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01/A801
在丸之内线开往池袋的地铁车厢施洒沙林的小组，是横山真人和外崎清隆两人。横山实施，外崎负责开车。
横山一九六三年生于神奈川县，事发当时三十一岁。考入东海大学工学部应用物理系，毕业后进电子配件公司工作，三年后辞职出家。不知何故，五名案犯中横山给人的印象最淡。既没有插曲什么的，又极少在其他信徒的证言中出现他的名字。大概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关系。他是“科学技术省”次官之一，工于“技术”，和广濑同是自动步枪秘密制造计划的核心人物。九五年一月将制造出来的步枪恭恭敬敬献给麻原彰晃的也是这两个人。从九七年一月至今，横山在法庭拒绝提供同事件相关的任何证言。
相对说来，外崎也是留不下印象的人，青森县人，一九六四年生。高中毕业后连续外出务工，八七年出家，属于“建设省”。
横山乘坐外崎开的车，在去新宿站途中买了《日本经济新闻》，用来包两个沙林袋。最初外崎买的是《体育新闻》，但横山坚持要一般报纸，就另买了《日本经济新闻》。下车前横山扣上假发，戴好化装用的眼镜。
七时三十九分，横山钻进由荻洼开往池袋的丸之内线地铁列车（列车编号B701）前数第五节车厢。临近四谷站，车开始减速，这时他用伞杆尖头隔着报纸往车厢地板上的沙林袋上扎了几下。但最后扎出洞的只一个袋，另一个完好无损。假如两个袋都被扎破，这班车的受害程度势必比现在还要严重。
车进四谷站，横山当即下车，在出站口附近的洗脸间把伞尖粘的沙林液体冲洗掉，而后钻进等在那里的外崎的车。
上午八时三十分，车开进池袋站，直接返回。或许沙林液体淌出的程度慢，此时的危害似乎还没怎么出现。车在池袋站让乘客下车而清完车厢，这时本应由站务员检查车厢，发现可疑物即刻拿走，但站务员好像疏忽了这项义务。个中原委将在本书的证言中得到明确。
八时三十二分，行车方向变为“开往新宿”（列车编号A801），由池袋站始发。发车不久就有不少乘客诉说身体不舒服。接到在后乐园站下车的乘客“车上有可疑物”的联系后，车站职员在本乡三丁目站上车拿走沙林袋，简单清扫了车厢。而这时日比谷线筑地站已闹得天翻地覆。
尽管出了不少受害者，但被沙林污染的这班车仍照样开到新宿站。到达新宿站是九时零五分。说起来有些难以置信，车再次在这里折回，列车号变为B901。九时十三分发车。好歹停止运行是在九时二十七分左右开到国会议事堂前站的时候。在那里让乘客下车后，空车调头。从横山扎破沙林袋时算起，这班车已经持续行驶了一小时四十分之久。
从运行过程看，不难想像营团地铁指令室的混乱状况。明知B801车厢内发现可疑物而且有不少乘客因此受害，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让这班车在哪里停住。
人命诚然没出，但轻重伤者有二百人。
三月二十一日。估计要受到强制搜查，横山和广濑一起策划逃亡。石井久子递给两人500万日元逃亡资金，车也备了。两人在城内宾馆和桑拿室辗转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捕。
“那是什么呢？”我想。但站务员没有理会，照样让乘客上了车。
驹田晋太郎（当时五十八岁）
驹田先生一直在大型城市银行工作，年届五十的时候被派去相关的不动产企业，在那里迎来五十三岁退休年龄，直接把人事关系转去了那里。那是一家经营不动产的公司，眼下负责那家公司经营的画廊业务。我原来不大清楚，原来退休年龄前后调动工作在银行那种职场似乎很有普遍性。不管怎样，样子仍非常年轻，根本看不出是到退休年龄的人。做画廊工作倒是第一次，但六年做下来，已经彻底喜欢上了画。
虽然不是因为——理所当然——他是银行职员，但说话时间里，仍给人以“此人认真”的印象。工作勤奋，生儿育女，稳打稳扎生活过来。第二人生也同样热情专注正道直行——这是他给我的感觉。“我这人很有忍耐力的”，他本人也说道。
惟其如此，尽管坐在沙林袋旁边并且心情变糟，仍一直忍耐不动，心想再坚持一会儿就到站了。结果症状加重，真是不幸得很。作为不幸之幸，他说自己正巧坐在沙林袋的上风一侧。如是坐在下风一侧，情况必定更糟。
爱好开车，休息日和太太两人开车兜风，顺便看美术馆。
上班的时候，我一般从所泽坐西武线到池袋，再坐丸之内线到银座，之后换乘日比谷线到东银座站。路上大约要花一小时二十分钟。电车里人很多，特别是西武线。从池袋到银座的那段路比较远，站着太累，所以我通常要等好几班始发车，赶上比较空的再上车。我不喜欢和别人抢座位，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排到队伍的前面。这样一来，就可以慢慢找个座位坐下来了。我一般从前数第二个车厢的最前门上车。
因为池袋站是始发站，所以电车到站后，乘客们当然全部下车。可三月二十日事故发生的那天早晨，从车上下来的人出奇地少。平常，一节车厢最少也得下来十五到二十个人，但那天只有五六个人左右。因为这种情况偶尔也会有，所以我也没怎么在意。
乘客全都下了车之后，站务员会进到车厢里检查一番。看看车厢里是否有遗忘的东西。如果什么也没有，乘客就可以上车了。
真的是非常遗憾，那天，在我上车的车门处，负责检查的站务员不是正式的站务员，而是临时打工的人，一个穿着夹克衫的年轻人。早晨，这种打工的学生好像很多。他们不穿普通的绿色制服，而穿营团指定的夹克衫。因为我当时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所以看得很清楚。就在我眼前，右边座位的角落里，有一个报纸包着的方形包裹，大约三十厘米见方吧。有这么大（用手比划了一下）。我的确是亲眼所见。“那是什么呢？”我想，但站务员没有理会，照样让乘客上了车。本应马上采取措施才对，毕竟那东西真的很显眼。如果当时被及时清理出去的话，损失一定会小很多。太遗憾了。
——但另一方面，假如那包东西在池袋站就被扔进垃圾箱，那么，因为那里人山人海，说不定会像小传马町站那次那样伤害更多的人，是吧？
总之，那包东西就那么搁在那儿，列车就开了。说我运气好也可以，当时我碰巧坐在了左边座位上，而不是右边。就是说，我并没有处在下风向位置上。过了两三分钟，车就驶发了。
刚开始，我还在想那是不是谁在车上吐了之后用报纸简单包了一下放在门口的。因为无论周围地面还是报纸看起来都黏糊糊、湿漉漉的。所以，站务员既然看到了那样的东西，却置之不理，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车开后没多久，我忽一下子闻到一种味道。都说沙林没什么味儿，其实不是，感觉有点甜得发腻。我想可能是香水吧。不是那种很难闻的味道，否则，大家一定会嚷嚷起来的。我只是“闻到一种莫名的甜甜的味道”而已。
电车沿着新大冢、茗荷谷、后乐园继续向前行驶，大概在茗荷谷附近吧，不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大家都开始咳嗽起来。当然，我也不例外。人们纷纷掏出手绢，捂着嘴和鼻子。那场面真的很异常。大家竟然一下子全被呛住了。我记得，乘客们在后乐园附近基本上都开始下车了。可能因为觉得难受，或者感觉有点奇怪才下去的吧。当时，窗户几乎都是敞开着的。大家好像不约而同地打开了窗子。我感觉有些刺眼，还不停地咳嗽，特别难受。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尽管觉得有点奇怪，却还是一直盯着报纸看。这是我多年的老习惯了。
到了本乡三丁目，电车一停，五六个站务员就匆匆忙忙进了车厢。可能是接到通知，在这儿等着的吧。他们一边上车一边说：“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用手捡起那包东西带走了。嗯，没错，用的确实是手。地面已经被沙林弄得湿漉漉的了。记得当时他们只是把那包东西拎了出去，稍微擦了一下地面。不一会儿，电车又发车了，接下来是御茶水站。在那个站，又上来五六个站务员，用像抹布一样的东西擦了擦地面。
大概是从那时开始吧，我咳得越来越厉害了。到御茶水附近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能看报纸了。因为觉得马上就到银座了，所以一直强忍着。当时已经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中途路过淡路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可最后还是来到了银座。眼睛确实睁不开，可如果闭上眼睛也还是可以忍受的，没有剧烈头痛或是恶心之类的感觉。不过，脑袋已经开始迷糊了。
当感觉车厢里的一切变得模糊、周围也暗下来的时候，车已经快要到银座了。睁开眼睛一看，四周一片昏暗。感觉好像是进了电影院似的。从银座车站下车的时候，感觉有些乏力，不过走还是能走的。我扶着栏杆摇摇晃晃走上楼梯，觉得自己一停下可能就会倒在那儿。
我想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可还是有点儿不太确定。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刚要再换乘日比谷线，就听到广播说：“因发生事故，日比谷线停止运行。”我想一定是指这件事。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故了，应该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剧烈疼痛、呕吐或者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一定会马上下车的。可情况不是这样，这些症状是慢慢出现的。结果，到了银座以后，我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没得过什么大病，也没住过院，身体一直很好。或许是因为这个吧，我才能一直坚持下来。
我下车以后，电车仍然继续向前开。按理说那车应该在本乡三丁目或者御茶水站停止运行的。一来乘客嚷成那个样子，二来已经知道有特殊情况出现了。在我上车的三十分钟以前，霞关站就已经大乱了。既然已经知道出现了问题，那么当时就应该马上停车，让乘客全部下车的。这样一来，损失就会小很多。这是个疏忽。恐怕整个指挥系统都不是很通畅吧。
我好不容易爬上了银座站的台阶。我感觉，如果不赶快离开这儿就会死掉的。当时，我已经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终于爬到地面一看，位置大概是在有乐町马里昂大厦的对面。我想，无论如何也要马上去医院才行。银座附近有一家我常去的医院，就准备走到那儿去。可是从有乐町到那儿还有挺远一段路。考虑到走大路可能容易摔倒，所以走的是一条小胡同。我好像喝醉了似的，慢慢悠悠、趔趔趄趄地走到了医院。那段时间，一直朦朦胧胧地感觉外边特别地暗，周围还传来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和钟声。还有人在四处奔跑。于是，我更加确信出大事了。
我先去了一趟公司，打算找个人陪我一起去医院，就跟我的同事说：“我眼睛看不见东西，能不能和我一起去趟医院？”当时，医院里已经有两三个和我相同症状的病人了。在挂号处，我告诉护士小姐：“我的眼睛看不到东西。”她说：“你的眼睛不好，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眼科啊！”对于这件事她显然还一无所知。可是后来有相同症状的人接踵而来，不一会儿电视上也播出了嘈杂的事故场面，医院方面也终于开始意识到出了事。于是候诊室的沙发被当作临时简易病床，护士开始给我打点滴。好像没过多久，医疗信息就开始通过传真传过来了。
后来我又被转送到其他医院（四谷方面），在那儿住了四个晚上。眼睛一点点好了起来，从第二天开始就可以正常看东西了。只是头和太阳穴还疼得厉害。在医院里，几乎睡不好觉。睡眠很浅，夜里总要醒那么几回，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以后可能没办法回公司工作了。因为传到耳朵里的都是些坏消息，比如说有三四个人死亡或是变成植物人之类的。
出院过了两三天，我就开始上班了，到了公司以后还是觉得身体状况有些不太好。浑身无力，变得很容易疲劳，而且记忆力也很差。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感到和平常不太一样。尽管感觉很多地方有些异常，可这到底是因为沙林，还是压根儿就和沙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根本没办法判断。又找不出什么证据，就这样天天疑神疑鬼的。这一点我感受很深。连坐车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安，开车的时候常常会担心到底安不安全。现在基本上不至于了。
我曾经有挺长一段时间对坐地铁上下班充满恐惧。可是没办法啊，只能忍着了。现在还是有点儿讨厌坐地铁，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啊。人被塞进地铁一样的大箱子里以后，就只能在阴森的地下坐以待毙了，别无他法。沙林事件发生之后，我对这种状态感到特别恐惧，太可怕了。可我们这些上班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太让人恼火了，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可最近听到奥姆教那些家伙的话，我居然已经气得没脾气了，已经接近麻木了。就因为那种人，无辜的市民被平白无故地夺去生命，简直不可理喻。真不知到底应该把这股火发泄到哪儿去才好……我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些奥姆真理教犯人送上法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奇怪的是我非常冷静，只是心想这是沙林。
中山郁子（三四十岁）
对方一开始就一再要求不公开姓名、住址和年龄，尽可能模糊处理。至今仍对奥姆方面怀有强烈的戒心。尤其自家附近有奥姆的道场，一旦被其察觉，情况非常不妙，她说。
年龄三四十岁，已婚，没有孩子。大学毕业后在普通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退职当全职主妇。如今已取得资格向外国人教日语。工作非常有趣，也有干头儿。
这次采访了很多沙林事件受害者，但在遭遇当中能够想到“这怕是沙林”的人似乎少而又少。几乎所有人都在不知所以的状态下卷入这场噩梦。而中山女士却是少数初期认识到沙林的人士之一，并且是一眼看出“这绝对是沙林，让人瞳孔缩小！”的罕有之例。交谈当中，不由得为其能够逻辑性把握各种事态的冷静和细心所打动。观察力和记忆力也非同一般。作为语言教师想必也很精干。
正因如此，才对状态同自己所在世界截然不同的奥姆真理教世界感觉出一种完全不兼容的东西。“那不是恐怖！”她本人说。但不管怎样，给我的印象是：要想稳妥地消除那个，她大约还要花一些时间。
大家都觉得系统地教外国人学日语是件很难的事，但实际做一做也没什么难的。在日语教师培训讲座上，老师说日语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可以进行系统性、理论性说明的，其实并不是那样的。这也是我尝试做了之后才发现的。
现在，我一周工作三天。有时候也会根据学习者的要求进行调整，但全部加起来有七节课左右吧。一节课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上课方式是一对一式的。学生们都是就职于外国公司的驻日工作人员。我所在的学校是这些公司指定的对口学校。上课的地方有时候在对方的公司，有时候是在学生的家里。
去年三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的那段时间，我特别忙，一周工作四五天，大约要上十个小时课。说实话，我中毒和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天，因为上课学生的公司是在大手町，所以我打算坐丸之内线直接过去。上课时间是九点。嗯，确实比较早。大多数人都赶在公司上班之前就结束学习。甚至还有更早的呢！比如说，八点甚至七点半就开始上课。当然也有人是下班以后再学。
那天早上，我八点左右离开家，在池袋站坐的是八点三十二分发车的地铁。八点三十二分发车，正好能赶得上九点钟上课。从大手町下车以后，再走上台阶，时间刚好合适。
因为池袋是始发站，所以一般来说站台两边都会停靠着丸之内线的始发车。当时，顺着车行方向，站台左边停靠着一列电车，当时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了。右边的电车那时候还没有来。我一时不知道坐哪一列好，只是觉得坐晚一点儿的应该也能来得及。因为电车的间隔至多两三分钟。也许是因为一周上十节课感到有些疲劳吧，我最后还是坐上了后一列车，那列的空座位看起来比较多。
电车来了以后，我从前数第二节车厢的最前门上了车，坐在电车行驶方向右边的座位上。电车朝新大冢方向一路开了过去。嗯……日本早晨的电车还是比较安静的。车上的人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可是乘客中突然有人开始“吭吭”咳嗽起来。我当时还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冒呢。
你知道，丸之内线从新大冢站就开始慢慢驶出地下了。接下来是茗荷谷、后乐园……茗荷谷站的检票口是在池袋站方向那一侧，相对于电车的前进方向来说，是在尾部位置上。所以，平常上班时间，最靠前的车厢里的乘客在那一站几乎没有下车的。可是那天很奇怪，很多人都在茗荷谷站下车了。虽然我觉得有点儿不太对劲儿，可也没有多想。
大家还是不停地咳嗽，而且当时车厢里异常明亮。明亮，或者只是一种明亮感觉而已，事后一想，应该是发黄吧！那种黄色，很难形容，感觉好像是一层亮亮的薄纱慢慢变成了黄色。但绝对不是那种很鲜艳的黄。我以前因为贫血晕倒过，和那时的感觉差不多。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吧。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觉呼吸有些不太顺畅。因为是新车厢，我就想可能是新建材或者是黏合剂的味道吧。于是我转过身把窗户打开了。那种新式车厢的窗户是从上向下拉的，轻轻一拉就可以，可是竟然没有人去开。过了一会儿，我又拉开了第二扇窗。
我的呼吸道从很久以前就不太好，一感冒，嗓子就疼得厉害，还咳嗽。闻不得那种新建材的味道，或许也是因为呼吸道不好的原因吧。当时还是三月份，天气不算暖和，可是不打开窗户，真的是受不了。可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其他人都能忍受得了呢？明明味道那么奇怪，不，也不能说是奇怪吧。
那味道并不刺鼻。具体我也说不好，感觉那似乎并不是一种味儿，而只是让人感到“呼吸困难”罢了。我打开窗户，想让空气流通一下，除除味道。记得我是在茗荷谷到后乐园那段路上打开窗户的。在茗荷谷和后乐园站，车刚一停，乘客们就纷纷下去了。
可是，对我转身打开两扇窗这一举动，周围的人竟然也是毫无反应。
——当时没有人说“好奇怪”或者问“是否感觉呼吸困难”什么的吗？我想大家都应该感觉有些异常才是……
一个也没有。总之，大家都特别老实，什么也不说，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反应。大家之间也没有怎么议论。我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一年时间，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我觉得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大家一定会吵吵嚷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会一起追查原因的。这一点，我是事后才意识到的。
事情发生几天后，警察问我：“当时，车内有没有陷入慌恐状态？”我再次强烈地意识到大家真是太安静了，谁都一言不发。
我在电车里看见，下了车的那些人都在站台上“吭吭”咳嗽个不停。
过了后乐园，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黄色气体的颜色也变深了。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工作了。可是又想不行啊，无论如何也要去！所以我没有下车，想等车到了本乡三丁目站以后再换到别的车厢去。那个时候，车厢里已经很空了，甚至看得到空位。这真是太奇怪了。若是平日早晨，这个路段人要比这多得多才对。
于是，我想从中门或者后门下车，当时真的是没什么其他办法了。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戴着白手套，从前边的门上了车，这样用两手拿起那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拿到外面去了。站台上的站务员又拿过来一个带绳子的四方箱子（用来装废旧杂志的塑料箱子），把那包东西放了进去。大概有两三个站务员吧，在那儿跑来跑去忙活着。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下车的时候，几乎是同一时间。我对那个警察戴的白手套，还有像这样被高高举起来的那包东西，印象特别深，至今还记得。至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车在那儿停了好长一段时间。记得当时我大概是向后移了两个车厢。车里已经空空荡荡了，只剩下那么几个人，都能数得过来。那时候，我已经难受得不能再难受了。眼睛开始剧烈地一跳一跳地痛，处在一种类似肌肉痛的状态，可又不是很疼。周围还是发黄，虽然模模糊糊的，但还是能看到黄色的风景。慢慢地，那风景像被硬塑料凝固住一样，越来越小……硬要我说的话，就是这种感觉。
最后，在淡路町下车的时候，我一直在咳嗽，眼睛跳个不停，而且呼吸困难，感觉肺里好像全是土。在那一站下车的只有三个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再就是我了。想想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那站下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包东西就是沙林，沙林好像能导致瞳孔缩小。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会认真地看报，也听新闻，所以知道那次松本沙林事件。“瞳孔缩小”这个词儿也是那时候听说的。在淡路町站下车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啊！那一定是‘瞳孔缩小’”。
——怎么说呢，您真够冷静的了！
是啊，奇怪的是我非常冷静，只是心想这是沙林。可能在面对原因不明的紧急情况的时候，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会全部被动员起来了吧。
当时站台上只有刚才我提到过的那个年轻女孩、一个中年男人和我三个人。那个时间段，丸之内线站台上的人不可能那么少。那女孩坐在长椅上，低着头，用手绢捂着嘴，一副很痛苦的样子。那个男的在站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边走边嘟囔：“奇怪，真是太奇怪了！”还说：“看不见东西啊！眼睛看不见啊！”（听说此人事后留下了残疾，可我并没有确认是否属实。）
当时我说：“这真是太奇怪了，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我想尽办法抱住那个女孩，和那个男的一起去了车站事务室。站务员们当时已经手忙脚乱了，他们想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可是无论怎么打，也没有人接电话。真是太可怕了。当时，我生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恐怖”。好像一向坚信的东西土崩瓦解了一样。
总之，当时特别混乱。因为从事故发生的时间来说，我们坐的电车比其他电车要晚一些。当时，别的车站已经是一片恐慌了。我们坐的丸之内线电车就那么拉着沙林袋子，又从池袋开了回来。
有一点我至今仍耿耿于怀。在池袋，列车待发时必定关上车门，进行车厢检查的。有关人员一般都会检查一下车厢里有没有遗忘的东西。检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因为一时疏忽，有一些地方注意不到。可我觉得当时就不能检查得再仔细一些吗？那样，电车拉着沙林袋子又一次返回这样的事就绝对不会发生了。
当时救护车的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站务员作出决定：“还是走着去吧！这样比较快。”医院就在地铁站附近，走路也就两三分钟。那个年轻的站务员陪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医院。从结果上来看，在淡路町站下车这个决定是对的。要是到了本乡三丁目再下的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再加上地铁内空间比较封闭，结果只能和沙林袋子一起被抬下车去。
（为了接受专业的治疗，中山女士在医院的紧急医疗中心住了五天院。）
事件发生后，我好几个月都没有上班。一来因为呼吸比较困难，二来我的工作基本上以说为主，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简直岂有此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气愤得不得了。反正，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真的是让人忍无可忍。后来我也知道了犯人可能是奥姆真理教的人……不过，现在说实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对于这件事我已经不愿意再去多想了。包括从住院到出院回家那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直疯狂地看电视上的报道，可现在不那样了。和沙林事件有关的所有画面，我一概不想看。一碰到那样的新闻，我就马上换台。因为我已经对那些蛮横无理的东西、那些蛮横无理的事情充满了愤怒和厌恶。同时也是顾及到死去的人和现在仍饱尝病痛的人的感受。现在也是，只要一碰到那次事件的相关报道，感觉就像有大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真的希望那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看过有关奥姆真理教的一些报道以后，我对他们的来历背景也慢慢有了一些了解。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我们真的很无奈。至少我现在不会再朝着电视画面愤怒地大喊大叫了。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他们按他们所信仰的那一套才做出了那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矛盾根本没办法调和。说他们没办法跟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也可以，总之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这样想的话，那种强烈的愤怒情绪就会稍微缓解一些。可我当然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所有的问话中，我最讨厌听到的就是“您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已经没事了。”就是这个想法一直支撑着我活到现在的。从医学角度来说，好像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人就是这样，对于第一次碰到的事情，就算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会感到有些不安。所以我特别讨厌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但仔细想想，就又会觉得，其实讨厌别人问“有没有留下后遗症”这类问题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后遗症。
我始终有一种情绪，就是想把那件事当成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想让它离我们远远的，哪儿都行，就是想让它离我们远点儿。如果可能，真想把它踢到地球外边去。
如果说现在距那次事故只过去半年左右的话，我想我恐怕会拒绝这次采访的。决定接受这次采访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好像自从出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事发现场。我其实一直挺喜欢本乡三丁目那一带的，可我一次也没有再去过。也不能说是害怕吧……总感觉有些抵触。
首先浮上脑海的是：“既是有毒气体，那么不是沙林就是氰化物。”
齐藤彻（急救中心医师、东邦大学医学部教授，一九四八年出生）
齐藤先生已经在东邦大学附属医院急救中心工作二十年了，乃中心元老，不折不扣是急救专家。急救中心是处于生死之间的患者运来的地方，以瞬间判断和智慧区分生死界线。大多情况下，最初阶段没时间这个那个慢慢考虑。在那里，老资格医师的经验和直觉发挥关键作用。自不待言，必须精通所有症状。
毕竟是在那样的第一线锻炼出来的，说话简洁明快，浅显易懂，有说服力。因此得以听取种种难得的信息。一看就深深感到他从事的工作是何等不易。想必每天都很劳累，没有神经放松的时间。感谢他分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
对了，齐藤先生在此治疗的重患者是后面出现的菅崎广重氏，最好同广重氏的证言结合起来读。
我属于第二内科，主治循环系统方面的疾病。所以，在急救中心，我主要负责治疗的也是心肌梗塞以及心功能不全等病症。急救中心里的医生都是从医院各部门选出来的，由这些经验丰富的医生组成一支特殊的医疗队伍。他们分别来自第一、二内科，第一、二外科，胸外科，心脏外科以及脑外科和麻醉科。大家基本上都有五年到十年不等的工作经验。人数有二十人左右，为了保证二十四小时都能够对突发情况作出迅速反应，我们实行的是轮流值班制。
三月二十号沙林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是值班负责人，也就是所有值班医生的负责人。周日值班负责人的工作是从当天九点开始，到周一早上九点结束。一般情况下，我中午时间也在急救室里为病人会诊。
当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就来到中心的医生休息室，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大碗面当早饭。大约八点十分、十五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关于那起事故的相关报道。内容大概是：“在霞关站发现了有毒气体，目前已造成多人受伤。”我很吃惊，首先浮上脑海的是：既是有毒气体，那么不是沙林就是氰化物。
说起沙林，我记得曾经发生过一起“松本沙林事件”。氰化物呢，是一种氰酸化合物。“乙二醇森永事件”中使用的就是氰化钠，无论是氰化钾还是氰化钠，一般都是粉末或者片剂。这些成分如果变成气体，那就是“氰酸气体”。“乙二醇森永事件”发生后，在新宿站也发现了制造这种氰酸气体的装置。所以，一提到“有毒气体”，我估计肯定是这两种当中的一种。
——您的意思是说，脑海中根本没有浮现出可能是城市煤气或其他气体的念头？
因为事故是发生在地铁里的，所以一般不会是煤气或是其他东西。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起犯罪案件。因为此前“松本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奥姆真理教所为”这样的猜测。所以，“有毒气体、犯罪、奥姆真理教、沙林、氰酸……”等等这一串儿东西就在我大脑里浮现出来。
这样，我想到这起事故的受害者有可能被送到我们医院救治，无论是沙林中毒还是氰中毒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实际上，对于氰中毒，我们平常就备有试剂盒，直接用就可以。而对于沙林中毒，可以使用两种药物进行治疗，一种是“阿托品”，另一种就是“解磷定”。这两种药物，我们以前都用过。
说句实话，在“松本沙林事件”发生以前，我对沙林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一特殊成分多应用于军事，在医学上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只是在松本沙林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医生才知道：“血液中的胆碱酯酶会出现下降现象，而且还会伴随瞳孔缩小”。也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开始猜测成分有可能是由有机磷制成的。
所谓的有机磷，其实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农药来用。以前，经常会有人喝这个东西自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急救中心就曾接收过十几个有机磷中毒的患者。简单来说就是，有机磷在气化之后就变成了沙林。
——那么就是说，即使喝了含有机磷成分的农药，也会和沙林中毒一样出现胆碱酯酶下降和瞳孔缩小的现象吧？
是的。症状完全相同。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农药，大多是液体，一般来说不容易挥发。因此，人们才把这种液体成分稀释后喷洒到蔷薇等植物上，用来杀死茎部的蚜虫。总之，说来说去，沙林就是一种挥发性有机磷。所以，我们这些从事紧急救治的医生对此早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在治疗沙林中毒的病人时，和有机磷中毒病人采取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这都是通过那起松本事件才搞清楚的。
阿托品这种药物一般在脉搏过缓时使用，也经常被作为麻醉前的用药，应对急诊病人时也用得到，所以医院一般都会常备。可是，解磷定是有机磷的一种对抗药物，也可以说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药剂。我们药品部门大概只有少量存货。到现在为止，对于有机磷农药的中毒患者，我们用“解磷定和阿托品”做两手准备。不过，随着农药本身毒性的降低，以及解磷定无法有效对抗的有机磷药物的不断增加，阿托品逐渐变成了我们治疗的首选。因此也可以说，在我们急救中心，解磷定这一常备体制还没有形成。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打算先用阿托品试一试，如果需要解磷定的话，再从药剂部门调配。
看了电视上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东西到底是沙林还是氰化物？当时，实习医生也在休息室里，我跟他们说：“你们先提前熟悉一下沙林成分。”实际上，我在大学里讲授有关中毒这一内容的时候，曾经举过“松本沙林事件”的例子，并且结合电视报道，制作了十几分钟左右的录像带，用来给学生做说明。当时正好那盘录像带作为教材还被保存在医院里，所以决定再看一次。一起看了一遍之后，实习医生们才对沙林有了基本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熟悉了沙林。如果这次事故是由氰化物中毒引起的，那么就使用刚才提到的试剂盒就可以。可以说，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随时等待接收送来的患者。
九点半的时候，有报道说东京消防厅在现场检测到了乙腈。东京消防厅化学机动中队特别化学车是用来检测气体的特别专用车辆，这次检测的结果是现场存在乙腈，也就是说存在氰酸化合物。
有人往急救中心打热线电话，希望医院接收地铁一名受害者。我们马上准备好了用于氰中毒治疗的试剂，在急救室待命。十点四十五分，患者被送了过来。当时，患者的JCS（昏迷程度）数值是200，处于这种严重昏迷状态下的病人，拧他一下，他才会动一动，之后，就又没什么反应了。而且当时那位病人还出现了瞳孔缩小的症状。如果是氰中毒，因为属于一种酸中毒，所以血液会呈酸性。也就是说，一旦出现瞳孔缩小的现象，就是沙林中毒，而要是出现酸中毒症状的话，就可以判定是氰中毒。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患者被送到医院以后，经检查，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瞳孔缩小的症状。从血液检查结果来看，并不是酸中毒。而且腱反射也有些迟缓。这些都应该是沙林中毒的症状才对，所以当时大家都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老师，这怎么看都像是沙林中毒啊！”“是啊……可电视报道说检测到乙腈了啊！”大家议论纷纷。
事实上，我们医院接受过氰中毒患者。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我们没有搞清楚事故的具体状况，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最终导致了病人死亡。其实，氰中毒患者如果能够得到迅速救治，完全可以挽回生命。我们医院接收过的三例中，有两例是因为处理及时而获救的。我暗暗下定决心：这次，绝不能有半点延误！
当时我做出的判断是：这看起来像是沙林中毒，可是电视报道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所以不管怎么样，先用治疗氰中毒药物一半的量试一下。当然，我们同时还给病人做了人工呼吸，打了点滴，并对休克症状进行了相应治疗。这样大概三十分钟以后，他逐渐恢复了意识。刚入院的时候，病人几乎没有呼吸，拧他、掐他都没有反应。可用药以后，他的呼吸顺畅了，对于疼痛和刺激也开始有了比较剧烈的反应。
这样一来，我认为，从结果看，氰中毒试剂确实起了作用。在注射之后，病人的状况迅速好了起来。对于这里边的原因，我没怎么搞明白。我估计，只不过是因为沙林中混进了某种杂质或者溶剂吧。乙腈是一种有机溶剂，被称作甲基氢化物或青色甲烷，一般混合在油漆当中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一九五九年美国曾有三名施工人员因接触到含有乙腈的涂料变得呼吸困难而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的先例。那起事故的结果是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在经过人工呼吸、输液以及投入氰中毒试剂等一系列治疗之后恢复了健康。无论哪种情况，受害者血液中的氰化物含量都有所增加。而且，据检验报告，在死者的内脏中发现了大量由乙腈产生的氰化物分解物。我想说的是——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可能是犯罪分子为了延缓沙林的挥发速度，争取时间顺利逃离现场，而把乙腈混在了沙林里。因为如果单纯是沙林的话，它一旦从袋子里泄露出来，就会迅速挥发，投放者本人也会当场中毒，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到了上午十一点，警视厅将事故原因最终确定为沙林中毒。这也是我看电视才知道的，没有人主动和我们医院方面联系。所有情况都是通过电视报道了解到的。但我们在那之前就已经用阿托品进行救治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患者的症状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沙林中毒。
另外，正好从信州大学医学部来了电话，打电话的是曾经参与松本沙林事件抢救工作的医生。这位医生给东京各急救中心和医院都打过电话：“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治疗沙林中毒的资料发过去。”我们一提出请求，对方就把大量资料通过传真发了过来。
对方发过来的资料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就是明白了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什么程度的患者应该住院治疗，什么程度的患者没有住院的必要。我们虽说知道治疗原理和方法，可是因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对于现实当中的判断标准还是一无所知。对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即使出现了瞳孔缩小的症状，但还能走动、能说话的人，就算不住院，事后恢复得也不错。所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使瞳孔出现缩小的情况，而只要全身状况良好，胆碱酯酶值没有下降的人，不用住院也可以。这一点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因为来医院的病人都住院治疗显然是不可能的。
——关于胆碱酯酶，您能解释浅显一些吗？
当人们要活动肌肉的时候，就会从神经末梢分泌出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物质，它能向肌肉细胞发出活动的指令，也就是说扮演传达命令的角色。肌肉在收到指令之后，就开始活动，或者说开始收缩。收缩活动结束之后，胆碱酯酶这种酶就会除掉起传令作用的乙酰胆碱的活性，以便为下一次的收缩活动做准备。接着，又会分泌出新的乙酰胆碱，重新发出活动的指令。结束后，胆碱酯酶会再一次把它的活性除掉，重新为下一次做好准备。
可是如果人体内没有了胆碱酯酶的话，发送完指令后的乙酰胆碱会继续残留在人体中，肌肉会继续保持收缩后的状态。肌肉本来是通过不间断的收缩和放松来保持运动状态的，对于一直处于收缩状态的肌肉，我们可以称之为“麻痹”。这种情况如果是发生在眼部，瞳孔就会始终保持一种收缩状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瞳孔缩小”。
——胆碱酯酶值下降这种现象，除了有机磷和沙林中毒，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吗？
在其他几类中毒现象中也会出现，只是在有机磷中毒的情况下出现的频率比较高。除非是药物中毒或者肝障碍，否则胆碱酯酶值不会出现下降的情况。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
从信大医学部发来的传真资料来看，胆碱酯酶值如果下降到200以下的话，就必须住院治疗，我们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操作的。就算是住院治疗的人也恢复得相当快，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实际上，如果胆碱酯酶值下降不是很大的话，是不会出现麻痹现象的。从我们医院的病例来说，即使胆碱酯酶值下降得比较大的病人，状态也都还不错。就算瞳孔缩小的现象持续了三四天，也不至于产生呼吸困难的情况。
喝农药导致有机磷中毒的症状，恢复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由于中毒太深，甚至无法正常呼吸，一个多月时间都需要借助人工呼吸器。这次沙林中毒，因为是气体，所以短时间内就可以通过呼气把毒气排出体外。被抬进医院的重症患者也在一天之内就恢复了意识，挽回了生命。那些无法救治的病人，一般都是在入院前心肺就停止了工作，最终导致死亡。还有的人被紧急送来医院之后，因接受心脏复苏手术，心搏也恢复了跳动，最后变成一种类似“植物”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下康复的病人，都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消防厅或者警察那边，有关于处置的信息传过来吗？我觉得在有这种特殊病例出现的情况下，中央部门应该将医疗指导方针或者统一见解迅速告知医院才对……
没有，在事故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您所说的这些信息，我们都没有收到过。
东京都的卫生局倒是来过通知，可来的时候好像已经是那天傍晚了。发过来的就是这个（把文件拿了出来）。传真上清清楚楚写着“十六点二十五分发”，内容是：“在救治今晨事故患者的过程中，医院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得到了关于沙林的资料。沙林是……”等等。可这些资料传过来的时候，我们对整个事故基本上已经了解了。
说到底，事故发生后，只有信州大学医学部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发来一些重要资料。他们真的很迅速，在第一个患者被送来之前就联系了。刚才我也提到过，通过对方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了患者是否应该进行监护治疗的判断标准——这在实际操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事后，我们通过传真给对方发了一封感谢信。
——也就是说，卫生局传过来的文件是希望处于救治一线或医院方面以各自治疗基准监护沙林中毒患者，是吧？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由于对有关沙林的知识不太了解，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学医院的急救中心，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医生和护士都出现了虚弱乏力的状况。其实这是有毒气体渗进了衣服导致的间接事故。我们医院也不知道应该马上让患者把衣服脱掉，这种细节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医院有重症患者一人、轻症患者二十六人，值得庆幸的是在这过程中没出任何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