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故事里，从凯撒登上英格兰海岸、首次看见未开化的不列颠土著开始，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很长一段时期。
拥有城市、广场、公共澡堂、宏伟的市政大楼、乡村农庄等罗马文明的那段和平岁月，已经如梦般逝去，渐渐被遗忘。罗马的垮台和野蛮人入侵所带来的恐惧，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甚至是诺曼人的征服所带来的烧杀抢掠，后来的普通人（我们在这一章将会提到）对此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如果他们还知道这些事情的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英格兰也在稳步发展。这部分是由于领袖的有意识引导，更多则是因为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大众的意志的无意识影响。这些普通大众其实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社会位置和更多的自由。他们受强烈的愿望驱使，努力为自己而活并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也是英格兰人一个相当重要的品质）。
14世纪并不像之前的两个世纪那样以令人震惊的宪法变革闻名于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期完全没有此类变革。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大宪章》或者模范议会，但议会的形式和权力仍有明显进步。在这个时期后期，我们发现立法机关最终分为独立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立法机关对公帑（具体表现为税收）的表决权也大幅增加；而且下议院的影响力甚至比上议院更大。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与外国的战争，以及国王们的性格和年纪。
至于后者，14世纪共有三位国王，其中有两位分别是在十五岁和十岁时登基。在我们这个时代，用朝代来区分历史叙述，主要是为了方便；但在以前，国王的权力在事件的控制和引导中要重要得多，因此，国王的性格和能力就是最重要的。
这是个极端骚乱的时期。与法国的百年大战、导致人口减半的黑死病、瓦特·泰勒（Wat Tyler）起义对社会秩序解体的威胁，就像是接二连三的洪灾，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和政治面貌。火灾和飓风可能还改变了英格兰的自然景观。这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可谓跌宕起伏。最后我们还要看看缔造了都铎王朝和现代英格兰的那些力量。
议会的重大步伐
我们前面刚刚提到国王性格的重要性，而爱德华二世那并不令人愉快的统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那创建了模范议会的父亲——爱德华一世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自身性格和能力。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而且差点也征服了苏格兰。如果他能够活得长一点，他很有可能打败布鲁斯，进而统治整个不列颠岛；那么他也可能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甚至于可能强大到足以废止他运转起来的法律和议会。与其相反，他儿子的统治则显得那样软弱和无能。爱德华二世懒惰、轻浮、愚蠢、固执，还宠信弄臣。而他那以糟糕统治为特色的朝代，无疑应该归咎于他的那些宠臣——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当公正的。其中首先是那个年轻的外国人，诙谐、粗鲁、年轻的加斯肯（Gascon）骑士——皮尔斯·贾维斯顿（Piers Gaveston）。他被国王放逐过三次，也被召回三次，最后被贵族们谋杀于沃里克。其次是德斯潘塞父子两人，他们是英格兰人，属于贵族阶层，但其他英格兰贵族却对他们恨之入骨。
现在，我们来看看由伯爵和数量更大的男爵所组成的贵族阶层所发生的变化，不久之后，这两个群体会归并为一类并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这个变化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封建骑士向乡绅的转变基本相同。贵族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型。从国王到农奴，所有社会群体间的封建纽带已经慢慢松弛了。而贵族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躁不安，因为他们要去适应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集权化趋势。他们如今试图与国王一起亲自影响和控制中央政府，并由此获得权力；而不再是像早期的大封臣那样建立地方政权。他们对其封建奴隶的依赖还不如对其领薪仆人的依赖那么重；后者身穿制服，而且事实上还是小规模的私人武装力量。
此外，伦敦作为国家生活中心的位置越来越明显。之前地点并不固定的王宫，如今也固定设在伦敦。此外，议会也经常在伦敦召开，而且几乎是固定在伦敦了；最重要的法庭也设在伦敦。
希望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律师这一新阶层，在圣殿骑士被镇压后就接管了圣殿，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总部。商贸的增长意味着财富和奢侈风气的相应增长。而贵族也开始在城镇兴建宫殿，尽管他们武装反对爱德华二世，但也逐渐摆脱旧的封建关系，转变为现代朝臣关系。
不过，贵族阶层没有能干的领袖。兰开斯特伯爵虽说是个领头人，但眼光狭窄，为人自私。而且，他们还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没有联合平民。这也使得国王能够联合平民打击贵族。不过，这对英格兰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1311年，贵族们给爱德华二世提交了一套条例。这套条例表面上是为了王国的改革，实际上却是要将国王置于贵族寡头政治的控制下。爱德华拒绝了，贵族们于是揭竿而起。与此同时，苏格兰的布鲁斯也增强了实力，并于1313年夺取了斯特灵——这是英格兰人在苏格兰境内唯一剩下的重要城堡。只从贵族和其他英格兰人那里得到部分支持的爱德华二世，在班诺克本打了大败仗。尽管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后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英格兰最终还是彻底失去了苏格兰。与此同时，爱德华还不得不与国内的兰开斯特派系开战。爱德华最终于1322年在巴勒布里奇击败了兰开斯特，将之俘虏并处死。
与此同时，爱德华二世不得不接受前面提到的那套限制国王权力的条例。不过，爱德华在镇压兰开斯特反叛之后，立即在约克召开了议会，并让议会宣布该条例无效。他后来的管理虽然没有任何改善，但他这个行为本身却推动议会前进了一大步。爱德华需要拉拢平民来对付贵族，因此在他让议会通过的宣告里还包含了这样一条相当重要的声明：此后任何事关国王、王国和人民的问题，都应该只由“高级教士、伯爵、男爵以及王国里的平民，依照传统”来裁决。爱德华一世在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已经包含了郡县里的骑士和城市议员。但这个做法只维持了一小段时期，而且也缺乏能够阻止国王废除这一做法的约束。但如今，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法律。从今以后，如果没有下议院的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被通过。
在这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结束其统治之前，议会还将迈出另一个重大步伐。四年后，爱德华二世那曾经密谋造反的妻子，带着她的情人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和她的儿子爱德华回国了。在贵族的帮助下，她打败了爱德华二世，并吊死了德斯潘塞父子二人。
1327年，重新在伦敦召开的议会，逼迫爱德华二世逊位给他十五岁的儿子。这是一次相当勇敢的篡权。爱德华二世接受了议会的决定，并于八个月后在伯克利城堡被谋杀。
尽管这是自私自利的贵族、不忠的王后及其卑鄙的情夫的不轨图谋，但对于爱德华二世这个统治了二十年却一无是处的暴君而言，也算是自食其果了。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爱德华二世竟增强了反对君主和贵族阶层的议会和人民的权力，并创建了重要的先例。
历史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强势、能干的国王的继任者促进了自由，但这些继任者自己却可能因此深陷危险之中。如果爱德华一世的继任者也像他那样强势、能干的话，自治的发展极有可能没有在如今这个无能儿子统治下那么顺利。在此，我们还要指出，这是英国宪法的漫长演变过程中所特有的。在后来的帝国中，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囊括一切的原则性声明。我们很早就发现，在当时，宪法被用来缓解怨恨、解决危机，并由此得到发展。从来不存在要创建一套宪法的努力，正如阿瑟·扬（Arthur Young）对法国的总结，“宪法就像是按食谱制成的点心”。它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根据之前一步的进展自然产生的。由于这个原因，就如一个法国人指出的那样，英国宪法保护存在于宇宙中和人类生活中的那些“让人高兴的不连贯、有用的不一致和受保护的矛盾”。显然，这样的宪法是不可能由任何突然获得独立的民族临时拼凑而成的，就如美国的宪法那样。自然，它也并不适合于所有民族，也不是所有民族都能够很好地操控它。
在大约一千四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人持续不断地发展他们的宪法。而且，正如学者布赖斯（Bryce）所言，这样的宪法只有在“性情保守、崇尚传统、尊重先例、喜欢依照父辈的方式做事”的民族中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或许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民族做些补充：他们不关心抽象逻辑而喜欢妥协，不沉迷于概括或主观臆想而直面每个具体问题。
美国既没有英国那样十四个世纪长的历史，也没有英国人的那种禀性。缺乏这两样东西的民族，就只能以书面形式的宪法来取代这种长时段的历史塑形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此类书面形式的宪法培养人们依照仓促完成的、不够周全的法规行事，就如历史和禀性促使英国人本能地行事一样——尽管没有人能够预测他们的性情和禀性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百年战争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是漫长的一系列灾难。他通过四处征战所获得的光辉胜利，点燃了其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幻想。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在登基三年后，也就是他十八岁的时候，结婚了。而在此之前，王国的实际掌权者是他母亲的情夫莫蒂默。此时，苏格兰的布鲁斯仍一直在侵扰英格兰北部。不过，莫蒂默不是年老多病的布鲁斯的对手，因而被迫签订了承认苏格兰独立的协议。此时，之前相当于被囚禁的爱德华三世，在那些不满意莫蒂默的贵族们的拥戴下获得了实权。莫蒂默在诺丁汉城堡被抓，尽管有太后伊莎贝拉（Isabella）发疯似的恳求，他最终还是被吊死了。从那时起，爱德华三世获得了实际统治权。然而，很不幸的是，他却用这种权力来发动毫无意义且没完没了的对外战争。这些战争的唯一好处出人意料，不过这要等他死后才完全显现出来。
苏格兰，这个从未被征服、一直没有并入英格兰的国家，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一个攻击对象。1329年，得了麻风病（此病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相当常见的疾病）的布鲁斯去世，并将王位传给他五岁的儿子大卫。爱德华三世和贵族们认为这是个机会，并努力想立巴利奥尔的儿子为王。不过，尽管战争持续了好些年，但仍一无所获。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促使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与年幼的大卫结盟，而且法国还趁机洗劫了怀特岛。
更加重要的事件是始于1337年与法国的漫长战争，史称“百年战争”。这场战争为两个民族都带来无尽的痛苦。不过，这些战争，包括与苏格兰的战争，也是这三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
法国之前是个不起眼的小国，后来在连续三个雄才伟略的国王的领导下，通过征服各路诸侯和亨利二世时代属于英格兰的那些土地，到1300年已经成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不过，如今的国王却不是王室的父系子孙。爱德华三世小时候被莫蒂默送到法国，希望法国能够承认英格兰对阿基坦的所有权；同时，爱德华也已经承认了腓力六世的合法性，但他仍然宣称自己是法国的国王并决定要通过战争来获得王权。这完全是没有政治头脑的冒险，因为即使军事上成功了，也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战争是不可能将两个国家合二为一的，英格兰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来永久性地奴役法国。不过，民众起初是乐见战争的，因为国王虽然掌控着对外政策，但如此愚蠢的战争在两个强大的邻国间持续了一个世纪（中间偶有休战），如果民众不同意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英格兰这边有这样一些考虑。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法国与苏格兰之间的传统友谊，使得英格兰要想征服苏格兰这个北方王国变得更加困难——假设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通过削弱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敌人，也就是苏格兰的朋友——法国，就为将整个岛屿一统为大不列颠铺平了道路。而且，法国的快速扩张也威胁到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最后领地阿基坦。此外，两国间还存在着羊毛贸易上的摩擦。
正如我们提过的，英格兰的贸易和财富在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支柱产品就是羊毛。它被出口到布业中心佛兰德斯。在英格兰，羊毛贸易令乡绅和商人紧密联合。乡绅在庄园里养羊，而商人则帮他们卖羊毛。表面上，乡绅和商人分别是郡县里的骑士和市镇里的市民，差距极大，但他们却通过这个经济纽带捆绑在一起。
这也使得他们在议会里紧密合作，并进一步加强了下议院的力量。
每年三分之二的羊毛都被销往佛兰德斯的城市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而当这些城市受到被法国征服的威胁，他们就会呼吁爱德华三世捍卫他们的利益。而且，与法国的战争多少已经成为两国间的一个传统，已经常态化了。战争，提供了掠夺和冒险的前景。除了贵族外，还有大量的英格兰人都渴望这两样东西。一种新封建主义已经成长起来，并滋生了一套需要用战功来满足其拥护者的混蛋骑士精神。
不过，爱德华三世在战争中的领导能力跟他在和平时期的一样差。战争的最初三年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甚至直到1340年的斯鲁伊斯（Sluys）海战[10]中才获得第一次胜利。那时，法国海军还掌控着海峡，甚至还烧了南安普敦。但当爱德华调动了他能够找到的所有舰船——尽管大部分是商船，法国舰队几乎被英格兰人的致命弓箭彻底摧毁。
英格兰虽然获得了胜利，却没捞到什么油水。在短暂的停战后，战事再开。六年后，英格兰人取得了最著名的胜利之一。[11]而其他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则要等到下个世纪。爱德华很轻率地率军远征法国，几乎直捣巴黎，却遭遇桥梁倒塌，还被大量敌人围攻。
爱德华沿索姆河而下并几乎抵达河口。最终，爱德华从一场必败之仗中获救。在那一仗中，爱德华背靠无法跨越的溪流，借助一个浅滩，他的军队才得以通过并在克雷西附近找到一座山丘立足。
在那里，他们还受到法国军队的攻击。
两支军队的行为很好地展示了两个民族的差异。法国还处在早期封建阶段，在贵族阶层和被鄙视、被压迫的农民之间没有其他阶级。前者人数众多且都身穿盔甲或甲衣，其表现完全没有封建制度所特有的纪律性。此外还有外国雇佣军，其中包括热那亚弓弩手，至于人数有各种估计，具体应在六千至一万五千人之间。
在另一边，英格兰不仅发展出了封建社会所没有的新阶级，如自耕农、城市议员和乡绅，他们还有训练有素的弓箭手——而他们手中的这些长弓已经有些日子没在战争中发挥神威了。而且，英格兰不同阶级间同心协力以及英格兰人的实用思维，都是法国人所缺乏的。这在战斗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英格兰马背上全副武装的骑士下马与弓箭手背靠背战斗，并在弓箭手之间用他们的长矛刺杀敌人。英格兰所有军阶的军人都步行作战且纪律良好，而法国的骑士则是杂乱无章地骑马前冲，每个人都只想着获得个人荣誉。
热那亚人发挥的作用也极小。这不仅是因为长弓的威力要远强于弓弩，还因为一场大雨淋湿了雇佣军没有保管好的弓弦，使得他们的弓弩几乎失效——而英格兰人则妥善保管好了他们的弓箭，并让弓弦保持干燥。在黑太子[12]的领导下，正如莎士比亚所写：
他强大的父亲在山上，
微笑地注视着他那如狼似虎的儿子，
搜寻着法国贵族的鲜血。
可见，敌人所遭受的屠杀是极其恐怖的。据说，被屠杀的法军数量远远大于整个英格兰军队的规模——英格兰军队的规模远小于法国军队的规模。法方阵亡的还包括在骑士精神感召下参战的波希米亚的瞎子国王。波希米亚国王的纹章和格言，即著名的三根鸵鸟羽毛和“我服务”（Ich Dien），被年轻的英格兰太子用来制成自己的纹章。这个纹章自此就一直被威尔士亲王沿用。
英法双方都英勇作战，但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的失策。不过，法国并没有吸取教训，甚至是后来在尝试使用长弓并已像英格兰人那么娴熟时，也还没有吸取这些教训。长弓这种武器及其战术，并非爱德华三世的发明，而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其缺点就是编队容易被侧翼的骑兵冲散，但法国人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点。尽管英格兰人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但百年大战中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局部胜利，却对英格兰人的优越感和无敌感的培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克雷西战役后，爱德华三世匆忙赶去围攻加莱，并招降了加莱。对法国海岸边这一防御性城堡的占领，不仅意味着英格兰在法国的军事力量的加强，也打开了新的大陆市场。与此同时，古老的法国—苏格兰友谊开始起作用了。苏格兰国王大卫入侵了英格兰，但在内维尔的克罗斯遭遇惨败，并被囚禁。尽管获得了这些令人瞩目的胜利，爱德华三世还是和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在此后的八年也没有获得任何实际进展。大战中断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黑死病遍虐欧洲并大约于1348年登陆英格兰——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讲完爱德华三世与法国之间的战争。
1355年，英法间再次爆发战争。爱德华三世以加莱港口为基地，发动了新一轮的远征，而黑太子则深入法国南部。苏格兰境内的反叛逼得爱德华匆匆赶回老家，而黑太子则继续前进并于普瓦捷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辉煌胜利。他不仅赢得了胜利，还俘虏了法国国王并将之带回英格兰以索取巨额赎金。现在，英格兰可以跟别人吹嘘自己同时俘获了两位君主。四年后，也即1360年，爱德华再次越过海峡，希望能够在兰斯加冕为法国国王。但这次突袭的结果却相当悲惨，他被迫签署了《布莱提格尼条约》（Treaty of Bretigny）。根据此条约，爱德华三世放弃了对法国王位的所有诉求，但保留了加莱和蓬蒂厄，并让英格兰的领地大幅向南延伸。不过，战争远未结束。吉耶纳（Guienne）的造反最终导致战火甚至烧到了西班牙。
在接下来的十四年时间里，英格兰丢失了除加莱以外的所有其他法国领地；此外，英格兰舰队还被西班牙人彻底消灭。精疲力竭且已生病的爱德华三世返回英格兰，黑太子也返回了英格兰。
不过在黑太子返回之前，他对里摩日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并屠城，不留一个活口。这大概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空袭，比如对巴塞罗那的空袭。因此，在衡量其骑士品质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此类将被围困城市里的所有人屠杀殆尽的凶残行径。跟他父亲一样，黑太子也生病了。他的弟弟约翰——兰开斯特公爵——继续战斗了一段时间，但结果却是彻彻底底的灾难。
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还有半个世纪的战争），英格兰背上了沉重的税赋负担。英格兰的注意力和能量从不列颠岛转移到了欧洲大陆。不过，在战争之后，它所拥有的领地还缩减了。这也导致它只能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对抗苏格兰，对爱尔兰则更是不闻不问了。直至1367年，爱德华三世根据《基尔肯尼法》（Statute of Kilkenny）在佩勒设立了地方议会，并放弃了爱尔兰的其他地方。但对法国的持续战争甚至耗尽了英格兰保卫佩勒的能力，不能让其免受爱尔兰人的抢劫。
爱德华三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饱受痴呆症之苦，并完全受其情妇爱丽丝·佩勒斯（Alice Perrers）控制。而佩勒斯则和兰开斯特公爵分享这些权力。兰开斯特公爵的哥哥黑太子，则由于生病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尽管如此，黑太子的余威尚存。兰开斯特公爵联合了下议院中那些早已不信任黑太子的贵族。据风传，黑太子一死，他那年轻的儿子理查德将会被废黜，以为兰开斯特公爵称王扫清障碍。
在1376年的“好议会”中，黑太子成为下议院议长（如今的下议院已是独立的议院了）。在这次议会中，不仅兰开斯特公爵被排除在参政院之外，爱丽丝·佩勒斯也被赶出法庭，下议院还拒绝在他们看到以往开支明细前为新税收表决。议会还第一次“弹劾”——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现代词汇的话——两位贪污国王钱财的王室官员。
不过，在开会期间，黑太子死了。尽管理查德已被认定为是濒死的爱德华三世的继承人，但兰开斯特公爵还是再次成功影响了他那已经痴呆的父亲，并让“好议会”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决议。
最后议会决定对除了乞丐外的所有人征收人头税——关于这个税种我们后面会常常提到。同一年，爱德华三世去世，结束了其不体面的一生。他被所有人遗弃，甚至于一直留在他身边的情妇最后都从他的手指上偷取戒指。斯鲁伊斯、克雷西、普瓦捷和两个被俘的国王这些荣耀都无法掩盖爱德华三世这五十年来的灾难性统治。
不过，在这半个世纪里，还是发生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它也是英法战争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海峡两岸的民族性的发展。
对法国破坏最厉害的不是那些外国军队，而是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都无法控制的那些一心想着掠夺、毫无纪律的冒险者。法国的很多地方被废弃，当地悲惨的农民一直无法摆脱饥荒的威胁。尽管法国一直未能掌握新战争的技巧，但也被捶打成型并与英格兰一起成为欧洲的两大领导力量之一。这两个新生的民族都将对方视为永远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他们之间那将持续到19世纪的长久争斗，现在算是真正拉开了序幕。
此外，克雷西战役的胜利，与阿金库尔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一样，有利于英格兰培育爱国精神、天下无敌和对过去的责任等传统。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伊利（Ely）主教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对国王说了一番话，让他回想起克雷西战役：
觉醒吧，对那些英勇烈士的回忆；
拿起你强大的武器，重建他们的不世伟业；
你是他们的传人，你坐在他们的王座上；
赋予他们声誉的鲜血和勇气，现正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历史学家的理论和兴趣总是在变化。有一代历史学家让我们相信经济动机统治了一切，甚至如今也还有一些人这样认为。不过，幸好这种观点基本已成为历史。其实，还有无数的其他动机在推动着人类，并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喜欢对战争作长篇累牍式详细描述的“鼓号”（Drum and Trumpet）学派，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不过，我们必须知道，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克雷西战役、阿金库尔战役以及格伦维尔（Grenville）最后的复仇之战对英格兰人的民族记忆的影响，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民族的内在品质及其深层动力。为了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不能忽视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如商业联盟的兴起，因为这些事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民族。
因而，我们认为在对法国的战争中，英格兰获得了清晰的国家地位。尽管在战争前，英格兰贵族早已丧失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封地和财产，也变得没有那么法国化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普瓦捷战役之后，法语就被官方明令抛弃了。而英语被认为是适合他们的语言，并成为议会和法庭的官方语言。
由战争怨恨所激起的对法国及法国事物的敌意，无疑加速了这个进程。这不仅对英国文学的形成极其重要，对英国人情感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早先被上层社会使用的法语如今被认为是粗俗的——尽管在巴黎人听来还是那么悦耳、优雅，所以只要法语还是官方的或上层社会的语言，它就会成为统一和新民族发展的障碍。
黑死病肆虐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就是前面业已提到的黑死病传入英格兰。无论如何，如果异常疾病突然消灭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口，那它必然会对这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更何况，黑死病在传入英格兰的时候，英格兰的社会变革已经悄然推行了好几代人的时间了，因而黑死病对英格兰的影响尤其巨大。显然，黑死病与三百多年后（即1665年）在伦敦出现的瘟疫，其本质是一样的。它的特征是肿胀、出痈、生疮、呕血、昏迷，在早期的传播速度尤其快，遍及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到最底层的劳动者等所有阶层。黑死病被认为是由与东方人做生意的商人传入欧洲的。黑死病连同随之而来的饥荒等，对英格兰带来的破坏是骇人听闻的。
为了理解它对催生更加现代的文明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之前已经多次提及的封建制度的转型。有好些力量在摧毁旧制度中发挥了作用，其中如军队给养方式的转变和弓箭手的出现。在此，我们必须增加一点，那就是新的货币经济的出现。封建领主的庄园和大领地都是由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来耕作的，他们一般情况下并不怎么需要现金。他们也不需要付工资，而是以实物的方式缴付税款。
不过，慢慢地，地主也开始需要钱了。他们用钱来购买新的奢侈品、在伦敦买房子或者其他东西。贸易小镇里的商人富裕起来并提高了生活标准。持续的战争也需要融资。这个融资最初是犹太人在操作，后来犹太人被爱德华一世驱逐；而后是意大利大银行家族如巴尔迪（Bardi）和佩鲁济（Peruzzi）；它们在1345年破产后，就由英格兰金融家接手，其领军人物就是沃尔特·德·切里顿（Walter de Cheriton），他们把融资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时代无疑正在发生变化，而旧式封建贵族和乡绅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革以多种方式影响着领主与其农奴的关系，但都指向要将农奴转变为自由民的方向。作为对农奴日积月累劳动的回报，地主很多时候都愿意支付给农奴一小笔酬劳。这笔酬劳的额度多半是根据庄园或领地的相关记录来确定的。酬劳被支付给农奴或隶农后，就不能被随意剥夺；而农奴和隶农也由此成为实际上的自由所有者。他们也可能租种领主的部分土地，自食其力。而那些仍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地位依旧的农奴自然会羡慕那些因为获得货币酬劳进而获得自由的阶层。他们不知疲倦地干活，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自然不会成为农奴，而是增加了自耕农和自由劳动者的数量，形成规模。在城镇里，旧式商人行会的衰落和工匠行会的兴起也赋予了劳动者与其可能的新地位相匹配的意义。
旧式封建制度和中世纪的制度，正转变成以货币经济和工资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制度。羊毛贸易的增长也对城镇和乡村产生了影响。大法官在上议院所坐的座位被称为“羊毛袋”（woolsack），据说就是始于这个时期。这个例子也很好地展示了羊毛贸易的重要性。羊毛出口是英格兰王国最大的贸易收入来源，但爱德华三世的出口税却鼓励在国内发展布业，为城镇里的自由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在乡村，渴望提高现金收入的地主将农田改造为牧场以饲养羊群，而那些农业工人则因为不再为领主所需而四处游荡。
不过，当黑死病消灭了英格兰一半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后，地主和城镇雇主均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遭受打击。据我们估计，他们可能损失了一半农奴和雇佣劳动力。另外，由于很多交租的佃农病死，地主们的收入也大幅下降。结果就是，大量的土地闲置，等待着人们来耕种。
那些活下来的劳动力自然趁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且眼瞅着朋友们涨工资的那些农奴，拒绝像从前那样为领主卖命工作，他们甚至逃跑了。正在进行中的变革，连同瘟疫这一突发灾难，导致了甚为严重、空前的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不升反降的事实，让情形变得更加恶劣。整个国家都入不敷出。
主要由城镇和乡村地主组成的下议院里，并没有劳动阶层的代表。下议院自然也是从他们自身的立场去审视当时的情形。为了防止现有秩序被颠覆，他们在1351年通过了《劳工法》，并不时地进行修订。简单地说，这个法案就是想通过强制所有自由的和不自由的、没有土地或金钱的劳动者，必须在瘟疫前的工资水平上为任何需要其服务的雇主工作，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经济运行。产品的价格也被固定在以前的水平上，希望据此来恢复——如果可能的话——之前的均衡。不管是工人还是雇主，如果违反这个法规，都会遭受重罚。这主要由属于雇主阶层的治安法官来负责执行。
不过，工资和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因为统治者和法律都无法完全征服全体人民。而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致他们根本不可能依照《劳工法》的要求去雇佣工人。
事实上许多雇主都违反了该法案。《劳工法》带来了巨大痛苦，也延缓了工资的上涨，跟所有违背经济规律的法规一样，它也没有实现其目标。最后，在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它几乎将英格兰拉入完全混乱的状态。欧洲大陆的人们也遭受了瘟疫所带来的苦难，但其社会发展的步伐却跟英格兰并不一致。英格兰在14世纪末就基本实现了大部分劳动力的自由化，而当时欧洲大陆还处于封建的领主—农奴阶段，它们要到下个世纪才完成这个过程。后来的都铎王朝在大扩张和海外帝国的缔造初期更是将英格兰人塑造成了一个自由的民族，这一点对英格兰和全世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黑暗时期的新思想
14世纪，尽管战争不断，瘟疫也接踵而来，但它绝非是某些人描绘的黑暗时期。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思想创新都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并为后人指明了发展方向。大约在1350年，变化就已开始。
14世纪初，在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最为流行的书籍就是法语版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但在1356年，著名的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爵士结束了他在全世界据称是长达三十四年的旅行。不久之后，每个人都在读他的游记。这是第一本真正富有想象力的英语游记文学著作，并对英语文体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尽管曼德维尔声称这本书是对其在近东、印度和中国旅行的描述，但实际上似乎是很多其他著作内容的汇编，有些甚至还是法文书籍。不管怎样，它还是打破了封建制度和教会的禁锢，标志着游记文学的开始。而爱好旅游也是英国人的重要特性。
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的作品虽然宗教色彩浓厚，但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民主精神。他强烈谴责当时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强调了所有优秀英格兰人应具备的三样品质：诚信工作，自由精神，（与人交往）诚实公正。
从工人阶级兴起这个立场来看，尤其重要的著作是兰格伦（Langland）的长篇寓言《农夫皮尔斯》（Vision of Piers Plowman）。这本书的多个译本和很多版本，可能还经过他人润色。兰格伦本身并不想改变社会秩序，而只是想通过改善个体生活来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他的著作却是英格兰社会改革著作的鼻祖，也因其故事来源于平民而知名。在阅读还是一样罕见技能的时代，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诗歌是如何流行起来并获得广泛影响力的。诗歌的流行和影响力，也让它成为当时一股鲜活的力量，而不再是只有后来的古文研究者和文学编年史学者才感兴趣的对象。这部著作描述了一趟对真理圣地的朝圣之旅，并混合了人类和寓言人物。该书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个后来成为像基督那样的圣人的领袖，并不是教士，也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一个农夫。事实上，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从平民大众的视角去看待和批判世界。
我们稍后还会谈到威克里夫（Wyclif）的宗教活动，不过，在中止平民这一主题前，我们可以先讲讲威克里夫对新思想的贡献。
我认为将威克里夫的财产观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确有点过了。
但他的财产观的确又是与教会和封建制度相斥的——尽管他使用了封建制度里最高领主这一概念。不过，威克里夫所说的最高领主，指的是上帝。威克里夫认为每个个体都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而不是像封建制度下通过从国王到农奴这一链条逐层发生关系的。
由于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垂青，威克里夫认为个人财产及对他人的政治权力只能归属于那些遵守《新约》四福音书的法则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又必须为其同伴们提供服务作为回报，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其财产或是位置提供合法性支持。此外，威克里夫还认为，正如正直不可能由父亲馈赠或遗留给儿子一样，财产和权力也不能这样馈赠或是遗传。
尽管威克里夫小心翼翼地补充说明了任何人都没有只因觉得他人不正直就夺取他人财产的权利，但此类观念的颠覆性影响还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可能正是他理论中的这一方面为他暂时赢得了兰开斯特公爵及其他人的强有力支持。这些人正渴望夺取教会并获得教会的巨额财产。与此类追求少数人的自私利益形成对照的是，诸如兰格伦和威克里夫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穷苦大众的影响，标志着英格兰生活和思想中新要素的产生。
教会在大众心中已经失势，尤其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教皇分别在罗马和阿维尼翁设立法庭并分庭抗礼的那半个世纪里。英格兰反对那些教皇强加给他们的外国主教，这些人甚至都没有教会职位而只是其亲信。他们还在英格兰法院提出上诉，反对阿维尼翁教皇及其苛捐杂税，尤其是约翰一世之前为了获得教皇承认而答应以家臣身份每年上供的那一千马克。爱德华三世自1333年之后就不再支付这笔款项了，而威克里夫的教义也支持爱德华的这一行动。
在促使将《圣经》首次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威克里夫在很多工作上都亲力亲为，甚至还为后来的新教和民主奠定了基础。通过依附于他的那些“穷教士”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宣讲，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成为了他的信徒。他们也被称为威克里夫派教徒，或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后来的一些神学教义，如否定圣餐变体论、反对出售赎罪券、反对为民众葬礼上的祈祷收费等，让部分信徒不再追随他，也让他成为教会的直接反对者。不过，尽管遭受迫害，威克里夫派并没有被扑灭；相反，这一运动一直持续着，并最终融入更为总体性的宗教改革。
在那时，让英格兰教会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努力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或是突如其来的冲动了。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反对罗马教廷的运动有着相当大的推动力。他们通过法令来抵制罗马教皇任命圣职的制度，拒绝向任何国外法庭其实也就是教皇法庭上诉，主教不可以担任政府官员等。教会的堕落、某些人敛财的欲望、教会不再服务社区、劳动阶级对教士的懒惰和奢侈的厌恶等更是助长了反对教士和教皇的情绪。而由战争滋生的强烈的反法情绪，也自然延伸为对生活在法国的法国大主教以及那些支持法国、反对英格兰利益者的厌恶。
新思想就像酵母一样正在社会结构里发酵，而这个社会结构还没有稳固到能够承受这一强大而突然的张力的地步。与其他原因一起，这些新思想将要产生的张力，不仅会让英格兰陷入彻底混乱，而且还可能导致大幅倒退。过于急速的发展似乎总是这样。
瓦特·泰勒起义
理查德，一个十岁的小孩，在爱德华三世去世后被拥戴为王，是为理查二世。一个新的咨议院以年轻国王的名义对国家进行治理。理查德的叔叔兰开斯特公爵，由于太不受欢迎而未能成为摄政者。尽管此时战胜法国并赢回爱德华三世丢失的领地的可能性要比爱德华时代小很多，但战争还是重新打响了，不过都无果而终。甚至像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这样能够舒缓灾难和对国家资源徒劳浪费的虚假辉煌都没有过。在议会投票决定前，政府就不断加重税赋。那些稍微了解国家事务的人希望他们被重税所榨取的钱财能够被更加有效地利用，但事实正相反；而绝大部分英格兰大众只是知道那些毫无捷报的年月正在越来越多地消耗着他们的钱财，他们的批评和焦躁不安也日益增加。事实上，整个民族都对这一让人绝望的战争的持续负有责任，但与寻找未能成功的真实原因相比，寻找替罪羊总是比较简单的。那些被认为管理不善的大臣就成为替罪羊并被免职。
1380年，佛兰德斯由于陷入内战，从而影响了英格兰羊毛的出口。英格兰的海关税收也大幅减少，军队的工资也由此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国王的珠宝被拿去典当，而如果未能赎回的话就会被没收。当议会向国王咨询最少需要多少钱时，考虑到“大众已经相当穷困”，国王报的数字是十六万英镑——其购买力是现在同等金额的十二倍。
人头税已经存在好些年了，并在1379年针对不同群体分了等级，但其等级区分却是极其荒谬的。如一个农民需交四便士，而兰开斯特公爵这个整个王国中最富有、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却只需交六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
1380年，农民上缴的税款增加了不止三倍，且大于十五岁的未婚青年也需要缴纳人头税。
1381年的课税就更加恐怖了。议会满足了大法官的要求，同意加收十万英镑的人头税——前提是“拥有王国内第三大领地”的教士补足剩余的部分，也即六万英镑。可能是为了避免更糟糕的没收充公，教士们多少让人意外地同意了。这样，议会也继续征收人头税。这条法规其实是极其不公平的，并导致了全英格兰范围内的虚报。从上报的数字来看，英格兰的成年人口在五年内从超过一百三十三点五万人锐减为不到九十万人。
但各类不满、怨恨早已积聚多时。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上一代人的黑死病所带来的恶果，而现在，英格兰各地区的地主及其隶农、雇工、佃农之间一直都有争吵和龃龉。事实上，源自非常经济境况的、充满仇恨的斗争已经呼之欲出。不过，不同地区的情况各异，甚至各个庄园也不一样。《劳工法》尽管几经修改和重新制定，试图对工资上升幅度和物价进行控制并对违规者处以重罚，但也不起作用。
争论的各方都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地主们认为他们是在为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而战，而其他阶级则相信他们所要求的都是他们应得的权利。城镇里也存在诸多令人感到不满的根源。
在一些教士做领主的城镇，居民觉得他们享受不到世俗领主管理下的城镇居民所能够享受到的特权，因为教士根本跟不上时代所要求的变革。在另外一些城镇，普通市民和控制着地方政府的富豪家族的小寡头之间充满着仇恨。在其他一些城镇，尤其是比较大的城镇如伦敦，行会系统里的雇主和雇工间已经出现了斗争；甚至还存在对外国商人的抵制，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外国商人正在榨干英格兰的现金，使得现金稀缺进而降低工资。尽管早先的历史学家已经强调了宗教上的不满，不过在即将爆发的反抗中，宗教上的不满似乎都可忽略不计了。
尽管在英格兰境内有很多起义和暴动，但缺乏统一领导和一致行动。起义，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实际上都是上述各种原因的结果，且被难以承受的新人头税所突然触发。这个人头税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以其最为著名的地方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的“瓦特·泰勒起义”，是英格兰历史上最短的、最为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之一。它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许多独立起义的统称，而不是一次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的起义。我们无法将其全部载入编年史，只能简要描述下发生于伦敦地区的起义。
泰勒去到肯特郡后很快就成为义军首领，几乎兵不血刃就洗劫了庄园大宅，敲诈勒索，夺取了坎特伯雷。随后，他转往伦敦。
在途中，还有巡回鼓吹社会主义的布道者约翰·波尔（John Ball）以及很多其他人加入。地方当局和市议员已经意识到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同情、支持造反者，但已经无能为力；国王的咨议院将自己关在伦敦塔里，他们同样没有作好准备并陷入无助困境。从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来的暴徒曾在布莱克西斯驻扎，也正是在这里，波尔于6月13日对大众作了著名的布道，其中包含如下两段诗句：
当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的时候，
哪有什么绅士呢？
波尔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只有不公平和不道德才会导致出现社会阶层和财富的差异，他号召追随者消灭领主和律师。年轻的国王曾决定离开伦敦塔并亲自会见造反者以了解他们的苦难，但当他的小船驶近超过一万名暴徒的聚集地时，他在谩骂声中调转船头返航了。当天下午，一个市议员为暴徒们打开了伦敦城门，一段恐怖统治由此开启。
兰贝斯宫已经被洗劫，如今暴徒们正朝着全英格兰最为华丽的宅邸萨伏依迈进。萨伏依是富可敌国的兰开斯特公爵的府第，刚刚完工，里面藏有大量珍贵珠宝。这些珠宝均被抢走，房子也被烧毁。很多其他地方也被洗劫并被焚烧。纽盖特监狱和弗里特监狱被毁坏，而被释放的囚犯更是为暴徒们火上添油。
大约一天后，伦敦塔里的国王想要进行谈判，他带着一众随从骑马出来与以泰勒为首的造反者协商、会谈。国王承诺要进行诸多改革。不过，谈判最终失败，泰勒及其部分下属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伦敦塔。在那里，他们砍头处决了大主教黑尔斯、王室财务主管以及其他为普通民众所憎恨的人物。年轻的国王理查德成功逃出并去到他母亲的小宫殿沃德罗波。伦敦塔杀戮之后是更大规模的屠塔和焚烧，其中还有大约一百五十人甚至更多的外国人被砍头。第二天，国王再次决定亲自与暴徒谈判，并会见了他们的头领泰勒。为了杀死国王，泰勒突然发动袭击，这让他在暴徒们心目中的形象大为受损；此时也是起义最为关键的时刻。国王要暴徒们跟着他到北边相对开阔的地带，并骑马缓缓离开，没有人加以阻拦。在那里，国王与暴徒们谈了半个小时。这可算是他生命中极其危险的时刻了。
不过最后，忠诚分子和那些仍旧留在伦敦的人觉醒并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而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这样做的话，他们老早就能挽回局势了。大约有七千人站出来保卫国王，他们还包围了造反者，并想将他们全部消灭。不过，理查德还是让造反者安全离去。当泰勒的人头被送到理查德马前的时候，十四岁的理查德知道自己已经征服了造反者。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理查德重新获得了其父亲的遗产和整个英格兰王国。不过，理查德后来造成的灾难与孩童时期的能干和勇敢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事实的确如此。在那三十天里，英格兰的整个社会结构都处于解体的危险边缘，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国王挽救了整个国家。当时的政府宽大仁慈，只有不到两百人被判死刑。后来在下议院的要求下，政府还赦免了大部分人的刑罚。
在造反派的威胁之下，国王同意在全英格兰废除农奴制；隶农也获得了自由，每年向领主支付每英亩四便士的租金；对贸易价格的限制也被废除；其他被民众怨恨的措施也得到纠正。宪章随后被取消，但在很多地方劳动阶级都保留了副本，并以此作为努力奋斗的理想。不过，革命一直未能实现目标。而隶农制度及其他饱受诟病的制度在下一世纪消失，也主要归功于缓慢而自然的经济原因。资产阶级受到强大冲击的直接结果就是让他们变得比那些下层民众更加宽容、仁慈。叛乱固然不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两个特性将在英格兰日益显现。与欧洲大陆的同类叛乱不同，即使是英格兰最为偏远地区的叛乱也极少发生流血事件——除了在伦敦这个诸多不利因素聚集之地有短暂的残暴和死了一些人以外。而且，这也表现了英格兰人追求妥协和协商的高贵品质。
理查德与泰勒的商谈也正是建构英格兰的那股妥协力量的象征。
在英格兰，没有军队去围剿已经败退的叛乱者，也没有对自由演讲的镇压，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商谈。
第二年，国王理查德结婚并重新发动了对法战争。此次远征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还让法国得到了佛兰德斯，直接危及英格兰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法国舰队还驶近英格兰海岸，随时可能登陆入侵。而对苏格兰的进攻，虽然烧了爱丁堡，但除了增加敌意外再无其他建树。国王还封赏了许多贵族，并将约克公爵爵位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爵爵位授予他两个最小的叔叔。
总之，英格兰的情况可谓一团糟，民众也渴望变革。
在兰开斯特公爵前往西班牙并试图夺取王位时，格洛斯特公爵成为反对其年轻侄儿的首领——尽管他的侄儿赏赐给他爵位和权力。他控制下的议会要求检举理查德的大臣，并要求成立摄政委员会来管理国家一年时间。在此期间，英格兰赢得了异常漂亮的海战，战胜了由西班牙人、法国人和佛兰德斯人组成的联合舰队。但受到惊吓的理查德唯恐摄政委员会永远监禁他，因而想逃脱。不过，他的格洛斯特叔叔和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诺丁汉伯爵、沃里克伯爵、德比伯爵等人所组成的反对国王的力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中的德比伯爵还是理查德的堂兄、兰开斯特公爵的儿子。理查德的五名主要顾问被议会判处死刑，不过其中有三人逃脱了。尽管理查德仍是国王，但格洛斯特公爵已经大权在握。
第二次努力则要成功许多。理查德已经向格洛斯特公爵和其他四个伯爵这些“君主上诉人”（Lords Appellant）屈服。但根据长期以来的经验，与一个专制国王相比，民众更加害怕几个封建领主独霸大权。这些领主们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在1389年5月召开的全体委员会里，理查德突然向其格洛斯特公爵叔叔咨询自己的年龄，当格洛斯特公爵告诉他是二十二岁时，理查德提出自己已经足够大了并要亲自管理国家事务。这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理查德立即接管了政府并解散了摄政委员会。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依照宪法与议会共同管理国家，没有向任何人采取报复措施，甚至是对格洛斯特公爵也没有。他还马上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一项英明但不受欢迎的政策。在1396年，英格兰与法国休战二十八年后战事重开。
突然，国王变得性情古怪、难以捉摸。富有、精力过人、野心勃勃的格洛斯特此时似乎再次密谋反对其侄儿。不管怎样，理查德逮捕了格洛斯特公爵，以及嫌犯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
他们在议会接受控诉。结果是，沃里克被驱逐，阿伦德尔被处死，格洛斯特被关入加莱的监狱。格洛斯特在监狱里被谋杀，这显然是理查德指使人干的。
理查德的下一步计划是在什鲁斯伯里而不再是伦敦召开议会。
理查德还成功地让自己的支持者进入议会，并占据了议会的所有席位。这个特别议会宣布，鉴于之前那个“无情议会”居然成立“君主上诉人”来控制国王，其所通过的全部法案都是无效的。议会还宣称没有任何法律能够用来管束国王。不仅如此，理查德将其权力委托给由十八位支持者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十二人是领主，六人是平民。这样，理查德摆脱了所有的宪法约束，并将议会统治变为个人独裁。
不管理查德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疯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他就是疯了。他驱逐了德比伯爵。但这之前他还将德比伯爵封赏为赫里福德（Hereford）公爵、诺丁汉公爵和诺福克（Norfolk）公爵。他到处勒索钱财，甚至要国民同意空白“支票”，这样他就可以在空白处填上任意数字。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危险正在危及当时的和平，那就是我们前面业已指出的侍从传统，即贵族家里收留了大量仆人。理查德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威胁珀西（Percy）父子，并将强大的诺森伯兰伯爵及其继承人放逐到他们在苏格兰边境上的领地，让他们在那里感喟人生。兰开斯特公爵死后，理查德没收了他的巨额财产——从其合法继承人赫里福德伯爵那里抢了过去。
教士们也越来越没有之前那么舒坦了。威克里夫教派的教士在全国上下四处宣讲教会财产充公对国家的好处。尽管普通信徒一般不支持这种做法，但他们越来越渴望在所有方面都与教皇断绝关系——除了神学教义。这样，教会与国王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因为国王并不明白教义对教会自身的重要性。
这样，理查德也就将自己放在所有群体的对立面。最强大的贵族，也担心被放逐、处死或资产没收，这种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手握英格兰地方统治权的骑士反对议会的压制。教会也担惊受怕，且其敌意也与日俱增。除了少数几个亲信外，国王已被所有人厌憎，他居然还愚蠢地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征爱尔兰——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出征——留下他的叔叔约克公爵摄政。
被放逐且被剥夺财产的赫里福德公爵，如今因为其父亲兰开斯特公爵的去世而在约克郡的海岸登陆了。不久之后，珀西父子和其他人也加入行列，甚至还包括理查德国王的摄政王叔叔约克公爵。理查德匆忙赶回威尔士，却发现下属都跑光了。他独自躲在康韦城堡里，承受着整个王国的反对。兰开斯特引诱理查德说他还会是国王，而自己只是帮他治理国家。不过，兰开斯特很快就撕掉了这个伪装，而理查德也被关在了伦敦塔里。
1399年，理查二世签署了逊位书。虽然后来的新议会正式罢免了理查二世，并正式宣布兰开斯特为亨利四世。而在血缘上更加接近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年轻的埃德蒙德·莫蒂默——对王权的索求主张就被撇在一旁了。亨利四世假意尽力质疑埃德蒙德的王权诉求，说埃德蒙德的曾祖父埃德蒙德、亨利三世的次子，事实上是长子，而非爱德华一世。
这个说法极其荒谬、错误，但很有意思。这表明尽管一个新国王获得了王位，也需要通过议会选举来为其王位正名。在一小段时间里，尽管理查德已是阶下囚，不过他仍是密谋夺权者的中心。随后他被转移到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在一次支持理查德的小规模叛乱失败之后，理查德死于1400年。几乎毫无疑问，他是在亨利四世的授权下被谋杀的。国家由此陷入骚乱，而且很多人声称理查德事实上并没有死。这个谣言给继任者亨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以致他不得不将理查德的尸首放在圣保罗大教堂示众两天，不过，只露出脸部。至于理查德究竟是怎么死的，人们一直不得而知。
在专制的理查二世离奇去世的同一年，还有一个人也去世了，那就是杰弗里·乔叟。与理查德这个独裁者的坟墓相比，乔叟的坟墓就小得可怜了。但现今很多人却认为，理查二世只是莎士比亚戏剧里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角色。杰弗里·乔叟是一个伦敦酒商的儿子，属于中产阶级。抛开其留下不朽诗歌而谈，乔叟这个人的生活并无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爱德华三世的儿子莱昂内尔家里干活；一段时间后，当格洛斯特掌权时，他又为格洛斯特服务。似乎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都喜欢他，他从这两人那里获得工作和养老金。不过，他在晚年还是穷困潦倒，直到亨利四世接济才有所好转。他与法军交战过，在派驻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使团里任过职，深入体验过很多地方的生活。
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诗歌也是相当受欢迎的，并影响了后一代英格兰人的写作方式。随后大约两个世纪里，在他那一领域，没人能够超越他，直到伊丽莎白的文艺复兴时代。所有民族的文学史自然都有很多影响着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物。有些人被记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重要，而只是因为他们比他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强一点。乔叟则不属此类。尽管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古典词汇，但在将近六个世纪后，人们仍然在阅读他的作品。人们之所以阅读他的作品，是因为可以从中感受到欢愉，而不是出于好古癖。
由于他的语言表达比较跳跃，很多人阅读他的作品时感到不好理解。他的用词与我们今天所讲的语言差不多。我们之前已经提过法语已被所谓“moder tunge”[13]的本土英语取代，但其中还有很多乡下人所使用的方言土语。英格兰中东部地区的语言是莎士比亚和今日英格兰所使用的语言的原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盛行于伦敦以及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大学城，还因为它是乔叟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威克里夫翻译《圣经》时使用的语言，也是后来的卡克斯顿（Caxton）[14]在印刷时所使用的语言。这样，它也就成了纯正英语的标准，而其他方言就被当成是粗野的、地方化的变种。乔叟的作品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分别体现着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影响，其中英语的影响更是贯穿其后期的作品。在那个时期，故事诗是富有想象力的文学手段，但乔叟远不止于此，他对人物的描述、对自然和美丽的热爱、对所有人的兴趣、他那无处不在的幽默，都相当杰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诗人。如果他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话，他完全有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戏剧家；而如果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话，则会是一名伟大的小说家。
在那么多作品里，现在仍最受欢迎的那篇长诗或说是故事集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伦敦相遇而后一起出发到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圣坛朝拜。
在途中，他们每个人依次讲一个故事以消磨旅途的单调乏味。在序言里，乔叟就介绍了那些朝圣者，并用无法模仿的手法来介绍他们。如“极其亲切的骑士”、“如5月份天气般清爽宜人的”乡绅、“极富良知和情感的”女修道院院长、热衷于学习和讲授的学者、贫穷但“知识渊博的”乡村教区长，以及其他各类人物。这就好像是在上演中世纪末期的社会生活盛装游行秀。这的确是一个时期的终结。接下来是令人不快的都铎王朝的三代统治，以及现代世界的开始。
在这个时期，现代世界本来似乎都已是含苞待放：议会的权力壮大，尽管有时会被用来干坏事；彻底摆脱罗马的影响；宗教改革的曙光初现；乔叟开创了现代文学。但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一样，英格兰还是发展过快了，还残留一些危险的因素需要被消除。一个更加有序的国家的发展，还是需要以健全、健康的成熟为基础。
