民阶层很早就参与了统治和管理，他们甚至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他们进入宫廷以及对宫廷的影响，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不同社会地位成员之间持续的、密切的接触；另一方面，是市民阶层很早就得到了较强的政治训练，并学会了在政治范畴内进行思考。时机一旦成熟，他们便有可能发挥其政治上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在德国的一些小王国中情况恰好相反。政府中高级的位置大多由贵族担任。与法国不同的是，贵族在德国许多小王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它的力量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受到彻底的冲击。与法国相反，德国市民阶层由于其经济上的不发达，其自身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一直到19世纪还相当薄弱。与法国的市民阶层相比，德国中等阶层与宫廷贵族的社交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这与德国市民阶层经济上的弱点和长期被排斥在国家主要职务之外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3.法国的社会结构使温和的反对派大约从18世纪中叶起慢慢地发展了起来，他们甚至成功地进入了宫廷这个狭小的圈子。他们的代表还没有形成党派。为了适应“旧制度”的结构，他们采取了其他形式的政治斗争。他们在宫廷中形成了一个没有固定组织的群体，并在广大的宫廷社会，甚至在全国取得了人们以及各种群体的支持。在这些宫廷集团的斗争中，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得到了体现。诚然，这些东西并非是以清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暴露了出来，并得到了调整。
与德国“文化”概念一样，法国的“文明”概念正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这场反对派运动中形成的。由于两国中等阶层的行为方式和所处的情况不同，所以，法国“文明”概念的作用、意义以及其形成过程也完全不同于德国的“文化”概念。
当看到首次出现在法国文学中的“文明”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即与多年之后康德所提出的“文化”概念相对立的那个文明概念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根据目前的论断，【34】由“文明化”这一动词发展而成的“文明”概念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是在18世纪60年代米拉波[29]的著作中。【35】
他说：“我非常惊讶，我们在所有领域的研究中所具有的错误观点，在文明的问题上居然表现得这么突出。如果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一定会回答：国人之文明在其风尚之温和，生活城市化，彬彬有礼，高雅举止蔚然成风，其人遵从礼仪犹如法律。我认为，这一切仅仅是道德的表面现象，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文明不能赋予社会以道德的实质与形式的话，那么它对社会便毫无贡献可言。”米拉波认为，道德风尚的改良，礼貌以及值得称道的举止行为，这一切都只是道德面具，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倘若文明不能给社会带来德行的实质与形式的话，那么它对于社会来说就毫无益处。这一番话与德国中等阶层用于抨击宫廷礼仪的说法十分相似。从米拉波的描述中同样可以看出，在这儿，礼貌、值得称道的交际形式以及被大多数人视为“文明”的东西，是与中等阶层所奉行的理想相对立的。欧洲各国的中等阶层正是在道德这一理想的鼓舞下起来反对宫廷贵族并以此来证实自我的。在这儿，“文明”的概念也和宫廷贵族的特性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康德的意见相同。由此，被称作“文明人”的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体现了宫廷社会本来理想的“正直的人”的扩大了的变体。
与“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等概念一样，“文明化”也是这些几乎被视作同义词的概念中的一个。宫廷社会的人们时而用这些概念的狭义，时而又用这些概念的广义来表明他们自身行为的特殊性，并通过这些概念来表明他们高度的社会教养及其行为规范，以示与其他普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在教养方面的差别。
在“文明”概念形成和流行之前，“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具有与之相同的作用。欧洲的上等阶层曾以这两个概念在被他们认为是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并以它们来表明自身行为的特殊。正是这种特殊使他们觉得自己有别于所有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米拉波的一番话非常清楚地表明，“文明”的概念最初是如何体现出宫廷上等阶层的自我意识的：“如果有人问他们，什么是‘文明’？他们肯定会回答：‘温良的风尚’‘礼貌’等。”尽管米拉波的观点要温和得多，但是，他与卢梭的观点一样，认为现有的价值观被颠倒了。他说：“你们的文明以及你们引以为荣并自以为高于普通人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36】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语言中，对牧人爱羊和爱牧羊犬的描写[30]都说明了我们在对奢侈和所谓的文明的追求过程中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的心灵所走过的道路。”
18世纪下半叶，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对具有鲜明特征的“普通人”以及“野蛮人”的看法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内部对峙中的态度。卢梭对于他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卢梭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中影响不大，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参与了由宫廷贵族和中等阶层发起的改良运动。相反，他在非政治化的、在精神领域里表现得十分激进的德国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反响则要大得多。尽管卢梭的社会批评非常激烈，但他并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的概括性的概念，以表达在他心中积聚的全部谴责。米拉波创造了这一概念，或者说，至少是率先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也许，早在米拉波之前就有人在谈话中使用过这一概念。米拉波把“文明人”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具有一般社会特征的概念，即“文明”。不过，与其他的重农主义者一样，他的社会批评比较温和。这种批评的前提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认可，事实上是改良主义的批评。德国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至少在思想上，在他们书本里所描写的白日梦中树立起了一些与宫廷上等阶层截然相反的概念，并以这种方式在政治上中立的范畴里进行斗争。在现存的机构和权力范围内他们找不到实现其政治和社会抱负的工具，甚至连可攻击之处也无法找到。但是，他们至少在书本里提出了自己与宫廷上等阶层关于人的理想以及文明化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提出了新的理想和新的行为模式。而参与宫廷改革的法国知识分子则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宫廷的传统之中。他们希望改良、修正与变革。除了少数像卢梭这样独立思考的人之外，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与统治阶层相对立的激进的理想与模式，而只是提出了与统治阶层相一致的改革理想与模式。在“虚假的文明”这一提法中，已经让人感觉到了与德国的运动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一提法所包含的思想是：必须用真正的文明来代替虚假的文明。他们没有像德国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那样通过“有教养的人”以及“个性”的思想提出一个与“文明人”截然相反的模式，而是继承了宫廷的模式，使之发展、变化。他们指出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一个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断写作，不断斗争，然而他们本身却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宫廷社会的大网之中。
重农主义和法国改革运动的社会发生
4.人们不禁回想起法国18世纪中叶之后的状况。
那时，法国赖以统治和颁行税收法、关税法的基本原则仍然与柯尔贝尔[31]时代相同。但是法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以及法国的社会结构本身却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严格的保护贸易制度，以及在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对民族手工业和贸易的保护，确实为发展法国的经济和提高国家的税收效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对于国王及其代理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粮食贸易中的限制、垄断和储藏制度，以及省与省之间的关税壁垒保护了一部分的地方利益，而更主要的是这些政策保护了对于王室乃至整个法国的安宁来说最重要的地区——巴黎，使它免受歉收、涨价以及由于饥荒而引起的暴乱之扰。
与此同时，法国的人口和资本力量有了发展。贸易网比以前铺得更密、更广，工业生产更有生气，交通有了改善，法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赖的关系比柯尔贝尔时代更加密切。部分市民开始觉察到传统的税收和关税制度的阻力和不合理，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在这些制度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像米拉波那样的进步地主和乡村贵族认为，谷物经济中的重商主义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的发展，反而损害了它的利益。他们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首先是管理机构中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自己认识到了现存制度的弊端。这些人中间为首的是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充当地方行政长官的人，也就是从“旧制度”中脱胎而出的、那个惟一具有现代意识的官吏制度的代表。这种官吏制度与那种世袭的、可以买卖的官吏制度完全不同。管理机构中的这些进步人士将全国各地都能感觉到的那种改革的愿望传达给宫廷，成了沟通两者的桥梁。他们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宫廷各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为争夺部长职位而展开的斗争，并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些斗争并不像以后议会中的政治斗争那样不涉及个人，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议会中各种利益都是由党派来代表的。这些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为了扩大在宫廷中的影响和争夺职位而斗争的宫廷集团，又构成了一个社会核心。通过这样一个核心，全国许多集团与阶层的利益在国家中央机构得到了表述。改革的愿望也是以这种方式反映出来的。
18世纪后半叶的国王，已经不再是那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君主了。他们比路易十四更加体会到身为社会进程之囚的滋味，和对宫廷中各种各样集团与党派的依赖性。部分集团与党派甚至遍布全国各地，并深深地扎根于中等阶层之中。
重农主义是这些党派斗争的理论表述之一。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体系。重农主义以尖锐、抽象而又教条的形式包含着一些不太教条的、理论性不强、不很彻底的思想，表现了显示整个运动特点的实际的改革要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财政上为首的一直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杜尔哥[32]。如果要给这个没有统一名称、没有统一组织形式的流派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可以把它称作“官吏改革派”。无疑，这一改革派是以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经商的市民阶层为其后盾的。
另外，对于如何改革的问题，即使在有改革愿望和要求的人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的人很希望改革税收制度和国家机构，但同时又持有与重农主义完全不同的贸易保护的观点。福博内[33]便是重商主义流派的代表之一。如果只是因为他以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非常强调关税保护的观点就立刻把他们划为“重商主义者”的话，那么，人们就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在福博内与重农主义的争论中，已经完全表现出了现代工业社会内部的分歧。从此以后，这一分歧便成了代表自由经商利益与代表重农主义利益的集团之间一再斗争的焦点。这两个流派都参与了法国中等阶层的这场改革运动。
另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市民阶层都赞成改革而只有贵族持反对意见的。有相当一部分典型的中等阶层强烈地反对那些严肃的改革尝试。事实上，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尚未改革过的“旧制度”。高级官员中的绝大部分，即穿袍贵族[34]就属于这一批人。他们的职位就是世袭的家产，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说，就像一个工厂或一个商店，都能成为遗产。另外，属于这一批人的还有手工业行会和很大一部分税权租赁者，即资产者。如果说，法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失败的；如果说，社会比例的失调最后猛烈地冲破了“旧制度”的结构，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批中等阶层对于改革的抵制。
这一总的回顾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点，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一时期，法国的市民阶层已经在政治上起作用了，而德国的却不行。在德国，知识分子阶层仅仅局限在精神与思想的领域里；而在法国，宫廷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其他人类问题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行政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思索。不同的是，德国的思想体系是纯粹的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活动场所是大学。而产生重农主义的社会场所则是宫廷和宫廷社会，那里的人们考虑的是具体的做法，即如何来影响国王和他的情妇。
5.魁奈[35]和重农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大家所熟悉。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把社会经济描写成一个具有或多或少自发性的过程，描写成一个封闭的商品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他谈到了生活中的自然法则可以与理性融为一体。从这一思想出发，魁奈反对统治者任意地介入经济流通过程。他希望他们了解经济规律，以便引导这些过程。他不希望他们一无所知地任意公布规定。他要求贸易自由，特别是谷物贸易自由，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可以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创造出一个比那种由上面规定的传统的调节方法以及省与省、国与国在贸易上重重设障更有益的制度。
他认为，这种自发的过程必须为一些明智的、有开明思想的官吏所认识，并必须由他们来引导。法国的改革家与英国的改革家得出经济生活可以自发调节这一经验的背景是不同的。魁奈以及与他持相同意见的人始终固守着现存的君主制。他没有触及“旧制度”的基本要素及其结构。这一点更加适合一部分与他观点相近的官吏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对问题的看法不那么抽象，不那么尖锐，而是比较注重实际，但是他们也得出了与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相似的结论。其实，他们的经验和共同的思路是非常简洁的，大致可以归纳为：统治者万能以及统治者可以随意调节人的行为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和经济有它们自己的规律。他们反对来自政府和权势的非理性的影响，认为必须建立起一个理性的、开明的管理机构。这一机构必须按照社会进程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理性来管理，来统治。
6.“文明”这一概念的形成就是这些表达方式中的一种，就是这一改革思想的一种清晰的反映。如果说，关于“文明人”的思想在这儿导致了一个可以用来说明整个教养与现存社会状况总和的概念的产生，那么，这一概念所反映出来的首先便是反对派和社会批评家们的预见。
另外，他们还得出这样一条经验，政府不能任意作出规定。因为，如果这些规定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无名的社会力量与规律的话，就会遭到它们的抵制。这种经验表明，专制制度对于那些由政府所作出的任意的“反目的的”“非理性的”决策而引起社会发展的灾难、混乱和贫穷等，也无能为力。如上所述，这种经验在重农主义的思想中反映了出来。这一思想表明，社会进程与自然现象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这一经验在由“文明化的”这一动词转变而来的“文明”这一名词中得到了体现，并使“文明”这一概念的运用超出了个人使用的范围。
工业革命的阵痛——不能将其视作人为操纵的结果——在很短的时期内教会了人们第一次把自己、把自己的社会存在作为一个进程来看待、思考。如果仍然把米拉波看作是第一个使用“文明”这一概念的人，那么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经验使他以全新的观点来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整个教养状况。他感觉到，并且也认识到，教养与“文明”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他希望统治者看到这一规律，并加以利用。这便是“文明”这一概念在其早期使用阶段的意义所在。
米拉波有一次在《人类的朋友》【37】中谈到金钱的过剩减少了人口，而个人的消费则大大增加。他认为，假如金钱太过剩的话，“会废弃工业和艺术，从而把各国推入贫困和人口不足的深渊”。他又说：“由此可以看出，从野蛮经文明和富裕走向堕落这样的循环同样会在一个精明能干、小心谨慎的大臣眼前重蹈覆辙，犹如一架机器，刚刚装好又迅速地报废了。”
实际上，这句话概括了重农主义者所有的基本观点。他们很自然地把经济、人口以及整个教养的发展进程看作一个大的整体，并坚持把这一切看作一个循环过程，看作一个自发的起伏运动。这句话还概括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改革愿望。他们认为，这些知识最终是为统治者提供的，以便他们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更加开明理性地来调节和引导这些社会进程。
米拉波在1760年向国王递交的《赋税原理》中，提出了重农主义关于改革税收的设想。在这篇上书中，他表达了与上述相同的思想。
“在贵国之前已经经历了文明这一循环过程的所有帝国和他们的事例都为我上述的观点提供了具体的佐证。”
乡村贵族米拉波对财富、奢侈以及所有居统治地位的人的教养所持的批评态度，使他的观点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他认为，真正的文明应该出现在野蛮和由于金钱过剩所造成的虚假的、“腐朽没落的”文明之间。开明的统治就是要操纵和控制这种自动的发展，使社会介于野蛮与没落之间并使之繁荣昌盛。“文明”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在其概念形成时就已经显示了出来。早在那个时期，这一概念就已经与“没落”和“衰亡”的思想连在一起了。之后，这一思想随着危机循环的节奏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现出来。同时，人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改革的愿望完全局限于现存的、由上面操纵的社会制度之中。有这一愿望的人尽管对当时的教养不满，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全新的模式和全新的概念，而是着眼于现存的东西，希望改善它，希望政府采取巧妙的、开明的措施把“虚假的文明”重新变为“好的、真正的文明”。
7.刚开始的时候，“文明”这个概念在每一个人的用法中可能有许多细微的差别。然而，它所包含的要素与巴黎社会有改革愿望和进步思想的人的普遍需要和普遍经验相符。改革运动在不断发展的商业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动力越大，这一概念在这些圈子内的使用便越是频繁。
路易十五统治的最后时期暴露了旧制度的弱点和紊乱。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外部的关系日益紧张，社会变革的信号增多。
1773年，在波士顿港成箱成箱的茶叶被沉入海底。1775年，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宣布独立。在独立宣言中讲到，政府是为人民的幸福而设立的。如果政府不符合这一目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就有权推翻它。
热衷于改革的法国中等阶层以莫大的同情热切地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事态。在这种关切和同情中夹杂着社会改革的愿望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英国的民族仇恨，尽管他们的领袖人物并不想用暴力来推翻君主制度。
同时，从1774年起，法国将与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必须进行战争准备的情绪明显加强。这一年，路易十五去世。新国王执政后，在宫廷的大小圈子内围绕着管理和税收制度的改革所进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斗争的结果，杜尔哥在这一年当上了“财政总监”，受到了全国所有有改革愿望和进步思想的人士的欢迎。
“伸张正义的时刻终于姗姗而来”，杜尔哥被任命时，重农主义者博多[36]这样写道。达朗贝尔[37]也写道，如果现在“无法产生善良的话，那么善良就不可能产生”。弥留之际的伏尔泰遗憾地说，现在是他谈论“建立道德和理智”【38】的时候了。
也就是在那些岁月里，“文明”这一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意义比较固定的概念为许多人所常用。这一概念在雷纳尔[38]所著《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看欧洲人在印度和美洲设立机构和开展贸易的历史》这本书的1770年第一版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然而，在1774年的第二版中，它“被作为一个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和不可缺少的术语来使用”。【39】
在霍尔巴赫1770年出版的《社会体系》一书中还没有“文明”这个词，但在他1774年出版的《社会制度》一书中，“文明”已经成了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汇。
比如，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没有任何东西“比那些昏君随时卷入的、无休止的战争更有碍于公众幸福、人类理性进步以及人类的完全文明”【40】了。
在另一处他又写道：
“人类的理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各国人民的文明进程还没有结束。至今尚有无数因素阻碍着有益的知识的进步。然而，惟有知识的进步才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的道德。”【41】
这一具有开明的社会批评思想的改革运动的基本观点是：通过知识的进步——不是18世纪德国意义上的“科学”进步，因为在这儿谈论知识的不是大学里的学生与教授，而是自由作家、国家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类型的宫廷市民，沙龙和上流社会这些媒介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统一——也就是说，首先要说服国王，使统治者们信奉“理性”，或者说信奉与之有相同意义的“自然”；通过让开明的有改革愿望的人们占据领导地位来改善教育、法律和国家各个机构。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不断进步的改革过程中的某个观点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即“文明”。在米拉波所创造的那个带有个人色彩的、还不具备社会意义的概念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东西，即说明改革这一运动特征的东西，在这儿同样显示了出来：这就是对现实所持的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这种意见认为，社会在“文明”的道路上已经达到了某一阶段，但是还不够，不应停留在这一阶段。文明进程不断发展，并将继续发展下去：“各国人民的文明进程还没有结束。”
两种不同的观念在“文明”这一概念里融为了一体：在这个概念中，人们创造了一个在普遍意义上与社会发展的另一阶段，即“野蛮”状况相对立的概念。这种感觉早就逐渐渗透了宫廷社会，并在“礼貌的”“文明的”等宫廷贵族的用语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参与宫廷中等阶层改革运动的人认为，民众还不够文明，文明不仅仅是一种状况，而且是一个过程，必须不断发展。这便是“文明”这一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新的东西。在这一概念中包含了那些向来使宫廷社会认为自己在社会等级上高于普通的、不开化的或野蛮人的思想，即关于“道德”或教养状况的思想，关于规矩及社交礼节的思想，关于每个人都必须顾及他人的思想，以及关于许多与之相近的思想。然而，不论是在正在上升的中等阶层的笔下，还是在那些参与改革运动的人的言谈中，都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想法，即要把社会变成一个文明社会，要使国家、法律、教育和广大民众文明化，首先要从现存的野蛮的、反理性的状况中摆脱出来，不管这种状况是表现在法律惩处、表现在市民阶层的等级界线还是表现在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方面。文明化是由国王倡导的道德改良和国家内部安居乐业的结果。
伏尔泰有一次在谈到路易十四时代【42】时说：“国王终于使直到那时为止一直骚乱不安的人民变得安分守己，只有对敌人才勇猛无畏……品行温顺了……”这里应该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国内和平对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属于年轻一代改革派的孔多塞[39]比伏尔泰具有更多的反对派意见。他在对伏尔泰这一思想所作的注释中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尽管一部分法律蛮无人道；尽管行政原则充满弊端，苛捐杂税与日俱增，税务法残酷无情；尽管对新教徒进行迫害、镇压，指导政府贸易和工业管理的信条陈腐低劣，我们仍然看到，王国内的民众毕竟在法律的保护下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以上所列举的情况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并非全盘否定的态度，它使我们对所需要改革的东西有了一个印象。不管在这些摘引中是否明确地提到了“文明”一词，“文明”的概念却涉及了所有这一切，即所有仍然还是“野蛮”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区别于德国的发展进程以及德国的概念，由此可以看出，法国正在崛起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是如何站在宫廷圈子里，又是如何带有宫廷贵族的传统特征的。他们说这个圈子的语言，并进一步发展它。尽管有某些变化，但是他们的行为与情感表达方式主要还是按照这一传统形成的。他们并没有形成与宫廷贵族相对立的思想和概念。由于他们在宫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在诸如“文明”等宫廷贵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和想法。德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状况不同，所得出的经验也不同，因此这些想法中的大部分离他们很遥远，或者至少对他们来说不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
法国的市民阶层在政治上比较积极，至少在某些方面热衷于改革，最后又在短期内酝酿了革命。在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形成方面他们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宫廷的传统，即使在旧制度的结构被打碎之后也是如此。由于贵族与中等阶层的密切交往，许多宫廷的教养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经成了中等阶层的教养。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的市民阶层革命打碎了旧的政治结构，却没有冲破传统的教养。
德国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毫无权力，但是在思想上却非常激进。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纯粹市民阶层的传统以区别于宫廷贵族的传统与模式。尽管在19世纪逐步成为德国民族特性的那些东西中也包括了已经市民阶层化了的贵族传统，然而，对于德国文化传统和德国人的行为方式来说，来自中等阶层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另外，由于市民阶层和贵族之间的社会界线特别分明，因此德国人在教养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以后。
法国的“文明”概念恰好反映了法国市民阶层所特有的社会命运，正如德国的“文化”概念反映了德国市民阶层所特有的社会命运一样。与“文化”概念相同的是，“文明”这一概念在其形成初期也是反对派和中等阶层的工具，特别是中等知识分子阶层在进行社会内部斗争时所运用的工具。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文明”这一概念便成了民族精神的体现，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传达方式。在革命的过程中，“文明”这一概念在众多的革命口号中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它所表明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且并没有否定其原来作为革命口号的意义。18世纪以来，当革命开始缓和下来时，这一概念却成了一个响彻全球的口号。在这一时期，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1789年，当拿破仑率领部队向埃及进军时，他向部下大声喊道：“士兵们，你们要去从事的事业是征服，这一征服将对文明产生无法估量的意义。”与形成“文明”这一概念时所不同的是，这些西方国家认为“文明”这一进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不断向前发展的整个文明进程在他们的意识中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他们用文明的结果来炫耀自己，以示自己的天赋高于他人。至于在几百年的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形成文明行为的这样一个问题和事实，却没有人感兴趣。从这时候起，那些推行殖民政策并因此而成了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上等阶层的那些民族，便将自身的优越感和文明的意识作为了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工具，就像当年“文明”概念的鼻祖“礼貌”和“开化”曾经被宫廷贵族上等阶层用来为他们的统治进行辩护一样。
事实上，当西方各国普遍地开始意识到文明、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优越以及他们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便结束了。
以下所要论述的便是文明进程中的这一阶段以及这以前的阶段，即文明概念尚未形成、人们还没有把文明视为一个进程的那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